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官员的“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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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长达10万字的举报信摆在记者的案头,15年里,他累计投诉达700余次。为了揭发腐败,他受尽打击报复,也曾死里逃生;为了检举犯罪,他曾负债累累,甚至一度靠卖血维持举报的开支。但为了移民的利益和国家财产不受损失,他义无反顾、秉笔直书、无怨无悔……
  
  有幸结识李万明,还是四五年前通过采访陕西渭南上访移民,反映国家下拨的移民安家费被挪用、克扣时,开始与他有了来往接触。
  
  反腐从入职开始
  
  20世纪80年代,渭南地区移民办(后改为移民局)一成立,李万明即在该单位工作。工作期间,他发现系统内挪用移民款的问题非常严重。这位从部队大熔炉锻炼过的复转军人,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从1993年起,李万明即对这些问题进行举报。举报时,他不但署上姓名、单位,还附上一张标准近照,并在邮发前请单位领导、分管政府领导和省移民局领导审阅,意在告诉领导自己是光明磊落,而非搞阴谋,亦不愿与领导闹矛盾,从而敦促领导自省自纠。然而事情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万般无奈,他愤然将举报信发往北京,并一发而不可收。
  自1993年开始至今,李万明720余次举报的问题有43个之多,涉及频率最多的是安置返库移民资金和土地问题。至80年代末,渭南地区返迁三门峡库区人数为17633户、73965人(包括通过各种不正当渠道安置的假移民7000人),不到国务院批复渭南安置15万人的一半,但在对外宣传及给上级汇报中,渭南官方一直说成是12万人,即便在李万明举报之后,移民数字也仅降至近10万人。渭南地区移民办原领导人承认,这是为了向中央争取更多的资金。在中央按15万人给予拨款、分配物资和划拨土地后,渭南移民办经市府、省府又先后向国务院呈报其他各类项目索款30多亿元,其中大部分报告经国务院“同意”或“原则同意”,逐年逐项向渭南付诸拨款。同时,渭南移民办还向黄河水利委员会索要了大量的移民防汛经费、器材及汽车等。巨大的空饷使渭南移民办成为当地“钱多地多,家大业大”的“富翁”和“肥肉”。正是这种富有,给一些政府部门及人员将移民资金、土地、物资随意处置、滥花乱用等行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也为库区的稳定不断制造着祸害与麻烦。
  
  “克星”不耍单枪,拉媒体“入伙”
  
  个人单枪匹马的举报,与结成网的“组织”去抗衡,其结果无异于以卵击石。李万明的举报不但未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些人员反将举报情况告诉给被举报对象。从此,李万明便厄运不断:平时开会,领导将他与几名罪犯排到一起进行批判;公务员考核,他被定为不称职公务员;党员评议,他被定为不合格党员;晋级升工资,他被“靠边站”……
  自此,李万明开始把查处腐败的希望寄托于新闻媒体。1996年12月18日,《工人日报》以《移民款不能乱用》为题刊登了他的举报,同时还刊发了记者的“调查附记”。《工人日报》的文章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渭南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渭南官方把紧张与愤怒的目光都集中到李万明身上,并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各种“善后”工作:华阴、大荔两县市200多人参加、500多人围观的移民“上访汇报动员群众反贪大会”被认定为非法集会;要求省委宣传部向中宣部发传真,恳请给各省委宣传部打个招呼,通知各地报刊不得转载《工人日报》的文章;由省、市组成汇报组赴京向中纪委、中宣部、水利部汇报情况;成群结队的公安干警、武警、治安联防队员及相关人员,开着警车、带着手铐在3个县市的移民区搜查收缴《工人日报》;李万明也于1997年1月7日,以涉嫌违法扰乱社会秩序被“传唤”到渭河滩某军事基地“贴身看守”起来。当李万明得知自己将被长期关押后,于一个大雾弥漫的星期天早上逃出军事基地。在浓雾的掩护下,他与追捕的大批公安人员在辽阔的渭河滩周旋5个多小时后,几经周折,乘夜色登上北去的列车。
  成功进京后,李万明在《工人日报》记者的帮助下到中纪委反映了情况。经中纪委有关领导与陕西方面交涉,李万明才得以返回渭南,并在第三天被宣布无罪释放,但其被羁押的20多天仍定为旷工……
  
  “我反腐,谁也别想阻拦我”
  
  经过这次风波,渭南的移民问题出现了骤变,一方面激发起以李万明为代表的不服“惩处”移民们更大规模的举报。1997年以前,李万明的揭发检举仅是百次左右,从那以后,他的举报高达600多次。而库区移民上省进京上访告状已是司空见惯,少则四五个,多则近千人。李万明曾多次说:“我开展反腐斗争,谁也别想阻拦我,如果我的亲戚朋友反对,我就与他们断绝亲友关系;如果我的孩子反对,我就不认这个独生女儿;如果我爱人反对,我就同她离婚。只要我举报的腐败问题得不到有效查处,我就要永远告下去,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
  另一方面,由于对举报者实施了有力的制裁,有些领导的腐败行为更是有恃无恐,移民经费、土地成了“唐僧肉”,一些政府部门买车,开党代会、人代会、运动会,办福利要用移民款,搞各种名目的投资,也要用移民款。结果数千万元的投资,全都像扔到水里一般连个泡都没有冒一下。个别官员甚至连承办的同学会、携夫人外出旅游的费用也要用移民资金去开销……中央拨给库区富余出的10余万亩土地,逐年被一些部门所蚕食,至2005年统计时,则“蒸发”得只有3万余亩。对此,李万明义愤填膺道:“我把这些问题向中央有关部门及新闻媒体举报,移民们通过报纸知道了事实真相,找他们理论、讨说法,就是违法、破坏了社会稳定、扰乱了社会秩序?没有他们的腐败,哪有我的举报,哪有移民的‘违法集会’?如果说这就是违法,这也只是违反了一些官员的法,而没有违背国家的法。”
  
  他的小名叫“豁出”
  
  2003年8月~10月,陕西渭河流域连降暴雨40余天,为确保华县、渭南两城的安全,当地政府不得不炸开华县与华阴毗邻的方山河大堤,华阴市高家等11个移民村(遭受淹没的皆为移民)遭受巨大损失。灾后,温家宝总理亲赴灾区视察,国家发改委紧急向华阴市受灾最严重的3474户移民下拨5906万元灾后重建款,帮助灾民重建家园。然而,在当地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救灾款下拨近3年之久,真正用于灾民恢复重建的款竟然不到1%,绝大多数灾民仍居住在临时搭建的棚户里;可华阴市委、人大却假借商用楼的手续,超标准建起新办公楼。此事经李万明的举报和灾民上访,被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曝光,李万明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时,也被当地政府“保护”起来;而一些灾民代表却以各种借口被拘留、关押。
  借用某位著名电视主持人的话语,从李万明身上,可以看到一个现代公民体现出来的举报意识,但他破坏了官场的潜规则,手中又毫无政治资源可依仗,还不肯和光同尘,一如既往地举报,向权威挑战。于是,他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某些被举报者时刻都在谋划着置他于死地,他不时受到恫吓与威胁。
  “豁出”是李万明的小名,实际也是他对目前处境的态度。但从他内心来讲,有时他也觉得愧对家人。15年来, 为打印和寄发材料等,他已花费约4.8万元,还欠下3万多元的外债,最艰难时,他不得不在邮局赊账,甚至卖血维持举报的开支。有着37年党龄的他曾获得过不少奖,但在 4年前,他是全市唯一34年工龄而仍是一般科员的“平头”。直至去年,38年工龄的他,每月工资仅有970元(含100元副食补贴),成为局里同级干部中工龄最长而工资最低的公务员。这一切,他完全无怨无悔,对“事业”的认定和投入使他将个人的恩怨与得失置之度外,但在他的灵魂深处,却有一块令他良心不得安宁的愧疚。2000年9月,李万明从老家到渭南去给病重的母亲买药,中央党报记者打来电话,要求他迅速修改和复印寄给报社的举报材料。为此,他耽误了给母亲抢救治病。四天后,当他手捧药包赶回老家时,母亲已经含怨而逝。
  日子在李万明的记忆中留下的也不完全都是沉重和抑郁,他的举报曾不断被有关领导和媒体关注,并一次次在关中大地乃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国务院、中纪委、监察部、水利部以及陕西省的领导,都曾对他的举报信作过批示,有关他的“问题”还曾被提到陕西省委的常委会上研究讨论。
  
  终于有了回报
  
  由于李万明维护了移民利益,为此移民群众纷纷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他进行探望和慰问:自2001年清明节起,每年都有数百名移民代表放弃给自家祖坟祭祀的时机,来到李母的坟地进行扫墓和悼念,并把赠送的锦旗及牌匾挂在坟前告慰其母在天之灵。这些素不相识的移民用双手拉住李万明深情地说:“你就是为我们反腐败受苦受难的斗士……”话还没说完,泪水已夺眶而出。还有的移民代表说:“您是我们的代言人,在几十万移民的心中扎下了根。如果您能到库区移民中去一趟,我们欢迎您比欢迎省长都隆重。” 为减轻他举报所欠下的债务,有些移民还送来三五十元钱,最多的送500元,一再要求他收下。他却说:“我咋能忍心收贫穷移民的钱哩,如果我收了,那我还有没有做人的良心呢?”
  移民群众这些朴实的敬意与支持,使李万明其人产生了远远超过他身份的影响力,以至在渭南形成了一种令个别贪官生畏的巨大存在与威胁,正如有人说的,“李万明是腐败官员的克星”。
  锲而不舍、矢志不渝的反腐历程,使李万明赢得有正义感人的声援和支持,“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就李万明的举报问题与现状向大会递交了提案;2007年,他与李嘉诚、冯富珍等人还荣获“全国八大公益领袖人物”的殊荣。
  望着眼前这位身高1.78米、55岁却已两鬓灰白略显早衰的李万明,昔日那个能一次扛起150公斤重物而不气喘的“大力士”印象早已荡然无存,但他反腐斗士的勇气却有增无减。自2006年7月开始,中央决定对移民实施20年每人每年补助600元的惠民政策,仅此渭南市移民每年可获中央财政补贴3亿多元。于是,一些基层干部开始弄虚作假,大肆冒领移民款,目前,竟出现假移民达数万之多。为此,李万明又开始投入新的调查、取证、举报的艰难历程。
  编辑/冯 岚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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