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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清代;进士;重赴琼林宴;科举文化;人数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9）11 — 0098 — 03
清代重赴琼林宴制度，从乾隆十六年（1751）创立，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科举制度的废止而终结。重宴琼林者人数究竟为多少？众说纷纭，相互矛盾，莫衷一是，实难判定。本文拟对此略叙管见，以期商榷求教方家。
在有案可稽的清史史料中，记载有重宴琼林者人数的文献，官修典籍有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和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可作为考辩底本依据。私人笔记、专著有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朱彭寿撰《旧典备征》，商衍鎏撰《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可作为考辩参照校核。上述五部文献，记载的重宴琼林者人数可能不尽相同，然而记载的年代基本相同或接近，有相互印证之处，再结合《清历朝实录》《清史列传》、历朝上谕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未出版的题本、录副奏折、朱批奏折，及相应的私人笔记、地方志、年谱等多种文献酌以校核、补充、考证，从而得出重宴琼林者之确切人数。何谓重宴琼林者？光绪《钦定科场条例》作为官方典籍，对重宴琼林者之定义与标准有定論，“会试中式已届周甲之期，准其重赴恩荣筵宴。先期奏闻请旨。”〔1〕337-338《清朝续文献通考》对重宴琼林伊始表述是“重宴琼林……考此旷典始于乾隆十六年。”〔2〕21重宴琼林终结依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颁布的上谕：“着即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3〕因而，重宴琼林者之定义与标准诠释为：从乾隆十六年（1751）重宴琼林制度创立伊始，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科举制度废除终结，会试中式满周甲，经皇帝恩准重宴琼林的进士。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自乾隆十六年（1751）至光绪十三年（1887）重宴琼林者人数为十八位进士，附有名录。光绪《钦定科场条例》记载自乾隆十六年（1751）至光绪八年（1882）重宴琼林者人数为十七位进士，附有名录。《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自乾隆十六年（1751）至宣统元年（1909）重宴琼林者人数，附有名录。刘锦藻称：“重宴琼林奉有恩旨者二十二人，考此旷典始于乾隆十六年。其前后有重遇胪传，未与筵宴者七人。”〔2〕21《旧典备征》卷四《重宴恩荣》及其附录，记载自顺治十二年（1655）至光绪三年（1877）重宴琼林者人数，附有名录。朱彭寿称：“本朝耆旧重宴鹿鸣者多矣，至六十年再遇甲科，应重赴恩荣筵宴者，则惟……仅三十四人云。”〔4〕101-102附录中尚提及有三位进士亦重宴琼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提及重宴琼林者的人数时称：“科甲出身重赴鹿鸣宴，已属不易，若重与恩荣宴者，清代二百余年可记者不过三十余人”。〔5〕159至于具体清代重宴琼林者，并未详细展开叙说。虽无名录附后，但却提及了重宴琼林者群体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而潘世恩以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状元，仕至大学士、军机大臣，于咸丰三年癸丑重宴琼林，科名官阶之崇，年龄之寿，实清代一人而已。”〔5〕159商衍鎏作为末代探花对琼林宴毕竟有所经历，尽管表达不确切，但可供后人研究重宴琼林制度，特别是涉及重宴琼林者具体人数时，尚可为参照本依据。
刘锦藻与朱彭寿均提及熊本、蔡新、梁同书三进士，或为重宴琼林者，或为传胪后未重宴者。熊本，康熙四十五年（1706）丙戌科进士。重宴琼林应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然而《清史列传.熊赐履传》记载，熊本曾伪荐自己为已故武英殿大学士熊赐履侄子，以期获任用。遭康熙帝痛斥：“此遗疏内为荐其侄熊本，必系虚伪……论熊本罪如律。”〔6〕506熊本欺君未处死罪，实属万幸。《清史列传.熊学鹏传》记载，“（乾隆）三十三年，丁父忧。”〔7〕1424熊学鹏系熊本之子，由此知熊本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去世，生前有机会重宴琼林，然而光绪《钦定科场条例》等官方典籍均无记载。《清朝续文献通考》亦称：“其前后有重遇胪传，未与筵宴者七人。”〔2〕21其中就有熊本。上述文献相互印证，故此推断熊本不是重宴琼林者。蔡新，乾隆元年（1736）丙辰科进士，重宴琼林应在嘉庆元年（1796）。《清史列传》却另有记载：“（乾隆）六十年，恭遇高宗纯皇帝御极周甲庆期，谕新年近九十，不必前来。”“是年，新年九十，御书‘绿野恒春’匾，并寿佛、嵌玉如意、蟒缎诸珍赐之。”〔8〕1985由此分析御极周甲庆典肯定胜于重宴琼林殊荣，乾隆帝体谅蔡新，嘱咐不必赴京，另由嘉庆帝御书赐匾，足见对其赏识有加。蔡新曾为中枢重臣，会试中式满周甲之年仍健在，倘若曾重宴琼林，光绪《钦定科场条例》等典籍却未留有记载，由此推断蔡新因年迈未重宴，不是重宴琼林者。梁同书，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恩科恩赐进士。系雍乾两朝重臣、东阁大学士梁诗正之子。《清史列传》记载其缘何成为进士的：“十七年，特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9〕5898，由此分析梁同书系因门荫之故，乾隆帝恩赐进士，无赴琼林宴资格，不可能重宴琼林，故此断定梁同书不是重宴琼林者。
《旧典备征》提及周春、戴均元和阮元系重宴琼林者，而《清朝续文献通考》所附重宴琼林者名录未列有周春与阮元，至于戴均元则列为“重遇传胪，未与宴筵者”。三位进士是否为重宴琼林者，确有争议。周春，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进士，应于嘉庆十九年（1814）重宴琼林，据《清史列传》记载周春于：“嘉庆十五年，重赴鹿鸣。二十年，卒，年八十七。”〔10〕5549缘此分析周春重赴鹿鸣后五年即卒。潘衍桐撰《两浙輶轩续录》亦记载周春在：“嘉庆十五年，重赴鹿鸣宴，赐加六品衔。十九年，当重宴琼林，未及赴，明年卒。年八十有七。”〔11〕190由此分析周春会试中式周甲之年尚健在，是有机会重宴琼林的，但“未及”重宴即卒，故由此推断周春不是重宴琼林者。戴均元，乾隆四十年（1775）乙未科进士，应在道光十五年（1835）重宴琼林，因卷入政治风波，道光帝以其撰遗诏错误为籍口，谕令退出军机处。另因戴均元监造的宝华峪陵寝出现漏水祸故，引发道光帝震怒：“伊年届八旬，精力尚键，何至遽思归田？明系杰身远引，其居心尤为可恶。著即旨挈交刑部严审，定拟具奏。并令查抄家产......耄不加刑，着加恩免其死罪，并免发遣，即行逐回原籍，用施法外之仁。”〔12〕2846由此分析，道光帝对戴均元处理颇重，念其耄耋，方免死罪，何言尚能重赴琼林？戴均元致仕前官居极品，会试中式满周甲之年仍健在，倘若曾重宴琼林，光绪《钦定科场条例》等典籍竟无相关墨迹。缘此，戴均元不是重宴琼林者。阮元，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预行正科进士。重宴琼林应为道光二十九年（1849），但未及重宴即故去。《清史列传》载曰：“现在年逾八秩，重遇鹿鸣筵宴，熙朝盛事。着加恩赏太傅衔。准其重赴鹿鸣筵宴，并在籍支食全俸……二十九年，卒。”〔13〕2831由此析其仅重宴鹿鸣，曾位居极品，有机会重宴琼林，倘若曾重宴琼林，光绪《钦定科场条例》等典籍却无记载。由此推断，阮元亦非重宴琼林者。
晚清进士贾洪诏、孙锵鸣和崇保是否重宴琼林者，颇有争议。贾洪诏，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预行正科进士，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宴琼林。对此《清德宗实录》有记载：“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乙酉。准前任云南巡抚贾洪诏、重与恩荣筵燕。赏头品顶戴。”〔14〕4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未公开出版的晚清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奏为三品卿衔已革前云南巡抚贾洪诏会试重逢恩荣筵宴恳请恩施事》之录副奏折，亦佐证此事。上述文献皆印证贾洪诏曾重宴琼林，确系重宴琼林者。孙锵鸣，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恩科进士，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重宴琼林。《清朝续文献通考》载称：“二十六年，浙江巡抚奏：‘前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锵鸣，重宴琼林奉旨赏侍郎衔。’”〔2〕22《清德宗实录》载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辛卯。准三品卿衔前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锵鸣重与恩荣筵燕赏侍郎衔。”〔15〕94上述文献描述遥相呼应，足可证实孙锵鸣乃重宴琼林者。崇保，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满洲进士，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重宴琼林，《清德宗实录》记载：“光绪二十九年。春正月。乙酉。准前任山东布政使崇保、重与恩荣筵燕。赏太子少保衔。”〔16〕753《光绪朝上谕档》亦记载：“礼部奏耆绅会榜重逢恩荣宴一折，尚书衔、头品顶戴前山东布政使崇保，早登科第，洊擢藩司，现在年近九旬，重逢会榜，洵属艺林盛事！崇保着赏给太子少保衔，准其重赴恩荣筵宴，以惠耆年。”〔17〕21上述文献均指认崇保曾重宴琼林。故此断定崇保是重宴琼林者。
通过对重宴琼林者人数的考订，五部文献记载的人数，表面相对规范，然而比照结果，还是差异较大。唯一相同点，系均提及重宴琼林者代表性人物。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进士潘世恩，同为考辩参照本撰者，朱彭寿、刘锦藻和商衍鎏皆系晚清进士，提及的重宴琼林者人数，亦是相互矛盾，重宴琼林者争议基本聚此。至此，经多角度、多方面的印证、考辩、确认，得出的结论是：清代重宴琼林者人数为二十一位进士，具体名录如下：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科进士黄叔琳，康熙三十九年（1700）庚辰科进士史贻直，雍正八年（1730）庚戌科进士嵇璜，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恩科进士翁方纲，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科进士郭祚炽，乾隆三十四年（1769）己丑科进士潘奕隽，乾隆三十七年（1772）壬辰科进士贵逢甲，乾隆四十五年（1780）庚子科进士李奕畴，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进士潘世恩，嘉庆七年（1802）壬戌科进士林春溥，嘉庆十六年（1811）辛未科进士陈述经，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科進士李宗沆，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恩科进士郭鉴庚，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科进士周顼，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进士温葆深，道光三年（1823）癸未科进士雷以諴，道光六年（1826）丙戌科进士王广业，道光十三年（1833）癸巳科进士宋延春。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预行正科进士贾洪诏。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恩科进士孙锵鸣。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满洲进士崇保。清代重宴琼林制度，经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清廷共举办琼林宴七十二科（次），新科进士16301名赴殿试传胪后的琼林宴。而会试中式满周甲重宴琼林进士，屈指数来仅有二十一人，重宴琼林者人数若与新科进士相较，真乃寥若晨星矣！
〔1〕（清）杜受田等修、英汇等撰.（光绪）钦定科场条例，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30册.卷45：筵宴.会试宴赏.例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17册.卷87：选举考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上谕档1493（二）.
〔4〕朱彭寿.旧典备征，卷4：重宴恩荣〔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
〔6〕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7：熊赐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19：熊学鹏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26：蔡新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9〕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72：梁同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8：周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1〕（清）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685册.卷七〔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36：戴均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3〕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36：阮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4〕世续，等.清德宗实录卷301.光绪十七年九月己丑日〔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5〕世续，等.清德宗实录卷465.光绪二十六年六月辛卯日〔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世续，等.清德宗实录卷511.光绪二十九年春正月乙酉日〔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二十九册，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G〕.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张 港〕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9）11 — 0098 — 03
清代重赴琼林宴制度，从乾隆十六年（1751）创立，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科举制度的废止而终结。重宴琼林者人数究竟为多少？众说纷纭，相互矛盾，莫衷一是，实难判定。本文拟对此略叙管见，以期商榷求教方家。
一、重宴琼林者人数问题考辩依据
在有案可稽的清史史料中，记载有重宴琼林者人数的文献，官修典籍有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和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可作为考辩底本依据。私人笔记、专著有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朱彭寿撰《旧典备征》，商衍鎏撰《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可作为考辩参照校核。上述五部文献，记载的重宴琼林者人数可能不尽相同，然而记载的年代基本相同或接近，有相互印证之处，再结合《清历朝实录》《清史列传》、历朝上谕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未出版的题本、录副奏折、朱批奏折，及相应的私人笔记、地方志、年谱等多种文献酌以校核、补充、考证，从而得出重宴琼林者之确切人数。何谓重宴琼林者？光绪《钦定科场条例》作为官方典籍，对重宴琼林者之定义与标准有定論，“会试中式已届周甲之期，准其重赴恩荣筵宴。先期奏闻请旨。”〔1〕337-338《清朝续文献通考》对重宴琼林伊始表述是“重宴琼林……考此旷典始于乾隆十六年。”〔2〕21重宴琼林终结依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颁布的上谕：“着即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3〕因而，重宴琼林者之定义与标准诠释为：从乾隆十六年（1751）重宴琼林制度创立伊始，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科举制度废除终结，会试中式满周甲，经皇帝恩准重宴琼林的进士。
二、清代相关文献记载之重宴琼林者人数描述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自乾隆十六年（1751）至光绪十三年（1887）重宴琼林者人数为十八位进士，附有名录。光绪《钦定科场条例》记载自乾隆十六年（1751）至光绪八年（1882）重宴琼林者人数为十七位进士，附有名录。《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自乾隆十六年（1751）至宣统元年（1909）重宴琼林者人数，附有名录。刘锦藻称：“重宴琼林奉有恩旨者二十二人，考此旷典始于乾隆十六年。其前后有重遇胪传，未与筵宴者七人。”〔2〕21《旧典备征》卷四《重宴恩荣》及其附录，记载自顺治十二年（1655）至光绪三年（1877）重宴琼林者人数，附有名录。朱彭寿称：“本朝耆旧重宴鹿鸣者多矣，至六十年再遇甲科，应重赴恩荣筵宴者，则惟……仅三十四人云。”〔4〕101-102附录中尚提及有三位进士亦重宴琼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提及重宴琼林者的人数时称：“科甲出身重赴鹿鸣宴，已属不易，若重与恩荣宴者，清代二百余年可记者不过三十余人”。〔5〕159至于具体清代重宴琼林者，并未详细展开叙说。虽无名录附后，但却提及了重宴琼林者群体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而潘世恩以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状元，仕至大学士、军机大臣，于咸丰三年癸丑重宴琼林，科名官阶之崇，年龄之寿，实清代一人而已。”〔5〕159商衍鎏作为末代探花对琼林宴毕竟有所经历，尽管表达不确切，但可供后人研究重宴琼林制度，特别是涉及重宴琼林者具体人数时，尚可为参照本依据。
三、对有争议重宴琼林者之考辩
（一）熊本、蔡新、梁同书重宴琼林辩疑
刘锦藻与朱彭寿均提及熊本、蔡新、梁同书三进士，或为重宴琼林者，或为传胪后未重宴者。熊本，康熙四十五年（1706）丙戌科进士。重宴琼林应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然而《清史列传.熊赐履传》记载，熊本曾伪荐自己为已故武英殿大学士熊赐履侄子，以期获任用。遭康熙帝痛斥：“此遗疏内为荐其侄熊本，必系虚伪……论熊本罪如律。”〔6〕506熊本欺君未处死罪，实属万幸。《清史列传.熊学鹏传》记载，“（乾隆）三十三年，丁父忧。”〔7〕1424熊学鹏系熊本之子，由此知熊本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去世，生前有机会重宴琼林，然而光绪《钦定科场条例》等官方典籍均无记载。《清朝续文献通考》亦称：“其前后有重遇胪传，未与筵宴者七人。”〔2〕21其中就有熊本。上述文献相互印证，故此推断熊本不是重宴琼林者。蔡新，乾隆元年（1736）丙辰科进士，重宴琼林应在嘉庆元年（1796）。《清史列传》却另有记载：“（乾隆）六十年，恭遇高宗纯皇帝御极周甲庆期，谕新年近九十，不必前来。”“是年，新年九十，御书‘绿野恒春’匾，并寿佛、嵌玉如意、蟒缎诸珍赐之。”〔8〕1985由此分析御极周甲庆典肯定胜于重宴琼林殊荣，乾隆帝体谅蔡新，嘱咐不必赴京，另由嘉庆帝御书赐匾，足见对其赏识有加。蔡新曾为中枢重臣，会试中式满周甲之年仍健在，倘若曾重宴琼林，光绪《钦定科场条例》等典籍却未留有记载，由此推断蔡新因年迈未重宴，不是重宴琼林者。梁同书，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恩科恩赐进士。系雍乾两朝重臣、东阁大学士梁诗正之子。《清史列传》记载其缘何成为进士的：“十七年，特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9〕5898，由此分析梁同书系因门荫之故，乾隆帝恩赐进士，无赴琼林宴资格，不可能重宴琼林，故此断定梁同书不是重宴琼林者。
（二）周春、戴均元、阮元重宴琼林辩疑
《旧典备征》提及周春、戴均元和阮元系重宴琼林者，而《清朝续文献通考》所附重宴琼林者名录未列有周春与阮元，至于戴均元则列为“重遇传胪，未与宴筵者”。三位进士是否为重宴琼林者，确有争议。周春，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进士，应于嘉庆十九年（1814）重宴琼林，据《清史列传》记载周春于：“嘉庆十五年，重赴鹿鸣。二十年，卒，年八十七。”〔10〕5549缘此分析周春重赴鹿鸣后五年即卒。潘衍桐撰《两浙輶轩续录》亦记载周春在：“嘉庆十五年，重赴鹿鸣宴，赐加六品衔。十九年，当重宴琼林，未及赴，明年卒。年八十有七。”〔11〕190由此分析周春会试中式周甲之年尚健在，是有机会重宴琼林的，但“未及”重宴即卒，故由此推断周春不是重宴琼林者。戴均元，乾隆四十年（1775）乙未科进士，应在道光十五年（1835）重宴琼林，因卷入政治风波，道光帝以其撰遗诏错误为籍口，谕令退出军机处。另因戴均元监造的宝华峪陵寝出现漏水祸故，引发道光帝震怒：“伊年届八旬，精力尚键，何至遽思归田？明系杰身远引，其居心尤为可恶。著即旨挈交刑部严审，定拟具奏。并令查抄家产......耄不加刑，着加恩免其死罪，并免发遣，即行逐回原籍，用施法外之仁。”〔12〕2846由此分析，道光帝对戴均元处理颇重，念其耄耋，方免死罪，何言尚能重赴琼林？戴均元致仕前官居极品，会试中式满周甲之年仍健在，倘若曾重宴琼林，光绪《钦定科场条例》等典籍竟无相关墨迹。缘此，戴均元不是重宴琼林者。阮元，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预行正科进士。重宴琼林应为道光二十九年（1849），但未及重宴即故去。《清史列传》载曰：“现在年逾八秩，重遇鹿鸣筵宴，熙朝盛事。着加恩赏太傅衔。准其重赴鹿鸣筵宴，并在籍支食全俸……二十九年，卒。”〔13〕2831由此析其仅重宴鹿鸣，曾位居极品，有机会重宴琼林，倘若曾重宴琼林，光绪《钦定科场条例》等典籍却无记载。由此推断，阮元亦非重宴琼林者。
（三）贾洪诏、孙锵鸣、崇保缘何重宴琼林
晚清进士贾洪诏、孙锵鸣和崇保是否重宴琼林者，颇有争议。贾洪诏，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预行正科进士，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宴琼林。对此《清德宗实录》有记载：“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乙酉。准前任云南巡抚贾洪诏、重与恩荣筵燕。赏头品顶戴。”〔14〕4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未公开出版的晚清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奏为三品卿衔已革前云南巡抚贾洪诏会试重逢恩荣筵宴恳请恩施事》之录副奏折，亦佐证此事。上述文献皆印证贾洪诏曾重宴琼林，确系重宴琼林者。孙锵鸣，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恩科进士，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重宴琼林。《清朝续文献通考》载称：“二十六年，浙江巡抚奏：‘前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锵鸣，重宴琼林奉旨赏侍郎衔。’”〔2〕22《清德宗实录》载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辛卯。准三品卿衔前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锵鸣重与恩荣筵燕赏侍郎衔。”〔15〕94上述文献描述遥相呼应，足可证实孙锵鸣乃重宴琼林者。崇保，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满洲进士，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重宴琼林，《清德宗实录》记载：“光绪二十九年。春正月。乙酉。准前任山东布政使崇保、重与恩荣筵燕。赏太子少保衔。”〔16〕753《光绪朝上谕档》亦记载：“礼部奏耆绅会榜重逢恩荣宴一折，尚书衔、头品顶戴前山东布政使崇保，早登科第，洊擢藩司，现在年近九旬，重逢会榜，洵属艺林盛事！崇保着赏给太子少保衔，准其重赴恩荣筵宴，以惠耆年。”〔17〕21上述文献均指认崇保曾重宴琼林。故此断定崇保是重宴琼林者。
四、结语
通过对重宴琼林者人数的考订，五部文献记载的人数，表面相对规范，然而比照结果，还是差异较大。唯一相同点，系均提及重宴琼林者代表性人物。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进士潘世恩，同为考辩参照本撰者，朱彭寿、刘锦藻和商衍鎏皆系晚清进士，提及的重宴琼林者人数，亦是相互矛盾，重宴琼林者争议基本聚此。至此，经多角度、多方面的印证、考辩、确认，得出的结论是：清代重宴琼林者人数为二十一位进士，具体名录如下：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科进士黄叔琳，康熙三十九年（1700）庚辰科进士史贻直，雍正八年（1730）庚戌科进士嵇璜，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恩科进士翁方纲，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科进士郭祚炽，乾隆三十四年（1769）己丑科进士潘奕隽，乾隆三十七年（1772）壬辰科进士贵逢甲，乾隆四十五年（1780）庚子科进士李奕畴，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进士潘世恩，嘉庆七年（1802）壬戌科进士林春溥，嘉庆十六年（1811）辛未科进士陈述经，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科進士李宗沆，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恩科进士郭鉴庚，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科进士周顼，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进士温葆深，道光三年（1823）癸未科进士雷以諴，道光六年（1826）丙戌科进士王广业，道光十三年（1833）癸巳科进士宋延春。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预行正科进士贾洪诏。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恩科进士孙锵鸣。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满洲进士崇保。清代重宴琼林制度，经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清廷共举办琼林宴七十二科（次），新科进士16301名赴殿试传胪后的琼林宴。而会试中式满周甲重宴琼林进士，屈指数来仅有二十一人，重宴琼林者人数若与新科进士相较，真乃寥若晨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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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