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南塘村在地图上极不起眼。2008年10月深秋，南塘村敲锣打鼓、张灯结彩，村民们载歌载舞，用非一般的礼遇来迎接一个名叫袁天鹏的“海归青年”。因为袁天鹏给村民带来了一个叫“民主”的东西——一场关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培训。
这场培训带来了南塘村民主议事的开端，它对中国乡村的影响，甚至被人评价为，“南塘村的意义不亚于当年的小岗村”。南塘村突然被誉为中国乡村民主的发源地，让合作社社长杨云标始料未及。
“著名”的农民
杨云标是土生土长的阜阳三合镇南塘村村民。1998年，杨云标从西北政法大学进修完法律后带着女友回到家乡。听说有大学生回来了，乡亲们都来向他讨主意。当时的村干部想尽各种名目敛财，成了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村霸，每月村民的负担竟高达三四百元，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村里威信较高的唐殿林一直在上访，但每次都没有结果。
杨云标听了乡亲们的诉苦，试着给镇里写了举报信，毫无意外地石沉大海。于是，他和唐殿林决定到京城“告御状”。唐殿林把栏里的猪卖了，村民又给他们集资了1000元钱，总算凑够了路费。
1999年秋天，他们来到北京，在郊区找了家每天20元的小旅馆住下，每天就坐公交车到市区，国家信访局、农业部信访室、中纪委信访室、公安部信访室，挨家挨户地申诉。最绝望的时候，杨云标甚至一个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打出了“安徽农民告官”的牌子，两分钟后，他被遣送回家。
杨云标所经历的是一个上访农民最普遍的遭遇。没想到的是，村里的贪腐问题居然出人意料地解决了。2000年10月，先是安徽省委督察室派出的督察组“空降”三合镇，查出南塘村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挪用贪污7万多元，将村两委集体撤职。
杨云标也因此成了乡村里的能人，邻村的、邻镇的、外县的、外市的甚至外省的人，都跑来找他取经，反映当地乱收费乱抓人的事情。有的人还没进门直接就在屋檐跪下了。据说，最多的一天，杨云标接待了32个人。杨云标寻思着，不如成立一个替村民说话的机构，让沉默的大多数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1年3月的一天，“临近五个村的20多位维权骨干通过了“三合农民维权协会章程”。根据章程，他们的维权行动严格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将维权协会的目标用一句口号来表达：“理性维权、科学致富、文化启蒙”。
后来有媒体将“三合农民维权协会”称为中国农民的第一个维权协会。杨云标一下成了中国最著名的农民，2001年4月，南塘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唐殿林被高票选为村委会主任，杨云标被选为村会计兼文书，从“在野”走向“执政”， 临近大路的村委成了村民们日常议事的活动场所。
有人问杨云标是不是有政治抱负，他却戏言自己不爱看书，不会上网，说到底这其实是人的本能需要，“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需求。”2003年，南塘村的老年协会、妇女文艺演出队相继成立。2004年3月，杨云标成立了安徽阜阳市南塘兴农农资专业合作社，一个定性为农资类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做的都是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事，通过团购化肥农药为社员节约支出，同样的化肥在集上经销商卖到90、95元一袋，而合作社只卖80元，社员还可以享受优惠价79元，一袋化肥就能省十几元，力图实现“成本低、无风险”。
合作社成立不久，当地即将迎来第六届村民选举。为了能够选出为老百姓说话的村官，杨云标和同伴们让村民组织起来，在基层选举中体现自己意愿。南塘村村民们渐渐走上了一条真正自治的道路：创建酒厂，建图书馆、体育设施，创办留守儿童中心……
“理性维权、科学致富、文化启蒙”在生活中一一有了照应。
机缘巧合
南塘村里的新鲜事传到了自由作家、纪录片独立制片人寇延丁的耳朵里。2005年，寇延丁准备写一本“关于NGO”的书。许多朋友热心地给她推荐人选。
寇延丁曾看过杨云标自己写的一段话：“作为这次基层民主试验的参与者，我们的体验是痛苦的。我们曾经何其慷慨激昂地为民主言说，我们以为找到了真理，我们以为只要我们振臂一呼，整个世界都会为之动容……但现实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村庄是由多种人群共同支撑的，我们只是其中一些脆弱的年轻人，一些以为激情与梦想，自由与正义可以改变世界的年轻人……我们在痛苦中接受了这个村庄的现实，这个传统村庄向公民村庄过渡的现实，接受了必须和其他人群共同存在的现实。我们痛苦地直面这个世界的一切，并深深地爱着这个世界。”虽然杨云标用了“我们”，但分明是在说自己。
寇延丁见过太多知识精英为民主自由奔走的故事，杨云标这样没有任何背景和资本的农民却让她动容。她来到了南塘村，不仅访谈了杨云标，也叫上了朋友。杨云标往北京跑会给寇延丁打电话，要是时间对得上就见个面，互相说说近况，发发牢骚，安慰安慰。这也为后来的穿针引线埋下了伏笔。
寇延丁读过罗伯特议事规则，知道它的妙处，却是个“半调子”。用她自己的话说“没真正看懂，也用得不得法”，2007年，有朋友向她推荐了袁天鹏。
三十岁出头的袁天鹏是个典型的“海归”青年。做事干练，外表简洁，一板一眼都极为“靠谱”。袁天鹏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中文翻译者，也是一名议事规则专家。自从在美国留学期间感受到“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民主魅力之后，他就像着了迷。回国后，他成立了一家名为华胜瑞德的管理咨询公司，专做议事法则的培训和推广，虽然整个公司只有他一名员工。
袁天鹏一直很想在中国的NGO里做一个试验，看看“洋药方”能否解决“土问题”。寇延丁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个开天辟地的事，在她的极力撮合下，袁天鹏来到了安徽阜阳的南塘村，为村民提供免费咨询和服务。
长这么大，袁天鹏第一次来到农村，刚到村，区委书记就摸进了门，半试探半开玩笑地对这个“洋专家”说，“你这是从美国带了两斤民主回来卖卖。”
“南塘十三条”问世
袁天鹏确实想卖他的“民主”，不是理念，而是细节。
回国后的袁天鹏自己开过公司，因为不谙市场潜规则，内部治理也缺乏股东间的权力制衡，最终积重难返，无力回天。此番翻身下海，算是痛定思痛。按照市场规律的那套做法，袁天鹏分析过议事规则的“市场前景”：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民主法治、公民权利、社会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迫切需要一套可操作、易于实施、公平又有效率的议事程序，罗伯特议事规则完全可以满足这样的需要。他认为，维权意识的增强至少可以有四类群体表现出强烈的需求：享有宪法保护的房产业主、股份制公司的中小股东、NGO从业者和农村自治组织中的农民。 南塘村有法治意识强烈的意见领袖，有开放性和自治度很高的群众，在这里试验无疑具有样本意义。不过，杨云标的想法显然要简单得多。乡土社会的权谋他不是没有体会过，耍小聪明、拉帮结派、贪小便宜、爱搭便车、装老好人、明里一套背后一套，带着大伙干实事这些年感受得真真切切，比起这些，“跑题、一言堂和野蛮争论”三个主要的“会议病”才是他迫切想要医治的，这是导致合作社内部难以形成共识、迟迟无法做出决策的主要原因。
在“袁老师”上课之前，为了确保“洋规则”不会出现水土不服。项目组决定先来场预培训，讨论出几条适合农村使用的基本规则。
袁天鹏亮出了他宝贵无比的阿拉善四十条，这可是倾注了几个月心血，从582页原著中压缩出来，经过阿拉善生态协会实际应用检验过的一个“经典简约版本”。杨云标一读，文字太绕、文绉绉，村民根本记不住，不能硬往里套。例如第3条“每位参会者都有权利努力将自己的个人意见转化为会议决议，但是个人意见的表达及会议决议的形成要遵循约定的会议规则和程序。”要知道，村里人甚至连“罗伯特议事规则”都只会叫“萝卜白菜规则”。因此，一定要讨论出一个新的“农村版”。
袁天鹏开始还有微言，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博弈后只能妥协。想去撬动乡村习惯和模式显然是没有意义的。最终开天辟地、简到不能再简、全是大白话的“南塘十三条”经过多次烘焙后新鲜出炉了。
民主是一种行为状态
2008年10月29日，西方议事规则与中国农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正式拉开了帷幕。
培训内容大致为课堂纪律的制定、合作社会议现有问题的演示和合作社议事规则的制定。
刚开始，村民们依然带有求同心理，并不习惯于个人表达。在对“是否同意把‘不吸烟’作为课堂纪律”的表决中，眼见着举手的人占了大多数，一名中年男人把举到一半的手顺势变换成了抓脑袋的姿势。这个举动让袁天鹏印象深刻。他对大伙说：“规则是大家制定出来约束自己的。我希望看到有争议的规则。”
当然，对课堂纪律的讨论仅仅是一个热身运动。接下来才是正题。
穿着戏服、拿着道具、化了妆的几名志愿者登场了。待入席坐定，一名坐在“主持人”位上的年轻人便劈里啪啦地说起来。
这是一场眼下合作社社员最关心的“秸秆项目”的讨论会。不过发言人却从秸秆扯到了三聚氰胺再到桔子生虫，把“跑题”发挥到了极致。还有人索性大谈秸秆养牛经验，没完没了，拉也拉不动，成了旷日持久的“一言堂”。好容易岔开话题，却因养牛扯出了牛场的账目问题引爆炸弹，结果互相诋毁，连主持人也加入了争论还动了手，成了名副其实的“野蛮争论和人身攻击”。
精心准备的情景剧巧妙地反映出了杨云标的“心结”。演员逼真的表演，更把村民逗得哈哈大笑。看大家都挺投入，袁天鹏便招呼分组讨论，把如何避免出现类似问题写在了一张白纸上，再把村民的讨论跟事先制定好的“南塘13条”结合起来，让大家建立基本的认识。之后，便是规则的导入。袁天鹏把13条规则投在白板上，逐一讲解。
尽管“跑题、一言堂、野蛮争论”最终原因都在程序上，村民却不会这么理解。在他们的会议经验里，讨论什么和怎么讨论完全取决于领导的喜好。所以，当看到“主持人不发表意见”这条时，所有人都蒙了。
13条规则中几乎一半以上都提到了主持人。“主持人”很像传说中的领导角色。主持人可以分配发言权、可以统计发言次数、计算发言时间、可以打断跑题发言、制止人身攻击等等，唯独缺了最重要的两项“发言权和表决权”。
这是约束主持人权力的重要制约条件。说白了主持人主持的是一套程序。为了能把主持人的“中立”角色向村民解释清楚，袁天鹏只能讲故事，例如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如何“有口难言”，美国总统华盛顿费城会议开了一百多天……除了主持人规则，在罗伯特议事规则里，“动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所谓动议是指具体的、明确的、可操作的行动建议，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行动、资源、结果六个要素。
不过，这条原则并不在杨云标的考虑范围内，他亟须解决的是三个“会议病”问题。袁天鹏只能进行一番劝说。在他眼里，动议是议事规则中国化的起点。学会写动议是一种能力，是把各种迂回、抱怨、挑战转化成行动的前提。想到自己与人谈合作常因为只留在高喊口号和展望的层面，缺乏具体的东西支撑，结果深受其害。
杨云标答应了。问题是如何让村民们接受？
二人决定还是采用“情景剧”的方式。先让志愿者们献上一个既不跑题、也没有一言堂和野蛮争论的“完美会议”，再交给乡亲们自己去讨论。结果大家发现，会议固然精彩却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志愿者们再抛出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训练大家按照六要素提出合格的动议。袁天鹏还鼓励道：“不要觉得自己把所有的事都想清楚了才提动议，没有人知道所有的信息。只要从你的角度，把你能想的都写出来就够了，我们开会的目的就是大家一起来完善它。”除了巧妙有趣的情景剧，袁天鹏还采用了“边学边练”的办法，讨论的议题从村民中选出。经过几番“论战”大伙对主持人规则、发言规则、表决规则、动议、附议等几个核心概念至少有了感官上的认知。
村民发现这个“留洋老师”与以前来合作社的专家很不同。他不讲平等、赋权、农民维权协会的价值、合作社意义这种事，更多的是絮叨着各种鸡毛蒜皮的规则。美国留学的所见所闻让袁天鹏很理解这种差距。“议事规则是潜在文化的一种，在美国你不会留意它，很多美国人也不了解罗伯特议事规则，但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却符合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原则。”举个最普遍的例子，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会议发言人都会面对关于动机的拷问和质疑。但在美国情况却完全相反，没有人在意发言者的目的，因为不可证实，也会偏离议题本身，更重要的是人为自己争取权益本身就是正当的。而且，只要有合理的规则完全可以对不恰当的逐利行为形成制衡，根本无需担心。
当然，要让农民掌握真正的自治技能，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在连续进行了四天的培训后，袁天鹏告别了南塘，留给寇延丁一个中国村庄与民主技术的故事。
几个月后，南塘十三条被村民们认定为“真管用”，“萝卜白菜规则”也逐渐流传开去，连邻县的人都过来取经。据说，以前讨论了一个月还决定不了的分红问题，现在花了2个小时就搞定了；村里商议了十年的鱼塘终于开挖了。
2012年4月，作为试验的亲历者和记录者，寇延丁的新作《可操作的民主》正式出版。东莞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秘书长的杨利川谈到这本书时说道：“人们都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普罗大众，民主可以获得吗？南塘合作社的成功实验告诉我们，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发乎人情，顺乎常理，本来就在民间。不过，民主也是技术活，它也需要学习和训练。民主的细节决定民主的真实，没有操作细节的民主往往意味着欺骗，可操作的民主才是民主的真正落实。”
这场培训带来了南塘村民主议事的开端，它对中国乡村的影响，甚至被人评价为，“南塘村的意义不亚于当年的小岗村”。南塘村突然被誉为中国乡村民主的发源地，让合作社社长杨云标始料未及。
“著名”的农民
杨云标是土生土长的阜阳三合镇南塘村村民。1998年，杨云标从西北政法大学进修完法律后带着女友回到家乡。听说有大学生回来了，乡亲们都来向他讨主意。当时的村干部想尽各种名目敛财，成了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村霸，每月村民的负担竟高达三四百元，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村里威信较高的唐殿林一直在上访，但每次都没有结果。
杨云标听了乡亲们的诉苦，试着给镇里写了举报信，毫无意外地石沉大海。于是，他和唐殿林决定到京城“告御状”。唐殿林把栏里的猪卖了，村民又给他们集资了1000元钱，总算凑够了路费。
1999年秋天，他们来到北京，在郊区找了家每天20元的小旅馆住下，每天就坐公交车到市区，国家信访局、农业部信访室、中纪委信访室、公安部信访室，挨家挨户地申诉。最绝望的时候，杨云标甚至一个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打出了“安徽农民告官”的牌子，两分钟后，他被遣送回家。
杨云标所经历的是一个上访农民最普遍的遭遇。没想到的是，村里的贪腐问题居然出人意料地解决了。2000年10月，先是安徽省委督察室派出的督察组“空降”三合镇，查出南塘村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挪用贪污7万多元，将村两委集体撤职。
杨云标也因此成了乡村里的能人，邻村的、邻镇的、外县的、外市的甚至外省的人，都跑来找他取经，反映当地乱收费乱抓人的事情。有的人还没进门直接就在屋檐跪下了。据说，最多的一天，杨云标接待了32个人。杨云标寻思着，不如成立一个替村民说话的机构，让沉默的大多数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1年3月的一天，“临近五个村的20多位维权骨干通过了“三合农民维权协会章程”。根据章程，他们的维权行动严格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将维权协会的目标用一句口号来表达：“理性维权、科学致富、文化启蒙”。
后来有媒体将“三合农民维权协会”称为中国农民的第一个维权协会。杨云标一下成了中国最著名的农民，2001年4月，南塘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唐殿林被高票选为村委会主任，杨云标被选为村会计兼文书，从“在野”走向“执政”， 临近大路的村委成了村民们日常议事的活动场所。
有人问杨云标是不是有政治抱负，他却戏言自己不爱看书，不会上网，说到底这其实是人的本能需要，“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需求。”2003年，南塘村的老年协会、妇女文艺演出队相继成立。2004年3月，杨云标成立了安徽阜阳市南塘兴农农资专业合作社，一个定性为农资类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做的都是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事，通过团购化肥农药为社员节约支出，同样的化肥在集上经销商卖到90、95元一袋，而合作社只卖80元，社员还可以享受优惠价79元，一袋化肥就能省十几元，力图实现“成本低、无风险”。
合作社成立不久，当地即将迎来第六届村民选举。为了能够选出为老百姓说话的村官，杨云标和同伴们让村民组织起来，在基层选举中体现自己意愿。南塘村村民们渐渐走上了一条真正自治的道路：创建酒厂，建图书馆、体育设施，创办留守儿童中心……
“理性维权、科学致富、文化启蒙”在生活中一一有了照应。
机缘巧合
南塘村里的新鲜事传到了自由作家、纪录片独立制片人寇延丁的耳朵里。2005年，寇延丁准备写一本“关于NGO”的书。许多朋友热心地给她推荐人选。
寇延丁曾看过杨云标自己写的一段话：“作为这次基层民主试验的参与者，我们的体验是痛苦的。我们曾经何其慷慨激昂地为民主言说，我们以为找到了真理，我们以为只要我们振臂一呼，整个世界都会为之动容……但现实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村庄是由多种人群共同支撑的，我们只是其中一些脆弱的年轻人，一些以为激情与梦想，自由与正义可以改变世界的年轻人……我们在痛苦中接受了这个村庄的现实，这个传统村庄向公民村庄过渡的现实，接受了必须和其他人群共同存在的现实。我们痛苦地直面这个世界的一切，并深深地爱着这个世界。”虽然杨云标用了“我们”，但分明是在说自己。
寇延丁见过太多知识精英为民主自由奔走的故事，杨云标这样没有任何背景和资本的农民却让她动容。她来到了南塘村，不仅访谈了杨云标，也叫上了朋友。杨云标往北京跑会给寇延丁打电话，要是时间对得上就见个面，互相说说近况，发发牢骚，安慰安慰。这也为后来的穿针引线埋下了伏笔。
寇延丁读过罗伯特议事规则，知道它的妙处，却是个“半调子”。用她自己的话说“没真正看懂，也用得不得法”，2007年，有朋友向她推荐了袁天鹏。
三十岁出头的袁天鹏是个典型的“海归”青年。做事干练，外表简洁，一板一眼都极为“靠谱”。袁天鹏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中文翻译者，也是一名议事规则专家。自从在美国留学期间感受到“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民主魅力之后，他就像着了迷。回国后，他成立了一家名为华胜瑞德的管理咨询公司，专做议事法则的培训和推广，虽然整个公司只有他一名员工。
袁天鹏一直很想在中国的NGO里做一个试验，看看“洋药方”能否解决“土问题”。寇延丁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个开天辟地的事，在她的极力撮合下，袁天鹏来到了安徽阜阳的南塘村，为村民提供免费咨询和服务。
长这么大，袁天鹏第一次来到农村，刚到村，区委书记就摸进了门，半试探半开玩笑地对这个“洋专家”说，“你这是从美国带了两斤民主回来卖卖。”
“南塘十三条”问世
袁天鹏确实想卖他的“民主”，不是理念，而是细节。
回国后的袁天鹏自己开过公司，因为不谙市场潜规则，内部治理也缺乏股东间的权力制衡，最终积重难返，无力回天。此番翻身下海，算是痛定思痛。按照市场规律的那套做法，袁天鹏分析过议事规则的“市场前景”：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民主法治、公民权利、社会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迫切需要一套可操作、易于实施、公平又有效率的议事程序，罗伯特议事规则完全可以满足这样的需要。他认为，维权意识的增强至少可以有四类群体表现出强烈的需求：享有宪法保护的房产业主、股份制公司的中小股东、NGO从业者和农村自治组织中的农民。 南塘村有法治意识强烈的意见领袖，有开放性和自治度很高的群众，在这里试验无疑具有样本意义。不过，杨云标的想法显然要简单得多。乡土社会的权谋他不是没有体会过，耍小聪明、拉帮结派、贪小便宜、爱搭便车、装老好人、明里一套背后一套，带着大伙干实事这些年感受得真真切切，比起这些，“跑题、一言堂和野蛮争论”三个主要的“会议病”才是他迫切想要医治的，这是导致合作社内部难以形成共识、迟迟无法做出决策的主要原因。
在“袁老师”上课之前，为了确保“洋规则”不会出现水土不服。项目组决定先来场预培训，讨论出几条适合农村使用的基本规则。
袁天鹏亮出了他宝贵无比的阿拉善四十条，这可是倾注了几个月心血，从582页原著中压缩出来，经过阿拉善生态协会实际应用检验过的一个“经典简约版本”。杨云标一读，文字太绕、文绉绉，村民根本记不住，不能硬往里套。例如第3条“每位参会者都有权利努力将自己的个人意见转化为会议决议，但是个人意见的表达及会议决议的形成要遵循约定的会议规则和程序。”要知道，村里人甚至连“罗伯特议事规则”都只会叫“萝卜白菜规则”。因此，一定要讨论出一个新的“农村版”。
袁天鹏开始还有微言，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博弈后只能妥协。想去撬动乡村习惯和模式显然是没有意义的。最终开天辟地、简到不能再简、全是大白话的“南塘十三条”经过多次烘焙后新鲜出炉了。
民主是一种行为状态
2008年10月29日，西方议事规则与中国农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正式拉开了帷幕。
培训内容大致为课堂纪律的制定、合作社会议现有问题的演示和合作社议事规则的制定。
刚开始，村民们依然带有求同心理，并不习惯于个人表达。在对“是否同意把‘不吸烟’作为课堂纪律”的表决中，眼见着举手的人占了大多数，一名中年男人把举到一半的手顺势变换成了抓脑袋的姿势。这个举动让袁天鹏印象深刻。他对大伙说：“规则是大家制定出来约束自己的。我希望看到有争议的规则。”
当然，对课堂纪律的讨论仅仅是一个热身运动。接下来才是正题。
穿着戏服、拿着道具、化了妆的几名志愿者登场了。待入席坐定，一名坐在“主持人”位上的年轻人便劈里啪啦地说起来。
这是一场眼下合作社社员最关心的“秸秆项目”的讨论会。不过发言人却从秸秆扯到了三聚氰胺再到桔子生虫，把“跑题”发挥到了极致。还有人索性大谈秸秆养牛经验，没完没了，拉也拉不动，成了旷日持久的“一言堂”。好容易岔开话题，却因养牛扯出了牛场的账目问题引爆炸弹，结果互相诋毁，连主持人也加入了争论还动了手，成了名副其实的“野蛮争论和人身攻击”。
精心准备的情景剧巧妙地反映出了杨云标的“心结”。演员逼真的表演，更把村民逗得哈哈大笑。看大家都挺投入，袁天鹏便招呼分组讨论，把如何避免出现类似问题写在了一张白纸上，再把村民的讨论跟事先制定好的“南塘13条”结合起来，让大家建立基本的认识。之后，便是规则的导入。袁天鹏把13条规则投在白板上，逐一讲解。
尽管“跑题、一言堂、野蛮争论”最终原因都在程序上，村民却不会这么理解。在他们的会议经验里，讨论什么和怎么讨论完全取决于领导的喜好。所以，当看到“主持人不发表意见”这条时，所有人都蒙了。
13条规则中几乎一半以上都提到了主持人。“主持人”很像传说中的领导角色。主持人可以分配发言权、可以统计发言次数、计算发言时间、可以打断跑题发言、制止人身攻击等等，唯独缺了最重要的两项“发言权和表决权”。
这是约束主持人权力的重要制约条件。说白了主持人主持的是一套程序。为了能把主持人的“中立”角色向村民解释清楚，袁天鹏只能讲故事，例如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如何“有口难言”，美国总统华盛顿费城会议开了一百多天……除了主持人规则，在罗伯特议事规则里，“动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所谓动议是指具体的、明确的、可操作的行动建议，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行动、资源、结果六个要素。
不过，这条原则并不在杨云标的考虑范围内，他亟须解决的是三个“会议病”问题。袁天鹏只能进行一番劝说。在他眼里，动议是议事规则中国化的起点。学会写动议是一种能力，是把各种迂回、抱怨、挑战转化成行动的前提。想到自己与人谈合作常因为只留在高喊口号和展望的层面，缺乏具体的东西支撑，结果深受其害。
杨云标答应了。问题是如何让村民们接受？
二人决定还是采用“情景剧”的方式。先让志愿者们献上一个既不跑题、也没有一言堂和野蛮争论的“完美会议”，再交给乡亲们自己去讨论。结果大家发现，会议固然精彩却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志愿者们再抛出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训练大家按照六要素提出合格的动议。袁天鹏还鼓励道：“不要觉得自己把所有的事都想清楚了才提动议，没有人知道所有的信息。只要从你的角度，把你能想的都写出来就够了，我们开会的目的就是大家一起来完善它。”除了巧妙有趣的情景剧，袁天鹏还采用了“边学边练”的办法，讨论的议题从村民中选出。经过几番“论战”大伙对主持人规则、发言规则、表决规则、动议、附议等几个核心概念至少有了感官上的认知。
村民发现这个“留洋老师”与以前来合作社的专家很不同。他不讲平等、赋权、农民维权协会的价值、合作社意义这种事，更多的是絮叨着各种鸡毛蒜皮的规则。美国留学的所见所闻让袁天鹏很理解这种差距。“议事规则是潜在文化的一种，在美国你不会留意它，很多美国人也不了解罗伯特议事规则，但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却符合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原则。”举个最普遍的例子，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会议发言人都会面对关于动机的拷问和质疑。但在美国情况却完全相反，没有人在意发言者的目的，因为不可证实，也会偏离议题本身，更重要的是人为自己争取权益本身就是正当的。而且，只要有合理的规则完全可以对不恰当的逐利行为形成制衡，根本无需担心。
当然，要让农民掌握真正的自治技能，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在连续进行了四天的培训后，袁天鹏告别了南塘，留给寇延丁一个中国村庄与民主技术的故事。
几个月后，南塘十三条被村民们认定为“真管用”，“萝卜白菜规则”也逐渐流传开去，连邻县的人都过来取经。据说，以前讨论了一个月还决定不了的分红问题，现在花了2个小时就搞定了；村里商议了十年的鱼塘终于开挖了。
2012年4月，作为试验的亲历者和记录者，寇延丁的新作《可操作的民主》正式出版。东莞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秘书长的杨利川谈到这本书时说道：“人们都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普罗大众，民主可以获得吗？南塘合作社的成功实验告诉我们，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发乎人情，顺乎常理，本来就在民间。不过，民主也是技术活，它也需要学习和训练。民主的细节决定民主的真实，没有操作细节的民主往往意味着欺骗，可操作的民主才是民主的真正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