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拜读刘强教授《四书通讲》之前，我刚看完一本书《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这本书的阅读体验让人非常压抑，因为它讲述了晚清和新文化运动以来整个中国主流知识界对传统的批判，以及要从家庭和人伦的角度彻底瓦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比如，康有为设想废除姓氏和家庭，以出生的某院、某室、某日为人的名称；张东荪希望废除家庭后让儿童和老人进行共产公养，斩断父子之间的亲情，就能瓦解“家庭的弊病”；蔡元培和胡汉民等人则对是否要保留姓氏、婚姻制度、家庭制度而进行严肃讨论，蔡元培主张废除姓氏后用其他“符号来代替”；甚至连吕思勉都认为，可以用“儿童公育”取代家庭和父母的功能与价值……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此之外，各种如梦呓一般疯狂的主张，在当时中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中如野草般蔓延。在这个氛围中，线装书应该被抛入厕中，连汉字都被视为负有原罪，更遑论担纲了“文以载道”承载体的经史之学了。
　　冯克利教授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以后开始大规模学习西方，但这个学习的时间节点非常不幸，因为1870年普法战争后的西方进入到一个糟糕的状态，普鲁士式的国家统治经济与军国强权的模式，逐渐替代了英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式旧欧洲。随之出现的，便是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義等各类现代激进意识形态。（冯克利：《我们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自晚清最后十多年以来开启的，便是这样一部开足马力、不断激进化的轰鸣机器，一路狂飙向前，奔往看不见的“美丽新世界”。那些摇旗呼唤轰鸣而来的大同福音的进步旗手们，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扑面而来者为何物，便被不断提升加速度飞奔的机器给瞬间抛诸身后，除了看见模糊远去的黑烟，便是发现自己已经沦为“保守腐朽”的存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如果不是说完全笼罩在这一片机器的黑烟中，至少也是遍地可见掉落的黑色烟尘，上面遍布着忧郁的脚印。
　　当然，反思这一诡异的思想史脉络，并不是就意味着要简单粗暴地回到原点，“质本洁来还洁去”，而是指向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时代变迁和挑战中，如何通过面对各种现代问题意识的质疑并做出回应，形成一种既理性对话又有说服力的解释话语。它立足于中国传统的价值本位，但却不是坐井观天地夜郎自大；它同时具备西学正典的滋养和辅助，但却体用分明，汲取众长为我所用；它不是现代性的敌人，而却是现代性的诤友；它拒绝盲目乐观进步主义的宏大叙事，却也绝非抱残守缺的固步自封；它以开放的心态理性接受一切质疑并做出回应，但却也有勇气在为自身根本价值进行辩护的同时进行果敢决断。唯有在此一路径之中，重新面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史所经历的一切，再重新审视那些被粗暴话语所曲解和误读的中国传统经典，或许才能够逐渐走出晚清以来的迷雾，让经历了现代性叙事的心智，去对接和正视那些远古经典的正确意义，与两千多年前的伟大心灵进行有效对话——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二

　　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情和问题意识的指引下，我在放下《家庭革命：清末明初读书人的憧憬》之后，认真拜读了刘强教授的《四书通讲》一书。我可以确定，这本书的观念与书写路径，正是我所盼望的那个“它”。本书共分十五讲，跨越古今、中西之争的狭隘对立，立足于打通原始儒学内核的真精神本位，打通四书义理，通过围绕为学、修身、孝悌、忠恕、仁爱、义权、诚敬、正直、中庸、治平、齐家、教育、交友这些耳熟能详的不同主题，以汇通古儒与现代性的学术解释力，展开了丰富而饶有趣味的言说。除了利用出土文献、文字训诂、古书义理等本土学术资源外，还广泛借助西学正典，诸如与孟德斯鸠、约翰·洛克、马克斯·韦伯、列奥·施特劳斯等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民族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思想家的观念汇通，常见诸笔墨，多信手拈来，与古儒的义理相映成趣。
　　作者旁征博引的书写，绝非只是知识上的炫技，贯穿通篇的主旨是在忧患深处联系实际的现实与治理关怀，这是中国古典传统价值与现代社会治理之间重要的榫卯点。在谈到“亲亲相隐”时，作者先引用从汉律到唐律的中华法系传统，以及西方法律的“沉默权”概念，再联系到2012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增加的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正是古儒以来“亲亲相隐”传统对法家“大义灭亲”在学理上取得的优势，并得到了现代价值的呼应。在谈到“亲亲相隐”和司法领域的沉默权时，作者特意在注释中写道：“近年陆续披露的于英生案和张玉环案，皆因有司刑讯逼供、暴力执法，导致受害人屈打成招而被错判。二人遭受牢狱之灾长达26年和19年不等，妻离子散，生活尽毁。是可见公权力滥用施暴之害，其破坏性远比单个的案件更加巨大，故‘沉默权’之落实在当下中国尤为重要和必要，可无疑也。”古儒之道不同于佛老庄禅的逍遥出世，或类似于老僧坐禅地心性辨析，其落脚处绝不远离最为紧要的日用伦常、兵刑钱粮，在这唯一的人间世界，“道”从不远离人。
　　对于儒家讲究的“富民”，作者对于常见的误区如儒家讲“义利之辨”“重义轻利”，因此缺乏经济智慧，发育不出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之说等予以辨析，认为这是一种偏见。事实是，在“儒教伦理”的影响之下，中国民间社会并不缺乏商业精神，正如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中所考察的那样，从汉、唐一直到明、清社会，中国的经济总量一直领先于世界，这些史实表明中国传统伦理并不构成经济智慧的障碍。作者借用日本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的著名观点，所谓“算盘因有了《论语》而打得更好；而《论语》加上算盘才能让读者悟出真正的致富之道，它们二者息息相通，缺一不可”，以落实到古老儒学与现代工商业社会所重视的财商致富价值取向之间并无根本矛盾的关系。

三

　　作者还为“齐家”思想辩护，这其实正是针对晚清、新文化运动以来以“家庭革命”为名，要从根基上摧毁中国传统社会自治小共同体基础这一系列激进主义思潮的见兔放鹰。作者说：“无论现代或后现代的理论如何轻蔑婚姻、家庭和私有制等一系列看似保守和落后的文化传统，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即当人类按照‘线性进化论’的指引，有朝一日打破这些因袭传统的限制，终于消灭了婚姻、家庭、私有制甚至国家，变得‘无以为家’或‘无家可归’之时，结果恐怕只有一个，就是走向‘文明的终结’—只能回到‘丛林社会’而‘与鸟兽同群’了！” 　　实际上，婚姻制度和家庭以及姓氏，正是守护文明社会的基石，私有制、民族、国家这些最重要的文明要素，正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之上。晚清和新文化旗手们那些攻击家庭和婚姻的话语，带来的不是那些进步主义者幻想中的天国，而是文明向野蛮的倒退。在当今的中国网络生态中，仍然充斥着各种非理性的言论，如网红papi酱结婚生子，以及遵从小孩随父姓的传统习俗，便遭受了各种“女权主义者”的恶毒攻击，说她是“婚驴”“生育机器”；甚至将母亲节稱为“婚驴节”，各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疯魔术语和攻击，伴随着网络“流量为王”的不断刺激升级，步步指向家庭和婚姻制度下的正常男女分工协作。作者指出：“尽管在古代社会的确存在着‘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现象， 但在家庭之中，夫妇或者父母的地位还是大体对等的。如果把家庭比作一间公司，夫妻就相当于‘创始合伙人’，权责和地位大体相当，‘男主外，女主内’，分工不同，同为一体，丈夫名义上是一家之主，实际上家政和内务大权则掌握在妻子手里——在现代意义的《婚姻法》制定之前，世间众多的‘夫妻店’，无不遵循着大体相似的原则、礼俗和义理。”现代社会要提供的，是男女关系在法律和人格上的平等，但不是因此就要取消家庭生活中的男女分工，更不是意味着要进行男女对立，进行零和博弈，并最终瓦解文明社会的基石——家庭。
　　在中国文化中，家庭就是修炼的道场，夫妇关系是起点，引申出父子、兄弟之伦，并产生出孝道这一文明准则。亲代对子代的慈爱，是一种动物都具备的本能，但子代对亲代的孝，则是后天中文明和训练出来的成果。作者别辟蹊径，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了孝的价值和意义，并借助张祥龙先生对孝的思考，指出正是孝的伦理，构成了人类与禽兽之别：“新的人类学研究发现，‘使用工具、自身意识、运用语言符号、政治权术等，都在动物中发现’，因此也不是人特有的，唯有‘孝’，这种需要‘更深长的内时间意识’才能拥有的情感，才使人成其为人。‘动物特别是鸟类和哺乳类，也有亲代对子代的不忍之心，但缺少子代对于亲代的不忍之心。人从能孝开始，才算是与其他动物有了不同生活世界的人。’”
　　总之，刘强教授的这部新著，既是一部学问之书，也是一部温情之书、辩护之书，更是一部忧患之书，是一部汇通古今中西，立足于现代问题意识，重新审视并回归原始儒学精神的佳作。
　　作 者： 李竞恒，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