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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首好的诗疗诗能够让读者获得“心理的治疗”“情感的共鸣”“审美的享受”和“思想的启迪”。中国新诗诗人，尤其新诗草创期的诗人和诗作承担了过多介入生活的“政治责任”，冰心和《纸船——寄母亲》例外。这首亲情诗疗诗可以治疗“依赖性”心理疾病，帮助病人觉察他的“亲在”。人类正是因为有“母爱”与“童心”，才有了“温情”与“温暖”。冰心是受泰戈尔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冰心在邮轮上因为《惆怅》而思念母亲而写《纸船》，这种诗歌写作正是治疗心理疾病的书写表达，这首诗的内容与形式具有较好的诗疗作用，船的意象就是母亲的意象。
关键词：爱 爱心 自信 母爱
在诗歌研究中，我把采用诗歌对人进行心理治疗的方法称为诗歌疗法，简称诗疗。它主要是借用读书疗法与书写疗法的原理及方法，通过诗歌欣赏和诗歌创作，治疗精神性疾病，特别是在突发事件中进行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与国外同行相比，我的诗疗的最大特色是既承认低级情感，又推崇高级情感;既重视“诗教”，更重视“诗疗”。实际上，在情感生活中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级情感”，如“亲情”“乡情”。如果说“爱情”，尤其是“生物性爱情”或“生理性爱情”甚至“心理性爱情”是“低情情感”，那么“爱国主义情感”“集体主义情感”堪称“高级情感”。这种划分主要是从写作伦理角度展开的，也是为了描述方便，不一定准确。人是情感动物，一个人要想健康，需要这三种情感。现代生活与现代情感都强调多元化、多样化，甚至重视人的生活方式及情感方式的差异性，人们需要在差异中生活，诗人需要在差异中写作。但是也要重视自由与法则的适度，重视自然情感和社会情感的和谐。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我把在诗的内容与形式上都具有较好治疗功能的诗统称为诗疗诗。女诗人郑敏在发表于《文艺研究》1982年第2期的《诗的内在结构》中说：“我们不妨将诗的特点及人们在读诗时的文艺心理概括如下：1.诗以丰富、新颖、精确、深刻的意象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2.诗所创造的意境启发人的顿悟真理。3.人在强烈的感受中得到精神的提高与审美的享受。”这样的诗疗诗可以让读者获得“心理的治疗”“情感的共鸣”“审美的享受”和“思想的启迪”。可以把诗疗诗分成多种类型：爱情诗疗诗、亲情诗疗诗、友情诗疗诗、乡情诗疗诗、爱国情感诗疗诗、爱家情感诗疗诗、爱民族情感诗疗诗、爱世界情感诗疗诗……中国古诗及中国古代诗人都推崇“家国情怀”，诗的最大功能便是“诗教”功能。虽然启蒙功能是中国新诗的重要功能，但是比中国古诗更适合被用作诗疗诗。如著名诗评家吴思敬先生2018年10月26日在东南大学首届诗歌节系列讲座的题目便是“心灵的自由与诗的发现”，他强调人只有获得了真正的心灵的自由，才可能发现真正的诗。因此他坚决主张自由精神是新诗的最大精神，甚至他因此强调新诗应该采用自由诗体，而不是格律诗体。新诗是采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抒写现代情感和现代生活的现代艺术。这种抒情艺术虽然极大地继承了古代汉诗的“诗教”传统，堪称在20世纪促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文体;但是百年新诗写作既有“社会化写作”，也有“个人化写作”，既有“使命意识”之作，更有“生命意识”之作。即中国新诗具有它在不同时期的称谓——“诗”“新诗”和“现代汉诗”三种互相融合又互相纠缠的特殊文体。在普通人的诗歌活动中，主要是读诗与写诗两种活动，读诗与写诗也是诗疗常用的两种方法，诗的治疗功能比诗的启蒙功能及审美功能更重要，不可否认，三者也常常异质同构地产生治疗功效，让人心理更健康，精神更饱满，让人没有这个“时代的病态人格”，能够全面充分地发展。
从诗疗的角度看，启蒙功能，甚至宣传功能与抒情功能，甚至治疗功能并不矛盾，正是新诗的启蒙功能，保证了新诗情感的纯洁性，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培养人的高级情感，甚至可以为培养现代中国人和打造现代中国做出贡献的爱国情感诗疗诗，如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在百年新诗史上，很多新诗诗人都推崇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这段名言：“一个伟大的民族觉醒起来，要对思想和制度进行一番有益的改革，而诗便是最为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他们以无所不包、无所不人的精神，度量着人性的范围，探测人性的秘奥，而他们自己对人性的种种表现，也许最为感到由衷的震惊;因为这与其说是他们的精神，毋宁说是时代的精神。诗人们是祭司，对不可领会的灵感加以解释;是镜子，反映未来向现在所投射的巨影;是言辞，表现他们自己所不理解的事物;是号角，为战斗而歌唱，却感觉不到所要鼓舞的是什么;是力量，在推动一切，而不为任何东西所推动。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新诗的启蒙、抒情和审美三大功能中，启蒙功能在过去百年，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在“五四”时期，被抬高到极端地位，很多诗人不仅写启蒙的诗，还写宣传的诗。诗人总是非此即彼地采用了以下两种比较极端的生存方式：要么参加革命，如高君宇、郭沫若、蒋光赤、胡也频等，郭沫若甚至参加“南昌起义”;要么拥抱爱情，如徐志摩、戴望舒、应修人、汪静之等，徐志摩是有名的“情种”。有的诗人在不同时期采用“革命”或“愛情”两种方式，如郭沫若、冯雪峰等。这些诗人的书写方式如同梅洛庞蒂所言：“我们承担着介入世界之中的政治责任，而这种介入不是通过沉默，而是通过真正地说出我们的生活经验，所以我们必须成为艺术家，成为歌唱我们生活和我们世界的艺术家。”诗人，尤其新诗草创期的诗人确实承担了过多的介入生活的“政治责任”，却有一位诗人例外，她就是冰心，有一首诗例外，它就是《纸船寄母亲》。
心理学家许又新认为：“心理治疗的首先而主要的工作，是澄清病人对意识的体验。这在病人那一方面来说，便是意识扩大性自我探索知〕sciousness-expanding self-exploratior）。用德语学者的术语说，神经症病人过分哭注入际世界，而忽视了自己的世界。心理治疗者的任务之一是帮助病人觉察他的‘亲在’。”《纸船——寄母亲》让人感觉到了“他的‘亲在’”。全诗如下：“我从不肯妄弃了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浪打湿，沾在船头上。/我仍是不灰心地每天的叠着，/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2018年10月19日晚，在我主持的“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堂·东南大学首届诗歌节”系列讲座上，著名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勇教授以“对话经典中的诗人与诗人气质”为题，详细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重要诗人的“诗人气质”。他的总结非常形象与准确：“在群星灿烂、英才辈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众多的现代作家诗人中，只有冰心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她活了一百岁;二是她一生的作品可以用一个字来描述，那个笋就是‘爱’。”有超强的“施爱”与“被爱”的能力，尤其是前者，冰心才能够“长命百岁”。这种“爱”，尤其是来自亲情的“母爱”，更是保证人类心理健康的基本元素。2018年夏天，我游历了欧洲十多个国家，参观了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威尼斯圣马尔谷大教堂等数十座教堂，也去了罗浮宫等数十家艺术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有关“圣母与孩子”的雕塑或绘画呈现出的纯洁而又神圣的“母爱”，如《花园中的圣母二》《西斯廷圣母》《椅中圣母》《宝座圣母像》《哀悼基督》等。人类正是因为有“母爱”与“童心”，才有了“温情”与“温暖”。此时突然想起三十年前我在西南大学外语系上学时与一位美国老师的争论。受当时中国外国文学教育的影响，我也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分为积极与消极两派，把写革命题材的雪莱与拜伦归人“积极的浪漫主义诗人”一派，把写大地与母亲的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归人“消极的浪漫主义诗人”一派。那位美国老师质问我：“革命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但是大地与母亲更能保证人类的繁衍。你能说后者没有革命意义吗？”
库利的“境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理论在普通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这个理论有助于理解诗疗的低级情感（本能情感）与高级情感（社会情感）的依存关系。库利关于“人性”的结论更有助于理解《纸船寄母亲》呈现出的这种因为人的社会性和人类的群体性产生的圣洁“母爱”。近百年后，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的孙中兴于1993年5月这样评价库利：“他确立了‘自我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立场，不过，他的‘镜中自我’的说法，其实只限定在行动者本身的反省和想象过程，并不是在实际互动中产生的。这个概念的形成，反映出他对社会的基本看法：‘人类彼此之间的想象是社会的固定的事实。’库利强调想象的特别立场，使得后来的研究者把它归类成‘心理社会学’……”对“人性”下的定义仍然坚持要处理好“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他说：“我们说的‘人性’是什么意思呢？……它的第一个意义是人类的由种质产生的严格的遗传特性。即我们推论的在人类出生时所具备的各种无形的冲动和潜能……它的第二个意义是人类在亲密联系的简单形式或称‘首属群体’中，特别是在家庭和邻居中发展起来的社会性本质。这种‘首属群体’随处可见并且随处对个体发生着大致相同的影响。这种本性主要包含着某些基本的社会性情感和态度，比如在人际关系中的自我意识，喜欢别人的赞同、怨恨、非难、竞争心理，以及在一个群体中形成的社会是非感。我们大多数人对它知之甚少，然而它却是基本的，在人类生活中如果不是普遍性的，也是较为广泛的……这种社会本性较之遗传易变得多，如果说，我们常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自有它的道理的话，那则是因为形成这种本性的亲密组织大致相同的缘故。如果这种组织从本质上变化了，人类本性也会随之变化。第三个意义并不是不常出现的，特别是在讨论人性的善与恶的时候。这是不易概括的，需要辨别行为的特殊类型。如在金钱上吝啬或慷慨，好战或者平和，能干与平庸，保守或激进，好斗与温和等。换句话说，它不同于一般的概念，而是涉及特殊的环境与风俗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本性是最容易变化的……然而从更一般的意义上应该说，人类本性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可教育性。”“母爱”可以说是“人性”，是人类在“首属群体”中，尤其是在“家庭”中发展起来的“社会性本质”。正是出生于一个温馨的幸福家庭，冰心获得了更多的家的温情与温暖，她才比其他现代作家享受到了更多的“母爱”，也更珍惜“母爱”，比其他的女作家女诗人有更多的“母性”。所以在成百上千个现代作家中，只有冰心一人才配用一个字——“爱”，来总结她一生的写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儿童情节”也是她一生都在写作中歌颂“母爱”与“童心”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与那些很小就失去了父爱的“单亲家庭”成长起来的作家相比，如鲁迅、郑振铎、巴金、丁玲、冯沅君、陈学昭、郁达夫、沙汀、李劫人、徐迟等，冰心的童年生活及青少年家庭生活完全是“贵族生活”，享受到了完整的家庭之爱及天伦之乐，这让她的心理比很多现代作家都健康。
“每个时代和国家都多少有些独特的感情方式，正如每个时代和国家都有独特的思维方式一样。在这个领域没有最终结果。尽管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带有本能性情感，但我们带有本能性情感的方式很少或从来不能仅用它来解释人类的行为。在人类生活中，使得行为具体化的，根本不是某种动机，而是由教育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其表現形式的本能。它只能沟通过复杂的社会决定的思想和情感方式的作用。”“爱心”诗观，也受到了“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前者对她的影响，可以说是“教育决定性格”，“教育决定命运”，“教育决定诗风”。以她受到的泰戈尔影响为例，在新诗草创期，泰戈尔是被译介最多的外国诗人，从1915年到1926年，他的诗作至少有71次被报刊登载。泰戈尔的英文诗在20世纪20年代诗坛也风靡一时，“甚至连一般的中学生都以能背诵几首诗人的英文诗为荣”。泰戈尔对我国现代作家的影响，从郭沫若和冰心两位作家身上可以窥见一斑，除他们二人外，郑振铎、王统照、徐志摩等人也不同程度地受过泰戈尔的影响。“诚然，对泰戈尔影响的估计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如某些评论者那样夸大。但是，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对‘五四’以后新诗的发展，确实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32年冰心在《创造十年》中总结说：“我的短短的作诗的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第一段时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诗是崇尚清淡、简短，所留下的成绩极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这一段时间正在‘五四’的高潮中，做的诗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不知怎的把第二期的情热失掉了，而成为韵文的游戏者。” 冰心是受泰戈尔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1981年6月23日，冰心在《（泰戈尔诗选）译者序》中说：“泰戈尔是我少年时代最爱慕的外国诗人。”冰心是泰戈尔诗的主要翻译者：“我深感遗憾的是我没有学过富于音乐性的孟加拉语言。我翻译的《吉檀迦利》和《采果集》都是从英文翻过来的——虽然这两本诗的英文，也是泰戈尔的手笔——我纵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传达出其中一点的诗情和哲理，至于原文的音乐性就根本无从得到了。”
冰心的小诗《繁星》和《春水》从诗体形式、诗的思想内容上都直接受到泰戈尔诗的影响。她的诗集名《繁星》也源于泰戈尔的诗。泰戈尔的诗集《附言录》中有这样的诗句：“现在我把我的诗/紧密地装在这本子里/像一只挤满了鸟雀的笼子一般送给你。/那碧空，那围抱星辰的无限处，/我那诗句群飞过的空间，/都被留在外面。/繁星，从夜的心头摘下，紧紧地结成链环/也许能在天堂近邻的/珠宝商人那里沽得高价，/但是神人们就会怀念/那不分明的超凡的空灵价值。”
《繁星》的写作更是直接受到泰戈尔的影响。1921年9月1日，冰心在《繁星自序》中说：“1919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在一个小本子里。1920年的夏日，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1921年的秋日，小弟弟冰季说：‘姊姊！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纸上么？’我就写下末一段，将它发表了。是两年前零碎的思想，经过三个孩子的鉴定。《繁星》的序言，就是这个。”正是这些“零碎的思想”居然被当成诗风行一时。“新诗运动最早的几年，大家注重的是‘白话’，不是‘诗’，大家努力的是如何摆脱旧诗的藩篱，不是如何建设新诗的根基。这时代最流行的诗是‘自由诗’，和所谓的‘小诗’，这是两种最像白话的诗。，
尽管在后来的历史中，小诗的价值一直有争议，很多人都给出了较高的评价。“事实也正是如此她的小诗受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以三言两语的格言、警句式的清丽诗句，表现自己内省的沉思和灵感的顿悟……她的每一首小小的哲理诗，都是一种发现，一种创造。这些哲理小诗的鲜明特征，就是充满辩证色彩：或是人生真谛的发掘，或是人生经验的结晶，或是人生哲学的诗意化阐释。它对人生的生与死、苦与乐、荣与辱，对事物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进行深刻人微的探索。”但是后来的冰心，尤其是中年的冰心对这些“小诗写作”是持否定态度的。如1962年《诗刊》第3期上发表的《在诗歌间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稱：“谢冰心同志表示赞成萧三同志的意见：‘不薄新诗爱旧诗’……谢冰心同志也谈到自己写新诗的体会。她说：或许有人会间，你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也写些小诗？现在为什么不写了？我说，我那时年轻，胆子大，又想打破一切框框，写起来很容易，一气可以写几百首。现在想起来真可怕。现在叫我写，我的顾虑就多了，也可以说要求高了。新诗不好写。”但是冰心从来没有说过《纸船寄母亲》不是诗，读者及研究者也认为它是诗，而且是冰心的代表诗作和那个时代的优秀诗作。近年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新年新诗会》总会把这首诗作为必备的朗诵篇目，每次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一大原因是它具有较好的诗疗功能。如刘勇教授所言可以用一个“爱”字来总结冰心的诗的风格。这种“爱”及由此形成的她的诗的柔美风格及她醉心的童心主题也是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孟加拉女诗人黛维夫人说：‘泰戈尔对于人性有无限的信心，他有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他要求人承认是人’。”“从20年代起，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不少像《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一类的小诗，可见泰戈尔对中国萌芽时期的新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此外，他在诗中表达的一些思想感情也影响了中国。最突出的，我认为就是对儿童的关心和爱护……泰戈尔的诗介绍到中国以后，他那热爱儿童的感情对中国起了锦巨添花的作用。有一些中国作家开始关心儿童文艺，写了一些给儿童看的文学作品。《寄小读者》一类的书也陆续出现了。这可以说是中国新时代儿童文艺的开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纸船寄母亲》既有“母爱”，也有“童心”。诗中写出了“我”与“母亲”的“对话”，准确点说是“爱的对话”，是“童心”与“母爱”的对话。这种对话是“现代人”的对话，充分显示出现代中国人“施爱”与“被爱”的能力。如果说诗疗的一大任务是“现代人”，这首诗完全可以不采用“启蒙”或“宣传”的手段，“寓‘教’于‘爱’”“不战而胜”地达到古代汉诗和现代汉诗都追求的“诗教”目的。
泰戈尔能够对中国青年，尤其是对中国新诗诗人产生巨大影响，不只是因为他的诗被译介进中国，还因为他来过中国，到过上海、南京、杭州、北京等地，1924年5月8日，他在北京与“新月社”的诗人们度过了他的64岁生日。“充当旅行使者的激情使泰戈尔着了魔，他已不满足于在本国旅行，还想到中国去。最后一个佛教徒带着释迦牟尼的慈爱与和平信息去中国一事，已经过去了一千年。泰戈尔想恢复两国之间的古代文化传统的联系……梁启超于1924年四月，欢迎了泰戈尔及其随行人员。”“泰戈尔在华逗留期间，有一位风度翩翩、幽默和富于想象力的年轻中国诗人徐志摩一直陪着他。埃尔赫斯回忆道：我们从上海坐船溯流而上去南京。途中，在一个明亮的月夜，他们俩并肩而坐，畅谈他们年轻时在英国所欣赏的那些诗人的作品以及世界文坛的情况……以徐为首的一群青年学者跟泰戈尔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他们之中有一个漂亮而聪慧的中国女学生，徐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都为之倾倒。泰戈尔作为一个诗人不可能不受这样一种环境的启示，于是他们不住地互相交换诗和画。”这段话中所说的“中国女学生”指另一位福建才女林徽因。在我任教的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的旧体育馆前还留有那次泰戈尔来南京讲学的记录文字。泰戈尔是以“诗哲”的身份来中国的，既受到了以胡适、徐志摩为代表的“右翼文人”的欢迎，也受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左翼文人”的反对。陈独秀以“实庵”为笔名在1924年4月18日的《中国青年》杂志第27期上发表了《泰戈尔与东方文化》，批驳泰戈尔的东方文明将取代西方文明的讲演言论。 三年前冰心也称泰戈尔为“哲人”。1920年8月30日，还是大学生的冰心写了散文《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感谢他的“天然美感”慰藉了她“心灵的寂寞”：“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人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地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但是冰心更关注的是泰戈尔“快美的诗情”，其次才是“超卓的哲理”。作为一直生活在幸福家庭中的女诗人，“情”远远大于“理”。所以《纸船寄母亲》才写得如此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这首诗的治疗功能可以从1923年5月22日梁实秋发表的《冰心的“繁星”》的一段话中找到：“仿佛在一篇文章里见过，说是读《水浒》应当摇着薄扇，读《红楼》应当焚着清香。倘若我也给《繁星》一个比喻，读它时似应在月明如水的静夜，坐在海边的石上，对着自然的景色细细地读着，与涛声相和了。但我想不过是因为他们的性质因而找一个更合适的地方来读，以便感着更深的兴趣。其实说来，任意地在一个时候翻阅伊的《繁星》中的几首，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能感到一处沁人肺腑、清新凉爽的感觉，难似有一丝儿严冷，但总觉非常和蔼。伊的作品的基调是母亲的爱和小孩子的爱，伊的作品善用的背景是海，《繁星》的两个特点，一是用字的清新，一是回忆的甜蜜……”“夏日炎热，读伊的《繁星》便如饮清凉芬冽的泉水，令人陶醉。我愿我无事时常常有机会翻阅繁星来欣赏，给我性灵上的涵养。”两者比较，《繁星》偏向哲理，《纸船寄母亲》偏重抒情，所以读《纸船寄母亲》不仅可以产生“性灵上的涵养”，如同“思想的启迪”，更能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与“审美上的享受”，尤其是“情感上的共鸣”。因为《春水》和《繁星》由于哲理味太浓而显得女人味不足。以《繁星·五五》为例：“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所以1923年梁实秋结论说：“我从《繁星》与《春水》里认识的冰心女士是一位冰冷到零度以下的女作家。”“理智富而情感分子薄。”1929年5月海音书局出版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草川未雨著）也认为冰心的《繁星》《春水》都可以被归为一类的警戒式的言辞，结论这种诗在文学的本质上是不相宜的，按思想上讲也是没有着落的。甚至还认为冰心对于人生、社会及自然未曾敢肯定一下儿，只是站在一旁说话，因之不敢肯定，所以说出来的多是离开现世的玄想。
冰心1923年8月27日写的《纸殉告一一寄母亲》完全打破了她早期追求“哲理”轻视“情感”的写作风格。它是一首女人写的富有女人味的诗，以最后一个诗节为例：“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它的无端人梦。/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冰心的《繁星·二七》给诗人下的定义是：“诗人，/是世界幻想匕最大的快乐，/也是事实中最深的失望。”诗中的“悲哀”与诗人定义中的“失望”说明了冰心意识到了诗的治疗功能，《纸船寄母亲》正是这样的诗。她还在1921年12月29日专门写了一首《谢“思想”》的诗，感叹自己的诗写不出高深的思想，如诗的最后一节说：“思想呵！/无可奈何，/只能辜负你，/这枝不听命的笔儿/难将你我连在一起。”1923年1月20日冰心写了《中国新诗的将来》一文，不但承认《繁星》和《春水》中的作品格言太多，甚至否认其为诗：“不解放的行为，/造就了自由的思想。（這一首是《春水》里的。为做这篇论文，又取出《繁星》和《春水》来，看了一遍，觉得里面格言式的句子太多，无聊的更是不少，可称为诗的，几乎没有！）……可以说诗是偏于情感的，深入浅出的，言尽而意不尽，诗通常是仿佛要从句后涌溢出来的。反之，偏于理智判断的，言尽而意索然、一览无余的，日记式、格言式的句子，只可以叫作散文，不能叫作诗。”冰心在1929年6月3日写于北平的《<往事>自序诗》中说她的写作目的不再是为了自慰离开现实的玄想吃语了，而是要唱“神仙故事”“人世的欢娱”，特别是在诗的结尾时宣称：“第三部曲我仍要高唱，/要歌音填满了人生的虚无。”“人生的虚无”是现代人，尤其是忧郁症患者的共同感受。“要歌音填满了人生的虚无”，即是要用诗来治疗这种“现代病”。1929年4月22日写的《我曾》写到了“虚空”：“我曾梦撷飞花，/醒来一瓣瓣从我的指间飘散;/觉悟后的虚空呵！叫我如何不凄怆？”“我曾梦调琴弦/醒来一丝丝从我的指间折断;/觉悟后的虚空呵，叫我如何不感伤？”“我曾梦游天国，/醒来一片片河山破碎;/觉悟后的虚空呵，叫我如何不怨望？”1931年7月30日夜写《我劝你》，诗中写道：“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1936年2月3日，曾在十多年前被认为“情感分子薄”“冰冷到零度”的冰b竟然写起了情意绵绵的爱情诗《一句话》。全诗如下：“那天湖上是漠漠的轻阴，/湿烟盖住了泼刺的游鳞。/东风沉静地扶着我的肩头，/‘且慢，你先别说出那一句话！’//那夜天上是密密的乱星，/树头栖隐着双宿的娇禽。/南风戏弄地挨着我的腮旁，/‘完了，你竟说出那一句话！’//那夜湖上是凄恻的月明，/水面横飞着闪烁的秋萤。/西风温存地按着我的嘴唇，/‘何必，你还思索那一句话？’//今天天巨是呼呼的风沙，/风里哀唤着失伴的惊鸦。/北风严肃地擦着我的眼睛，/‘晚了，你要收回那一句话’。”
冰心192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燕京大学，获得了金钥匙——“斐托斐”名誉学位的奖赏，接受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她于8月17日乘约克逊号邮船赴美留学。冰心说她在船上“竟完全回到小孩子的境地中去了，套圈子，抛沙袋，乐此不疲……”但是长达数周的船上生活，也使她产生了忧愁甚至焦虑，她用诗治疗自己，不但写下了《.凋怅》，还写了《纸船寄母亲》等诗篇。冰心在邮轮上因为《惆怅》而思念母亲而写《纸船——寄母亲》，这种诗歌写作正是治疗心理疾病的书写表达。 1932年清明节，冰心在《我的文学生活》中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那时的我，不在立意作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副》登出的时候，是在：‘新文艺’栏内。登出的前一夜，伏园从电话内间我，‘这是什么？’我很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尽管冰心认为：“我终觉得诗的形式，无论如何自由，而音韵在可能的范围内，总是应该有的。”她在发表于1959年4月25日《诗刊》第4期的《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中说：“‘五四’以后，在新诗的许多形式中，有一种叫作‘短诗’或‘小诗’的。这种诗很短，最短的只有两行，因为我写过《繁星》和《春水》，这两本集子里，都是短诗，人家就以为我是起头写的。现在回忆起来，我不记得那时候我读过当代的别人的短诗没有，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现在，我觉得，当时我之所以不肯称《繁星》《春水》为诗的缘故，因为我心里实在是有诗的标准的，我认为诗是应该有格律的不管它是新是旧——音乐性是应该比较强的。同时情感上也应该有抑扬顿挫，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因此，我除了在二十岁前，一口气写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之外，就再没有像《繁星》和《春水》这类的东西。”冰心写《纸船——寄母亲》，却完全是把它当诗写，十分重视诗的形式，因此这首诗的形式具有较好的诗疗作用。
这首诗的船的意象有助于詩疗。儿行千里母担忧，冰心在大海上漂泊，知道母亲在牵挂远渡重洋的女儿，所以用了船的意象。大洋中起伏的约克逊号邮船题目中的“纸船”诗中的“很小的船儿”，三种船融为一体，变成了“亲情的船”，还可以暗示出“命运的船”——汪洋中的一条船，因为有了亲情，可以抵挡任何风浪，这正是亲情的力量——让女诗人活下去、奋斗下去的力量。自然汪洋中的船跟生活汪洋中的母亲可以相提并论，都可以为女儿遮风挡雨。船的包容性、安全感与母亲的慈祥、关爱异曲同工，因此可以做出结论说船的意象就是母亲的意象。所以读这首诗时，船的意象可以让人联想到很多事与物，尤其让人联想到与母亲相关的事与物，如母亲的子宫、母亲的怀抱。船的物理性表象与人的心理性情感可以水乳交融，产生了较好的诗疗效果。
这首诗孩童般撒娇式的口语也有利于增加亲情，呈现母爱与童心。“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它无端人梦，/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这几句诗完全是口语，又含情脉脉，是女儿向母亲的倾诉。“船儿”与“女儿”，JL4t韵的存在不仅让诗充满柔情爱意，而且也增加了语言的亲密性。如“宝贝”与“宝贝儿”的差异，后者的亲密性远远大于前者，甚至有人认为老师叫女学生“宝贝”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叫“宝贝儿”，否则有教师语言“骚扰”女学生的嫌疑，后者应该是女学生的男朋友专用的“特权称谓”。诗一般追求简洁，不用关联词。“倘若”一词的运用，说明女儿用的是商量的口气，说明对母亲的尊重。“倘若”一词是散文化句式用的关联词，“母亲”和“万水千山”后面都用了逗号，象征情感的细腻，孩子语言的短小，尤其是母亲后面用逗号，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说明了母女关系的融洽与亲密。
这首诗的短句和重复词也能够很好地呈现情感。“我从不肯妄弃了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在海里。”在第一个诗节中，“留着”“留着”和“一只”“一只”，两组二字词一一对应，呈现出思念母亲情感的缠绵。第一个诗节中的是“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但是到了第三个诗节，变成了“一只很小的白船儿”，少了“一只”两个字，说明随着写作的深入，情绪有所缓和，心情变得平静些了。这两个诗句的变化，说明用写诗这种“书写表达”，是可以治疗心理疾病，尤其可以用来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健康的心理和人格表现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或者，反过来说，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健康的心理和人格之基本的和最重要的表现。与此类似，所有精神障碍患者都表现有人际关系的障碍。甚至可以说，人际关系的困难和麻烦愈多愈严重，精神障碍也就愈严重……在学校生活中或者在工作的环境中受刺激而发生精神障碍，病人回到家中‘休息’，不久病情便走向恢复。这里，与其说是‘休息’的作用，毋宁说家庭成员与病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起了主要的作用。”《纸船——寄母亲》的诗疗意义在于，它有助于读者处理好与家庭成员的关系。血浓于水，家族成员关系是保证人的心理健康的重要关系。家和万事兴，家和人健康。但是在当今社会，中国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特别是子女与父母之间代沟对抗严重。在大中学生中，普遍存在青春期少女与更年期母亲、青春期青年与更年期父亲的对抗。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本来应该是：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儿子是爸爸的好哥们。因为中国流行“严父慈母”，父亲在家庭生活及家庭教育中要扮演“社会角色”，往往对儿子实行“严管”甚至“严打”，所以儿子与父亲的关系普遍不正常。这一代大学生普遍是独生子女，有的父母把女儿当儿子培养，让女孩子多了些“男子气”，少了些“女人味”。所以现在很少有女大学生像冰心那样，在旅途中不但给母亲折叠纸船，还给母亲写思念的诗。“长辈普遍地喜欢批评、训斥他们的晚辈，尤其是父母，有时批评、叨唠简直没完没了，还喜欢算旧账，严重者非打即骂。这在我国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为普遍而严重。长辈，尤其是手里握有大权的长辈，对于已成年的晚辈往往也摆脱不了这种关系模式。这是形成神经症和人格障碍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根源。心理治疗必须从根本上扭转病人的这种人际关系和反应模式。神经症病人和人格障碍患者往往是不恰当批评的受害者，他们亲身的经验使他们很难接受批评，更难于经批评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可以断言，闻过则喜和从善如流的人根本不需要心理治疗。”“我国传统文化要求子女孝顺父母，也赋予父母在子女面前具有绝对权威。现在虽然不特别强调这些了，但父母要求子女‘听话’，还是经常可以耳闻目见的事实。在行政系统中，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往往也深刻地打上了这种亲子关系特征的烙印。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父母对子女（尤其是未成年的子女）采取包办代替的教养模式是十分普遍的。这是我国许多人心理健康水平不高的一个重要社会文化根源……依赖性是神经症病人最重要最普遍的弱点之一，是使病人陷于不能自拔的痛苦和困难处境之重要主观因素，是阻碍病人走向健康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
父母亲情诗是治疗“依赖性”心理疾病的良方，给父母亲写诗可以治疗这种心理创伤，读写给父母亲的亲情诗可以缓解病情。“在一个人觉察到某物或某人的那一瞬间，世界已经按他的意志组织了起来。一个人的情绪、心情和目标是由意志决定的，起组织作用的意志的来龙去脉也决定着一个人如何认识和评价处境。一个人的痛苦不可分割地与他的生存方式联结在一起，与他的意志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客观存在是混沌的，人的意志给它以意义，给它以评价，把它组织起来。但是，意志并不是已经浇铸成定形和凝固不变的，一个人一旦清楚地觉察到自己的存在和意志，他是可以自由地改变自己的，当然，这绝非没有风险和困难。害怕改变和风险势必陷入于无所作为之中。”心理危机卜预最重要的名言是“人一切都可以改变”，具体为改变观念、改变体验和改变行为。冰心的《纸船寄母亲》可以帮助那些缺乏亲情，甚至与父母亲对抗的年轻人化解矛盾，改变观念、体验与行为，获得新生。
关键词：爱 爱心 自信 母爱
在诗歌研究中，我把采用诗歌对人进行心理治疗的方法称为诗歌疗法，简称诗疗。它主要是借用读书疗法与书写疗法的原理及方法，通过诗歌欣赏和诗歌创作，治疗精神性疾病，特别是在突发事件中进行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与国外同行相比，我的诗疗的最大特色是既承认低级情感，又推崇高级情感;既重视“诗教”，更重视“诗疗”。实际上，在情感生活中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级情感”，如“亲情”“乡情”。如果说“爱情”，尤其是“生物性爱情”或“生理性爱情”甚至“心理性爱情”是“低情情感”，那么“爱国主义情感”“集体主义情感”堪称“高级情感”。这种划分主要是从写作伦理角度展开的，也是为了描述方便，不一定准确。人是情感动物，一个人要想健康，需要这三种情感。现代生活与现代情感都强调多元化、多样化，甚至重视人的生活方式及情感方式的差异性，人们需要在差异中生活，诗人需要在差异中写作。但是也要重视自由与法则的适度，重视自然情感和社会情感的和谐。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我把在诗的内容与形式上都具有较好治疗功能的诗统称为诗疗诗。女诗人郑敏在发表于《文艺研究》1982年第2期的《诗的内在结构》中说：“我们不妨将诗的特点及人们在读诗时的文艺心理概括如下：1.诗以丰富、新颖、精确、深刻的意象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2.诗所创造的意境启发人的顿悟真理。3.人在强烈的感受中得到精神的提高与审美的享受。”这样的诗疗诗可以让读者获得“心理的治疗”“情感的共鸣”“审美的享受”和“思想的启迪”。可以把诗疗诗分成多种类型：爱情诗疗诗、亲情诗疗诗、友情诗疗诗、乡情诗疗诗、爱国情感诗疗诗、爱家情感诗疗诗、爱民族情感诗疗诗、爱世界情感诗疗诗……中国古诗及中国古代诗人都推崇“家国情怀”，诗的最大功能便是“诗教”功能。虽然启蒙功能是中国新诗的重要功能，但是比中国古诗更适合被用作诗疗诗。如著名诗评家吴思敬先生2018年10月26日在东南大学首届诗歌节系列讲座的题目便是“心灵的自由与诗的发现”，他强调人只有获得了真正的心灵的自由，才可能发现真正的诗。因此他坚决主张自由精神是新诗的最大精神，甚至他因此强调新诗应该采用自由诗体，而不是格律诗体。新诗是采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抒写现代情感和现代生活的现代艺术。这种抒情艺术虽然极大地继承了古代汉诗的“诗教”传统，堪称在20世纪促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文体;但是百年新诗写作既有“社会化写作”，也有“个人化写作”，既有“使命意识”之作，更有“生命意识”之作。即中国新诗具有它在不同时期的称谓——“诗”“新诗”和“现代汉诗”三种互相融合又互相纠缠的特殊文体。在普通人的诗歌活动中，主要是读诗与写诗两种活动，读诗与写诗也是诗疗常用的两种方法，诗的治疗功能比诗的启蒙功能及审美功能更重要，不可否认，三者也常常异质同构地产生治疗功效，让人心理更健康，精神更饱满，让人没有这个“时代的病态人格”，能够全面充分地发展。
从诗疗的角度看，启蒙功能，甚至宣传功能与抒情功能，甚至治疗功能并不矛盾，正是新诗的启蒙功能，保证了新诗情感的纯洁性，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培养人的高级情感，甚至可以为培养现代中国人和打造现代中国做出贡献的爱国情感诗疗诗，如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在百年新诗史上，很多新诗诗人都推崇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这段名言：“一个伟大的民族觉醒起来，要对思想和制度进行一番有益的改革，而诗便是最为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他们以无所不包、无所不人的精神，度量着人性的范围，探测人性的秘奥，而他们自己对人性的种种表现，也许最为感到由衷的震惊;因为这与其说是他们的精神，毋宁说是时代的精神。诗人们是祭司，对不可领会的灵感加以解释;是镜子，反映未来向现在所投射的巨影;是言辞，表现他们自己所不理解的事物;是号角，为战斗而歌唱，却感觉不到所要鼓舞的是什么;是力量，在推动一切，而不为任何东西所推动。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新诗的启蒙、抒情和审美三大功能中，启蒙功能在过去百年，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在“五四”时期，被抬高到极端地位，很多诗人不仅写启蒙的诗，还写宣传的诗。诗人总是非此即彼地采用了以下两种比较极端的生存方式：要么参加革命，如高君宇、郭沫若、蒋光赤、胡也频等，郭沫若甚至参加“南昌起义”;要么拥抱爱情，如徐志摩、戴望舒、应修人、汪静之等，徐志摩是有名的“情种”。有的诗人在不同时期采用“革命”或“愛情”两种方式，如郭沫若、冯雪峰等。这些诗人的书写方式如同梅洛庞蒂所言：“我们承担着介入世界之中的政治责任，而这种介入不是通过沉默，而是通过真正地说出我们的生活经验，所以我们必须成为艺术家，成为歌唱我们生活和我们世界的艺术家。”诗人，尤其新诗草创期的诗人确实承担了过多的介入生活的“政治责任”，却有一位诗人例外，她就是冰心，有一首诗例外，它就是《纸船寄母亲》。
心理学家许又新认为：“心理治疗的首先而主要的工作，是澄清病人对意识的体验。这在病人那一方面来说，便是意识扩大性自我探索知〕sciousness-expanding self-exploratior）。用德语学者的术语说，神经症病人过分哭注入际世界，而忽视了自己的世界。心理治疗者的任务之一是帮助病人觉察他的‘亲在’。”《纸船——寄母亲》让人感觉到了“他的‘亲在’”。全诗如下：“我从不肯妄弃了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浪打湿，沾在船头上。/我仍是不灰心地每天的叠着，/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2018年10月19日晚，在我主持的“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堂·东南大学首届诗歌节”系列讲座上，著名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勇教授以“对话经典中的诗人与诗人气质”为题，详细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重要诗人的“诗人气质”。他的总结非常形象与准确：“在群星灿烂、英才辈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众多的现代作家诗人中，只有冰心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她活了一百岁;二是她一生的作品可以用一个字来描述，那个笋就是‘爱’。”有超强的“施爱”与“被爱”的能力，尤其是前者，冰心才能够“长命百岁”。这种“爱”，尤其是来自亲情的“母爱”，更是保证人类心理健康的基本元素。2018年夏天，我游历了欧洲十多个国家，参观了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威尼斯圣马尔谷大教堂等数十座教堂，也去了罗浮宫等数十家艺术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有关“圣母与孩子”的雕塑或绘画呈现出的纯洁而又神圣的“母爱”，如《花园中的圣母二》《西斯廷圣母》《椅中圣母》《宝座圣母像》《哀悼基督》等。人类正是因为有“母爱”与“童心”，才有了“温情”与“温暖”。此时突然想起三十年前我在西南大学外语系上学时与一位美国老师的争论。受当时中国外国文学教育的影响，我也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分为积极与消极两派，把写革命题材的雪莱与拜伦归人“积极的浪漫主义诗人”一派，把写大地与母亲的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归人“消极的浪漫主义诗人”一派。那位美国老师质问我：“革命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但是大地与母亲更能保证人类的繁衍。你能说后者没有革命意义吗？”
库利的“境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理论在普通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这个理论有助于理解诗疗的低级情感（本能情感）与高级情感（社会情感）的依存关系。库利关于“人性”的结论更有助于理解《纸船寄母亲》呈现出的这种因为人的社会性和人类的群体性产生的圣洁“母爱”。近百年后，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的孙中兴于1993年5月这样评价库利：“他确立了‘自我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立场，不过，他的‘镜中自我’的说法，其实只限定在行动者本身的反省和想象过程，并不是在实际互动中产生的。这个概念的形成，反映出他对社会的基本看法：‘人类彼此之间的想象是社会的固定的事实。’库利强调想象的特别立场，使得后来的研究者把它归类成‘心理社会学’……”对“人性”下的定义仍然坚持要处理好“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他说：“我们说的‘人性’是什么意思呢？……它的第一个意义是人类的由种质产生的严格的遗传特性。即我们推论的在人类出生时所具备的各种无形的冲动和潜能……它的第二个意义是人类在亲密联系的简单形式或称‘首属群体’中，特别是在家庭和邻居中发展起来的社会性本质。这种‘首属群体’随处可见并且随处对个体发生着大致相同的影响。这种本性主要包含着某些基本的社会性情感和态度，比如在人际关系中的自我意识，喜欢别人的赞同、怨恨、非难、竞争心理，以及在一个群体中形成的社会是非感。我们大多数人对它知之甚少，然而它却是基本的，在人类生活中如果不是普遍性的，也是较为广泛的……这种社会本性较之遗传易变得多，如果说，我们常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自有它的道理的话，那则是因为形成这种本性的亲密组织大致相同的缘故。如果这种组织从本质上变化了，人类本性也会随之变化。第三个意义并不是不常出现的，特别是在讨论人性的善与恶的时候。这是不易概括的，需要辨别行为的特殊类型。如在金钱上吝啬或慷慨，好战或者平和，能干与平庸，保守或激进，好斗与温和等。换句话说，它不同于一般的概念，而是涉及特殊的环境与风俗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本性是最容易变化的……然而从更一般的意义上应该说，人类本性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可教育性。”“母爱”可以说是“人性”，是人类在“首属群体”中，尤其是在“家庭”中发展起来的“社会性本质”。正是出生于一个温馨的幸福家庭，冰心获得了更多的家的温情与温暖，她才比其他现代作家享受到了更多的“母爱”，也更珍惜“母爱”，比其他的女作家女诗人有更多的“母性”。所以在成百上千个现代作家中，只有冰心一人才配用一个字——“爱”，来总结她一生的写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儿童情节”也是她一生都在写作中歌颂“母爱”与“童心”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与那些很小就失去了父爱的“单亲家庭”成长起来的作家相比，如鲁迅、郑振铎、巴金、丁玲、冯沅君、陈学昭、郁达夫、沙汀、李劫人、徐迟等，冰心的童年生活及青少年家庭生活完全是“贵族生活”，享受到了完整的家庭之爱及天伦之乐，这让她的心理比很多现代作家都健康。
“每个时代和国家都多少有些独特的感情方式，正如每个时代和国家都有独特的思维方式一样。在这个领域没有最终结果。尽管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带有本能性情感，但我们带有本能性情感的方式很少或从来不能仅用它来解释人类的行为。在人类生活中，使得行为具体化的，根本不是某种动机，而是由教育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其表現形式的本能。它只能沟通过复杂的社会决定的思想和情感方式的作用。”“爱心”诗观，也受到了“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前者对她的影响，可以说是“教育决定性格”，“教育决定命运”，“教育决定诗风”。以她受到的泰戈尔影响为例，在新诗草创期，泰戈尔是被译介最多的外国诗人，从1915年到1926年，他的诗作至少有71次被报刊登载。泰戈尔的英文诗在20世纪20年代诗坛也风靡一时，“甚至连一般的中学生都以能背诵几首诗人的英文诗为荣”。泰戈尔对我国现代作家的影响，从郭沫若和冰心两位作家身上可以窥见一斑，除他们二人外，郑振铎、王统照、徐志摩等人也不同程度地受过泰戈尔的影响。“诚然，对泰戈尔影响的估计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如某些评论者那样夸大。但是，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对‘五四’以后新诗的发展，确实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32年冰心在《创造十年》中总结说：“我的短短的作诗的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第一段时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诗是崇尚清淡、简短，所留下的成绩极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这一段时间正在‘五四’的高潮中，做的诗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不知怎的把第二期的情热失掉了，而成为韵文的游戏者。” 冰心是受泰戈尔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1981年6月23日，冰心在《（泰戈尔诗选）译者序》中说：“泰戈尔是我少年时代最爱慕的外国诗人。”冰心是泰戈尔诗的主要翻译者：“我深感遗憾的是我没有学过富于音乐性的孟加拉语言。我翻译的《吉檀迦利》和《采果集》都是从英文翻过来的——虽然这两本诗的英文，也是泰戈尔的手笔——我纵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传达出其中一点的诗情和哲理，至于原文的音乐性就根本无从得到了。”
冰心的小诗《繁星》和《春水》从诗体形式、诗的思想内容上都直接受到泰戈尔诗的影响。她的诗集名《繁星》也源于泰戈尔的诗。泰戈尔的诗集《附言录》中有这样的诗句：“现在我把我的诗/紧密地装在这本子里/像一只挤满了鸟雀的笼子一般送给你。/那碧空，那围抱星辰的无限处，/我那诗句群飞过的空间，/都被留在外面。/繁星，从夜的心头摘下，紧紧地结成链环/也许能在天堂近邻的/珠宝商人那里沽得高价，/但是神人们就会怀念/那不分明的超凡的空灵价值。”
《繁星》的写作更是直接受到泰戈尔的影响。1921年9月1日，冰心在《繁星自序》中说：“1919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在一个小本子里。1920年的夏日，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1921年的秋日，小弟弟冰季说：‘姊姊！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纸上么？’我就写下末一段，将它发表了。是两年前零碎的思想，经过三个孩子的鉴定。《繁星》的序言，就是这个。”正是这些“零碎的思想”居然被当成诗风行一时。“新诗运动最早的几年，大家注重的是‘白话’，不是‘诗’，大家努力的是如何摆脱旧诗的藩篱，不是如何建设新诗的根基。这时代最流行的诗是‘自由诗’，和所谓的‘小诗’，这是两种最像白话的诗。，
尽管在后来的历史中，小诗的价值一直有争议，很多人都给出了较高的评价。“事实也正是如此她的小诗受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以三言两语的格言、警句式的清丽诗句，表现自己内省的沉思和灵感的顿悟……她的每一首小小的哲理诗，都是一种发现，一种创造。这些哲理小诗的鲜明特征，就是充满辩证色彩：或是人生真谛的发掘，或是人生经验的结晶，或是人生哲学的诗意化阐释。它对人生的生与死、苦与乐、荣与辱，对事物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进行深刻人微的探索。”但是后来的冰心，尤其是中年的冰心对这些“小诗写作”是持否定态度的。如1962年《诗刊》第3期上发表的《在诗歌间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稱：“谢冰心同志表示赞成萧三同志的意见：‘不薄新诗爱旧诗’……谢冰心同志也谈到自己写新诗的体会。她说：或许有人会间，你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也写些小诗？现在为什么不写了？我说，我那时年轻，胆子大，又想打破一切框框，写起来很容易，一气可以写几百首。现在想起来真可怕。现在叫我写，我的顾虑就多了，也可以说要求高了。新诗不好写。”但是冰心从来没有说过《纸船寄母亲》不是诗，读者及研究者也认为它是诗，而且是冰心的代表诗作和那个时代的优秀诗作。近年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新年新诗会》总会把这首诗作为必备的朗诵篇目，每次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一大原因是它具有较好的诗疗功能。如刘勇教授所言可以用一个“爱”字来总结冰心的诗的风格。这种“爱”及由此形成的她的诗的柔美风格及她醉心的童心主题也是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孟加拉女诗人黛维夫人说：‘泰戈尔对于人性有无限的信心，他有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他要求人承认是人’。”“从20年代起，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不少像《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一类的小诗，可见泰戈尔对中国萌芽时期的新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此外，他在诗中表达的一些思想感情也影响了中国。最突出的，我认为就是对儿童的关心和爱护……泰戈尔的诗介绍到中国以后，他那热爱儿童的感情对中国起了锦巨添花的作用。有一些中国作家开始关心儿童文艺，写了一些给儿童看的文学作品。《寄小读者》一类的书也陆续出现了。这可以说是中国新时代儿童文艺的开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纸船寄母亲》既有“母爱”，也有“童心”。诗中写出了“我”与“母亲”的“对话”，准确点说是“爱的对话”，是“童心”与“母爱”的对话。这种对话是“现代人”的对话，充分显示出现代中国人“施爱”与“被爱”的能力。如果说诗疗的一大任务是“现代人”，这首诗完全可以不采用“启蒙”或“宣传”的手段，“寓‘教’于‘爱’”“不战而胜”地达到古代汉诗和现代汉诗都追求的“诗教”目的。
泰戈尔能够对中国青年，尤其是对中国新诗诗人产生巨大影响，不只是因为他的诗被译介进中国，还因为他来过中国，到过上海、南京、杭州、北京等地，1924年5月8日，他在北京与“新月社”的诗人们度过了他的64岁生日。“充当旅行使者的激情使泰戈尔着了魔，他已不满足于在本国旅行，还想到中国去。最后一个佛教徒带着释迦牟尼的慈爱与和平信息去中国一事，已经过去了一千年。泰戈尔想恢复两国之间的古代文化传统的联系……梁启超于1924年四月，欢迎了泰戈尔及其随行人员。”“泰戈尔在华逗留期间，有一位风度翩翩、幽默和富于想象力的年轻中国诗人徐志摩一直陪着他。埃尔赫斯回忆道：我们从上海坐船溯流而上去南京。途中，在一个明亮的月夜，他们俩并肩而坐，畅谈他们年轻时在英国所欣赏的那些诗人的作品以及世界文坛的情况……以徐为首的一群青年学者跟泰戈尔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他们之中有一个漂亮而聪慧的中国女学生，徐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都为之倾倒。泰戈尔作为一个诗人不可能不受这样一种环境的启示，于是他们不住地互相交换诗和画。”这段话中所说的“中国女学生”指另一位福建才女林徽因。在我任教的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的旧体育馆前还留有那次泰戈尔来南京讲学的记录文字。泰戈尔是以“诗哲”的身份来中国的，既受到了以胡适、徐志摩为代表的“右翼文人”的欢迎，也受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左翼文人”的反对。陈独秀以“实庵”为笔名在1924年4月18日的《中国青年》杂志第27期上发表了《泰戈尔与东方文化》，批驳泰戈尔的东方文明将取代西方文明的讲演言论。 三年前冰心也称泰戈尔为“哲人”。1920年8月30日，还是大学生的冰心写了散文《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感谢他的“天然美感”慰藉了她“心灵的寂寞”：“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人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地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但是冰心更关注的是泰戈尔“快美的诗情”，其次才是“超卓的哲理”。作为一直生活在幸福家庭中的女诗人，“情”远远大于“理”。所以《纸船寄母亲》才写得如此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这首诗的治疗功能可以从1923年5月22日梁实秋发表的《冰心的“繁星”》的一段话中找到：“仿佛在一篇文章里见过，说是读《水浒》应当摇着薄扇，读《红楼》应当焚着清香。倘若我也给《繁星》一个比喻，读它时似应在月明如水的静夜，坐在海边的石上，对着自然的景色细细地读着，与涛声相和了。但我想不过是因为他们的性质因而找一个更合适的地方来读，以便感着更深的兴趣。其实说来，任意地在一个时候翻阅伊的《繁星》中的几首，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能感到一处沁人肺腑、清新凉爽的感觉，难似有一丝儿严冷，但总觉非常和蔼。伊的作品的基调是母亲的爱和小孩子的爱，伊的作品善用的背景是海，《繁星》的两个特点，一是用字的清新，一是回忆的甜蜜……”“夏日炎热，读伊的《繁星》便如饮清凉芬冽的泉水，令人陶醉。我愿我无事时常常有机会翻阅繁星来欣赏，给我性灵上的涵养。”两者比较，《繁星》偏向哲理，《纸船寄母亲》偏重抒情，所以读《纸船寄母亲》不仅可以产生“性灵上的涵养”，如同“思想的启迪”，更能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与“审美上的享受”，尤其是“情感上的共鸣”。因为《春水》和《繁星》由于哲理味太浓而显得女人味不足。以《繁星·五五》为例：“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所以1923年梁实秋结论说：“我从《繁星》与《春水》里认识的冰心女士是一位冰冷到零度以下的女作家。”“理智富而情感分子薄。”1929年5月海音书局出版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草川未雨著）也认为冰心的《繁星》《春水》都可以被归为一类的警戒式的言辞，结论这种诗在文学的本质上是不相宜的，按思想上讲也是没有着落的。甚至还认为冰心对于人生、社会及自然未曾敢肯定一下儿，只是站在一旁说话，因之不敢肯定，所以说出来的多是离开现世的玄想。
冰心1923年8月27日写的《纸殉告一一寄母亲》完全打破了她早期追求“哲理”轻视“情感”的写作风格。它是一首女人写的富有女人味的诗，以最后一个诗节为例：“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它的无端人梦。/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冰心的《繁星·二七》给诗人下的定义是：“诗人，/是世界幻想匕最大的快乐，/也是事实中最深的失望。”诗中的“悲哀”与诗人定义中的“失望”说明了冰心意识到了诗的治疗功能，《纸船寄母亲》正是这样的诗。她还在1921年12月29日专门写了一首《谢“思想”》的诗，感叹自己的诗写不出高深的思想，如诗的最后一节说：“思想呵！/无可奈何，/只能辜负你，/这枝不听命的笔儿/难将你我连在一起。”1923年1月20日冰心写了《中国新诗的将来》一文，不但承认《繁星》和《春水》中的作品格言太多，甚至否认其为诗：“不解放的行为，/造就了自由的思想。（這一首是《春水》里的。为做这篇论文，又取出《繁星》和《春水》来，看了一遍，觉得里面格言式的句子太多，无聊的更是不少，可称为诗的，几乎没有！）……可以说诗是偏于情感的，深入浅出的，言尽而意不尽，诗通常是仿佛要从句后涌溢出来的。反之，偏于理智判断的，言尽而意索然、一览无余的，日记式、格言式的句子，只可以叫作散文，不能叫作诗。”冰心在1929年6月3日写于北平的《<往事>自序诗》中说她的写作目的不再是为了自慰离开现实的玄想吃语了，而是要唱“神仙故事”“人世的欢娱”，特别是在诗的结尾时宣称：“第三部曲我仍要高唱，/要歌音填满了人生的虚无。”“人生的虚无”是现代人，尤其是忧郁症患者的共同感受。“要歌音填满了人生的虚无”，即是要用诗来治疗这种“现代病”。1929年4月22日写的《我曾》写到了“虚空”：“我曾梦撷飞花，/醒来一瓣瓣从我的指间飘散;/觉悟后的虚空呵！叫我如何不凄怆？”“我曾梦调琴弦/醒来一丝丝从我的指间折断;/觉悟后的虚空呵，叫我如何不感伤？”“我曾梦游天国，/醒来一片片河山破碎;/觉悟后的虚空呵，叫我如何不怨望？”1931年7月30日夜写《我劝你》，诗中写道：“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1936年2月3日，曾在十多年前被认为“情感分子薄”“冰冷到零度”的冰b竟然写起了情意绵绵的爱情诗《一句话》。全诗如下：“那天湖上是漠漠的轻阴，/湿烟盖住了泼刺的游鳞。/东风沉静地扶着我的肩头，/‘且慢，你先别说出那一句话！’//那夜天上是密密的乱星，/树头栖隐着双宿的娇禽。/南风戏弄地挨着我的腮旁，/‘完了，你竟说出那一句话！’//那夜湖上是凄恻的月明，/水面横飞着闪烁的秋萤。/西风温存地按着我的嘴唇，/‘何必，你还思索那一句话？’//今天天巨是呼呼的风沙，/风里哀唤着失伴的惊鸦。/北风严肃地擦着我的眼睛，/‘晚了，你要收回那一句话’。”
冰心192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燕京大学，获得了金钥匙——“斐托斐”名誉学位的奖赏，接受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她于8月17日乘约克逊号邮船赴美留学。冰心说她在船上“竟完全回到小孩子的境地中去了，套圈子，抛沙袋，乐此不疲……”但是长达数周的船上生活，也使她产生了忧愁甚至焦虑，她用诗治疗自己，不但写下了《.凋怅》，还写了《纸船寄母亲》等诗篇。冰心在邮轮上因为《惆怅》而思念母亲而写《纸船——寄母亲》，这种诗歌写作正是治疗心理疾病的书写表达。 1932年清明节，冰心在《我的文学生活》中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那时的我，不在立意作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副》登出的时候，是在：‘新文艺’栏内。登出的前一夜，伏园从电话内间我，‘这是什么？’我很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尽管冰心认为：“我终觉得诗的形式，无论如何自由，而音韵在可能的范围内，总是应该有的。”她在发表于1959年4月25日《诗刊》第4期的《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中说：“‘五四’以后，在新诗的许多形式中，有一种叫作‘短诗’或‘小诗’的。这种诗很短，最短的只有两行，因为我写过《繁星》和《春水》，这两本集子里，都是短诗，人家就以为我是起头写的。现在回忆起来，我不记得那时候我读过当代的别人的短诗没有，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现在，我觉得，当时我之所以不肯称《繁星》《春水》为诗的缘故，因为我心里实在是有诗的标准的，我认为诗是应该有格律的不管它是新是旧——音乐性是应该比较强的。同时情感上也应该有抑扬顿挫，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因此，我除了在二十岁前，一口气写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之外，就再没有像《繁星》和《春水》这类的东西。”冰心写《纸船——寄母亲》，却完全是把它当诗写，十分重视诗的形式，因此这首诗的形式具有较好的诗疗作用。
这首诗的船的意象有助于詩疗。儿行千里母担忧，冰心在大海上漂泊，知道母亲在牵挂远渡重洋的女儿，所以用了船的意象。大洋中起伏的约克逊号邮船题目中的“纸船”诗中的“很小的船儿”，三种船融为一体，变成了“亲情的船”，还可以暗示出“命运的船”——汪洋中的一条船，因为有了亲情，可以抵挡任何风浪，这正是亲情的力量——让女诗人活下去、奋斗下去的力量。自然汪洋中的船跟生活汪洋中的母亲可以相提并论，都可以为女儿遮风挡雨。船的包容性、安全感与母亲的慈祥、关爱异曲同工，因此可以做出结论说船的意象就是母亲的意象。所以读这首诗时，船的意象可以让人联想到很多事与物，尤其让人联想到与母亲相关的事与物，如母亲的子宫、母亲的怀抱。船的物理性表象与人的心理性情感可以水乳交融，产生了较好的诗疗效果。
这首诗孩童般撒娇式的口语也有利于增加亲情，呈现母爱与童心。“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它无端人梦，/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这几句诗完全是口语，又含情脉脉，是女儿向母亲的倾诉。“船儿”与“女儿”，JL4t韵的存在不仅让诗充满柔情爱意，而且也增加了语言的亲密性。如“宝贝”与“宝贝儿”的差异，后者的亲密性远远大于前者，甚至有人认为老师叫女学生“宝贝”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叫“宝贝儿”，否则有教师语言“骚扰”女学生的嫌疑，后者应该是女学生的男朋友专用的“特权称谓”。诗一般追求简洁，不用关联词。“倘若”一词的运用，说明女儿用的是商量的口气，说明对母亲的尊重。“倘若”一词是散文化句式用的关联词，“母亲”和“万水千山”后面都用了逗号，象征情感的细腻，孩子语言的短小，尤其是母亲后面用逗号，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说明了母女关系的融洽与亲密。
这首诗的短句和重复词也能够很好地呈现情感。“我从不肯妄弃了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在海里。”在第一个诗节中，“留着”“留着”和“一只”“一只”，两组二字词一一对应，呈现出思念母亲情感的缠绵。第一个诗节中的是“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但是到了第三个诗节，变成了“一只很小的白船儿”，少了“一只”两个字，说明随着写作的深入，情绪有所缓和，心情变得平静些了。这两个诗句的变化，说明用写诗这种“书写表达”，是可以治疗心理疾病，尤其可以用来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健康的心理和人格表现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或者，反过来说，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健康的心理和人格之基本的和最重要的表现。与此类似，所有精神障碍患者都表现有人际关系的障碍。甚至可以说，人际关系的困难和麻烦愈多愈严重，精神障碍也就愈严重……在学校生活中或者在工作的环境中受刺激而发生精神障碍，病人回到家中‘休息’，不久病情便走向恢复。这里，与其说是‘休息’的作用，毋宁说家庭成员与病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起了主要的作用。”《纸船——寄母亲》的诗疗意义在于，它有助于读者处理好与家庭成员的关系。血浓于水，家族成员关系是保证人的心理健康的重要关系。家和万事兴，家和人健康。但是在当今社会，中国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特别是子女与父母之间代沟对抗严重。在大中学生中，普遍存在青春期少女与更年期母亲、青春期青年与更年期父亲的对抗。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本来应该是：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儿子是爸爸的好哥们。因为中国流行“严父慈母”，父亲在家庭生活及家庭教育中要扮演“社会角色”，往往对儿子实行“严管”甚至“严打”，所以儿子与父亲的关系普遍不正常。这一代大学生普遍是独生子女，有的父母把女儿当儿子培养，让女孩子多了些“男子气”，少了些“女人味”。所以现在很少有女大学生像冰心那样，在旅途中不但给母亲折叠纸船，还给母亲写思念的诗。“长辈普遍地喜欢批评、训斥他们的晚辈，尤其是父母，有时批评、叨唠简直没完没了，还喜欢算旧账，严重者非打即骂。这在我国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为普遍而严重。长辈，尤其是手里握有大权的长辈，对于已成年的晚辈往往也摆脱不了这种关系模式。这是形成神经症和人格障碍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根源。心理治疗必须从根本上扭转病人的这种人际关系和反应模式。神经症病人和人格障碍患者往往是不恰当批评的受害者，他们亲身的经验使他们很难接受批评，更难于经批评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可以断言，闻过则喜和从善如流的人根本不需要心理治疗。”“我国传统文化要求子女孝顺父母，也赋予父母在子女面前具有绝对权威。现在虽然不特别强调这些了，但父母要求子女‘听话’，还是经常可以耳闻目见的事实。在行政系统中，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往往也深刻地打上了这种亲子关系特征的烙印。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父母对子女（尤其是未成年的子女）采取包办代替的教养模式是十分普遍的。这是我国许多人心理健康水平不高的一个重要社会文化根源……依赖性是神经症病人最重要最普遍的弱点之一，是使病人陷于不能自拔的痛苦和困难处境之重要主观因素，是阻碍病人走向健康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
父母亲情诗是治疗“依赖性”心理疾病的良方，给父母亲写诗可以治疗这种心理创伤，读写给父母亲的亲情诗可以缓解病情。“在一个人觉察到某物或某人的那一瞬间，世界已经按他的意志组织了起来。一个人的情绪、心情和目标是由意志决定的，起组织作用的意志的来龙去脉也决定着一个人如何认识和评价处境。一个人的痛苦不可分割地与他的生存方式联结在一起，与他的意志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客观存在是混沌的，人的意志给它以意义，给它以评价，把它组织起来。但是，意志并不是已经浇铸成定形和凝固不变的，一个人一旦清楚地觉察到自己的存在和意志，他是可以自由地改变自己的，当然，这绝非没有风险和困难。害怕改变和风险势必陷入于无所作为之中。”心理危机卜预最重要的名言是“人一切都可以改变”，具体为改变观念、改变体验和改变行为。冰心的《纸船寄母亲》可以帮助那些缺乏亲情，甚至与父母亲对抗的年轻人化解矛盾，改变观念、体验与行为，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