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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三五”时期是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而文化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全面引领、境界提升的作用。“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文化发展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市场机遇，将在全球文化市场中产生“中国主场效应”。如何抓住机会，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影响力是“十三五”期间需要思考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十三五” 时期 文化产业 文化市场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当前正处在现代化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转折期，文化发展面临重大市场机遇，也将在全球文化市场中产生“中国主场效应”，即我国将从“创意进口”、“成品出口”时代走向“创意出口”、“成品进口”时代。但是我国目前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建设仍将有一定阻力，已经出台的政策能否落地，并且形成长效的体制机制，还有待观察。
制定“对外文化发展战略”，克服我国全球发展战略中的“文化短板”
本世纪初中国主动推出的“文化走出去”，取得了一定业绩。但毋庸讳言，我国“文化走出去”在实施层面有个与国内文化建设类似的通病：将文化交流活动等同于“外宣”，重视政府的直接推动作用，忽视对民间-民营主体的政策支持；只关心硬件建设，忽略效应评价；只问是否走出国门，不问是否入脑入心；一句话，只关心外延性增长指标，不关心其内涵性的真实影响力。因此，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全球发展战略中的一块“短板”。文化影响力的根本特性就在于“直指人心”，因此，中国对外文化战略应以赢得域外民心为旨归，简单地说就是要赢得域外民众对中国的好感。
开展价值观对话，克服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中的“价值缺位”
如何赢得域外民心，如何赢得域外各阶层人群的好感，这是构建中国对外文化战略时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而赢得人心的根本在于价值观的认同。克服我国对外发展战略中“文化短板”的关键在于克服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中的“价值缺位”。
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国家或“文明型国家”，就要积极寻求与域外民众共同构建“可分享价值”（Shareable Value）。“可分享价值”可以形成最广泛的共识，为世界各国以历史资源为依托，通过渠道多样、内容广泛的国际交流而达成新的全球治理框架提供极大的可能性。这种“可分享价值”的提出可以视为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普世价值”构建，从而成为新一轮全球化主导国家的关键性举措。
提出“文化治理体系”方案，克服文化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建设”瓶颈
当前，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已经成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新途径。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呈现出了一条从“办文化”到“管文化”，又从“管文化”到“治理文化”的逻辑路径。我国传统的文化管理体制是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自己办文化的体制，2003年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启动了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转变。但是，管理文化意味着使用一种普遍去差异化的标准、以及行政-中心化的系统来规范和管理文化领域的各种活动。显然这种做法很难有效应对文化领域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从文化管理走向文化治理应成为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必然趋势和方向。
从具体措施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提出要“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这是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我们认为，政府职能转变必须将政府职能转交作为配套政策，“十三五”时期应该将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作为承接政府职能转交，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突破口和主要抓手。
开放思想市场，鼓励包容创新
以“顶层设计”推动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开放思想市场，鼓励包容创新。如果说“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是“十三五”时期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总的指导方针的话，开放思想市场，鼓励包容创新就是落实这一指导方针的关键环节。因此，开放思想市场是“十三五”时期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
“思想市场”一词不应该做狭义理解，“现代文化市场”本质上是个“思想市场”，因为文化产品和服务本质上是“精神文化产品”，内容创意是一切文化生产活动的源头和关键环节，只有思想的价值才是文化产品真正的内容。搞清楚了思想市场只不过是文化市场的另一种表述，就可以为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开辟出一条新路。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文化产业既有商业属性又有意识形态属性，商业属性是普遍的，意识形态属性是特殊的，因此要将文化管理体制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去。现在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实际上是其文化属性的一部分，在文化产品普遍具有的“文化价值”中，只有很少的部分与“意识形态”有关，需要专门做出制度性安排加以管理。
深化国有文化企业改革，全面推动创意、创新、创业
“十三五”时期我国将进入一个以文化市场环境建设进一步推动文化企业全面、快速、健康发展的新阶段，国有文化企业的发展与改革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对于“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企业发展前景的基本展望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首先，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在文化投资和文化创新领域政府审批制度的革新，文化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将有明显改善，大大提高了我国文化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盈利性。其次，随着国有经营文化单位转制工作基本完成，在统一市场环境下的新一轮竞争必将展开，我国文化企业将出现全行业全方位的大规模兼并重组。第三，随着转企改制任务的基本完成以及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的全面深化，国家将进一步加强对内容生产的扶持，我国文化企业将迎来一个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百花齐放，创意、创新、创业竞相迸发的时期。
鼓励“跨界融合”：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与国民经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2014年3月14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标志着“跨界融合”政策正式推出，“十三五”时期将是文化创意产业与国民经济相关产业实现跨界融合发展的高峰期。
跨界融合首先是基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垂直融合，文化的资源、创意、生产、技术、资本、流通、消费等环节日益扁平化。其次是技术驱动下的行业融合，如传媒产业中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新媒体业等媒体行业的融合，传媒业与歌舞演艺、艺术品业、会展业等不同文化行业的融合。第三是文化产业与外部传统行业的融合，如与零售、金融等传统产业纵深跨界融合加速，产业边界日渐模糊。最后是文化创意元素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普遍融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关键词】“十三五” 时期 文化产业 文化市场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当前正处在现代化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转折期，文化发展面临重大市场机遇，也将在全球文化市场中产生“中国主场效应”，即我国将从“创意进口”、“成品出口”时代走向“创意出口”、“成品进口”时代。但是我国目前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建设仍将有一定阻力，已经出台的政策能否落地，并且形成长效的体制机制，还有待观察。
制定“对外文化发展战略”，克服我国全球发展战略中的“文化短板”
本世纪初中国主动推出的“文化走出去”，取得了一定业绩。但毋庸讳言，我国“文化走出去”在实施层面有个与国内文化建设类似的通病：将文化交流活动等同于“外宣”，重视政府的直接推动作用，忽视对民间-民营主体的政策支持；只关心硬件建设，忽略效应评价；只问是否走出国门，不问是否入脑入心；一句话，只关心外延性增长指标，不关心其内涵性的真实影响力。因此，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全球发展战略中的一块“短板”。文化影响力的根本特性就在于“直指人心”，因此，中国对外文化战略应以赢得域外民心为旨归，简单地说就是要赢得域外民众对中国的好感。
开展价值观对话，克服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中的“价值缺位”
如何赢得域外民心，如何赢得域外各阶层人群的好感，这是构建中国对外文化战略时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而赢得人心的根本在于价值观的认同。克服我国对外发展战略中“文化短板”的关键在于克服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中的“价值缺位”。
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国家或“文明型国家”，就要积极寻求与域外民众共同构建“可分享价值”（Shareable Value）。“可分享价值”可以形成最广泛的共识，为世界各国以历史资源为依托，通过渠道多样、内容广泛的国际交流而达成新的全球治理框架提供极大的可能性。这种“可分享价值”的提出可以视为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普世价值”构建，从而成为新一轮全球化主导国家的关键性举措。
提出“文化治理体系”方案，克服文化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建设”瓶颈
当前，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已经成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新途径。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呈现出了一条从“办文化”到“管文化”，又从“管文化”到“治理文化”的逻辑路径。我国传统的文化管理体制是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自己办文化的体制，2003年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启动了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转变。但是，管理文化意味着使用一种普遍去差异化的标准、以及行政-中心化的系统来规范和管理文化领域的各种活动。显然这种做法很难有效应对文化领域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从文化管理走向文化治理应成为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必然趋势和方向。
从具体措施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提出要“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这是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我们认为，政府职能转变必须将政府职能转交作为配套政策，“十三五”时期应该将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作为承接政府职能转交，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突破口和主要抓手。
开放思想市场，鼓励包容创新
以“顶层设计”推动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开放思想市场，鼓励包容创新。如果说“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是“十三五”时期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总的指导方针的话，开放思想市场，鼓励包容创新就是落实这一指导方针的关键环节。因此，开放思想市场是“十三五”时期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
“思想市场”一词不应该做狭义理解，“现代文化市场”本质上是个“思想市场”，因为文化产品和服务本质上是“精神文化产品”，内容创意是一切文化生产活动的源头和关键环节，只有思想的价值才是文化产品真正的内容。搞清楚了思想市场只不过是文化市场的另一种表述，就可以为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开辟出一条新路。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文化产业既有商业属性又有意识形态属性，商业属性是普遍的，意识形态属性是特殊的，因此要将文化管理体制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去。现在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实际上是其文化属性的一部分，在文化产品普遍具有的“文化价值”中，只有很少的部分与“意识形态”有关，需要专门做出制度性安排加以管理。
深化国有文化企业改革，全面推动创意、创新、创业
“十三五”时期我国将进入一个以文化市场环境建设进一步推动文化企业全面、快速、健康发展的新阶段，国有文化企业的发展与改革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对于“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企业发展前景的基本展望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首先，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在文化投资和文化创新领域政府审批制度的革新，文化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将有明显改善，大大提高了我国文化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盈利性。其次，随着国有经营文化单位转制工作基本完成，在统一市场环境下的新一轮竞争必将展开，我国文化企业将出现全行业全方位的大规模兼并重组。第三，随着转企改制任务的基本完成以及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的全面深化，国家将进一步加强对内容生产的扶持，我国文化企业将迎来一个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百花齐放，创意、创新、创业竞相迸发的时期。
鼓励“跨界融合”：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与国民经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2014年3月14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标志着“跨界融合”政策正式推出，“十三五”时期将是文化创意产业与国民经济相关产业实现跨界融合发展的高峰期。
跨界融合首先是基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垂直融合，文化的资源、创意、生产、技术、资本、流通、消费等环节日益扁平化。其次是技术驱动下的行业融合，如传媒产业中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新媒体业等媒体行业的融合，传媒业与歌舞演艺、艺术品业、会展业等不同文化行业的融合。第三是文化产业与外部传统行业的融合，如与零售、金融等传统产业纵深跨界融合加速，产业边界日渐模糊。最后是文化创意元素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普遍融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