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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巨著，一出世即引起巨大反响，直至现在依然为各位学者所推崇和喜爱，而其中一篇《隐秀》因其中间所缺部分而更加引人注目，关于补文真伪辩论者络绎不绝。《隐秀》自“而澜表方圆”后至“朔风动秋草”之“朔”字共1页400字原阙，因此对于补文的真伪讨论异常激烈。本文将通过版本流传，用词不类，以及称谓，上下句的对应方面来考辩补文的真伪。
【关键词】文心雕龙；隐秀；补文；版本流传
一.版本流传时间
首先清代学者纪昀提出所补为伪。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五《文心雕龙》的提要云：“是书自至正乙未刻于嘉禾，至明弘治、嘉靖、万历间，凡经五刻，其隐秀一篇，皆有阙文。明末常熟钱允治称得阮华山占本，钞补四百余字，然其书晚出，别无显证。
其次黄侃先生也同样质疑《隐秀》篇补文为假。他在《文心雕龙札记》中云：“案此纸亡于元时，则宋时尚得见之，惜少证引者，唯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此真《隐秀》篇之文。今本既出于宋展，何以谴此二言？”也就是说纪昀，黄侃先生认为从时间上而言，《文心雕龙》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今存最早刻本，即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而《隐秀》篇从现存《文心雕龙》最早的刻本——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本，到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以前的各种刊本都没有。到明末（公元1614年）钱功甫得阮华山宋本，才抄补了这四百字，现存补有这四百字的最早刻本，是明末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梅庆生第六次校定，在补文的第一次出现的时间与《文心雕龙》成书时间之间出现了很久的空缺，而后直至明末才出现补文，让人相信其补文为真确实很难让人信服。
二.补文用词与《文心雕龙》本身亦不相类
清代纪昀认为《隐秀》篇补文为伪的第二则是其词亦颇不类。如“呕心吐胆”，似樜《李贺小传》语：“锻岁炼年”，似樜《六一诗话》论周朴语；称班姬为匹妇，亦樜鈡嵘《诗品》语，皆有可疑。况至正去宋未远，不应宋本已无一存，三百年后，乃为明人所得。又考《永乐大典》所载旧本，阙文亦同。其时宋本如林，更不應内府所藏，无一完刻。阮氏所称，殆亦影撰，何绰等误信之也。又“称渊明为彭泽，乃唐人语，六朝但有征士之称，不称其官也”。且《隐秀》之段，皆论诗而不论文，亦非此书之体。”
同样地，补文内容文辞与原文相差甚远，一方面在反对人工的介入，然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无待于熔裁，秾纤而俱妙，若挥之则有余，而揽之则不足矣。烟云是天然形成的不用人工状点；容光是格调造成的不用人工装饰；烟云的或深或浅各显奇景，容色色或浓或淡都到妙处，听其自然则美好有余，加以人工造作则不好。另一方面也在肯定人工的介入，诸裁云制霞，不让乎天工，斫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雕刻花卉和自然造物几乎相同。如若没有呕心吐胆，废寝忘食怎能够把光彩藏在文辞间，也就是补文在提倡一种经过苦心修炼所达到的含蓄多义的创作境界，但是《隐秀》篇原文反而在提倡一种自然而然的在创作中流露出耐咀嚼，推敲而且最精彩的创作，并不是刻意而为之，这与原文提倡是相对立，所以从言辞方面而言也可以推断补文为伪。
三.称谓，官位的对应
杨明照先生在《（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质疑》的一文中称：“从称谓上看，刘勰对历代作家的称谓，是自有其例的。除了列朝君主称其谥号或庙号，曹植称思王或陈思、屈原称三闾、司马炎称太史、班姬称婕妤外，其他的作家都只称名或字，绝无称其官的，补文称陶渊明为彭泽，显然于例不符。”而且根据骈文对仗的格式，应该是名字对名字，官位也应对应官位的，如“庾元规之表奏，靡密以闲畅；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才略）》、“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序志》）。所以，按此思路“士衡之（）（），彭泽之（）（）一句”应该是“平原之（）（），彭泽之（）（）”又或者是“士衡之（）（），元亮之（）（）”所以，这一组句子从对仗的角度而言是存在问题的。
无独有偶，周振甫先生在《文心雕龙注释》中也提到同样的一点，“明诗里提‘左陆’”，“《时序》里提‘机云’”，《才略》里也是二陆并提，因此把士衡和彭泽放在一起是不符合刘勰的一贯做法的，纵然刘勰已经认识到陶诗可以用作为隐秀篇的例证，与陆机相提并论，在《明诗》《时序》《才略》里一个字未提陶应该是不可能的。
刘永济先生也在《文心雕龙校释》中和周振甫先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隐秀篇一文中有“彭泽之（）（）”一句，此中彭泽乃是陶渊明，然而细细仔细读全书，品列成文，未及陶公只字。盖陶公隐居息游，当时知者已鲜，又颜谢之体，方为世重，陶公所作，与世异味，而《陶集》流传，始于昭明，舍人著书，乃在齐代，其时陶集尚未流传，即令入梁，曾见传本，而书成已久，不及追加。故以彭泽之娴雅绝伦，《文心》竟不及品论。浅人见不及此，以陶居刘前，理可援据，乃于此文特加征引，适足成其伪托之证。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版本流传及出现的时间而言，还是从补文的用词以及称谓、官位的对应而言，很难推断出《隐秀》篇补文为真。
参考文献：
[1]刘勰著.《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2]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附序录跋第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73.
[5]杨明照.《<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质疑》，《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1980.
[6]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140.
作者简介：李晓琳（1992-）女 ，汉，河南，就读于河南大学，学历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汉魏六朝方向.
【关键词】文心雕龙；隐秀；补文；版本流传
一.版本流传时间
首先清代学者纪昀提出所补为伪。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五《文心雕龙》的提要云：“是书自至正乙未刻于嘉禾，至明弘治、嘉靖、万历间，凡经五刻，其隐秀一篇，皆有阙文。明末常熟钱允治称得阮华山占本，钞补四百余字，然其书晚出，别无显证。
其次黄侃先生也同样质疑《隐秀》篇补文为假。他在《文心雕龙札记》中云：“案此纸亡于元时，则宋时尚得见之，惜少证引者，唯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此真《隐秀》篇之文。今本既出于宋展，何以谴此二言？”也就是说纪昀，黄侃先生认为从时间上而言，《文心雕龙》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今存最早刻本，即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而《隐秀》篇从现存《文心雕龙》最早的刻本——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本，到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以前的各种刊本都没有。到明末（公元1614年）钱功甫得阮华山宋本，才抄补了这四百字，现存补有这四百字的最早刻本，是明末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梅庆生第六次校定，在补文的第一次出现的时间与《文心雕龙》成书时间之间出现了很久的空缺，而后直至明末才出现补文，让人相信其补文为真确实很难让人信服。
二.补文用词与《文心雕龙》本身亦不相类
清代纪昀认为《隐秀》篇补文为伪的第二则是其词亦颇不类。如“呕心吐胆”，似樜《李贺小传》语：“锻岁炼年”，似樜《六一诗话》论周朴语；称班姬为匹妇，亦樜鈡嵘《诗品》语，皆有可疑。况至正去宋未远，不应宋本已无一存，三百年后，乃为明人所得。又考《永乐大典》所载旧本，阙文亦同。其时宋本如林，更不應内府所藏，无一完刻。阮氏所称，殆亦影撰，何绰等误信之也。又“称渊明为彭泽，乃唐人语，六朝但有征士之称，不称其官也”。且《隐秀》之段，皆论诗而不论文，亦非此书之体。”
同样地，补文内容文辞与原文相差甚远，一方面在反对人工的介入，然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无待于熔裁，秾纤而俱妙，若挥之则有余，而揽之则不足矣。烟云是天然形成的不用人工状点；容光是格调造成的不用人工装饰；烟云的或深或浅各显奇景，容色色或浓或淡都到妙处，听其自然则美好有余，加以人工造作则不好。另一方面也在肯定人工的介入，诸裁云制霞，不让乎天工，斫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雕刻花卉和自然造物几乎相同。如若没有呕心吐胆，废寝忘食怎能够把光彩藏在文辞间，也就是补文在提倡一种经过苦心修炼所达到的含蓄多义的创作境界，但是《隐秀》篇原文反而在提倡一种自然而然的在创作中流露出耐咀嚼，推敲而且最精彩的创作，并不是刻意而为之，这与原文提倡是相对立，所以从言辞方面而言也可以推断补文为伪。
三.称谓，官位的对应
杨明照先生在《（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质疑》的一文中称：“从称谓上看，刘勰对历代作家的称谓，是自有其例的。除了列朝君主称其谥号或庙号，曹植称思王或陈思、屈原称三闾、司马炎称太史、班姬称婕妤外，其他的作家都只称名或字，绝无称其官的，补文称陶渊明为彭泽，显然于例不符。”而且根据骈文对仗的格式，应该是名字对名字，官位也应对应官位的，如“庾元规之表奏，靡密以闲畅；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才略）》、“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序志》）。所以，按此思路“士衡之（）（），彭泽之（）（）一句”应该是“平原之（）（），彭泽之（）（）”又或者是“士衡之（）（），元亮之（）（）”所以，这一组句子从对仗的角度而言是存在问题的。
无独有偶，周振甫先生在《文心雕龙注释》中也提到同样的一点，“明诗里提‘左陆’”，“《时序》里提‘机云’”，《才略》里也是二陆并提，因此把士衡和彭泽放在一起是不符合刘勰的一贯做法的，纵然刘勰已经认识到陶诗可以用作为隐秀篇的例证，与陆机相提并论，在《明诗》《时序》《才略》里一个字未提陶应该是不可能的。
刘永济先生也在《文心雕龙校释》中和周振甫先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隐秀篇一文中有“彭泽之（）（）”一句，此中彭泽乃是陶渊明，然而细细仔细读全书，品列成文，未及陶公只字。盖陶公隐居息游，当时知者已鲜，又颜谢之体，方为世重，陶公所作，与世异味，而《陶集》流传，始于昭明，舍人著书，乃在齐代，其时陶集尚未流传，即令入梁，曾见传本，而书成已久，不及追加。故以彭泽之娴雅绝伦，《文心》竟不及品论。浅人见不及此，以陶居刘前，理可援据，乃于此文特加征引，适足成其伪托之证。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版本流传及出现的时间而言，还是从补文的用词以及称谓、官位的对应而言，很难推断出《隐秀》篇补文为真。
参考文献：
[1]刘勰著.《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2]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附序录跋第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73.
[5]杨明照.《<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质疑》，《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1980.
[6]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140.
作者简介：李晓琳（1992-）女 ，汉，河南，就读于河南大学，学历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汉魏六朝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