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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他走到我的房子前,在门上敲了敲,随即卖给我一册《星期六晚邮》杂志,这是我们友谊的开始,也是我们商业关系的开始。
他名叫约翰,11岁,我叫他约翰尼。这本是一个为棒球、为足球或者为钓鱼而疯狂的年龄,但他没有,相反地,他又一次上门来并做起了生意。“我想你这儿有不少旧杂志。”他说。
“是的,”我说,“地下室里有各种各样的杂志。”
“你能让我看看吗?”他问。
“当然可以。”我说。
我带他到地下室,那儿有一大叠一大叠的杂志堆在角落里,那个小男孩马上走到那堆杂志前,拿起一些杂志并检查每一期的日期和名字。
“你要留着这些杂志吗?”他问。
“不,你可以拿走。”我说。
“不,我不会白白拿走它们的。”他说。
“你不用付一分钱。”我说。
“不,我想买它们,”他说,“你要多少钱?”
这是一个11岁的男孩,却那么严肃和坚定。
“你要这些旧杂志做什么?”
“我准备卖了它们。”他说。
我们双方协商好满意的价格,我同意让他以每册杂志3美分的价钱把杂志买回家。第一天他买走了一册《乡绅》、两册《星期六晚邮》、一册《斯克里布纳》、一册《大西洋月刊》和一册《煤矿工人》。他说他很快就会回来买更多的杂志。
几天后他又来到我家。
“你的杂志卖得怎样了,约翰尼?”我问。
“我把它们全部卖掉了,”他说,“我一共得了70美分。”
“好样的,”我说,“你怎么做到的?”
约翰尼说,当他去他常去的地方卖《星期六晚邮》时,他会问人们是否有特别想要的旧杂志。有时,他说,人们会出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的价钱去买他们曾经错过的杂志,并非常想看一些特别的文章或者图片,又或者他们最喜欢的作家的故事。“你是一个聪明的男孩。”我说。
“爸爸说,如果我想成为一个推销员,一个优秀的推销员,”约翰尼说,“我以后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推销员。”
“说得好,”我说,“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爸爸什么也不干。他呆在家里。”约翰尼说。
“他病了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我问。
“不,他没病,”他说,“没有一点毛病。”
“你卖《星期六晚邮》多久了?”我问。
“5年,”他说,“我6岁就开始卖旧杂志了。”
“你父亲有你这么聪明的儿子真幸运。”我说。
几天之后我又一次看到约翰尼站在门口。
“你好,你已经卖掉那些杂志了吗?”
“没有全部卖掉,”他说,“还剩下两册。但我另外想要些杂志。”
“行,”我说,“你会有好生意的。”
“是的,”他说,“这些天我生意不错。这一周我打破了自己卖《星期六晚邮》的纪录。”
“卖了多少?”我问。
“这周卖了167册,”他说,“如果能卖75或100册,大部分男孩会感到幸运。但我不会。”
“你家里有几个人,约翰尼?”我问。
“不算我有6个,”他说,“父亲,3个弟弟,2个妹妹。”
“你母亲呢?”我问。
“母亲一年前去世了。”约翰尼说。
他呆在地下室里整整一个小时,按他的想法把杂志分类。当他拿起每册杂志彻底检查一遍时,我就站在一旁和他说话。我问他近来旧杂志是否好卖,他说很好。他以60美分的价钱卖了50周年纪念日的那一期《斯克里布纳》。然后他说这周卖《乡绅》和《名利场》时,做了几笔好生意。
“你有一个聪明的头脑,约翰尼,”我说,“你找到了挣钱的新路子。”
约翰尼笑笑,没说什么。然后他聚集好他挑选出来的14册杂志,并说他现在得走了。
“约翰尼,”我说,“今后你只付每册杂志2美分就可以了。”
约翰尼看着我。“不,”他说,“3美分挺好的,你也得盈利啊。”
一个11岁的男孩——我看着他迈着小小的商人的步伐走了出去。
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这么快就回来了?”我问。
“昨天的是全部预订好的,”他说,“我今天想再要一些。”
“你肯定做了一笔好生意。”我说。
“人们很了解我,我也很了解他们。”他说。大约10分钟后他挑出了7册杂志,说这是他今天要买走的全部杂志。
“我准备带爸爸去买东西,”他说,“我今天准备给他买一顶帽子和一双鞋。”
“他一定会很开心。”我说。
“他当然会,”约翰尼说,“他叫我早回家。”
所以他说他先带这7册杂志给那些预订好的顾客们,然后跑回家接父亲。
两天后约翰尼又要了一些杂志。他说有一个住在前一栋大厦里的华特曼先生想要所有有西奥多·德莱赛故事的杂志。然后他继续讲他另外的一些顾客,华特小姐,学校教师,读海明威,她总会买走他每一次带来的许多有海明威故事的杂志。一个11岁的男孩能记住顾客们的喜好而不混淆,真让人惊讶。
一天,我问他长大后想干什么,他说他想要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书店。他说他可以处理旧书和旧杂志,还可以卖新书,他会拥有海湾区最大的书店。
“这是个很好的梦想,”我说,“你会成功的,只要保持你的好生意并留住你的顾客。”
同一天的下午,他拿着几份包裹又转了回来。
“这是给你的。”他说,交给我一个包裹。
“这是什么?”我问。
约翰尼笑了。“打开来自己看。”他说。
我打开一看,是一个阅书架,一件小小的礼物,但很有用。
“我给每位顾客一份这样的礼物。”他说。
“分发这样的礼物太贵了,约翰尼,”我说,“你会失去你所有的利润的。”
“我买来时挺便宜的,”他说,“我把这些礼物分发给顾客,好让他们记住我。”
“这也对,”我说,“你做了一个好的决定。”
从那以后,他大约来过6次,每次都买走10册或12册各种各样的杂志。他说他干得挺好的。而且,他说他现在卖《星期六晚邮》时也顺带卖《自由》。
接下来的两周我没再见过他。我弄不明白,他从来都是不超过两三天就到我这里来的。肯定出了什么问题,我想,他肯定是病了。
一天,我看到了约翰尼站在门口。“你好,约翰尼,”我说,“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你病了吗?”
“不,我没生病。”约翰尼说。
“出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我问。
“我要搬走了。”约翰尼说。
“坐吧,”我说,“告诉我全部事情。”
他坐下,告诉了我这两周发生的事。他说他爸爸要去和一个他,约翰尼,不认识的女人结婚。现在,他爸爸和那个女人说他们将要搬到洛杉矶去。而他全部所能做的,就是跟着他们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约翰尼。”我说。
约翰尼什么也没说,我们静静地坐着,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丢掉你的好买卖太可惜了。”我最后说。
“是的,但我可以在洛杉矶卖杂志。”
“是的,确实是。”我说。
然后他说他必须走了。我祝他好运。我们握握手。“我会再来看你的。”他说。
“当我将来某一天去洛杉矶,”我说,“我会在城里最大的书店里找到你。”
约翰尼笑了。他要离开了,我在街道上看了他最后一眼。他像一个出色的商人一样走着,轻快地、精力充沛地、目标明确地走着。
云子摘自《译林》 编辑/刘杨
他名叫约翰,11岁,我叫他约翰尼。这本是一个为棒球、为足球或者为钓鱼而疯狂的年龄,但他没有,相反地,他又一次上门来并做起了生意。“我想你这儿有不少旧杂志。”他说。
“是的,”我说,“地下室里有各种各样的杂志。”
“你能让我看看吗?”他问。
“当然可以。”我说。
我带他到地下室,那儿有一大叠一大叠的杂志堆在角落里,那个小男孩马上走到那堆杂志前,拿起一些杂志并检查每一期的日期和名字。
“你要留着这些杂志吗?”他问。
“不,你可以拿走。”我说。
“不,我不会白白拿走它们的。”他说。
“你不用付一分钱。”我说。
“不,我想买它们,”他说,“你要多少钱?”
这是一个11岁的男孩,却那么严肃和坚定。
“你要这些旧杂志做什么?”
“我准备卖了它们。”他说。
我们双方协商好满意的价格,我同意让他以每册杂志3美分的价钱把杂志买回家。第一天他买走了一册《乡绅》、两册《星期六晚邮》、一册《斯克里布纳》、一册《大西洋月刊》和一册《煤矿工人》。他说他很快就会回来买更多的杂志。
几天后他又来到我家。
“你的杂志卖得怎样了,约翰尼?”我问。
“我把它们全部卖掉了,”他说,“我一共得了70美分。”
“好样的,”我说,“你怎么做到的?”
约翰尼说,当他去他常去的地方卖《星期六晚邮》时,他会问人们是否有特别想要的旧杂志。有时,他说,人们会出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的价钱去买他们曾经错过的杂志,并非常想看一些特别的文章或者图片,又或者他们最喜欢的作家的故事。“你是一个聪明的男孩。”我说。
“爸爸说,如果我想成为一个推销员,一个优秀的推销员,”约翰尼说,“我以后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推销员。”
“说得好,”我说,“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爸爸什么也不干。他呆在家里。”约翰尼说。
“他病了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我问。
“不,他没病,”他说,“没有一点毛病。”
“你卖《星期六晚邮》多久了?”我问。
“5年,”他说,“我6岁就开始卖旧杂志了。”
“你父亲有你这么聪明的儿子真幸运。”我说。
几天之后我又一次看到约翰尼站在门口。
“你好,你已经卖掉那些杂志了吗?”
“没有全部卖掉,”他说,“还剩下两册。但我另外想要些杂志。”
“行,”我说,“你会有好生意的。”
“是的,”他说,“这些天我生意不错。这一周我打破了自己卖《星期六晚邮》的纪录。”
“卖了多少?”我问。
“这周卖了167册,”他说,“如果能卖75或100册,大部分男孩会感到幸运。但我不会。”
“你家里有几个人,约翰尼?”我问。
“不算我有6个,”他说,“父亲,3个弟弟,2个妹妹。”
“你母亲呢?”我问。
“母亲一年前去世了。”约翰尼说。
他呆在地下室里整整一个小时,按他的想法把杂志分类。当他拿起每册杂志彻底检查一遍时,我就站在一旁和他说话。我问他近来旧杂志是否好卖,他说很好。他以60美分的价钱卖了50周年纪念日的那一期《斯克里布纳》。然后他说这周卖《乡绅》和《名利场》时,做了几笔好生意。
“你有一个聪明的头脑,约翰尼,”我说,“你找到了挣钱的新路子。”
约翰尼笑笑,没说什么。然后他聚集好他挑选出来的14册杂志,并说他现在得走了。
“约翰尼,”我说,“今后你只付每册杂志2美分就可以了。”
约翰尼看着我。“不,”他说,“3美分挺好的,你也得盈利啊。”
一个11岁的男孩——我看着他迈着小小的商人的步伐走了出去。
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这么快就回来了?”我问。
“昨天的是全部预订好的,”他说,“我今天想再要一些。”
“你肯定做了一笔好生意。”我说。
“人们很了解我,我也很了解他们。”他说。大约10分钟后他挑出了7册杂志,说这是他今天要买走的全部杂志。
“我准备带爸爸去买东西,”他说,“我今天准备给他买一顶帽子和一双鞋。”
“他一定会很开心。”我说。
“他当然会,”约翰尼说,“他叫我早回家。”
所以他说他先带这7册杂志给那些预订好的顾客们,然后跑回家接父亲。
两天后约翰尼又要了一些杂志。他说有一个住在前一栋大厦里的华特曼先生想要所有有西奥多·德莱赛故事的杂志。然后他继续讲他另外的一些顾客,华特小姐,学校教师,读海明威,她总会买走他每一次带来的许多有海明威故事的杂志。一个11岁的男孩能记住顾客们的喜好而不混淆,真让人惊讶。
一天,我问他长大后想干什么,他说他想要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书店。他说他可以处理旧书和旧杂志,还可以卖新书,他会拥有海湾区最大的书店。
“这是个很好的梦想,”我说,“你会成功的,只要保持你的好生意并留住你的顾客。”
同一天的下午,他拿着几份包裹又转了回来。
“这是给你的。”他说,交给我一个包裹。
“这是什么?”我问。
约翰尼笑了。“打开来自己看。”他说。
我打开一看,是一个阅书架,一件小小的礼物,但很有用。
“我给每位顾客一份这样的礼物。”他说。
“分发这样的礼物太贵了,约翰尼,”我说,“你会失去你所有的利润的。”
“我买来时挺便宜的,”他说,“我把这些礼物分发给顾客,好让他们记住我。”
“这也对,”我说,“你做了一个好的决定。”
从那以后,他大约来过6次,每次都买走10册或12册各种各样的杂志。他说他干得挺好的。而且,他说他现在卖《星期六晚邮》时也顺带卖《自由》。
接下来的两周我没再见过他。我弄不明白,他从来都是不超过两三天就到我这里来的。肯定出了什么问题,我想,他肯定是病了。
一天,我看到了约翰尼站在门口。“你好,约翰尼,”我说,“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你病了吗?”
“不,我没生病。”约翰尼说。
“出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我问。
“我要搬走了。”约翰尼说。
“坐吧,”我说,“告诉我全部事情。”
他坐下,告诉了我这两周发生的事。他说他爸爸要去和一个他,约翰尼,不认识的女人结婚。现在,他爸爸和那个女人说他们将要搬到洛杉矶去。而他全部所能做的,就是跟着他们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约翰尼。”我说。
约翰尼什么也没说,我们静静地坐着,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丢掉你的好买卖太可惜了。”我最后说。
“是的,但我可以在洛杉矶卖杂志。”
“是的,确实是。”我说。
然后他说他必须走了。我祝他好运。我们握握手。“我会再来看你的。”他说。
“当我将来某一天去洛杉矶,”我说,“我会在城里最大的书店里找到你。”
约翰尼笑了。他要离开了,我在街道上看了他最后一眼。他像一个出色的商人一样走着,轻快地、精力充沛地、目标明确地走着。
云子摘自《译林》 编辑/刘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