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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做最杰出的人，永远超越他人。”
7月23日至8月8日，第32届夏季奥运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尽管新冠疫情仍在肆虐，但各项赛事如火如荼，全球观看直播的热情不减，运动员们也在纷纷为金牌、为荣誉而战。
在当今看似混乱无序的世界中，那些历经数代建立起的秩序与规则依然有效，那些人类千百年来推崇的精神与荣耀仍旧具有普世价值。那么，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是竞技还是游戏，是赛事还是娱乐，是职业还是公益？
著名文化史学家、德国萨尔大学教授沃尔夫冈·贝林格在《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21世纪》写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体育常被灿烂、斑驳的文明‘裹’得严严实实，有一千种文化，就有一千种体育的观念。”
现代体育在各种利益驱动下，已经被赋予太多的价值，以至于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让人难以看清体育的本质。作为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体育盛会，奥林匹克不仅是欣赏世界顶级赛事的最高舞台，也是观察大国竞争、民族心态和社会进步的绝佳窗口，是我们不断追问体育之于人的意义究竟为何的重要时刻。
奥林匹克的起源和体育精神
奥林匹亚竞技会是古希腊最古老、最盛大的体育竞技节日。人类历史上各民族都有举行某种体育比赛的风俗，但大规模、有组织、国际性、正式的体育竞赛，而且在文化上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非古希腊的奥林匹亚竞技会莫属。
首届古代奥林匹亚竞技会于公元前776年举行，奥林匹亚位于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北部，中心区域是敬奉宙斯的阿尔提斯。古希腊人解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起源，追溯到宙斯、阿波罗、赫尔墨斯等诸神争夺权力的比赛。
竞技会期间，人们每天都会举行献祭仪式。运动员在阿尔提斯的首次集合就在宙斯神庙旁，装饰神庙的彩绘向他们展示着英雄的气概和荣耀的典范，并激励他们实现古老的荷马式理想：“永远做最杰出的人，永远超越他人。”
奧林匹亚竞技会举行的时间在夏至前后，天气非常炎热，人们基本不进行农业活动。在竞技会前的所有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宣布“神圣休战”，让成千上万来参加竞技会的人获得朝圣者的身份。
另一个重要的赛前准备是委任裁判，裁判要完成许多工作，包括把参赛者登记在案，监督他们训练，确保他们了解比赛规则、公平参赛，以及驱逐那些非希腊人。
比赛项目包括战车和赛马，五项全能（铁饼、跳远、标枪、赛跑、摔跤），搏击和武装赛跑。古代奥林匹亚竞技会没有团体项目，因为他们相信个人成就才是最重要的。
怎样理解古代奥林匹亚的体育精神？现代学者认为，体育比赛是为了纪念战争中去世的重要人物。这种观点得到了比较人类学数据的支持。
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前现代社会都会以竞技的方式决定已故君主的继承人，或以此为娱乐、抚慰逝者的灵魂，或借此在失去领袖后重新整合松散的群体。战争和体育之间的关联，只在于两者都有助于培养力量、耐力、纪律和勇气，而且因为体育精神反映了战争精神，二者都需要在尊重规则的前提下使用暴力。
相比今天的国际奥运会，古代奥林匹亚竞技会源于古希腊贵族与生俱来的竞争精神，是贵族阶级团结一致的庆祝活动，也是精英展示自我、相互竞争的场合。这是古代奥运独特的、前现代的一面。而与现代奥运相近地方，是古希腊人参加比赛本身就是目的，他们的动力也源自对竞技的热爱、自豪感及爱国主义精神。
奥林匹亚竞技会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举办，一直持续到公元4世纪末。罗马征服希腊后，城邦制度衰落，古代奥运会的规模逐渐缩小。走向帝国和专制的罗马，与民主参与的古代奥运会精神背道而驰。
中世纪欧洲体育陷入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基督教将奥林匹亚竞技会列为异教崇拜的敌视运动。在“祈祷和工作”（Ora et Labora）作为箴言的中世纪，娱乐运动被认为是游手好闲的表现，留给体育活动的时间空间十分有限。
现代奥林匹克复兴之得失
现代奥运会在19世纪末复兴，首先要归功于一个人的理想——皮埃尔·德顾拜旦（Le 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1863～1937）男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起人。
顾拜旦出身于法国贵族家庭，童年在诺曼底度过，欣赏18世纪英国儿童教育家托马斯·阿诺德倡导的英式教育，喜欢拳击、赛艇、击剑和骑马等项体育活动。阿诺德曾说过：“运动是青年自我教育的一种活动。”这句名言在顾拜旦的心灵中，诱发起致力于体育教育的火花。
1875年至1881年，古代奥运会的遗址不断被发掘出来，这引起顾拜旦极大的兴趣。1892年，皮埃尔·德·顾拜旦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复兴奥林匹克运动”。顾拜旦是一名理性主义者，相信古希腊世界已经见证了头脑与肌肉的完美结合，美德可以从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体育比赛是培养有天赋的业余者的理想方式。
1894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正式成立，顾拜旦担任国际奥委会秘书长，两年后接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任职期间对有关奥运会的举办、组织等完成详尽规划。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首届现代奥运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约10万名观众前来体育场观看比赛。
讨论现代奥林匹克精神，顾拜旦的体育思想，是绕不过去的。
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公平竞争、重在参与、团结友谊，等等，几乎都来自顾拜旦的体育思想。比如，他留下很多名言：“对人生而言，重要的决不是凯旋，而是战斗。重要的不是取胜，而是参与。奥林匹克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战斗。体育就是和平，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生活的本质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奋斗！”
顾拜旦还用散文诗的形式写下了著名的《体育颂》流传后世。这些宝贵思想在《奥林匹克宪章》中得到充分阐述。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现代奥运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许多做法偏离了顾拜旦当初的设想，至今聚讼纷纭。
顾拜旦一直把“业余主义”看成是奥林匹克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国际奥委会也长期坚持这一原则。他担心一旦奥运会成为职业选手的角逐场，以获取名利为目的，比赛就会蜕变为金钱交易，体育精神就会堕落。 但是，随着西方国家职业体育的发展和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专业训练，以及体育商业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冲击，奥运会成为职业选手之间的比赛。这完全违背了顾拜旦复兴奥运的初衷，职业体育的发展在各国并不平衡也导致了机会不均等问题。
顾拜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1962年，国际奥委会声明：“奥林匹克运动是非政治性的。”但是，从国际奥委会成立之日起，政治干预几乎是不断的。
两次世界大战迫使奥运会中断三届，美苏冷战、巴以冲突、朝鲜半岛冲突、南非种族歧视等等，在奥运史上地缘政治事件屡见不鲜。奥运会在开幕式庆典中，运动员按照国别集体入场、升国旗、奏国歌等仪式，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强化了民族主义的情绪，更不说每届奥运会对举办国来说都是一种政治炫耀和宣传。
中国体育公益启蒙仍在路上
现代奥林匹克复兴又超越了古代奥林匹克，它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人生哲学，它谋求把体育运动和文化融合起来，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快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奥林匹克完美地彰显了体育的人文精神，它倡导非政府、非营利、志愿的原则，具有明显的公益属性。
大众体育是一个国家体育发达的基础，体育公益是连接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的桥梁。从奥运会的奖牌榜来看，中国在金牌数量上和美国不相上下，但是在银牌、铜牌以及奖牌总数上，往往落后与美国等体育发达国家，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竞技体育缺乏更加广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也证明了中国的体育公益事业有待深入发展。
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十分重视体育公益事业，不仅各类运动协会成立基金会，推动学校、社区体育活动，体育明星、世界冠军身体力行，发挥自身社会影响力投身到公益行动中。
以NBA为例，慈善计划由NBA联盟统一制定，每个球队和球星都必须参与。篮球训练营是“NBA关怀行动”的传统项目。在美国，一年四季都有篮球训练营，孩子们可以随时接受篮球训练。每参与这类活动，除了篮球技术，球员更希望传递自己对篮球、对工作、对生活的态度。能对孩子产生影响，让他们生活得更幸福，是球员做公益的使命和目標。
相比而言，中国体育公益起步较晚，发展相对缓慢。截至2018年12月4日，我国共有体育基金会74家，其中公募型体育基金会35家，非公募体育基金会39家。我国体育基金会多为综合性体育基金会， 其宗旨、项目内容彼此相似， 只是面对的地域不同， 缺乏对体育人文精神的深层次诠释和体育运动的有效推广。
首先，中国体育公益事业总体还处于初级阶段，体育人的公益意识相对模糊;其次，以“奥运争光”战略为代表的举国体制背景下，奥运夺金就是对社会最大回报，成为最高价值取向， 从而使得体制内培养的运动员有意或无意地隔断了体育与公益之间的天然联系;第三，体育慈善的相关制度不健全，慈善氛围欠佳、专业人才缺乏，也是体育公益事业发展之后的一个重要重因素。
在体育公益方面，姚明等体育明星为体育人做出了榜样。
据姚基金2020年报显示，年度支出超过2200万元。其中，用于希望小学篮球季的支出超过1400万元，占总支出的比例达到64%。希望小学篮球季累计受益学校达1125所，累计比赛场次6000场，累计受益学生达到137.5万人。但是，相比钱和物更重要的是人，专业球员和体育教师的组织和投入，是决定体育公益的质量的根本。
体育明星作为受人关注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享受较多社会资源的人群，特别是在像奥运会这样的国际赛事举行期间，体育明星备受媒体和公众瞩目，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在这方面，我国体育明星的公益之路还很漫长。
8月2日，中国女排以2胜3负的成绩遗憾出局本届奥运，很多中国人难以接受这样的结局，女排的姑娘们热泪盈眶与郎导拥别。很多人问女排教练郎平：什么是“女排精神”？郎平说：“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是你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依旧眼中坚定。人生不是一定会赢，而是要努力去赢。”
显然，郎平作为一名奥运老将，深深理解了奥林匹克的精髓，并已经融进了她的人生哲学。据媒体报道，卸任女排主教练的郎平将赴北师大珠海校区任教。她将永远地离开万众瞩目的奥运赛场，同时也回归更为基础的体育公益之路。
现代体育之所以区别于前现代体育，就在于它承载和寄托了更加普世的人文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不仅需要优秀的女排教练，更需要躬身教坛的体育启蒙者。
7月23日至8月8日，第32届夏季奥运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尽管新冠疫情仍在肆虐，但各项赛事如火如荼，全球观看直播的热情不减，运动员们也在纷纷为金牌、为荣誉而战。
在当今看似混乱无序的世界中，那些历经数代建立起的秩序与规则依然有效，那些人类千百年来推崇的精神与荣耀仍旧具有普世价值。那么，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是竞技还是游戏，是赛事还是娱乐，是职业还是公益？
著名文化史学家、德国萨尔大学教授沃尔夫冈·贝林格在《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21世纪》写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体育常被灿烂、斑驳的文明‘裹’得严严实实，有一千种文化，就有一千种体育的观念。”
现代体育在各种利益驱动下，已经被赋予太多的价值，以至于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让人难以看清体育的本质。作为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体育盛会，奥林匹克不仅是欣赏世界顶级赛事的最高舞台，也是观察大国竞争、民族心态和社会进步的绝佳窗口，是我们不断追问体育之于人的意义究竟为何的重要时刻。
奥林匹克的起源和体育精神
奥林匹亚竞技会是古希腊最古老、最盛大的体育竞技节日。人类历史上各民族都有举行某种体育比赛的风俗，但大规模、有组织、国际性、正式的体育竞赛，而且在文化上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非古希腊的奥林匹亚竞技会莫属。
首届古代奥林匹亚竞技会于公元前776年举行，奥林匹亚位于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北部，中心区域是敬奉宙斯的阿尔提斯。古希腊人解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起源，追溯到宙斯、阿波罗、赫尔墨斯等诸神争夺权力的比赛。
竞技会期间，人们每天都会举行献祭仪式。运动员在阿尔提斯的首次集合就在宙斯神庙旁，装饰神庙的彩绘向他们展示着英雄的气概和荣耀的典范，并激励他们实现古老的荷马式理想：“永远做最杰出的人，永远超越他人。”
奧林匹亚竞技会举行的时间在夏至前后，天气非常炎热，人们基本不进行农业活动。在竞技会前的所有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宣布“神圣休战”，让成千上万来参加竞技会的人获得朝圣者的身份。
另一个重要的赛前准备是委任裁判，裁判要完成许多工作，包括把参赛者登记在案，监督他们训练，确保他们了解比赛规则、公平参赛，以及驱逐那些非希腊人。
比赛项目包括战车和赛马，五项全能（铁饼、跳远、标枪、赛跑、摔跤），搏击和武装赛跑。古代奥林匹亚竞技会没有团体项目，因为他们相信个人成就才是最重要的。
怎样理解古代奥林匹亚的体育精神？现代学者认为，体育比赛是为了纪念战争中去世的重要人物。这种观点得到了比较人类学数据的支持。
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前现代社会都会以竞技的方式决定已故君主的继承人，或以此为娱乐、抚慰逝者的灵魂，或借此在失去领袖后重新整合松散的群体。战争和体育之间的关联，只在于两者都有助于培养力量、耐力、纪律和勇气，而且因为体育精神反映了战争精神，二者都需要在尊重规则的前提下使用暴力。
相比今天的国际奥运会，古代奥林匹亚竞技会源于古希腊贵族与生俱来的竞争精神，是贵族阶级团结一致的庆祝活动，也是精英展示自我、相互竞争的场合。这是古代奥运独特的、前现代的一面。而与现代奥运相近地方，是古希腊人参加比赛本身就是目的，他们的动力也源自对竞技的热爱、自豪感及爱国主义精神。
奥林匹亚竞技会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举办，一直持续到公元4世纪末。罗马征服希腊后，城邦制度衰落，古代奥运会的规模逐渐缩小。走向帝国和专制的罗马，与民主参与的古代奥运会精神背道而驰。
中世纪欧洲体育陷入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基督教将奥林匹亚竞技会列为异教崇拜的敌视运动。在“祈祷和工作”（Ora et Labora）作为箴言的中世纪，娱乐运动被认为是游手好闲的表现，留给体育活动的时间空间十分有限。
现代奥林匹克复兴之得失
现代奥运会在19世纪末复兴，首先要归功于一个人的理想——皮埃尔·德顾拜旦（Le 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1863～1937）男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起人。
顾拜旦出身于法国贵族家庭，童年在诺曼底度过，欣赏18世纪英国儿童教育家托马斯·阿诺德倡导的英式教育，喜欢拳击、赛艇、击剑和骑马等项体育活动。阿诺德曾说过：“运动是青年自我教育的一种活动。”这句名言在顾拜旦的心灵中，诱发起致力于体育教育的火花。
1875年至1881年，古代奥运会的遗址不断被发掘出来，这引起顾拜旦极大的兴趣。1892年，皮埃尔·德·顾拜旦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复兴奥林匹克运动”。顾拜旦是一名理性主义者，相信古希腊世界已经见证了头脑与肌肉的完美结合，美德可以从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体育比赛是培养有天赋的业余者的理想方式。
1894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正式成立，顾拜旦担任国际奥委会秘书长，两年后接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任职期间对有关奥运会的举办、组织等完成详尽规划。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首届现代奥运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约10万名观众前来体育场观看比赛。
讨论现代奥林匹克精神，顾拜旦的体育思想，是绕不过去的。
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公平竞争、重在参与、团结友谊，等等，几乎都来自顾拜旦的体育思想。比如，他留下很多名言：“对人生而言，重要的决不是凯旋，而是战斗。重要的不是取胜，而是参与。奥林匹克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战斗。体育就是和平，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生活的本质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奋斗！”
顾拜旦还用散文诗的形式写下了著名的《体育颂》流传后世。这些宝贵思想在《奥林匹克宪章》中得到充分阐述。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现代奥运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许多做法偏离了顾拜旦当初的设想，至今聚讼纷纭。
顾拜旦一直把“业余主义”看成是奥林匹克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国际奥委会也长期坚持这一原则。他担心一旦奥运会成为职业选手的角逐场，以获取名利为目的，比赛就会蜕变为金钱交易，体育精神就会堕落。 但是，随着西方国家职业体育的发展和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专业训练，以及体育商业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冲击，奥运会成为职业选手之间的比赛。这完全违背了顾拜旦复兴奥运的初衷，职业体育的发展在各国并不平衡也导致了机会不均等问题。
顾拜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1962年，国际奥委会声明：“奥林匹克运动是非政治性的。”但是，从国际奥委会成立之日起，政治干预几乎是不断的。
两次世界大战迫使奥运会中断三届，美苏冷战、巴以冲突、朝鲜半岛冲突、南非种族歧视等等，在奥运史上地缘政治事件屡见不鲜。奥运会在开幕式庆典中，运动员按照国别集体入场、升国旗、奏国歌等仪式，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强化了民族主义的情绪，更不说每届奥运会对举办国来说都是一种政治炫耀和宣传。
中国体育公益启蒙仍在路上
现代奥林匹克复兴又超越了古代奥林匹克，它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人生哲学，它谋求把体育运动和文化融合起来，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快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奥林匹克完美地彰显了体育的人文精神，它倡导非政府、非营利、志愿的原则，具有明显的公益属性。
大众体育是一个国家体育发达的基础，体育公益是连接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的桥梁。从奥运会的奖牌榜来看，中国在金牌数量上和美国不相上下，但是在银牌、铜牌以及奖牌总数上，往往落后与美国等体育发达国家，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竞技体育缺乏更加广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也证明了中国的体育公益事业有待深入发展。
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十分重视体育公益事业，不仅各类运动协会成立基金会，推动学校、社区体育活动，体育明星、世界冠军身体力行，发挥自身社会影响力投身到公益行动中。
以NBA为例，慈善计划由NBA联盟统一制定，每个球队和球星都必须参与。篮球训练营是“NBA关怀行动”的传统项目。在美国，一年四季都有篮球训练营，孩子们可以随时接受篮球训练。每参与这类活动，除了篮球技术，球员更希望传递自己对篮球、对工作、对生活的态度。能对孩子产生影响，让他们生活得更幸福，是球员做公益的使命和目標。
相比而言，中国体育公益起步较晚，发展相对缓慢。截至2018年12月4日，我国共有体育基金会74家，其中公募型体育基金会35家，非公募体育基金会39家。我国体育基金会多为综合性体育基金会， 其宗旨、项目内容彼此相似， 只是面对的地域不同， 缺乏对体育人文精神的深层次诠释和体育运动的有效推广。
首先，中国体育公益事业总体还处于初级阶段，体育人的公益意识相对模糊;其次，以“奥运争光”战略为代表的举国体制背景下，奥运夺金就是对社会最大回报，成为最高价值取向， 从而使得体制内培养的运动员有意或无意地隔断了体育与公益之间的天然联系;第三，体育慈善的相关制度不健全，慈善氛围欠佳、专业人才缺乏，也是体育公益事业发展之后的一个重要重因素。
在体育公益方面，姚明等体育明星为体育人做出了榜样。
据姚基金2020年报显示，年度支出超过2200万元。其中，用于希望小学篮球季的支出超过1400万元，占总支出的比例达到64%。希望小学篮球季累计受益学校达1125所，累计比赛场次6000场，累计受益学生达到137.5万人。但是，相比钱和物更重要的是人，专业球员和体育教师的组织和投入，是决定体育公益的质量的根本。
体育明星作为受人关注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享受较多社会资源的人群，特别是在像奥运会这样的国际赛事举行期间，体育明星备受媒体和公众瞩目，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在这方面，我国体育明星的公益之路还很漫长。
8月2日，中国女排以2胜3负的成绩遗憾出局本届奥运，很多中国人难以接受这样的结局，女排的姑娘们热泪盈眶与郎导拥别。很多人问女排教练郎平：什么是“女排精神”？郎平说：“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是你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依旧眼中坚定。人生不是一定会赢，而是要努力去赢。”
显然，郎平作为一名奥运老将，深深理解了奥林匹克的精髓，并已经融进了她的人生哲学。据媒体报道，卸任女排主教练的郎平将赴北师大珠海校区任教。她将永远地离开万众瞩目的奥运赛场，同时也回归更为基础的体育公益之路。
现代体育之所以区别于前现代体育，就在于它承载和寄托了更加普世的人文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不仅需要优秀的女排教练，更需要躬身教坛的体育启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