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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但参加1977—1978年高考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些发生在考试前后、考场内外的往事，至今记忆犹新！
我是1978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学就讀于湘潭县碧泉公社五七中学。高一时，我为逃避“开荒”劳动，自告奋勇躲在家为学校“编造”了一个《杂交水稻就是好》的剧本，竟在全区文艺汇演中得了一个“创作奖”。从此，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刮目相看，尤其是当时的校长吴俊熙老师，更是对我满怀希望，因此，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充满信心地为我报了考，并报的是“文科”。
但当时我高中还只读了一年多一点，是在没有得到任何考前辅导和阅读任何学习资料的情况下应考的，好在考场就设在我们学校，只是高考的那几天将“课堂”变成了“考场”。
当时是由各省独立命题。老实说，湖南1977年的高考题虽然在全国来讲算比较难，但以现在的眼光看，却是一点也不难的，只是那时的我，基础实在太差，答题结果可想而知。记得有“唐朝3个最著名的诗人是谁”和“李时珍的代表著作是什么”等题我都不会，拼音由于我们这一届没学，根据拼音写出汉字的那道题我也没答，只有古文翻译等题，凭自己的理解勉强做了些解答（其实此前我也从未接触过古文）。不过，我当时并未抱多大希望，只是试一试而已，就当是“练兵”，也算是对自己前段学习做了一次检验，让我明白了我的知识原来是那样的贫乏！
恢复高考，对有志青年来说，真是久旱逢甘雨，让埋藏的种子有了发芽的机会，让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脱颖而出。因此高考政策一出，所有“够条件”的人一拥而上，全来报名，但那时更多的恐怕还是像我一样抱着试一试、“撞大运”心态的考生，也就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又因为是第一年，无论是考生，还是组织者，以及管理者都缺乏经验，因此，1977年的高考，考生来源最复杂，考场气氛应该是最轻松、最具喜剧色彩的，考场“状况”迭出，尽现奇葩！
大学期间作者（站立者）与张健（现任湖南省工商联主席）在校园留影
记得第一场考试是考政治，在我埋头答题约十几分钟后（估计时间，那时考场无时钟，考生更无记时工具），听到窸窸窣窣像老鼠啃噬的声音，我抬眼扫了一下，原来是我斜对角的一位女生正在嗑葵花籽，大概是因为不会答题，就以这种方式来排遣烦闷，好在她尽量控制声响，而监考老师也不阻止，任其将身上所带的葵花籽嗑光，桌上堆了一大堆的壳。而考历史地理时，我发现居然有人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一直睡到那场考试到点，监考老师也不去打搅他，就让他去做那“考大学的梦”。还有些考生让人哭笑不得：每场考试结束后，大家都要聚在一起交流交流。数学考试结束后，就有一群人在议论，有人说题目好难，答不上、做不出，其中有一个考生却语出惊人：“这题目有什么难！”闻此言，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以为羊群中还隐藏着白马，可他接着说：“比如那个题目，求∠A的值，这还不简单，我用量角器一量，34度！”众人一听，哄堂大笑，他也许意识到了什么，便灰溜溜地走开了。
不过，那时虽然考场设施简陋、考生五花八门，但考试却是公平和成功的！大家都纯朴而诚实，也就无需那些“高科技设备”作弊了。而且，压根就没有人作弊，甚至可以这么说，我们那时根本就没有人去想作弊，因为大家都守底线、知荣辱！不会，就认了！宁愿在考场睡觉成为笑柄，也不去干那“偷鸡摸狗”丧失人格的事！
我当时的高中班主任老师与我“同场竞技”，他是我们全公社一致看好的考生，但结果却令人失望，他竟与我一样——名落孙山了 （1978年他又同样与我参加考试，我录取了，他依然没考上） ！所以，高考第一年，我们公社除有两人考上中专外（中专与大学是分开考的），别的一无所获。
时至1978年，高考受到我们当地学校及师生的高度重视。由此，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学习，甚至可以说从此改变了教育的方向！我所在的射埠区决定在全区所辖的各公社中学选拔一批“尖子生”组成 “重点班”。通过考试，我有幸进入了这个由49人组成的、设在湘潭县第八中学的“区重点班”学习。当时把全区各学科最好的老师都抽调到这个班任教，学生们学习之刻苦自不必说！举个例子吧，快结业时，正是大热天，有一个姓龙的同学为了争分夺秒，竟然坚持了13天不洗澡。但那时我的心态仍比较轻松。在高考前，学校以极简便的方式为我们办理了高中毕业手续后，放了几天的假，这几天，我不是复习功课，更不是去玩一玩放松下心情，而是回家去“卖苦力”，参加生产队的“双抢”，晚上扯秧，白天插田、扮禾。那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让人精疲力竭，容不得你去思考半点学习上的事。
1978年的高考在最热的“三伏天”里进行，考场秩序已经很规范。与1977年相比，考题的难度要大得多，尤其是语文，大家都一致叫“难”！公布成绩时，语文达到60分及格分的考生很少，而我却得了71分，化学让我得了87分的高分，遗憾的是一直为我强项的数学却遭遇了“滑铁卢”，居然只有49.5分，其中有一道平面几何题是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的，我在考试时却怎么也记不起来，在与它纠缠了好久后，仍然未能解出，不仅耽误了时间，还让人心情非常的懊恼，所以弄成了这样的结果。
考试结束后，我便回到家里，在生产队搬起了红砖。一天，邮递员通过大队支书找到我，说高考成绩出来了，我被“初取”了（即上了录取线），要我快去填志愿。这让我欣喜万分。
第二天一大早起床赶到公社驻地，接待我的公社文教专干不是别人，正是曾对我寄予厚望的原中学校长吴俊熙老师。从他慈爱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他的欣慰！但他只是平静地说：“你来啦，志愿我帮你选好了，第一志愿湖南农学院，第二志愿湖南林学院……你看咋样？”我说：“我相信老师，就按您的意思填吧！”其实，后面复查分数时（那时全为人工阅卷、手工计分，故对每一份考卷有一个统一的复查），我被增加了12.5分，总分已经上了340分的重点本科录取线了，但那时认为只要能“跳出农门”、吃上“国家粮”就行，家里也无读书人，哪懂什么选择学校与专业，公社也为了万无一失，选择了最“保险”的方略。于是，我被湖南农学院（现湖南农业大学）植保专业录取，成为全公社恢复高考后3年中唯一被大学本科录取的考生（因1979年亦无考取本科的，只有两人被大专学校录取），成就了本人一个小小的荣耀，也算为家乡争了点光，同时还制造了一个“徒进师未进”的笑谈！
我是1978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学就讀于湘潭县碧泉公社五七中学。高一时，我为逃避“开荒”劳动，自告奋勇躲在家为学校“编造”了一个《杂交水稻就是好》的剧本，竟在全区文艺汇演中得了一个“创作奖”。从此，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刮目相看，尤其是当时的校长吴俊熙老师，更是对我满怀希望，因此，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充满信心地为我报了考，并报的是“文科”。
但当时我高中还只读了一年多一点，是在没有得到任何考前辅导和阅读任何学习资料的情况下应考的，好在考场就设在我们学校，只是高考的那几天将“课堂”变成了“考场”。
当时是由各省独立命题。老实说，湖南1977年的高考题虽然在全国来讲算比较难，但以现在的眼光看，却是一点也不难的，只是那时的我，基础实在太差，答题结果可想而知。记得有“唐朝3个最著名的诗人是谁”和“李时珍的代表著作是什么”等题我都不会，拼音由于我们这一届没学，根据拼音写出汉字的那道题我也没答，只有古文翻译等题，凭自己的理解勉强做了些解答（其实此前我也从未接触过古文）。不过，我当时并未抱多大希望，只是试一试而已，就当是“练兵”，也算是对自己前段学习做了一次检验，让我明白了我的知识原来是那样的贫乏！
恢复高考，对有志青年来说，真是久旱逢甘雨，让埋藏的种子有了发芽的机会，让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脱颖而出。因此高考政策一出，所有“够条件”的人一拥而上，全来报名，但那时更多的恐怕还是像我一样抱着试一试、“撞大运”心态的考生，也就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又因为是第一年，无论是考生，还是组织者，以及管理者都缺乏经验，因此，1977年的高考，考生来源最复杂，考场气氛应该是最轻松、最具喜剧色彩的，考场“状况”迭出，尽现奇葩！
记得第一场考试是考政治，在我埋头答题约十几分钟后（估计时间，那时考场无时钟，考生更无记时工具），听到窸窸窣窣像老鼠啃噬的声音，我抬眼扫了一下，原来是我斜对角的一位女生正在嗑葵花籽，大概是因为不会答题，就以这种方式来排遣烦闷，好在她尽量控制声响，而监考老师也不阻止，任其将身上所带的葵花籽嗑光，桌上堆了一大堆的壳。而考历史地理时，我发现居然有人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一直睡到那场考试到点，监考老师也不去打搅他，就让他去做那“考大学的梦”。还有些考生让人哭笑不得：每场考试结束后，大家都要聚在一起交流交流。数学考试结束后，就有一群人在议论，有人说题目好难，答不上、做不出，其中有一个考生却语出惊人：“这题目有什么难！”闻此言，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以为羊群中还隐藏着白马，可他接着说：“比如那个题目，求∠A的值，这还不简单，我用量角器一量，34度！”众人一听，哄堂大笑，他也许意识到了什么，便灰溜溜地走开了。
不过，那时虽然考场设施简陋、考生五花八门，但考试却是公平和成功的！大家都纯朴而诚实，也就无需那些“高科技设备”作弊了。而且，压根就没有人作弊，甚至可以这么说，我们那时根本就没有人去想作弊，因为大家都守底线、知荣辱！不会，就认了！宁愿在考场睡觉成为笑柄，也不去干那“偷鸡摸狗”丧失人格的事！
我当时的高中班主任老师与我“同场竞技”，他是我们全公社一致看好的考生，但结果却令人失望，他竟与我一样——名落孙山了 （1978年他又同样与我参加考试，我录取了，他依然没考上） ！所以，高考第一年，我们公社除有两人考上中专外（中专与大学是分开考的），别的一无所获。
时至1978年，高考受到我们当地学校及师生的高度重视。由此，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学习，甚至可以说从此改变了教育的方向！我所在的射埠区决定在全区所辖的各公社中学选拔一批“尖子生”组成 “重点班”。通过考试，我有幸进入了这个由49人组成的、设在湘潭县第八中学的“区重点班”学习。当时把全区各学科最好的老师都抽调到这个班任教，学生们学习之刻苦自不必说！举个例子吧，快结业时，正是大热天，有一个姓龙的同学为了争分夺秒，竟然坚持了13天不洗澡。但那时我的心态仍比较轻松。在高考前，学校以极简便的方式为我们办理了高中毕业手续后，放了几天的假，这几天，我不是复习功课，更不是去玩一玩放松下心情，而是回家去“卖苦力”，参加生产队的“双抢”，晚上扯秧，白天插田、扮禾。那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让人精疲力竭，容不得你去思考半点学习上的事。
1978年的高考在最热的“三伏天”里进行，考场秩序已经很规范。与1977年相比，考题的难度要大得多，尤其是语文，大家都一致叫“难”！公布成绩时，语文达到60分及格分的考生很少，而我却得了71分，化学让我得了87分的高分，遗憾的是一直为我强项的数学却遭遇了“滑铁卢”，居然只有49.5分，其中有一道平面几何题是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的，我在考试时却怎么也记不起来，在与它纠缠了好久后，仍然未能解出，不仅耽误了时间，还让人心情非常的懊恼，所以弄成了这样的结果。
考试结束后，我便回到家里，在生产队搬起了红砖。一天，邮递员通过大队支书找到我，说高考成绩出来了，我被“初取”了（即上了录取线），要我快去填志愿。这让我欣喜万分。
第二天一大早起床赶到公社驻地，接待我的公社文教专干不是别人，正是曾对我寄予厚望的原中学校长吴俊熙老师。从他慈爱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他的欣慰！但他只是平静地说：“你来啦，志愿我帮你选好了，第一志愿湖南农学院，第二志愿湖南林学院……你看咋样？”我说：“我相信老师，就按您的意思填吧！”其实，后面复查分数时（那时全为人工阅卷、手工计分，故对每一份考卷有一个统一的复查），我被增加了12.5分，总分已经上了340分的重点本科录取线了，但那时认为只要能“跳出农门”、吃上“国家粮”就行，家里也无读书人，哪懂什么选择学校与专业，公社也为了万无一失，选择了最“保险”的方略。于是，我被湖南农学院（现湖南农业大学）植保专业录取，成为全公社恢复高考后3年中唯一被大学本科录取的考生（因1979年亦无考取本科的，只有两人被大专学校录取），成就了本人一个小小的荣耀，也算为家乡争了点光，同时还制造了一个“徒进师未进”的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