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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豫皖苏边区和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一份久负盛名、声震大江南北的报纸，被誉为“人民的喉舌”“战斗的武器”“叫破五更的报晓鸡”。这就是由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主办的《拂晓报》。
一
抗战爆发后，日军顺陇海路打到开封，国民党汤恩伯部不战而溃，豫东地区连失38座县城，中共中央决定派彭雪枫从竹沟带领游击支队挺进豫东。临行前，彭雪枫建议创建一份报纸：“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只有把全民族动员起来，万众一心，才能战胜敌人，报纸是传播革命道理最迅速、最有力的工具之一。革命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武攻文治，自古皆然。”
办报就要起个既有革命性又切合实际还得有鼓舞作用的报名。有人说叫“曙光”，有人说叫“胜利”。当时这类名字已屡见不鲜。彭雪枫则提议：“就叫‘拂晓’吧。”并进一步解释说：“‘拂晓’代表了光明即将来临的意思。”大家听了，一致赞同。最后，彭雪枫在大家的公推之下欣然命笔，写下“拂晓报”报头。报社设在宣传科内，科长王子光兼任报社第一任社长。
1938年9月29日，《拂晓报》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创刊，彭雪枫亲自为其撰写了发刊词——《〈拂晓报〉是我们的良友》：
我们的报纸，定名为“拂晓”，包括着庄重而又伟大的意义。
《拂晓报》出版了，她担负着：
第一、要和我们的指挥员战斗员发生着血肉的关系，她指示我们方针，引导我们前进……同时，她又能够发表我们对敌人的怒吼，反映我们日常生活。
第二、要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行为，做无情的斗争。
第三、要和广大群众，各个友军，密切地团结起来，亲密的结合起来。我们要做到，而且一定能够做到：“拂晓”离不开我们，我们离不开“拂晓”。
同志们，《拂晓报》的读者们，我们要为着“拂晓”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些伟大任务而斗争。
《拂晓报》创刊号共3版，其以催人奋进的战斗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她像一把烈火，照亮了大地，烤热了周围，给人以振奋、向上的感觉。除发刊词外，还发表了《东进誓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人都是战斗员，人人都是宣传员》《行军注意事项》《东进战歌》。版面上展现着一片杀敌出征的气势。
报纸初印，困难很多，只有一罐油墨，两支铁笔，两块锈钢板，半筒蜡纸，一块木垫板，一个油印用的胶皮辊子，调墨板也没有。印的时候，在一块白铁板上调油墨，用图钉在蜡纸上边一头钉紧，在木垫板上印刷。困难大，但大家热情高，王子光带领众人一起想办法，克服一个个困难。在敌后，不是行军就是打仗，流动性很大。《拂晓报》的同志们背着背包，带着印刷工具，随军转战在黄淮平原上，有时一夜走100多里，人困马乏。可一到宿营地，大家不顾疲劳，立即抽出钢板，展开蜡纸，刻写出版报纸。
1939年2月，支队直属机关驻进河南永城以南的书案店。这是豫皖两省交界处的偏僻小镇，报社驻在歇了业的三开间店铺里，算是有了一个安定场所。随着豫皖苏根据地逐渐扩大，《拂晓报》也越办越大，人员越来越多。彭雪枫决定把报社从宣传科分离出来，任命王少庸为社长，并增加了一批有经验的办报人才。接着开始考虑提高质量的问题。
在版面内容上，改变过去“一锅煮”的做法，开设国际版、国内版、副刊。委任专人为随军记者，前方有重大战斗，都刊发本报通讯，再加副刊诗歌、杂文、散文、小说点缀，这就成了一份很像样的报纸。
此外，工作条件也得到了改善。当时，部队极端困难，军需处的金库里只有5元钱。报社更困难，连调油墨的煤油也买不起。没有油印机，每期尽最大努力，也只能印三四百份。他们只好采用土办法，用棉籽油代替煤油，用锅灰代替油墨。为此，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规定前方部队在战斗中缴获的油印器材、报刊，一律交《拂晓报》社。一次，部队在永城消灭了一支“和平救国军”，俘虏了骑兵司令李颜良，在他的司令部里发现了几罐油墨，一块钢版、几支铁笔和一些油光纸，便派骑兵火速送到报社，解决了燃眉之急。
原在国统区工作的陈其五、康英调到报社后看到报社这样困难，捐出了100块大洋。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梁漱溟从重庆赴山东途中来到书案店，他是有名的学者，在访问《拂晓报》社时，看到同志们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还把报纸办得如此出色，非常感动，当即捐出100块大洋。这两笔捐款，真是雪中送炭。
有了钱，《拂晓报》旧貌换了新颜。从第28期起，改用白纸两面印刷，每期两版，定期出版。从第34期起，每三天一期，四开四版，第一版社论、要闻；第二版本区新闻；第三版国际新闻；第四版副刊。再加上红、绿、黑三色套印，很受读者欢迎。
二
《拂晓报》作为人民军队的战斗武器，在内容和形式的发展上经历了这样几个时期：
草创时期。从1938年9月29日创刊至12月30日第27期出版。
1938年9月，彭雪枫奉中共中央命令，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由确山县竹沟镇向豫东敌后挺进。这时，一无饷源，二无后勤供应，生活艰难，物资奇缺。但彭雪枫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终于靠一些简陋的设备办起了报纸。创刊号是土产草纸三版，直到第8期，都是油渍斑斑，模糊不清。第9期改用毛边纸两版，到第18期改用油光纸。这一时期每期约印三五百份。
创刊头5个月，报纸的发行量只有三四百份，开设有“功劳簿”“行军生活”“小谜语”等栏目。但此时已含有对外宣传的内容了，如《鸣谢启事》《西华楚县长会见记》等。因报纸篇幅有限，对部队生活反映不够，所以后来开辟了“我们的生活”栏目。第8期后差不多90%的内容是面对部队读者了。1939年元旦后，对内对外宣传的内容各半，而当时的对外宣传还不是以工农为中心，而是以地方上的青年学生、一般士绅、友军将士及友区政府工作人员为主要对象。 第二个时期为发展时期。从1939年2月11日的第28期至1942年11月初在淮北半城出版第330期，历时45个月。彭雪枫总结这一时期为“油印报之传播最远，读者最众的黄金时代”。
在永城书案店，由28期开始，《拂晓报》改用新闻纸和油印机印刷。从34期以后，便保持四开一张四版。至此，《拂晓报》除了一些典型的新闻报道外，还定期发一些带有指导性的社论和文章，印刷技术也大大提高，凡重要文章都用红、蓝、绿、黑等不同颜色加以套印。在怀远印出第63期以后，印数已达五六百份。
1939年9月29日，正值支队东征一周年暨《拂晓报》创刊一周年之际，《拂晓报》在涡阳县新兴集以10张二十版印出特大号的第86期。版面蓝底套红，新颖夺目，受到全体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也吸引了大批社会读者。后来，报纸虽然印到1500份至2000份，仍满足不了广大军民的需要。自10月19日第89期起又随报发行两版的《拂晓增刊》，内容多半为延安论文。
12月5日，《拂晓报》百期纪念，报纸在新兴集出版了四开十二版纪念专刊。在第一版正中，用红色通栏套印毛主席为《拂晓报》的题词“坚持游击战争”，刘少奇的题词“为抗战的正确路线而斗争”，谭震林的“一声惊破了黎明前的黑暗，一文唤醒了豫皖苏边的青年，一笔催动了全军的艺术，一战吓破了日寇的肝胆”，和滕代远“拂晓报是敌占区内广大人民的灯塔”的题词。在二、三版，刊登了王稼祥、张闻天、左权、谭政、徐海东、曾希圣等领导人的题词。同时在第十、十一、十二版刊登报社工作人员王少庸、李朴人、庄方、陈阵、钱申夫、单斐、刘秉衡、姜心启、杜百根等的画像和自传。百期纪念专刊给全体指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与鞭策。
1941年1月底，新四军第四师整编成立，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5月4日，四师进入津浦路东。9月6日报社增出了《拂晓报·部队版》，随师部驻半城，专为部队而设，加上《拂晓每日电讯》，成为了对外、对内同时宣传的普遍读物。
早在1940年新年过后不久，毛泽东和陈云先后给彭雪枫写信，嘉奖《拂晓报》。毛泽东在信中说：“《拂晓报》看到几期，报纸办得好，祝同志们继续努力，作出更好的成绩。”信中还说，派人送去《新民主主义论》的样本，要《拂晓报》社翻印。同时叮嘱道：原文“要仔细校对，做到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不要错。书印好后，分送各抗日根据地”。陈云在信中说：中央正在为新四军物色一批干部，陆续派来加强工作，使武装力量迅速扩大，根据地更加巩固。彭雪枫把这两封信交报社同志阅读、保存。之后，每有新同志到报社工作，大家总是先把毛主席的题词和两封信拿出来让新同志学习，以鼓励新老同志团结一致，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当时，远在重庆的周恩来也非常支持《拂晓报》，他克服重重困难，从重庆给报社送来一批批书报杂志和学习材料，鼓励大家努力工作，不断进步。报纸之所以能在国统区公开发行，扩大抗日宣传，是与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关怀分不开的。
从300期开始，《拂晓报》已发行到延安、重庆、新县、西安、阜阳、立煌（今金寨县，时为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临时省会）及华北等地，报刊界知名人士交口赞誉。后来还远涉重洋，传到了纽约、莫斯科及南洋各国的大都市。
第三个时期为困难时期。从1942年1月至4月29日，彭雪枫称这是“《拂晓报》最不快意的时期”。1941年冬，日军纠集数万步骑兵，分数路向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33天大“扫荡”。彭雪枫指挥我军化整为零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实行外线作战，在根据地内外同敌人展开激战。那时部队过着昼伏夜行的游击生活，没有固定的驻地，而且要时时准备与敌寇拼杀。因此，《拂晓报》被迫停刊。但为了非常时期战斗的需要，代之以《反扫荡快报》不定期出刊。1943年元旦后又改为四开一张新闻纸双日刊。
第四个时期为崭新时期。随着形势的变化，淮北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并有了相对稳定的后勤供应。1943年3月5日，《拂晓报》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印刷厂，并明确提出“全党办报”“全军办报”“全民办报”的指导方针。报纸宣传以工农兵为对象，主要刊登反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和要求的通讯，语言也更加大众化。
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拂晓报》8年共出版960多期。同年10月，华中解放区行政区划和领导机构调整，主力部队整编为野战军，《拂晓报》改为中共华中分局七地委机关报，《拂晓报·路西版》（1945年1月创办）为中共华中分局八地委机关报，《拂晓报·部队版》为华中野战军九纵队机关报。
《拂晓报》的发展过程，凝聚着报社工作人员的智慧、心血和汗水。经过技术改造和创新，纸张、刻字排版、油墨、印刷、发行等方面的水平不断提高，办报人才也从刚开始的两三个人，逐渐扩大到八九个人，还坚持开办了两次报人训练班，在路西创办了《群众导报》《永光报》等10多种报刊，后又在路东创办了10多种报刊。
三
在艰苦的岁月里，抗日的种子通过《拂晓报》播撒在豫皖苏边区和淮北敌后广大战场上。她团结和引导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为发展和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开辟和建设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打败日本侵略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唤醒了民族意识，凝聚了抗日民心。在《拂晓报》的鼓舞下，读书人纷纷走出家门，为抗日救国摇旗呐喊，有的还参加到抗日队伍中来。官宦之家出身的安徽省涡阳县田丰老先生，在新四军到达涡阳前，对国民政府感到失望，读到《拂晓报》后，认识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是一支抗日救国的队伍，便毅然投奔革命。他在欢迎大会上发出誓言：“我是《拂晓报》的忠诚读者，她指引我向往着伟大中国共产党——愿普天下的星星，都跟着月亮走！”固镇李庄清末秀才李文宗看到《拂晓报》“号外”刊登的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军淮上，首战湖沟集旗开得胜的消息后兴奋不已，便在固镇组织了一支有200多人参加的抗日游击队，转战在津浦路两侧，后编入淮上独立团。在一次反“扫荡”中，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壮烈殉国。怀远县城的清末秀才李绪成，拒为伪县政府题写牌匾，躲至龙亢，看到《拂晓报》关于新四军四打怀远县城，消灭安乡日伪军的报道，又目睹新四军大军开来，买卖公平，秋毫无犯，心中豁然开朗，于是他用柳体在两张大红纸上写下了罕见的文言标语：“新四军者，天下文明第一军也！”贴在城隍庙大院内。他的这一举动，大大鼓舞了当地的士绅和群众。1940年9月，淮上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淮上行署在《拂晓报》上刊登《淮上联合中学》招生公告，很短时间内就有怀远、凤台、蒙城、宿县、涡阳、颍上、蚌埠、阜阳、定远等县400余名青年前来报名，其中有150多名女青年。一个地方中学招收这么多的女生，在根据地政府建立之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也是与《拂晓报》的宣传教育分不开的。 宣传了抗日政策，打击了反共顽匪。彭雪枫曾在《拂晓报》创刊一周年时撰文说：报纸“是支队全体指战员们的政治上的指南针，是军事、政治、民运、文化、娱乐工作的导师”。游击支队指战员和地方干部，通过《拂晓报》，掌握斗争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明确具体任务，减少了工作和斗争的盲目性。同时，通过读报学习，指战员们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一些战士和地方工农干部，还通过读报学习，学到了文化知识，摘掉了文盲帽子。根据地的广大民众通过读报，了解“天下事”，了解共产党、新四军的主张及各项政策，提高了思想觉悟。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各地不断制造摩擦事件，残杀我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和家属，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反共文件。《拂晓报》以敏锐的政治嗅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反共摩擦专家张荫梧以及土豪劣绅干子正，奸细张际昌、李性初，顽军小头目潘觉民、袁传璧之流的罪行，使这些丑类假抗日、真反共的反革命嘴脸暴露无遗。报纸还针对反共顽固派强加给我军“游而不击，抗而不战”的罪名发表专文予以驳斥。
鼓舞了军民斗志，指导了斗争方法。在最艰苦的33天反“扫荡”斗争中，《拂晓报》及时刊登对付敌寇的方法，号召广大群众实行“清室空野”，以“搬光、走光、藏光”来对付敌人“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这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使“扫荡”之敌屡屡扑空，根据地人民变被动为主动，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伟大胜利。在1942年大生产运动中，《拂晓报》以典型的实例，大量的篇幅，报道群众如何兴修水利，开展生产运动的情况，介绍泗南县组织农业合作社搞生产互助的经验和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部队指战员的生产自救活动在报上也得到了普遍的反映，真正起到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巨大作用。
促进了军民团结，扩大了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影响。游击支队挺进豫皖苏边区后，狠狠打击了日伪军队，逐渐收复失地，把沦陷区的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每次《拂晓报》都在显著版面刊登胜利的消息。新四军还十分重视拥政爱民和群众工作。在一个战役取得胜利后，或中秋节、元旦、春节、元宵节前后都普遍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形成了一种深入民心、军心的传统和制度。边区人民看到了只有拿起枪杆子，跟着新四军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才有出路，都积极要求参军参战。参军边民到了部队，通过读报，识了字，能动笔与家里通信，提高了文化素质。部队每到一地，都积极帮助地方建立抗战文化活动室，慰问抗属、烈属，组织军民联欢，为驻地民众收割庄稼，打扫庭院，为民众拿药治病。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也颁布拥军优属公约，积极帮助军队解决训练、打仗和生活中的困难。对驻军伤病员、伤残军人及抗属、烈属，经常慰问和给予各种各样的照顾。在边区人民的支持下，新四军游击支队从300多人到整编为第四师时发展到两万余人，大大壮大了抗日武装。
《拂晓报》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在国际上也引人瞩目。一些国际友人通过这张小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所进行的抗日战争，并因此写信、发表谈话表示对中国人民这一正义斗争的同情与支持。一个名叫笛尔坎纳的德国人，因反对纳粹而流亡加拿大。他在《拂晓报》上看到了彭雪枫所领导的部队为反对日本侵略者而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后，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信给彭雪枫说：“我对贵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事业，感到莫大的关切，你们正在为民族的生存而战……在我们坎拿大（即加拿大）已经替中国募集了大批金钱，我希望这中间的一部分能够到达你们在西北艰苦奋斗的同志们手里。”在这封信里，笛尔坎纳还对他的朋友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进行募捐活动作了描述：“柴尔和纳尔逊不过是两个小小的村镇，从战争开始后就募捐了五千金元，请你转告毛泽东将军。”最后，笛尔坎纳以朋友间最真挚的感情写道：“请你告诉你们军队里的每一个同志，我们全美洲的先进人士，对于为了使人类能够生活在和平、自由的环境里而英勇牺牲的全体将士和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责编 王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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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日军顺陇海路打到开封，国民党汤恩伯部不战而溃，豫东地区连失38座县城，中共中央决定派彭雪枫从竹沟带领游击支队挺进豫东。临行前，彭雪枫建议创建一份报纸：“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只有把全民族动员起来，万众一心，才能战胜敌人，报纸是传播革命道理最迅速、最有力的工具之一。革命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武攻文治，自古皆然。”
办报就要起个既有革命性又切合实际还得有鼓舞作用的报名。有人说叫“曙光”，有人说叫“胜利”。当时这类名字已屡见不鲜。彭雪枫则提议：“就叫‘拂晓’吧。”并进一步解释说：“‘拂晓’代表了光明即将来临的意思。”大家听了，一致赞同。最后，彭雪枫在大家的公推之下欣然命笔，写下“拂晓报”报头。报社设在宣传科内，科长王子光兼任报社第一任社长。
1938年9月29日，《拂晓报》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创刊，彭雪枫亲自为其撰写了发刊词——《〈拂晓报〉是我们的良友》：
我们的报纸，定名为“拂晓”，包括着庄重而又伟大的意义。
《拂晓报》出版了，她担负着：
第一、要和我们的指挥员战斗员发生着血肉的关系，她指示我们方针，引导我们前进……同时，她又能够发表我们对敌人的怒吼，反映我们日常生活。
第二、要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行为，做无情的斗争。
第三、要和广大群众，各个友军，密切地团结起来，亲密的结合起来。我们要做到，而且一定能够做到：“拂晓”离不开我们，我们离不开“拂晓”。
同志们，《拂晓报》的读者们，我们要为着“拂晓”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些伟大任务而斗争。
《拂晓报》创刊号共3版，其以催人奋进的战斗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她像一把烈火，照亮了大地，烤热了周围，给人以振奋、向上的感觉。除发刊词外，还发表了《东进誓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人都是战斗员，人人都是宣传员》《行军注意事项》《东进战歌》。版面上展现着一片杀敌出征的气势。
报纸初印，困难很多，只有一罐油墨，两支铁笔，两块锈钢板，半筒蜡纸，一块木垫板，一个油印用的胶皮辊子，调墨板也没有。印的时候，在一块白铁板上调油墨，用图钉在蜡纸上边一头钉紧，在木垫板上印刷。困难大，但大家热情高，王子光带领众人一起想办法，克服一个个困难。在敌后，不是行军就是打仗，流动性很大。《拂晓报》的同志们背着背包，带着印刷工具，随军转战在黄淮平原上，有时一夜走100多里，人困马乏。可一到宿营地，大家不顾疲劳，立即抽出钢板，展开蜡纸，刻写出版报纸。
1939年2月，支队直属机关驻进河南永城以南的书案店。这是豫皖两省交界处的偏僻小镇，报社驻在歇了业的三开间店铺里，算是有了一个安定场所。随着豫皖苏根据地逐渐扩大，《拂晓报》也越办越大，人员越来越多。彭雪枫决定把报社从宣传科分离出来，任命王少庸为社长，并增加了一批有经验的办报人才。接着开始考虑提高质量的问题。
在版面内容上，改变过去“一锅煮”的做法，开设国际版、国内版、副刊。委任专人为随军记者，前方有重大战斗，都刊发本报通讯，再加副刊诗歌、杂文、散文、小说点缀，这就成了一份很像样的报纸。
此外，工作条件也得到了改善。当时，部队极端困难，军需处的金库里只有5元钱。报社更困难，连调油墨的煤油也买不起。没有油印机，每期尽最大努力，也只能印三四百份。他们只好采用土办法，用棉籽油代替煤油，用锅灰代替油墨。为此，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规定前方部队在战斗中缴获的油印器材、报刊，一律交《拂晓报》社。一次，部队在永城消灭了一支“和平救国军”，俘虏了骑兵司令李颜良，在他的司令部里发现了几罐油墨，一块钢版、几支铁笔和一些油光纸，便派骑兵火速送到报社，解决了燃眉之急。
原在国统区工作的陈其五、康英调到报社后看到报社这样困难，捐出了100块大洋。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梁漱溟从重庆赴山东途中来到书案店，他是有名的学者，在访问《拂晓报》社时，看到同志们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还把报纸办得如此出色，非常感动，当即捐出100块大洋。这两笔捐款，真是雪中送炭。
有了钱，《拂晓报》旧貌换了新颜。从第28期起，改用白纸两面印刷，每期两版，定期出版。从第34期起，每三天一期，四开四版，第一版社论、要闻；第二版本区新闻；第三版国际新闻；第四版副刊。再加上红、绿、黑三色套印，很受读者欢迎。
二
《拂晓报》作为人民军队的战斗武器，在内容和形式的发展上经历了这样几个时期：
草创时期。从1938年9月29日创刊至12月30日第27期出版。
1938年9月，彭雪枫奉中共中央命令，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由确山县竹沟镇向豫东敌后挺进。这时，一无饷源，二无后勤供应，生活艰难，物资奇缺。但彭雪枫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终于靠一些简陋的设备办起了报纸。创刊号是土产草纸三版，直到第8期，都是油渍斑斑，模糊不清。第9期改用毛边纸两版，到第18期改用油光纸。这一时期每期约印三五百份。
创刊头5个月，报纸的发行量只有三四百份，开设有“功劳簿”“行军生活”“小谜语”等栏目。但此时已含有对外宣传的内容了，如《鸣谢启事》《西华楚县长会见记》等。因报纸篇幅有限，对部队生活反映不够，所以后来开辟了“我们的生活”栏目。第8期后差不多90%的内容是面对部队读者了。1939年元旦后，对内对外宣传的内容各半，而当时的对外宣传还不是以工农为中心，而是以地方上的青年学生、一般士绅、友军将士及友区政府工作人员为主要对象。 第二个时期为发展时期。从1939年2月11日的第28期至1942年11月初在淮北半城出版第330期，历时45个月。彭雪枫总结这一时期为“油印报之传播最远，读者最众的黄金时代”。
在永城书案店，由28期开始，《拂晓报》改用新闻纸和油印机印刷。从34期以后，便保持四开一张四版。至此，《拂晓报》除了一些典型的新闻报道外，还定期发一些带有指导性的社论和文章，印刷技术也大大提高，凡重要文章都用红、蓝、绿、黑等不同颜色加以套印。在怀远印出第63期以后，印数已达五六百份。
1939年9月29日，正值支队东征一周年暨《拂晓报》创刊一周年之际，《拂晓报》在涡阳县新兴集以10张二十版印出特大号的第86期。版面蓝底套红，新颖夺目，受到全体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也吸引了大批社会读者。后来，报纸虽然印到1500份至2000份，仍满足不了广大军民的需要。自10月19日第89期起又随报发行两版的《拂晓增刊》，内容多半为延安论文。
12月5日，《拂晓报》百期纪念，报纸在新兴集出版了四开十二版纪念专刊。在第一版正中，用红色通栏套印毛主席为《拂晓报》的题词“坚持游击战争”，刘少奇的题词“为抗战的正确路线而斗争”，谭震林的“一声惊破了黎明前的黑暗，一文唤醒了豫皖苏边的青年，一笔催动了全军的艺术，一战吓破了日寇的肝胆”，和滕代远“拂晓报是敌占区内广大人民的灯塔”的题词。在二、三版，刊登了王稼祥、张闻天、左权、谭政、徐海东、曾希圣等领导人的题词。同时在第十、十一、十二版刊登报社工作人员王少庸、李朴人、庄方、陈阵、钱申夫、单斐、刘秉衡、姜心启、杜百根等的画像和自传。百期纪念专刊给全体指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与鞭策。
1941年1月底，新四军第四师整编成立，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5月4日，四师进入津浦路东。9月6日报社增出了《拂晓报·部队版》，随师部驻半城，专为部队而设，加上《拂晓每日电讯》，成为了对外、对内同时宣传的普遍读物。
早在1940年新年过后不久，毛泽东和陈云先后给彭雪枫写信，嘉奖《拂晓报》。毛泽东在信中说：“《拂晓报》看到几期，报纸办得好，祝同志们继续努力，作出更好的成绩。”信中还说，派人送去《新民主主义论》的样本，要《拂晓报》社翻印。同时叮嘱道：原文“要仔细校对，做到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不要错。书印好后，分送各抗日根据地”。陈云在信中说：中央正在为新四军物色一批干部，陆续派来加强工作，使武装力量迅速扩大，根据地更加巩固。彭雪枫把这两封信交报社同志阅读、保存。之后，每有新同志到报社工作，大家总是先把毛主席的题词和两封信拿出来让新同志学习，以鼓励新老同志团结一致，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当时，远在重庆的周恩来也非常支持《拂晓报》，他克服重重困难，从重庆给报社送来一批批书报杂志和学习材料，鼓励大家努力工作，不断进步。报纸之所以能在国统区公开发行，扩大抗日宣传，是与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关怀分不开的。
从300期开始，《拂晓报》已发行到延安、重庆、新县、西安、阜阳、立煌（今金寨县，时为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临时省会）及华北等地，报刊界知名人士交口赞誉。后来还远涉重洋，传到了纽约、莫斯科及南洋各国的大都市。
第三个时期为困难时期。从1942年1月至4月29日，彭雪枫称这是“《拂晓报》最不快意的时期”。1941年冬，日军纠集数万步骑兵，分数路向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33天大“扫荡”。彭雪枫指挥我军化整为零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实行外线作战，在根据地内外同敌人展开激战。那时部队过着昼伏夜行的游击生活，没有固定的驻地，而且要时时准备与敌寇拼杀。因此，《拂晓报》被迫停刊。但为了非常时期战斗的需要，代之以《反扫荡快报》不定期出刊。1943年元旦后又改为四开一张新闻纸双日刊。
第四个时期为崭新时期。随着形势的变化，淮北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并有了相对稳定的后勤供应。1943年3月5日，《拂晓报》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印刷厂，并明确提出“全党办报”“全军办报”“全民办报”的指导方针。报纸宣传以工农兵为对象，主要刊登反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和要求的通讯，语言也更加大众化。
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拂晓报》8年共出版960多期。同年10月，华中解放区行政区划和领导机构调整，主力部队整编为野战军，《拂晓报》改为中共华中分局七地委机关报，《拂晓报·路西版》（1945年1月创办）为中共华中分局八地委机关报，《拂晓报·部队版》为华中野战军九纵队机关报。
《拂晓报》的发展过程，凝聚着报社工作人员的智慧、心血和汗水。经过技术改造和创新，纸张、刻字排版、油墨、印刷、发行等方面的水平不断提高，办报人才也从刚开始的两三个人，逐渐扩大到八九个人，还坚持开办了两次报人训练班，在路西创办了《群众导报》《永光报》等10多种报刊，后又在路东创办了10多种报刊。
三
在艰苦的岁月里，抗日的种子通过《拂晓报》播撒在豫皖苏边区和淮北敌后广大战场上。她团结和引导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为发展和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开辟和建设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打败日本侵略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唤醒了民族意识，凝聚了抗日民心。在《拂晓报》的鼓舞下，读书人纷纷走出家门，为抗日救国摇旗呐喊，有的还参加到抗日队伍中来。官宦之家出身的安徽省涡阳县田丰老先生，在新四军到达涡阳前，对国民政府感到失望，读到《拂晓报》后，认识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是一支抗日救国的队伍，便毅然投奔革命。他在欢迎大会上发出誓言：“我是《拂晓报》的忠诚读者，她指引我向往着伟大中国共产党——愿普天下的星星，都跟着月亮走！”固镇李庄清末秀才李文宗看到《拂晓报》“号外”刊登的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军淮上，首战湖沟集旗开得胜的消息后兴奋不已，便在固镇组织了一支有200多人参加的抗日游击队，转战在津浦路两侧，后编入淮上独立团。在一次反“扫荡”中，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壮烈殉国。怀远县城的清末秀才李绪成，拒为伪县政府题写牌匾，躲至龙亢，看到《拂晓报》关于新四军四打怀远县城，消灭安乡日伪军的报道，又目睹新四军大军开来，买卖公平，秋毫无犯，心中豁然开朗，于是他用柳体在两张大红纸上写下了罕见的文言标语：“新四军者，天下文明第一军也！”贴在城隍庙大院内。他的这一举动，大大鼓舞了当地的士绅和群众。1940年9月，淮上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淮上行署在《拂晓报》上刊登《淮上联合中学》招生公告，很短时间内就有怀远、凤台、蒙城、宿县、涡阳、颍上、蚌埠、阜阳、定远等县400余名青年前来报名，其中有150多名女青年。一个地方中学招收这么多的女生，在根据地政府建立之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也是与《拂晓报》的宣传教育分不开的。 宣传了抗日政策，打击了反共顽匪。彭雪枫曾在《拂晓报》创刊一周年时撰文说：报纸“是支队全体指战员们的政治上的指南针，是军事、政治、民运、文化、娱乐工作的导师”。游击支队指战员和地方干部，通过《拂晓报》，掌握斗争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明确具体任务，减少了工作和斗争的盲目性。同时，通过读报学习，指战员们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一些战士和地方工农干部，还通过读报学习，学到了文化知识，摘掉了文盲帽子。根据地的广大民众通过读报，了解“天下事”，了解共产党、新四军的主张及各项政策，提高了思想觉悟。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各地不断制造摩擦事件，残杀我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和家属，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反共文件。《拂晓报》以敏锐的政治嗅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反共摩擦专家张荫梧以及土豪劣绅干子正，奸细张际昌、李性初，顽军小头目潘觉民、袁传璧之流的罪行，使这些丑类假抗日、真反共的反革命嘴脸暴露无遗。报纸还针对反共顽固派强加给我军“游而不击，抗而不战”的罪名发表专文予以驳斥。
鼓舞了军民斗志，指导了斗争方法。在最艰苦的33天反“扫荡”斗争中，《拂晓报》及时刊登对付敌寇的方法，号召广大群众实行“清室空野”，以“搬光、走光、藏光”来对付敌人“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这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使“扫荡”之敌屡屡扑空，根据地人民变被动为主动，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伟大胜利。在1942年大生产运动中，《拂晓报》以典型的实例，大量的篇幅，报道群众如何兴修水利，开展生产运动的情况，介绍泗南县组织农业合作社搞生产互助的经验和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部队指战员的生产自救活动在报上也得到了普遍的反映，真正起到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巨大作用。
促进了军民团结，扩大了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影响。游击支队挺进豫皖苏边区后，狠狠打击了日伪军队，逐渐收复失地，把沦陷区的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每次《拂晓报》都在显著版面刊登胜利的消息。新四军还十分重视拥政爱民和群众工作。在一个战役取得胜利后，或中秋节、元旦、春节、元宵节前后都普遍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形成了一种深入民心、军心的传统和制度。边区人民看到了只有拿起枪杆子，跟着新四军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才有出路，都积极要求参军参战。参军边民到了部队，通过读报，识了字，能动笔与家里通信，提高了文化素质。部队每到一地，都积极帮助地方建立抗战文化活动室，慰问抗属、烈属，组织军民联欢，为驻地民众收割庄稼，打扫庭院，为民众拿药治病。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也颁布拥军优属公约，积极帮助军队解决训练、打仗和生活中的困难。对驻军伤病员、伤残军人及抗属、烈属，经常慰问和给予各种各样的照顾。在边区人民的支持下，新四军游击支队从300多人到整编为第四师时发展到两万余人，大大壮大了抗日武装。
《拂晓报》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在国际上也引人瞩目。一些国际友人通过这张小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所进行的抗日战争，并因此写信、发表谈话表示对中国人民这一正义斗争的同情与支持。一个名叫笛尔坎纳的德国人，因反对纳粹而流亡加拿大。他在《拂晓报》上看到了彭雪枫所领导的部队为反对日本侵略者而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后，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信给彭雪枫说：“我对贵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事业，感到莫大的关切，你们正在为民族的生存而战……在我们坎拿大（即加拿大）已经替中国募集了大批金钱，我希望这中间的一部分能够到达你们在西北艰苦奋斗的同志们手里。”在这封信里，笛尔坎纳还对他的朋友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进行募捐活动作了描述：“柴尔和纳尔逊不过是两个小小的村镇，从战争开始后就募捐了五千金元，请你转告毛泽东将军。”最后，笛尔坎纳以朋友间最真挚的感情写道：“请你告诉你们军队里的每一个同志，我们全美洲的先进人士，对于为了使人类能够生活在和平、自由的环境里而英勇牺牲的全体将士和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