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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福义，著名语言学家，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也研究逻辑、修辞、文化语言学和相关的其他问题。已在《中国语文》等刊物发表文章460多篇，在商务印书馆、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出版著作50余种。代表性著作有《语法问题探讨集》《现代汉语》《语法问题发掘集》《汉语语法学》《文化语言学》《汉语复句研究》《汉语语法三百问》《邢福义选集》《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等。
晓 苏：邢老师，您好！我知道您是一位大忙人，首先我要感谢您在万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我之所以这么急着要来采访您，是想赶在《语文教学与研究》新年第一期上将这个访谈发出来。您是我们刊物的老顾问，又是享誉中外的大学者，在我们的读者中，知道您的大名的，少说也数以万计，有些人还亲眼见到过您本人。我的意思是说，您在《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的读者队伍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强大的号召力。我想，我们的读者能在新年第一期上读到关于您的访谈，他们一定会感到非常惊喜，进而会更加喜欢我们的杂志。
邢福义：你的说法恐怕有些夸张了。我一直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教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硕士生和博士生，研究领域也主要集中在汉语语言学方面，《语文教学与研究》是一本面向中学语文教师的刊物，我在这个特定的读者群中不会像你说的，有这么高的知名度。
晓 苏：我刚才的话没有丝毫夸张的成份。您应该记得，《语文教学与研究》开辟学生版《读写天地》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栏目叫“语文三家村”，约请您和王先霈老师，还有黄曼君老师，每期为这个栏目写一篇文章。那一年，您为这个栏目写了十二篇，虽然文章都不长，可以说都是小文章，但影响却非常大，我们编辑部收到了好多好多的读者来信，大都是赞美的，称之为小文章大学问，也有人说小文章大学者。还有，您十年前曾为我们的读者作过一次报告，地点在湖北宜昌，参加我们会议的代表有六百多人，来自全国各地的重点中学，把一个大礼堂都坐满了，是真正的座无虚席。那天上午，您手上一张纸片也没拿，却一口气讲了三个半小时，其间笑声不断，掌声不断，惊叹声不断，所有的听众都如坐春风，胜读十年，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那天我还特别注意到，三个半小时没有一个代表去卫生间，等您报告结束时，人们都慌慌张张往厕所跑，却一个个都用手捂着小腹，腰都直不起来了。
邢福义：您说的这两件事，我都有比较深的印象。那十二篇小文章，虽说发表在一本供中学生阅读的刊物上，但在语言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一年的专栏写完后，语文出版社很快把这十二篇文章结集出版了，书名叫《语言运用漫说》。关于去宜昌作报告，我还是带着病去的，当时痛风的老毛病犯了，脚肿着，一走一跛的。不过那次我很高兴，认识了那么多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让我有了一个难得的与中学语文进行对话的机会。
晓 苏：您那年在宜昌作的报告，可以说影响深远。您讲到的许多例子，至今还在我们的读者中口口相传，比如武松打虎那一段中的动词运用，老虎一搞，武松一搞；又比如既能说上馆子又能说下馆子，却只能说上厕所不能说下厕所；还比如杨白劳唱词中的没钱和钱少的问题……您列举并分析的这些语言现象已在我们的读者中成为经典，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经久不衰。由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您的报告为什么能够吸引人，打动人，说服人？作报告，从广义上说也是讲课，作报告的人，从广义上说也就是教师，我上面的问题实际上也可以这样表述，即：您是怎样成为一个好教师的？事实上，您在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也是一个有口皆碑的好教师，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一说到您上课，没有谁不翘大拇指的。下面，邢老师能不能对我刚才这个问题作一些回答？
邢福义：好的。你这个问题我有过一些思考，也乐意回答。我1958年正式登上大学讲台，上本科生的课。1981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1991年开始带博士研究生。几十年来，我一直这么告诫着自己：一个好的教师，必须是一个好的学者。大学教师是这样，我想中学教师也应该是这样。
晓 苏：一个好教师必须是个好学者，邢老师说得太精辟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您为什么是个好教师了，因为您首先是个好学者。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学者是要有天赋的，好学者恐怕需要更好的天赋。然而，并不是每个教师都有成为学者的天赋，有好天赋的教师就更少了。如果说好学者是好教师的前题，那成为一个好教师就太难了。
邢福义：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成为学者固然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靠勤奋。勤奋是一种品质，也是一种方法。老实说，我能成为一个学者，主要依靠的还是勤奋。勤奋可以激发兴趣，勤奋可以滋生智慧，勤奋可以创造奇迹。
晓 苏：照您这么说，学者并非天才，成为一个学者也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接下来，邢老师能否给我们具体描述一下您的学者之路？
邢福义：可以。坦率地说，我走上汉语语言学研究之路，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我从小特别喜欢画画。1952年到1954年，在海口广东琼台师范学校专师班学习，时间2年，主要便是学的画画。原想毕业后当个小学教师，业余搞点绘画创作，从那个方面求发展，没想到毕业时学校让我报考师范大学。当时，因为经济困难，我决定报考时间较短的2年制专修科；又因为喜欢画画，我决定报考华中师范大学的美术专修科。可是，按要求，考美术必须加试“术科”，而要参加“术科”的加试，必须去广州，那里才有试点。我没有去广州的路费。思来想去，决定报考华中师范大学的中文专修科，希望考取报到之后能转到美术专修科去。
1954年9月，到华中师范大学的中文专修科报到之后，我提出转到美术专修科，但没有得到批准。好在我对文学也很有兴趣，于是安下心来，课余时间读了不少中外名著，并试着写点儿童文学。1955年的一个傍晚，我走进中文系资料室，翻看一本《语文学习》，读到了几篇讨论主宾语问题的文章，立即对语言里居然存在那么神奇奥妙的规律大感惊讶。于是，我也试着思考一两个问题；于是，越思考兴趣越浓，觉得有一股子力量吸引着自己。1956年7月中文专修科毕业之后，中文系领导宣布把我留在系里当助教。一个专科学生能留校，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有一天，一位中文系领导召集留校者开会，要求我们表明希望分到哪个专业的意向，我毫不犹豫地在表上填写了“汉语”──当时大家都不愿意搞的一门被认为十分枯燥的学科。
晓 苏：您的学者之路就是从留校当助教开始的吗？
邢福义：可以这么说吧。从1956年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总结了一下自己走过的路，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偷学阶段。我把不交学费而能学到知识和提高能力叫作“偷学”。这个阶段在1956年至1965年之间，整整十年。从1956年一参加工作起，《中国语文》上每发表一篇重要语法论文，我都要潜心于“悟道道”：作者是怎么抓到这个题目的？是怎样展开这个题目的？在方法上有什么长处？在材料运用上有什么特点？这样，终于养成了无言中求教于众多高明学者的习惯，众多高明学者也就在“函授”中成了我的导师。就靠这“偷学”，在不认识编辑部一个人的情况下，经历了“投稿－退稿－再投稿”的多次循环反复，1957年，也就是22岁那一年，我在《中国语文》上表发第一篇文章。在这个阶段里，我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知道了应该充分发挥两只眼睛的功能。一只眼睛用来看懂别人文章的表面、正面和一行行文字，另一只眼睛用来探视别人文章的背面、反面和字里行间里隐藏着的奥秘。二是学会了处处留心抓问题，重视了捕捉论题的敏锐感，开始了做小专题研究的自我训练。1957年到1965年，《中国语文》发表了我的7篇文章，还不包括报道性文章。之后，“文革”开始，《中国语文》停刊。“偷学”阶段就此结束。
晓 苏：如此说来，您在第一个阶段真够勤奋的。下面该讲第二个阶段了，您把这个阶段叫什么阶段？
邢福义：第二个阶段是自悟阶段。自悟阶段包括“文革”10年和“文革”之后的13年，共23年。我主要作了三件事，这三件事对我以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件事，是学会写好万字文。“文革”前，我在《华中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过2万多字的长文，但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都是数千字的文章。这成了我的“心事”。文革期间，尽管不能集中精力于专业，但我不但一直没有放弃过问题的思考，而且时不时偷偷地写点东西，练练笔。特别是，1969年到1971年，我被抽调到新组建的湖北省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组。教材编写组组长，就是当时的全省军宣队总指挥长。这位将军，要我们编写组的成员别管社会上诸如“武斗”之类的事，专心编写好教材，我因此有机会联系中小学实际继续钻研某些问题，并且一有空隙就钻研1975年起开始注意到的一个现象，这就是定名结构充当分句的现象。“文革”之后，《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我花了12年时间、经过多次推敲修改才定稿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1万多字，在《中国语文》1979年第1期上作为重点文章发表出来了。吕叔湘先生于1979年9月28日给了我一封信，其中写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不少。你很用功，写文章条理清楚，也常常很有见地，如今年发表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就很好。”后来，吕先生答应我的请求，为我的第一个论文集《语法问题探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作序。在1984年8月30日写成的序中，吕先生说：“福义同志的长处就在于能在一般人认为没什么可注意的地方发掘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且巧作安排，写成文章，令人信服。”我大受鼓舞。自从发表《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以后，我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文章便一般都是万字文了。第二件事，是学会读好一本书。“文革”期间，我既偷偷写文章，也偷偷读书。当时，有个信念：读别人的书，是为了写自己的书。于是，在“厚书读薄，薄书读厚”上下了功夫。读什么书呢？学生时代，我没有机会听逻辑课，因而一直深为遗憾。“文革”期间，有位同学送我一本旧书——苏联维诺格拉多夫、库兹明的《逻辑学》（三联书店1951）。我如获至宝，反复地读，反复地消化，在书中写批注，画红线蓝线，打上这种那种符号。我又联系汉语实际，检验逻辑定律和语言运用的联系和区别，有了不少收获。这本《逻辑学》至今珍藏。“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我提出开逻辑课的建议，得到领导的同意，便在中文系给当时的工农兵学员讲逻辑，实际上讲的是包含有我的心得体会的“语言逻辑”。197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语法知识及其应用》，就是根据讲稿整理而成的。不仅如此，我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还不断引进逻辑方法，写出了好些文章。这一点，引起了语言学界同行的注意，也引起了逻辑学界部分学者的注意。凡是“文革”以后出版的中国语法研究史，都提到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国际刊物《语言研究问题》2010年第2期（Волросы филоло
гическиx наук№2[42]2010г）译载了我1991年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复句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的反制约》。译文未写明俄语翻译者是哪位学者。译文开头有一段作者介绍，其中说我是“汉语逻辑语法学派奠基人”。这跟我上面述说的事实显然有关。当然，“学派奠基人”的提法，过于溢美，不符事实，令我汗颜。第三件事，是在建立学术根据地上下功夫。我以为，一个好的学者，必须有反映自己特长和优势的领域。“文革”以后，我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复句研究作为“据点”，希望以点带面，摸索出能反映自己研究特色的道道。这一时期，我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文章，大都是复句研究方面的。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我的《汉语复句研究》，近50万字，大部分文字其实是这一时期写的。这本书，连续获得了三个一等奖：2003年，获武汉市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4年，获湖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高校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晓 苏：那第三个阶段呢？从时间上看，您的第三个阶段应该是从1990年开始的，从这一年开始，您已经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了。当时，我们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导还屈指可数，不像现在，路上走的差不多都是博导了。
邢福义：我把第三个阶段称为有我阶段。这个阶段，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注重学派意识，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探索，不仅要自己走路，而且要走自己路。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为博士生导师。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我提出了一些带有个性的见解和主张。这就是：1990年提出“两个三角”说，1991年提出“主观视点”说，1995年提出“小句中枢”说，2001年提出“句管控”说。1998年出版《汉语语法学》，“导言”中指出：本书的语法系统，是“小句中枢”语法系统。在这些“见解和主张”中，最受关注的应是“小句中枢”和“两个三角”。“两个三角”的提出，早于“小句中枢说”。1990年，我发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云梦学刊》1990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0年第9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0年第6期）。第一次提出并解释“两个三角”这一概念。所谓“两个三角”，一指“表里值小三角”，主张表里互证、语值辨察；二指“普方古大三角”，主张以方证普、以古证今。我先后出版过系列性论文集五本，这就是：《语法问题探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语法问题发掘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语法问题思索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语法问题追踪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语法问题献疑集》（商务印书馆2009）。《探讨集》收录的是自悟阶段的论说。《发掘集》中，收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排为最后一篇，具有总结性，意在强调前边各组文章实际上都在贯彻“两个三角”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这部《发掘集》，获得了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发掘集》之后，从《思索集》到《追踪集》再到《献疑集》，不仅收入了《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的两个“三角”的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小三角”和“三平面”》和《语法研究中“两个三角”的验证》等理论性文章，而且有一组组描述具体事实的文章，或者分别应用了小三角和大三角的研究，或者综合应用了小三角和大三角的研究。特别是，到了《献疑集》，研究视野进一步突破了汉语语法构造本身，或者把视线投射到社会与文化，或者把视线投射到中文信息处理，或者把视线投射到国学。仅就国学问题而言，就相继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了《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救火”一词说古道今》《“人定胜天” 一语话今古》《漫话<有所不为>》《“X以上”纵横谈》《说“广数”》《“十来年”义辨》等等文章。正如汪国胜《读<语法问题献疑集>》一文所指出：“这类雅俗共赏的文章，既是语言学，又走出了语言学。诚然，邢先生在研究汉语语法问题的同时，还在有意识地做着‘大语学’的研究尝试。”（《光明日报》2009年12月7日）前不久，《献疑集》已经获得了武汉市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最早较为系统地阐释“小句中枢”这一理论的，是论文《小句中枢说》（《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以“小句中枢”为理论基础建立起一个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专著，是《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67）。论文《小句中枢说》，2001年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著作《汉语语法学》，1998年先后获得中国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对于“小句中枢”的理论，李芳杰教授明确表示支持：“小句中枢说是对小句三论的引发和发展，无论是突破还是发展，其核心是创新。小句中枢说是富有创意的理论。”（《小句中枢说和句型研究和教学》，《世界汉语教学》2001年第3期）许嘉璐先生更从汉语语法研究发展史上检视过这个理论。许先生指出：“邢福义先生的新著《汉语语法学》的第一章就是‘小句’，在该书《导言》中作者更直截了当地宣称：‘汉语语法系统中各类各级语法实体以小句为中枢。’‘本书的语法系统，是小句中枢语法系统。’……黎锦熙的‘句本位’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短语中心’说所代替。但是，近来后者引起的怀疑越来越多。从黎氏到邢氏，恰好盘旋着往上走了一个圆圈。”（《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68－69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2004年，《汉语学报》开辟专栏开展“小句中枢”理论的讨论，讨论从2004年第1期开始直至2005年第4期终止，历时一年半。参与讨论的，既有中国大陆学者，也有美国、新加坡、越南、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学者们从语法体系的构建、相关理论的比较、汉语的韵律层级、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翻译、中文信息处理等方面对“小句中枢”理论进行了多角度深入的讨论。有学者指出：“小句中枢说”是一个按照汉语的面貌建立起来的语法理论。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从语法体系的本质来讲，“小句中枢说”都提出了清晰的、概括性的见解。（邓思颖《从生成语法学观点看“小句中枢说”》，《汉语学报》2005年第1期）有学者指出：如果说上个世纪的“文法革新讨论”是我国语法学史上第一次有关汉语语法革新的讨论，那么这一次《汉语学报》发动的“小句中枢”问题的讨论也有可能形成为我国语法学史上的第二次汉语语法革新的讨论。（范晓《关于构建汉语语法体系问题——“小句中枢”问题讨论的思考》，《汉语学报》2005年第2期）这次讨论的成果，由《汉语学报》编辑部结集成为《小句中枢说》一书，于2006年12月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近40万字。到2011年3月，我发表大小文章450多篇；其中，1990年以后发表的299篇；出版书籍50本（个人独著21本），其中，1990年以后出版的34本（个人独著15本）。我三次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三次获得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还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国图书奖、国家优秀教材奖等多个奖项。2001年出版的《邢福义选集》，为季羡林主编《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丛书》之一，该丛书2003年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2010年11月，被褒奖为13名“首届荆楚社科名家”之一。所有这些，都是1990年以后的事，都跟我论著中的“有我”存在因果关联。
晓 苏：通过您对自己学者之路的回顾与描述，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大学者的成长史。您的勤奋，以及您勤奋之中的“偷学”、“自悟”和“有我”，都为我们广大的教师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教师向您学习，就有可能成为学者，至少成为学者型的教师。最后，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好教师，肯定希望教出一批好学生来，据我所知，您教的好多学生，现在也是学者了。请问，您作为一位教师，是如何教书育人的？
邢福义：前面我说过，一个好的教师，必须是一个好的学者。其实我的话还没说完，只说了一半，后面一半是，一个好的教师还必须是一个好的长者。具体说来，我一直把下面三句话，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第一句话：引导学生站到问号的起跑点上。句号比喻结论，问号比喻疑问。我要求自己，千万别让学生做句号的俘虏，一定要引导他们不断发现新的问号，不断有新的开始。上课不搞满堂灌，不用宣讲式。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加强研究示范，避免教师的研究工作同学生的研究工作互不沟通；在接触学生的过程中，注意发现他们的长处，诱发他们的潜在优势。在我看来，只有让学生不断站到问号的起跑点上，才能使他们的才智闪光。第二句话：师生关系，亦师亦友。教师要起“指导”的作用，首先必须是“师”；另一方面，教师要和学生一起探讨科学问题，而在科学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是可以教学相长的，因此，更重要的，又应该是“友”。我曾经同三位硕士生合作，写出了论文《时间词“刚刚”的多角度考察》，又同三位博士生合作，写出了论文《形容词的AABB反义叠结》。为了互相促进，我还写出了论文《“由于”句的语义偏向辨》，以严谨的态度，跟我的博士生认真地交换不同的看法。我以为，师生之间发扬学术民主，利于形成良好学风和氛围，因而利于人才的造就。第三句话：最大的希望是学生超过自己。近几年，经常有人问我：您现在最大的希望是什么？我总是这么回答：作为一个学者，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永远不断地自我超越；作为一个教师，我的最大希望是我的学生能够超过我自己，一个个都比我更会走路和爬山。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没有力气了，坐在二十米的高度上，听到上头大声地喊：先生，我们已经爬到了四十米的高度！先生，我们已经爬到了六十米的高度！那么，我会摸着白胡子欢快地笑：啊，他们上去了！
晓 苏：您这三句话虽说是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总结出来的，但我认为也适合于中学教师，特别是中学语文教师。这里，我要代表我们刊物几万读者对邢老师诚挚地说一声谢谢！同时提前祝您新年快乐！
晓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一级作家，本刊主编。责任编校：黄春黎
晓 苏：邢老师，您好！我知道您是一位大忙人，首先我要感谢您在万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我之所以这么急着要来采访您，是想赶在《语文教学与研究》新年第一期上将这个访谈发出来。您是我们刊物的老顾问，又是享誉中外的大学者，在我们的读者中，知道您的大名的，少说也数以万计，有些人还亲眼见到过您本人。我的意思是说，您在《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的读者队伍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强大的号召力。我想，我们的读者能在新年第一期上读到关于您的访谈，他们一定会感到非常惊喜，进而会更加喜欢我们的杂志。
邢福义：你的说法恐怕有些夸张了。我一直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教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硕士生和博士生，研究领域也主要集中在汉语语言学方面，《语文教学与研究》是一本面向中学语文教师的刊物，我在这个特定的读者群中不会像你说的，有这么高的知名度。
晓 苏：我刚才的话没有丝毫夸张的成份。您应该记得，《语文教学与研究》开辟学生版《读写天地》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栏目叫“语文三家村”，约请您和王先霈老师，还有黄曼君老师，每期为这个栏目写一篇文章。那一年，您为这个栏目写了十二篇，虽然文章都不长，可以说都是小文章，但影响却非常大，我们编辑部收到了好多好多的读者来信，大都是赞美的，称之为小文章大学问，也有人说小文章大学者。还有，您十年前曾为我们的读者作过一次报告，地点在湖北宜昌，参加我们会议的代表有六百多人，来自全国各地的重点中学，把一个大礼堂都坐满了，是真正的座无虚席。那天上午，您手上一张纸片也没拿，却一口气讲了三个半小时，其间笑声不断，掌声不断，惊叹声不断，所有的听众都如坐春风，胜读十年，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那天我还特别注意到，三个半小时没有一个代表去卫生间，等您报告结束时，人们都慌慌张张往厕所跑，却一个个都用手捂着小腹，腰都直不起来了。
邢福义：您说的这两件事，我都有比较深的印象。那十二篇小文章，虽说发表在一本供中学生阅读的刊物上，但在语言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一年的专栏写完后，语文出版社很快把这十二篇文章结集出版了，书名叫《语言运用漫说》。关于去宜昌作报告，我还是带着病去的，当时痛风的老毛病犯了，脚肿着，一走一跛的。不过那次我很高兴，认识了那么多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让我有了一个难得的与中学语文进行对话的机会。
晓 苏：您那年在宜昌作的报告，可以说影响深远。您讲到的许多例子，至今还在我们的读者中口口相传，比如武松打虎那一段中的动词运用，老虎一搞，武松一搞；又比如既能说上馆子又能说下馆子，却只能说上厕所不能说下厕所；还比如杨白劳唱词中的没钱和钱少的问题……您列举并分析的这些语言现象已在我们的读者中成为经典，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经久不衰。由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您的报告为什么能够吸引人，打动人，说服人？作报告，从广义上说也是讲课，作报告的人，从广义上说也就是教师，我上面的问题实际上也可以这样表述，即：您是怎样成为一个好教师的？事实上，您在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也是一个有口皆碑的好教师，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一说到您上课，没有谁不翘大拇指的。下面，邢老师能不能对我刚才这个问题作一些回答？
邢福义：好的。你这个问题我有过一些思考，也乐意回答。我1958年正式登上大学讲台，上本科生的课。1981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1991年开始带博士研究生。几十年来，我一直这么告诫着自己：一个好的教师，必须是一个好的学者。大学教师是这样，我想中学教师也应该是这样。
晓 苏：一个好教师必须是个好学者，邢老师说得太精辟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您为什么是个好教师了，因为您首先是个好学者。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学者是要有天赋的，好学者恐怕需要更好的天赋。然而，并不是每个教师都有成为学者的天赋，有好天赋的教师就更少了。如果说好学者是好教师的前题，那成为一个好教师就太难了。
邢福义：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成为学者固然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靠勤奋。勤奋是一种品质，也是一种方法。老实说，我能成为一个学者，主要依靠的还是勤奋。勤奋可以激发兴趣，勤奋可以滋生智慧，勤奋可以创造奇迹。
晓 苏：照您这么说，学者并非天才，成为一个学者也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接下来，邢老师能否给我们具体描述一下您的学者之路？
邢福义：可以。坦率地说，我走上汉语语言学研究之路，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我从小特别喜欢画画。1952年到1954年，在海口广东琼台师范学校专师班学习，时间2年，主要便是学的画画。原想毕业后当个小学教师，业余搞点绘画创作，从那个方面求发展，没想到毕业时学校让我报考师范大学。当时，因为经济困难，我决定报考时间较短的2年制专修科；又因为喜欢画画，我决定报考华中师范大学的美术专修科。可是，按要求，考美术必须加试“术科”，而要参加“术科”的加试，必须去广州，那里才有试点。我没有去广州的路费。思来想去，决定报考华中师范大学的中文专修科，希望考取报到之后能转到美术专修科去。
1954年9月，到华中师范大学的中文专修科报到之后，我提出转到美术专修科，但没有得到批准。好在我对文学也很有兴趣，于是安下心来，课余时间读了不少中外名著，并试着写点儿童文学。1955年的一个傍晚，我走进中文系资料室，翻看一本《语文学习》，读到了几篇讨论主宾语问题的文章，立即对语言里居然存在那么神奇奥妙的规律大感惊讶。于是，我也试着思考一两个问题；于是，越思考兴趣越浓，觉得有一股子力量吸引着自己。1956年7月中文专修科毕业之后，中文系领导宣布把我留在系里当助教。一个专科学生能留校，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有一天，一位中文系领导召集留校者开会，要求我们表明希望分到哪个专业的意向，我毫不犹豫地在表上填写了“汉语”──当时大家都不愿意搞的一门被认为十分枯燥的学科。
晓 苏：您的学者之路就是从留校当助教开始的吗？
邢福义：可以这么说吧。从1956年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总结了一下自己走过的路，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偷学阶段。我把不交学费而能学到知识和提高能力叫作“偷学”。这个阶段在1956年至1965年之间，整整十年。从1956年一参加工作起，《中国语文》上每发表一篇重要语法论文，我都要潜心于“悟道道”：作者是怎么抓到这个题目的？是怎样展开这个题目的？在方法上有什么长处？在材料运用上有什么特点？这样，终于养成了无言中求教于众多高明学者的习惯，众多高明学者也就在“函授”中成了我的导师。就靠这“偷学”，在不认识编辑部一个人的情况下，经历了“投稿－退稿－再投稿”的多次循环反复，1957年，也就是22岁那一年，我在《中国语文》上表发第一篇文章。在这个阶段里，我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知道了应该充分发挥两只眼睛的功能。一只眼睛用来看懂别人文章的表面、正面和一行行文字，另一只眼睛用来探视别人文章的背面、反面和字里行间里隐藏着的奥秘。二是学会了处处留心抓问题，重视了捕捉论题的敏锐感，开始了做小专题研究的自我训练。1957年到1965年，《中国语文》发表了我的7篇文章，还不包括报道性文章。之后，“文革”开始，《中国语文》停刊。“偷学”阶段就此结束。
晓 苏：如此说来，您在第一个阶段真够勤奋的。下面该讲第二个阶段了，您把这个阶段叫什么阶段？
邢福义：第二个阶段是自悟阶段。自悟阶段包括“文革”10年和“文革”之后的13年，共23年。我主要作了三件事，这三件事对我以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件事，是学会写好万字文。“文革”前，我在《华中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过2万多字的长文，但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都是数千字的文章。这成了我的“心事”。文革期间，尽管不能集中精力于专业，但我不但一直没有放弃过问题的思考，而且时不时偷偷地写点东西，练练笔。特别是，1969年到1971年，我被抽调到新组建的湖北省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组。教材编写组组长，就是当时的全省军宣队总指挥长。这位将军，要我们编写组的成员别管社会上诸如“武斗”之类的事，专心编写好教材，我因此有机会联系中小学实际继续钻研某些问题，并且一有空隙就钻研1975年起开始注意到的一个现象，这就是定名结构充当分句的现象。“文革”之后，《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我花了12年时间、经过多次推敲修改才定稿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1万多字，在《中国语文》1979年第1期上作为重点文章发表出来了。吕叔湘先生于1979年9月28日给了我一封信，其中写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不少。你很用功，写文章条理清楚，也常常很有见地，如今年发表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就很好。”后来，吕先生答应我的请求，为我的第一个论文集《语法问题探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作序。在1984年8月30日写成的序中，吕先生说：“福义同志的长处就在于能在一般人认为没什么可注意的地方发掘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且巧作安排，写成文章，令人信服。”我大受鼓舞。自从发表《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以后，我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文章便一般都是万字文了。第二件事，是学会读好一本书。“文革”期间，我既偷偷写文章，也偷偷读书。当时，有个信念：读别人的书，是为了写自己的书。于是，在“厚书读薄，薄书读厚”上下了功夫。读什么书呢？学生时代，我没有机会听逻辑课，因而一直深为遗憾。“文革”期间，有位同学送我一本旧书——苏联维诺格拉多夫、库兹明的《逻辑学》（三联书店1951）。我如获至宝，反复地读，反复地消化，在书中写批注，画红线蓝线，打上这种那种符号。我又联系汉语实际，检验逻辑定律和语言运用的联系和区别，有了不少收获。这本《逻辑学》至今珍藏。“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我提出开逻辑课的建议，得到领导的同意，便在中文系给当时的工农兵学员讲逻辑，实际上讲的是包含有我的心得体会的“语言逻辑”。197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语法知识及其应用》，就是根据讲稿整理而成的。不仅如此，我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还不断引进逻辑方法，写出了好些文章。这一点，引起了语言学界同行的注意，也引起了逻辑学界部分学者的注意。凡是“文革”以后出版的中国语法研究史，都提到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国际刊物《语言研究问题》2010年第2期（Волросы филоло
гическиx наук№2[42]2010г）译载了我1991年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复句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的反制约》。译文未写明俄语翻译者是哪位学者。译文开头有一段作者介绍，其中说我是“汉语逻辑语法学派奠基人”。这跟我上面述说的事实显然有关。当然，“学派奠基人”的提法，过于溢美，不符事实，令我汗颜。第三件事，是在建立学术根据地上下功夫。我以为，一个好的学者，必须有反映自己特长和优势的领域。“文革”以后，我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复句研究作为“据点”，希望以点带面，摸索出能反映自己研究特色的道道。这一时期，我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文章，大都是复句研究方面的。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我的《汉语复句研究》，近50万字，大部分文字其实是这一时期写的。这本书，连续获得了三个一等奖：2003年，获武汉市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4年，获湖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高校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晓 苏：那第三个阶段呢？从时间上看，您的第三个阶段应该是从1990年开始的，从这一年开始，您已经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了。当时，我们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导还屈指可数，不像现在，路上走的差不多都是博导了。
邢福义：我把第三个阶段称为有我阶段。这个阶段，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注重学派意识，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探索，不仅要自己走路，而且要走自己路。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为博士生导师。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我提出了一些带有个性的见解和主张。这就是：1990年提出“两个三角”说，1991年提出“主观视点”说，1995年提出“小句中枢”说，2001年提出“句管控”说。1998年出版《汉语语法学》，“导言”中指出：本书的语法系统，是“小句中枢”语法系统。在这些“见解和主张”中，最受关注的应是“小句中枢”和“两个三角”。“两个三角”的提出，早于“小句中枢说”。1990年，我发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云梦学刊》1990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0年第9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0年第6期）。第一次提出并解释“两个三角”这一概念。所谓“两个三角”，一指“表里值小三角”，主张表里互证、语值辨察；二指“普方古大三角”，主张以方证普、以古证今。我先后出版过系列性论文集五本，这就是：《语法问题探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语法问题发掘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语法问题思索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语法问题追踪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语法问题献疑集》（商务印书馆2009）。《探讨集》收录的是自悟阶段的论说。《发掘集》中，收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排为最后一篇，具有总结性，意在强调前边各组文章实际上都在贯彻“两个三角”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这部《发掘集》，获得了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发掘集》之后，从《思索集》到《追踪集》再到《献疑集》，不仅收入了《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的两个“三角”的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小三角”和“三平面”》和《语法研究中“两个三角”的验证》等理论性文章，而且有一组组描述具体事实的文章，或者分别应用了小三角和大三角的研究，或者综合应用了小三角和大三角的研究。特别是，到了《献疑集》，研究视野进一步突破了汉语语法构造本身，或者把视线投射到社会与文化，或者把视线投射到中文信息处理，或者把视线投射到国学。仅就国学问题而言，就相继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了《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救火”一词说古道今》《“人定胜天” 一语话今古》《漫话<有所不为>》《“X以上”纵横谈》《说“广数”》《“十来年”义辨》等等文章。正如汪国胜《读<语法问题献疑集>》一文所指出：“这类雅俗共赏的文章，既是语言学，又走出了语言学。诚然，邢先生在研究汉语语法问题的同时，还在有意识地做着‘大语学’的研究尝试。”（《光明日报》2009年12月7日）前不久，《献疑集》已经获得了武汉市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最早较为系统地阐释“小句中枢”这一理论的，是论文《小句中枢说》（《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以“小句中枢”为理论基础建立起一个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专著，是《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67）。论文《小句中枢说》，2001年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著作《汉语语法学》，1998年先后获得中国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对于“小句中枢”的理论，李芳杰教授明确表示支持：“小句中枢说是对小句三论的引发和发展，无论是突破还是发展，其核心是创新。小句中枢说是富有创意的理论。”（《小句中枢说和句型研究和教学》，《世界汉语教学》2001年第3期）许嘉璐先生更从汉语语法研究发展史上检视过这个理论。许先生指出：“邢福义先生的新著《汉语语法学》的第一章就是‘小句’，在该书《导言》中作者更直截了当地宣称：‘汉语语法系统中各类各级语法实体以小句为中枢。’‘本书的语法系统，是小句中枢语法系统。’……黎锦熙的‘句本位’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短语中心’说所代替。但是，近来后者引起的怀疑越来越多。从黎氏到邢氏，恰好盘旋着往上走了一个圆圈。”（《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68－69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2004年，《汉语学报》开辟专栏开展“小句中枢”理论的讨论，讨论从2004年第1期开始直至2005年第4期终止，历时一年半。参与讨论的，既有中国大陆学者，也有美国、新加坡、越南、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学者们从语法体系的构建、相关理论的比较、汉语的韵律层级、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翻译、中文信息处理等方面对“小句中枢”理论进行了多角度深入的讨论。有学者指出：“小句中枢说”是一个按照汉语的面貌建立起来的语法理论。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从语法体系的本质来讲，“小句中枢说”都提出了清晰的、概括性的见解。（邓思颖《从生成语法学观点看“小句中枢说”》，《汉语学报》2005年第1期）有学者指出：如果说上个世纪的“文法革新讨论”是我国语法学史上第一次有关汉语语法革新的讨论，那么这一次《汉语学报》发动的“小句中枢”问题的讨论也有可能形成为我国语法学史上的第二次汉语语法革新的讨论。（范晓《关于构建汉语语法体系问题——“小句中枢”问题讨论的思考》，《汉语学报》2005年第2期）这次讨论的成果，由《汉语学报》编辑部结集成为《小句中枢说》一书，于2006年12月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近40万字。到2011年3月，我发表大小文章450多篇；其中，1990年以后发表的299篇；出版书籍50本（个人独著21本），其中，1990年以后出版的34本（个人独著15本）。我三次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三次获得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还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国图书奖、国家优秀教材奖等多个奖项。2001年出版的《邢福义选集》，为季羡林主编《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丛书》之一，该丛书2003年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2010年11月，被褒奖为13名“首届荆楚社科名家”之一。所有这些，都是1990年以后的事，都跟我论著中的“有我”存在因果关联。
晓 苏：通过您对自己学者之路的回顾与描述，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大学者的成长史。您的勤奋，以及您勤奋之中的“偷学”、“自悟”和“有我”，都为我们广大的教师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教师向您学习，就有可能成为学者，至少成为学者型的教师。最后，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好教师，肯定希望教出一批好学生来，据我所知，您教的好多学生，现在也是学者了。请问，您作为一位教师，是如何教书育人的？
邢福义：前面我说过，一个好的教师，必须是一个好的学者。其实我的话还没说完，只说了一半，后面一半是，一个好的教师还必须是一个好的长者。具体说来，我一直把下面三句话，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第一句话：引导学生站到问号的起跑点上。句号比喻结论，问号比喻疑问。我要求自己，千万别让学生做句号的俘虏，一定要引导他们不断发现新的问号，不断有新的开始。上课不搞满堂灌，不用宣讲式。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加强研究示范，避免教师的研究工作同学生的研究工作互不沟通；在接触学生的过程中，注意发现他们的长处，诱发他们的潜在优势。在我看来，只有让学生不断站到问号的起跑点上，才能使他们的才智闪光。第二句话：师生关系，亦师亦友。教师要起“指导”的作用，首先必须是“师”；另一方面，教师要和学生一起探讨科学问题，而在科学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是可以教学相长的，因此，更重要的，又应该是“友”。我曾经同三位硕士生合作，写出了论文《时间词“刚刚”的多角度考察》，又同三位博士生合作，写出了论文《形容词的AABB反义叠结》。为了互相促进，我还写出了论文《“由于”句的语义偏向辨》，以严谨的态度，跟我的博士生认真地交换不同的看法。我以为，师生之间发扬学术民主，利于形成良好学风和氛围，因而利于人才的造就。第三句话：最大的希望是学生超过自己。近几年，经常有人问我：您现在最大的希望是什么？我总是这么回答：作为一个学者，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永远不断地自我超越；作为一个教师，我的最大希望是我的学生能够超过我自己，一个个都比我更会走路和爬山。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没有力气了，坐在二十米的高度上，听到上头大声地喊：先生，我们已经爬到了四十米的高度！先生，我们已经爬到了六十米的高度！那么，我会摸着白胡子欢快地笑：啊，他们上去了！
晓 苏：您这三句话虽说是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总结出来的，但我认为也适合于中学教师，特别是中学语文教师。这里，我要代表我们刊物几万读者对邢老师诚挚地说一声谢谢！同时提前祝您新年快乐！
晓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一级作家，本刊主编。责任编校：黄春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