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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黔诗纪略》是最为学界重视的黔诗选本。展贵州明代诗歌状况、取名能诗家之制和存文献是该书的三个编纂目的。三个编纂目的共存使《黔诗纪略》诗学批评功能和文献功能兼具。贵州文献散佚严重，莫友芝保留文献意识强烈是“存文献”编纂目的产生的主要原因。从《黔诗纪略》编纂目的的认识情况来看，其“存文献”的编纂目的所产生的影响更大，但《黔诗纪略》其他编纂目的也值得注意。
关键词：莫友芝 《黔诗纪略》 编纂 目的 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3-94-99
贵州自明代开省之后，文风日炽，诗歌创作数量剧增，至清代已出现了《黔风旧闻》《黔风鸣盛录》《播雅》《黔诗纪略》《黔诗纪略后编》《黔南六家诗选》等以黔中诗人诗作为选录对象的地域性诗歌总集，而以《黔诗纪略》最为后人所重视。《黔诗纪略》系有“西南大师”之誉的学者莫友芝所编纂，该书收集了257人2474首诗作，加上无名氏诗作及杂歌谣，共2498首。其所录诗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保存了大量文史资料，为清代的黔诗选本集大成者。但是目前学界对《黔诗纪略》的研究还不深入，为充分挖掘《黔诗纪略》文学价值，深入了解莫友芝的编纂观念，弄清《黔诗纪略》的编纂目的是很有必要的。
一、对《黔书纪略》编纂目的的两种看法
莫友芝之子莫绳孙在《黔诗纪略》卷首题记中言“先君子尝病黔中文献散佚，欲私成一书以纪之”1，指出了《黔诗纪略》“存文献”的编纂目的。学者也多以此为是书编纂目的，如周复刚《<黔诗纪略>刍论》、禹明莲《论<黔诗纪略>的文献学价值》等论文中都提及莫绳孙此言。亦有学人基于此认识，对《黔诗纪略》文献收录进行补充，如陈田认为《黔诗纪略》收录文献有不完备之处，对此进行了补充，整理成《黔诗纪略补》三卷。贵州大学胡晓军《<黔诗纪略>指瑕》认为《黔诗纪略》漏收了不少作品。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黔书纪略》编纂目的为“存掌故”。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张剑将《黔诗纪略》与《播雅》比较，认为郑珍编纂《播雅》“本意并非选诗，而着眼于‘一方掌故’。……而且《黔诗纪略》有过之而无不及。”2此观点实际上与“存文献说”相似，只是将存文献的范围限定在“掌故”。
编纂目的是编纂者进行书籍編纂活动的依据，编纂成果是编纂目的实践的结果。从《黔诗纪略》文本来看，其具有鲜明的存文献特点。其一，诗作收录有求“全”特点。《黔诗纪略》所录诗人诗作中，有不少诗人的作品仅存一两首，莫友芝将其悉数录入。如宋昂、宋昱诗，《黔诗纪略》云：“昂、昱著有《联芳类稿》，未见。今从《明诗综》录昂、昱诗各一首，复从《省志》各增一首。”1杨遵，“《方志》失其事迹，仅从《旧卫志》得诗一首”2。段金，“治迹亦无传，惟从初刻《札记》卷尾得一律”3。周仕国，“《省志》失其事迹，从《云南志》得一诗”4。陈询产，“事迹失传，唯一诗载《滇志》”5，等等。其二，传证资料丰赡，有汇编特点。莫友芝为《黔诗纪略》所收集的包括方外在内的257位诗人写传，传记不仅记载了诗人籍贯、科第仕宦、主要事迹及重要作品等内容，而且还将他人所撰的其他相关文献资料附后，相当于把与诗人的相关的文献资料都汇集于传记中。由此可见，莫绳孙所言“先君尝病黔中文献散佚，欲私成一书以纪之”亦非妄言，以“存文献”“存掌故”为《黔诗纪略》的编纂目的有其合理性。
二、《黔诗纪略》的选本编纂目的分析
《黔诗纪略》从性质上说属于选本，其“选”的特点明显：其一，对有文集留存的诗人诗歌进行选录。如莫友芝对孙应鳌诗歌进行选录，从其集《学孔精舍诗稿》九百篇中，“仅略取其半，编为四卷”6；所录袁应福的二十五首诗歌是从其集《渔矶诗草》中所选；潘润民诗“存九十余首，今汰存三之二”7；越其杰诗歌有选本十卷，莫友芝“复汰其半，若编为二卷”8；所录吴中蕃诗有351首是从其集《敝帚集》1091首诗中选出。其二，注重选录濒临亡佚之诗。《黔诗纪略》有“全录”特点的诗基本属于此类。其三，对人物进行选录。《黔诗纪略》编纂以人为纲，按职业、身份、地位等不同将诗人分士大夫、女士、方外、无名氏等类，所录诗人以科第出身的士大夫为主，对女性诗人的选录仅限于有节义者，而如女冠、尼、妓女等其他人物未被选录。《黔诗纪略》传证资料虽有存文献特点，但它是以经过选录的诗人为中心的资料汇集，其编纂实际上已经具有选择性。从选本角度去分析，《黔诗纪略》还具另外两个编纂目的。
（一）撰书以展现明代黔诗发展状况
莫友芝虽然没有明确阐明《黔诗纪略》的编纂目的，但是他为其友郑珍所辑《播雅》所写的序中对选本编纂的要求说得较明确。其云：“昔胡道南讥世之选家：‘坐取诸集，录其擅名及子孙方贵盛者为冠冕，单门响逸，附载一二，但略去取，已裒然大集，至问《集》中风格高下、诗学源流，辟草莱、主坛坫、相羽翼各几人，选者、读者皆茫如也。’若吾子尹之为此编，存诗存人，一用裕之《中州》法。人不得诗，牵连旁附，渊源流别，丝穿绳引，郡之山川风土，疆里沿革，旧城残垒，有所钩核，亦参他例。并藉书之。其搜订之勤、别裁之审，一展卷而曩昔若存若亡之文献，灿然表暴于后人之耳目。道南之讥，庶几免夫。”9莫友芝此言是认为郑珍编纂《播雅》真正做到了明“风格高下、诗学源流，辟草莱、主坛坫、相羽翼各几人”，所以自信“道南之讥，庶几免夫”。这其实借胡道南之口阐明诗歌选本编纂目的，即通过所录作品体现各家作品风格及成就高低，明确诗学发展源流，确立作家作品地位，展现诗坛发展状况。简而言之，读者通过选本能了解某一时段的文学发展状况。莫友芝在《黔诗纪略》编纂中也实践了他这一编纂观念，即通过修书来展现贵州明代诗歌状况。
《黔诗纪略》这一编纂目的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所录诗人按时代次序编排。莫友芝在辑录邹公敢、杨彝、沈勖、顾亮、龚诩等流寓诗人诗作时，明确提出“按时代次序”的编排原则，其云：“前辈《方州》《耆旧》诸集，例不收流寓，而侨焉以终者，又每以本著同编。矧贵州士家名族，概自外来，溯厥肇迁。纵已他贯通籍，而既为别子，何异乡闾？……今亦舍暂寓，不甄其寓而终者，即按时代次序。唯隐君以下四家，并在开国，嫌于压卷，故附第一通之末云。又，龚大章虽有戍籍，而实未至，亦未便先开创诸人，即附四家之后。故列于四者之后。”1这五人中，除了其余龚诩，其他四人都在贵州定居。邹公敢，本江津人，元末寓居正安州以终。杨彝，本浙江余姚人，晚居普安卫孙戍所而终。沈勖，本江苏高邮人，洪武中从父戍普安卫，遂寓居于此。顾亮，浙江上虞人，明永乐初谪戍五开卫，举家居于来威屯。四人“按时代次序”排序，龚诩虽隶属五开卫军籍，但实际并未到过贵州，所以置于四家之后。《黔诗纪略》整体编纂亦遵循这一原则，是书共三十三卷，卷一至卷三十为有官职、科第出身者居多，属于士大夫阶层。卷三十一为女士，卷三十二为方外，卷三十三无名氏。卷一至卷三十人物活动大致时间为：卷一、卷二为洪武至正统时期诗人，卷三至卷九为景泰至嘉靖时期诗人，卷十至卷二十一为隆庆至万历时期诗人；卷二十二至卷三十年为天启、崇祯时期诗人；卷三十一为女士类，录蔡氏、汪氏和吴氏三人诗歌。蔡氏主要活动年代在宣正时期；汪氏主要活动年代在天崇时期；吴氏主要生活年代与汪氏差不多。卷三十二为方外，首先收录张三丰，洪武间戍平越卫；最后收录西山寺僧，明鼎革时期曾住绥阳西山寺。选家对所录作家作品按时代排列的编纂意识，使读者对于某一时期的主要诗人诗作有大致了解，有利于把握文学发展历史脉络。 其次，对诗人创作风格、文学地位等进行评论。如评王训“诗境苍凉雄郁”“开草昧之功，不能不首推教授”2；评孙应鳌“五言乐府，沉雄森秀，直逼魏晋，而无何、李、王、李太似之嫌。七言及近体，舒和苍润，品亦在初盛唐间，尤讲学家所未有。先生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也。”3评袁应福“其诗亮节清音，独具风格，当文恭之后、君采之前，几几自树一帜也”4；评越其杰诗“取径殊不免隘，而语必瘦刻，味每在世俗酸碱之外。黔中先辈苦心为诗，殆无逾于开府者也。”5等等。莫友芝不仅自己对诗人诗歌进行评论，还附录其他人的评论观点，让读者尽可能从多角度去了解诗人及其诗歌。如他在《黔诗纪略》中评吴中蕃诗歌“直抒所见，粗服乱头，不屑屑句揉字炼以为工，质厚气苍，自然瑰异”6，同时还附录孔尚任、顾彩、傅玉书等各家评论，对吴中蕃的诗学渊源、诗歌地位进行阐述，认为吴中蕃诗学渊源于《诗三百》、陶渊明、杜甫，“使天下知黔阳之有诗，自吴兹大始”7。如果说将诗人按时代排序让人们从“史”的角度大致了解明代黔诗的发展状况，那么莫友芝对所录诗人的评论涉及到了“风格高下、诗学源流，辟草莱、主坛坫、相羽翼各几人”等方面，从横向面剖析了明代黔诗的发展特点，使读者对明代黔诗发展状况的了解更为具体。
此外，莫友芝在《黔诗纪略·谢三秀传》中收录他于咸丰元年所作《雪鸿堂诗蒐逸序》，专门论述了明代黔诗发展史。其云：“黔自明始有诗，萌芽于宣、正 ，条衍于景、成以来，而桐豫于隆、万。自武略，而止庵，而用章、廷润、竹泉、汝锡，而时中、西园，而唐山、子升、宗鲁、伯元，而道父、吉甫、徐川、元淑，百有余年，榛莽递开，略具涂轨。山甫、湜之、内江诸老，又一意儒学。……洎乎用霖《味澹》、卓凡《屡非》，炳麟铿訇，道乃大启。一时方麓、邓州、泠然、瑞明、心易、循陔、美若、无近、少崔、小范，旗鼓响应。延、温、沅、潕间，几于人握灵珠，家抱荆璧而咀嚼六代，步骤三唐，清雄宕逸，风格俊远，尤以君采谢先生称首。”1莫友芝将明代黔诗发展分成宣德至正统之萌芽阶段、景泰至成化之发展阶段、隆庆至万历之繁荣阶段、万历之后至明末之鼎盛阶段。作者不仅概述了这四个阶段的黔诗发展特点，还指出了每一阶段的代表诗人，有利于读者深入了解明代贵州黔诗发展状况。
（二）修書以取名能诗家之制
选本的出现，通常情况下是因为作品繁杂，不利于阅读，选家有意将作品精华辑录成集，目的是更好引导读者阅读。如对后世选本编纂产生重大影响的《文选》的出现，萧统论及编纂目的时云：“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2认为在作品繁多但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下，只有选录精华，才能提高阅读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梁代后期徐陵编纂《玉台新咏》称：“但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藉篇章，无由披览。”3认为作品精华分散各处，不搜集成编，没有办法翻阅。宋初编纂“四大书”之一的《文苑英华》亦如此，宋太宗“以诸家文集其数至繁，各擅所长，蓁芜相间，乃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阅前代文章，撮其精要”4。莫友芝《<播雅>序》中称“尝欲略取贵州自明以来名能诗家之制为一帙”，有意选录贵州自明代以来的诗歌精华成书。在《黔诗纪略》编纂之前，莫友芝已经搜集了不少黔诗文献，但“衣食奔走，不获专力成书”5。在唐树义的倡议下，《黔诗纪略》于咸丰二年开始酝酿由唐树义、黎兆勋、莫友芝共同编纂。《黔诗纪略·杨文骢传》云：“友芝岁壬子（1852）之都匀省墓，道贵阳，伯庸挟《山水移集》偕诣子方方伯，饮待归草堂，遂有纪录黔诗之议。”6《黔诗纪略》原计划收集贵州明清时期黔诗，黎兆勋负责清代部分，莫友芝负责明代部分。黎兆勋的清诗收集未果，《黔诗纪略》实际有莫友芝所辑的明代部分。“旧所征录既多，而黔西潘君及先君门人胡君益相助采拾”7，莫友芝于咸丰四年夏已基本完成编纂工作。能在两年内完成如此繁重的任务，这主要得益于莫友芝“旧所征录既多”的前期文献收集。编纂明代以来黔诗总集是莫友芝的夙愿，因无法靠自己专力成书，莫友芝便将此前收集的诗歌文献资料用于编纂《黔诗纪略》，以实现其“取名能诗家之制”的愿望。
取名能诗家之制首先要选名能诗家。莫友芝在《雪鸿堂诗蒐序》中所提明代重要的黔中诗人有：王训、詹英、黄绂、周瑛、易贵、安康、徐节、越英、范府、王木、陈文学、汤冔、蒋宗鲁、李佑、吴淮、周文化、孙应鰲、李渭、马廷锡、潘润民、越其杰、李时华、艾友芝、杨师孔、莫天麒、陈尚象、邱禾实、蒋杰、王祚远、何一中、蒋劝善、谢三秀。在这些诗人中，除了范府、陈文学、吴淮和何一中四人无诗留存外，其余诗人诗歌在《黔诗纪略》中均有选录。因《雪鸿堂诗蒐序》重点介绍的人物是谢三秀，对于明末黔诗发展并未详论。这一时期的杨龙友、吴中蕃是明代黔诗人的杰出代表。朱彝尊在《眀诗综》中引明人语评杨龙友诗云 ：“邢孟贞云 ：‘《洵美堂诗》纡徐以导远，笃挚以达情，引物连类，广博曼衍，屡出靡涯而源流师法灿然可指。’史弱翁云 ：‘龙友诗沉澹渊远，有正始之音。’”1孔尚任在《敝帚集序》中称：“使天下知黔阳之有诗，自吴滋大始，岂非其盛事！”2莫友芝在《黔诗纪略》中对杨、吴二人的诗歌予以充分肯定，收录杨龙友诗歌325首，收录吴中蕃诗歌395首。莫友芝评价杨龙友诗云：“《山水移》诗筋骨倔强，稍乏蕴含。然古诗如《石梁观瀑》《玩月》《断桥》《珍珠帘》《孙大将军赠人头杯》等篇，别有幽光劲响，动人心魄。……《玉京洞上老人》一绝，极得盛唐遗韵，虽少作，颇见大才”3，认为吴中蕃诗“质厚气苍，自然瑰异”，“以逸民树后生标准”4。“取名能诗家之制”也意味着选录诗歌精华，莫友芝编纂《黔诗纪略》也贯穿了这一编纂思想，如对孙应鰲、潘润民、越其杰、谢三秀、杨龙友、吴中蕃等诗人诗歌进行了选录。
三、《黔诗纪略》“存文献”编纂目的产生的原因
文学总集按选录作品方式的不同可分两类，一是将所有作品网罗汇总的总集，一类是选录文学精华的总集，即选本。《四库全书总目》对这两类总集的特点阐述清楚，其云：“文籍日兴，散无统纪，於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5选简单而言，前者求作品之“全”，突出文献价值；后者求作品之“精”，突出文学价值。作为选本而言，《黔诗纪略》应该选录诗歌精华，而“存文献”编纂目的的存在使得《黔诗纪略》收录作品又有求“全”的特点，这也是《黔诗纪略》较传统诗歌总集编纂而言的特殊性所在。为何“存文献”编纂目的会存在于《黔诗纪略》这部选本中？莫绳孙在《黔诗纪略》卷首题记中对此有所论及，其云：“是编若仅论诗，则孙、谢、杨、吴诸家以降，应录殊少，是故不能无桑梓之私。……如孙文恭《学孔精舍稿》，岁甲寅，麻哈艾茶村先生据其祖侍讲公手录，录副相寄。麻哈旋不守，原稿已烬。其他仅赖是编以存者，不知更几何也。”6莫绳孙认为《黔诗纪略》从选本编纂角度而言，应该选择诗歌精华，整体上来说，贵州明代黔诗并不发达，真正能在全国诗坛占一席之地者当属孙应鳌、谢三秀、杨龙友、吴中蕃四家，这四家之外，其他能选录的就极少。但是《黔诗纪略》选录的诗家有三百余人，莫绳孙认为其父之所以选录诸多不属于诗之精华者，是出于“桑梓之私”。这种“桑梓之私”也就是借《黔诗纪略》的编纂以存一方文献。 清代贵州战事不断，文献散佚严重。莫友芝曾言：“吾黔自军兴，十余年以来，苗、回诸夷、土匪邪教，相继倡乱……自余府、厅、州，县数十，残破千里，人民能孑身脱难者，百不一二，何问文献！”7在《播雅序》中莫友芝详细描述了自己收集遵义李卓庵、罗鹿游、李知山、李冀一等人的文集作品的情况，称：“最先得知山《白云集》于尹文学良稷，中间遗阙尚十余年，零章逸句时别拾诸他弃。卓庵《笔峰诗文钞》，数以访其裔孙，数枝梧不肯出，仅见年谱、郡乘所及数十篇；鹿游诗得赵明经商龄持示一册，仅《明日悔》《覆瓿》《北上》《问石》等小集；冀一《伴铎吟 》《萃奇堂》两草，近乃先后得之赵文学旭，亦非完本。闻《鹿游集》之全在其后人者，竟胠散于不解事人， 至今不能释然。夫诸老最著者，而友芝搜求已难如此，而吾子尹二十余年不遗余力已成此篇也可知矣！”8莫友芝感叹搜寻遵义知名者的作品都如此之难，搜集其他人的文献难度可想而知。在《雪鸿堂诗蒐序》中莫友芝所提及有所成就的诗人中，王训、詹英、黄绂、易贵、安康、徐节、越英、王木、汤冔、蒋宗鲁、李佑、周文化、李渭、马廷锡、艾友芝、杨师孔、莫天麒、陈尚象、邱禾实、蒋杰、王祚远、蒋劝善等人的诗歌都仅存几首，有的甚至仅存一首，而范府、陈文学、吴淮、何一中四人更是一诗难求。贵州文献所面临的严峻现实让莫友芝难以实现“取名能诗家之制为一帙”的愿望，同时产生了强烈的文献保存意识。因“病黔中文献散佚”，莫友芝利用《黔诗纪略》保存文献，将存世少的诗歌录入其中，使得《黔诗纪略》具有鲜明的存文献特点。
四、结语
综上，展现贵州明代诗歌状况、取名能诗家之制以及保存文献是莫友芝编纂《黔诗纪略》的三个目的。前两个编纂目的为选本编纂之常见，在选本编纂过程中，编纂者以编纂目的为依据，根据一定的标准选录作品。这些标准中蕴含了编纂者的文学观念、编选崇尚，还折射出时代诗坛的风气，故而选本的文学批评功能往往为人所重。《黔诗纪略》以“展现贵州明代诗歌状况”“取名能诗家之制”为编纂目的，继承了传统选本依时序编排诗歌的特点，突出重要作家作品，品评诗家诗作，考镜诗歌源流。人们可以通过选本分析，挖掘莫友芝的文学观念，了解咸丰、同治时期的贵州诗坛发展情况。存文献的编纂目的往往存在于汇总式的总集中，以此目的编纂总集网罗众作，故而其辑存文献的功能尤为突出。在文献难求的情况下，莫友芝以“存文献”为编纂目的极力搜寻黔诗，正如莫绳孙所言不少明代黔诗依赖于《黔诗纪略》得以保存，使得《黔诗纪略》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三个编纂目的共存使《黔诗纪略》诗学批评功能和文献功能兼具，但为数不少的非精华诗歌进入选本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黔诗纪略》诗学批评功能的发挥，降低了《黔诗纪略》的选本影响力。从《黔诗纪略》编纂目的的认识情况来看，是书“存文献”的编纂目的所产生的影响更大，也就是说《黔诗纪略》的文献价值更容易被挖掘。但是《黔诗纪略》的选本编纂目的也值得注意，这有助于人们挖掘《黔诗纪略》所蕴含的诗学批评意义，进一步认识《黔诗纪略》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及清代贵州诗学批评特征。
The Purpose of Writing QianShiJiLue by Mo Youzhi
He Shuiying
Abstract： QianShiJiLue was an important Guizhou poetry anthology. Mo Youzhi compiled QianShiJiLue with three purposes： one was to show the situation of Guizhou Ming Dynasty poetry； the second was to choose good poetry； the third was to preserve the poetry literature. Therefore， QianShiJiLue had poetic criticism effect and literature function. Guizhou literature was lost seriously， Mo Youzhi retained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the literature work which was the main reason to produce the stored literature compila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urpose of QianShiJiLue ’s compilation， The purpose of compiling documents was more influential， but the other compilation purpose is also worthy.
Keywords： Mo Youzhi；QianShiJiLue；write；purpose；reason
1 莫友芝编，关贤柱点校：《黔诗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 张剑：《<黔诗纪略>平議》，《文史知识》，2015年第12期，第77-82页。
1 莫友芝编，关贤柱点校：《黔诗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2 同上书，第76页。
3 同上书，第122页。
4 同上书，第448页。
5 同上书，第504页。
6 同上书，第184页。
7 同上书，第472页。
8 同上书，第612页。
9 莫友芝著，张剑、陶文鹏、梁光华校点：《莫友芝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
1 莫友芝编，关贤柱点校：《黔诗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2 同上书，第5页。
3 同上书，第184页。
4 同上书，第484页。
5 同上书，第612页。
6 同上书，第1081页。
7 同上书，第1082页。
1 莫友芝编，关贤柱点校：《黔诗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6页。
2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页。
3 徐陵著，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玉台新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4 王应麟：《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2页。
5 莫友芝编，关贤柱点校：《黔诗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6 同上书，第819页。
7 同上书，第1页。
1 朱彝尊：《明诗综》，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20页。
2 吴中蕃：《敝帚集》，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四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9-80页。
3 莫友芝编，关贤柱点校：《黔诗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2页。
4 同上书，第1081页。
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85页。
6 莫友芝编，关贤柱点校：《黔诗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7 同上书，第2页。
8 莫友芝著，张剑、陶文鹏、梁光华校点：《莫友芝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
关键词：莫友芝 《黔诗纪略》 编纂 目的 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3-94-99
贵州自明代开省之后，文风日炽，诗歌创作数量剧增，至清代已出现了《黔风旧闻》《黔风鸣盛录》《播雅》《黔诗纪略》《黔诗纪略后编》《黔南六家诗选》等以黔中诗人诗作为选录对象的地域性诗歌总集，而以《黔诗纪略》最为后人所重视。《黔诗纪略》系有“西南大师”之誉的学者莫友芝所编纂，该书收集了257人2474首诗作，加上无名氏诗作及杂歌谣，共2498首。其所录诗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保存了大量文史资料，为清代的黔诗选本集大成者。但是目前学界对《黔诗纪略》的研究还不深入，为充分挖掘《黔诗纪略》文学价值，深入了解莫友芝的编纂观念，弄清《黔诗纪略》的编纂目的是很有必要的。
一、对《黔书纪略》编纂目的的两种看法
莫友芝之子莫绳孙在《黔诗纪略》卷首题记中言“先君子尝病黔中文献散佚，欲私成一书以纪之”1，指出了《黔诗纪略》“存文献”的编纂目的。学者也多以此为是书编纂目的，如周复刚《<黔诗纪略>刍论》、禹明莲《论<黔诗纪略>的文献学价值》等论文中都提及莫绳孙此言。亦有学人基于此认识，对《黔诗纪略》文献收录进行补充，如陈田认为《黔诗纪略》收录文献有不完备之处，对此进行了补充，整理成《黔诗纪略补》三卷。贵州大学胡晓军《<黔诗纪略>指瑕》认为《黔诗纪略》漏收了不少作品。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黔书纪略》编纂目的为“存掌故”。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张剑将《黔诗纪略》与《播雅》比较，认为郑珍编纂《播雅》“本意并非选诗，而着眼于‘一方掌故’。……而且《黔诗纪略》有过之而无不及。”2此观点实际上与“存文献说”相似，只是将存文献的范围限定在“掌故”。
编纂目的是编纂者进行书籍編纂活动的依据，编纂成果是编纂目的实践的结果。从《黔诗纪略》文本来看，其具有鲜明的存文献特点。其一，诗作收录有求“全”特点。《黔诗纪略》所录诗人诗作中，有不少诗人的作品仅存一两首，莫友芝将其悉数录入。如宋昂、宋昱诗，《黔诗纪略》云：“昂、昱著有《联芳类稿》，未见。今从《明诗综》录昂、昱诗各一首，复从《省志》各增一首。”1杨遵，“《方志》失其事迹，仅从《旧卫志》得诗一首”2。段金，“治迹亦无传，惟从初刻《札记》卷尾得一律”3。周仕国，“《省志》失其事迹，从《云南志》得一诗”4。陈询产，“事迹失传，唯一诗载《滇志》”5，等等。其二，传证资料丰赡，有汇编特点。莫友芝为《黔诗纪略》所收集的包括方外在内的257位诗人写传，传记不仅记载了诗人籍贯、科第仕宦、主要事迹及重要作品等内容，而且还将他人所撰的其他相关文献资料附后，相当于把与诗人的相关的文献资料都汇集于传记中。由此可见，莫绳孙所言“先君尝病黔中文献散佚，欲私成一书以纪之”亦非妄言，以“存文献”“存掌故”为《黔诗纪略》的编纂目的有其合理性。
二、《黔诗纪略》的选本编纂目的分析
《黔诗纪略》从性质上说属于选本，其“选”的特点明显：其一，对有文集留存的诗人诗歌进行选录。如莫友芝对孙应鳌诗歌进行选录，从其集《学孔精舍诗稿》九百篇中，“仅略取其半，编为四卷”6；所录袁应福的二十五首诗歌是从其集《渔矶诗草》中所选；潘润民诗“存九十余首，今汰存三之二”7；越其杰诗歌有选本十卷，莫友芝“复汰其半，若编为二卷”8；所录吴中蕃诗有351首是从其集《敝帚集》1091首诗中选出。其二，注重选录濒临亡佚之诗。《黔诗纪略》有“全录”特点的诗基本属于此类。其三，对人物进行选录。《黔诗纪略》编纂以人为纲，按职业、身份、地位等不同将诗人分士大夫、女士、方外、无名氏等类，所录诗人以科第出身的士大夫为主，对女性诗人的选录仅限于有节义者，而如女冠、尼、妓女等其他人物未被选录。《黔诗纪略》传证资料虽有存文献特点，但它是以经过选录的诗人为中心的资料汇集，其编纂实际上已经具有选择性。从选本角度去分析，《黔诗纪略》还具另外两个编纂目的。
（一）撰书以展现明代黔诗发展状况
莫友芝虽然没有明确阐明《黔诗纪略》的编纂目的，但是他为其友郑珍所辑《播雅》所写的序中对选本编纂的要求说得较明确。其云：“昔胡道南讥世之选家：‘坐取诸集，录其擅名及子孙方贵盛者为冠冕，单门响逸，附载一二，但略去取，已裒然大集，至问《集》中风格高下、诗学源流，辟草莱、主坛坫、相羽翼各几人，选者、读者皆茫如也。’若吾子尹之为此编，存诗存人，一用裕之《中州》法。人不得诗，牵连旁附，渊源流别，丝穿绳引，郡之山川风土，疆里沿革，旧城残垒，有所钩核，亦参他例。并藉书之。其搜订之勤、别裁之审，一展卷而曩昔若存若亡之文献，灿然表暴于后人之耳目。道南之讥，庶几免夫。”9莫友芝此言是认为郑珍编纂《播雅》真正做到了明“风格高下、诗学源流，辟草莱、主坛坫、相羽翼各几人”，所以自信“道南之讥，庶几免夫”。这其实借胡道南之口阐明诗歌选本编纂目的，即通过所录作品体现各家作品风格及成就高低，明确诗学发展源流，确立作家作品地位，展现诗坛发展状况。简而言之，读者通过选本能了解某一时段的文学发展状况。莫友芝在《黔诗纪略》编纂中也实践了他这一编纂观念，即通过修书来展现贵州明代诗歌状况。
《黔诗纪略》这一编纂目的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所录诗人按时代次序编排。莫友芝在辑录邹公敢、杨彝、沈勖、顾亮、龚诩等流寓诗人诗作时，明确提出“按时代次序”的编排原则，其云：“前辈《方州》《耆旧》诸集，例不收流寓，而侨焉以终者，又每以本著同编。矧贵州士家名族，概自外来，溯厥肇迁。纵已他贯通籍，而既为别子，何异乡闾？……今亦舍暂寓，不甄其寓而终者，即按时代次序。唯隐君以下四家，并在开国，嫌于压卷，故附第一通之末云。又，龚大章虽有戍籍，而实未至，亦未便先开创诸人，即附四家之后。故列于四者之后。”1这五人中，除了其余龚诩，其他四人都在贵州定居。邹公敢，本江津人，元末寓居正安州以终。杨彝，本浙江余姚人，晚居普安卫孙戍所而终。沈勖，本江苏高邮人，洪武中从父戍普安卫，遂寓居于此。顾亮，浙江上虞人，明永乐初谪戍五开卫，举家居于来威屯。四人“按时代次序”排序，龚诩虽隶属五开卫军籍，但实际并未到过贵州，所以置于四家之后。《黔诗纪略》整体编纂亦遵循这一原则，是书共三十三卷，卷一至卷三十为有官职、科第出身者居多，属于士大夫阶层。卷三十一为女士，卷三十二为方外，卷三十三无名氏。卷一至卷三十人物活动大致时间为：卷一、卷二为洪武至正统时期诗人，卷三至卷九为景泰至嘉靖时期诗人，卷十至卷二十一为隆庆至万历时期诗人；卷二十二至卷三十年为天启、崇祯时期诗人；卷三十一为女士类，录蔡氏、汪氏和吴氏三人诗歌。蔡氏主要活动年代在宣正时期；汪氏主要活动年代在天崇时期；吴氏主要生活年代与汪氏差不多。卷三十二为方外，首先收录张三丰，洪武间戍平越卫；最后收录西山寺僧，明鼎革时期曾住绥阳西山寺。选家对所录作家作品按时代排列的编纂意识，使读者对于某一时期的主要诗人诗作有大致了解，有利于把握文学发展历史脉络。 其次，对诗人创作风格、文学地位等进行评论。如评王训“诗境苍凉雄郁”“开草昧之功，不能不首推教授”2；评孙应鳌“五言乐府，沉雄森秀，直逼魏晋，而无何、李、王、李太似之嫌。七言及近体，舒和苍润，品亦在初盛唐间，尤讲学家所未有。先生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也。”3评袁应福“其诗亮节清音，独具风格，当文恭之后、君采之前，几几自树一帜也”4；评越其杰诗“取径殊不免隘，而语必瘦刻，味每在世俗酸碱之外。黔中先辈苦心为诗，殆无逾于开府者也。”5等等。莫友芝不仅自己对诗人诗歌进行评论，还附录其他人的评论观点，让读者尽可能从多角度去了解诗人及其诗歌。如他在《黔诗纪略》中评吴中蕃诗歌“直抒所见，粗服乱头，不屑屑句揉字炼以为工，质厚气苍，自然瑰异”6，同时还附录孔尚任、顾彩、傅玉书等各家评论，对吴中蕃的诗学渊源、诗歌地位进行阐述，认为吴中蕃诗学渊源于《诗三百》、陶渊明、杜甫，“使天下知黔阳之有诗，自吴兹大始”7。如果说将诗人按时代排序让人们从“史”的角度大致了解明代黔诗的发展状况，那么莫友芝对所录诗人的评论涉及到了“风格高下、诗学源流，辟草莱、主坛坫、相羽翼各几人”等方面，从横向面剖析了明代黔诗的发展特点，使读者对明代黔诗发展状况的了解更为具体。
此外，莫友芝在《黔诗纪略·谢三秀传》中收录他于咸丰元年所作《雪鸿堂诗蒐逸序》，专门论述了明代黔诗发展史。其云：“黔自明始有诗，萌芽于宣、正 ，条衍于景、成以来，而桐豫于隆、万。自武略，而止庵，而用章、廷润、竹泉、汝锡，而时中、西园，而唐山、子升、宗鲁、伯元，而道父、吉甫、徐川、元淑，百有余年，榛莽递开，略具涂轨。山甫、湜之、内江诸老，又一意儒学。……洎乎用霖《味澹》、卓凡《屡非》，炳麟铿訇，道乃大启。一时方麓、邓州、泠然、瑞明、心易、循陔、美若、无近、少崔、小范，旗鼓响应。延、温、沅、潕间，几于人握灵珠，家抱荆璧而咀嚼六代，步骤三唐，清雄宕逸，风格俊远，尤以君采谢先生称首。”1莫友芝将明代黔诗发展分成宣德至正统之萌芽阶段、景泰至成化之发展阶段、隆庆至万历之繁荣阶段、万历之后至明末之鼎盛阶段。作者不仅概述了这四个阶段的黔诗发展特点，还指出了每一阶段的代表诗人，有利于读者深入了解明代贵州黔诗发展状况。
（二）修書以取名能诗家之制
选本的出现，通常情况下是因为作品繁杂，不利于阅读，选家有意将作品精华辑录成集，目的是更好引导读者阅读。如对后世选本编纂产生重大影响的《文选》的出现，萧统论及编纂目的时云：“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2认为在作品繁多但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下，只有选录精华，才能提高阅读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梁代后期徐陵编纂《玉台新咏》称：“但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藉篇章，无由披览。”3认为作品精华分散各处，不搜集成编，没有办法翻阅。宋初编纂“四大书”之一的《文苑英华》亦如此，宋太宗“以诸家文集其数至繁，各擅所长，蓁芜相间，乃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阅前代文章，撮其精要”4。莫友芝《<播雅>序》中称“尝欲略取贵州自明以来名能诗家之制为一帙”，有意选录贵州自明代以来的诗歌精华成书。在《黔诗纪略》编纂之前，莫友芝已经搜集了不少黔诗文献，但“衣食奔走，不获专力成书”5。在唐树义的倡议下，《黔诗纪略》于咸丰二年开始酝酿由唐树义、黎兆勋、莫友芝共同编纂。《黔诗纪略·杨文骢传》云：“友芝岁壬子（1852）之都匀省墓，道贵阳，伯庸挟《山水移集》偕诣子方方伯，饮待归草堂，遂有纪录黔诗之议。”6《黔诗纪略》原计划收集贵州明清时期黔诗，黎兆勋负责清代部分，莫友芝负责明代部分。黎兆勋的清诗收集未果，《黔诗纪略》实际有莫友芝所辑的明代部分。“旧所征录既多，而黔西潘君及先君门人胡君益相助采拾”7，莫友芝于咸丰四年夏已基本完成编纂工作。能在两年内完成如此繁重的任务，这主要得益于莫友芝“旧所征录既多”的前期文献收集。编纂明代以来黔诗总集是莫友芝的夙愿，因无法靠自己专力成书，莫友芝便将此前收集的诗歌文献资料用于编纂《黔诗纪略》，以实现其“取名能诗家之制”的愿望。
取名能诗家之制首先要选名能诗家。莫友芝在《雪鸿堂诗蒐序》中所提明代重要的黔中诗人有：王训、詹英、黄绂、周瑛、易贵、安康、徐节、越英、范府、王木、陈文学、汤冔、蒋宗鲁、李佑、吴淮、周文化、孙应鰲、李渭、马廷锡、潘润民、越其杰、李时华、艾友芝、杨师孔、莫天麒、陈尚象、邱禾实、蒋杰、王祚远、何一中、蒋劝善、谢三秀。在这些诗人中，除了范府、陈文学、吴淮和何一中四人无诗留存外，其余诗人诗歌在《黔诗纪略》中均有选录。因《雪鸿堂诗蒐序》重点介绍的人物是谢三秀，对于明末黔诗发展并未详论。这一时期的杨龙友、吴中蕃是明代黔诗人的杰出代表。朱彝尊在《眀诗综》中引明人语评杨龙友诗云 ：“邢孟贞云 ：‘《洵美堂诗》纡徐以导远，笃挚以达情，引物连类，广博曼衍，屡出靡涯而源流师法灿然可指。’史弱翁云 ：‘龙友诗沉澹渊远，有正始之音。’”1孔尚任在《敝帚集序》中称：“使天下知黔阳之有诗，自吴滋大始，岂非其盛事！”2莫友芝在《黔诗纪略》中对杨、吴二人的诗歌予以充分肯定，收录杨龙友诗歌325首，收录吴中蕃诗歌395首。莫友芝评价杨龙友诗云：“《山水移》诗筋骨倔强，稍乏蕴含。然古诗如《石梁观瀑》《玩月》《断桥》《珍珠帘》《孙大将军赠人头杯》等篇，别有幽光劲响，动人心魄。……《玉京洞上老人》一绝，极得盛唐遗韵，虽少作，颇见大才”3，认为吴中蕃诗“质厚气苍，自然瑰异”，“以逸民树后生标准”4。“取名能诗家之制”也意味着选录诗歌精华，莫友芝编纂《黔诗纪略》也贯穿了这一编纂思想，如对孙应鰲、潘润民、越其杰、谢三秀、杨龙友、吴中蕃等诗人诗歌进行了选录。
三、《黔诗纪略》“存文献”编纂目的产生的原因
文学总集按选录作品方式的不同可分两类，一是将所有作品网罗汇总的总集，一类是选录文学精华的总集，即选本。《四库全书总目》对这两类总集的特点阐述清楚，其云：“文籍日兴，散无统纪，於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5选简单而言，前者求作品之“全”，突出文献价值；后者求作品之“精”，突出文学价值。作为选本而言，《黔诗纪略》应该选录诗歌精华，而“存文献”编纂目的的存在使得《黔诗纪略》收录作品又有求“全”的特点，这也是《黔诗纪略》较传统诗歌总集编纂而言的特殊性所在。为何“存文献”编纂目的会存在于《黔诗纪略》这部选本中？莫绳孙在《黔诗纪略》卷首题记中对此有所论及，其云：“是编若仅论诗，则孙、谢、杨、吴诸家以降，应录殊少，是故不能无桑梓之私。……如孙文恭《学孔精舍稿》，岁甲寅，麻哈艾茶村先生据其祖侍讲公手录，录副相寄。麻哈旋不守，原稿已烬。其他仅赖是编以存者，不知更几何也。”6莫绳孙认为《黔诗纪略》从选本编纂角度而言，应该选择诗歌精华，整体上来说，贵州明代黔诗并不发达，真正能在全国诗坛占一席之地者当属孙应鳌、谢三秀、杨龙友、吴中蕃四家，这四家之外，其他能选录的就极少。但是《黔诗纪略》选录的诗家有三百余人，莫绳孙认为其父之所以选录诸多不属于诗之精华者，是出于“桑梓之私”。这种“桑梓之私”也就是借《黔诗纪略》的编纂以存一方文献。 清代贵州战事不断，文献散佚严重。莫友芝曾言：“吾黔自军兴，十余年以来，苗、回诸夷、土匪邪教，相继倡乱……自余府、厅、州，县数十，残破千里，人民能孑身脱难者，百不一二，何问文献！”7在《播雅序》中莫友芝详细描述了自己收集遵义李卓庵、罗鹿游、李知山、李冀一等人的文集作品的情况，称：“最先得知山《白云集》于尹文学良稷，中间遗阙尚十余年，零章逸句时别拾诸他弃。卓庵《笔峰诗文钞》，数以访其裔孙，数枝梧不肯出，仅见年谱、郡乘所及数十篇；鹿游诗得赵明经商龄持示一册，仅《明日悔》《覆瓿》《北上》《问石》等小集；冀一《伴铎吟 》《萃奇堂》两草，近乃先后得之赵文学旭，亦非完本。闻《鹿游集》之全在其后人者，竟胠散于不解事人， 至今不能释然。夫诸老最著者，而友芝搜求已难如此，而吾子尹二十余年不遗余力已成此篇也可知矣！”8莫友芝感叹搜寻遵义知名者的作品都如此之难，搜集其他人的文献难度可想而知。在《雪鸿堂诗蒐序》中莫友芝所提及有所成就的诗人中，王训、詹英、黄绂、易贵、安康、徐节、越英、王木、汤冔、蒋宗鲁、李佑、周文化、李渭、马廷锡、艾友芝、杨师孔、莫天麒、陈尚象、邱禾实、蒋杰、王祚远、蒋劝善等人的诗歌都仅存几首，有的甚至仅存一首，而范府、陈文学、吴淮、何一中四人更是一诗难求。贵州文献所面临的严峻现实让莫友芝难以实现“取名能诗家之制为一帙”的愿望，同时产生了强烈的文献保存意识。因“病黔中文献散佚”，莫友芝利用《黔诗纪略》保存文献，将存世少的诗歌录入其中，使得《黔诗纪略》具有鲜明的存文献特点。
四、结语
综上，展现贵州明代诗歌状况、取名能诗家之制以及保存文献是莫友芝编纂《黔诗纪略》的三个目的。前两个编纂目的为选本编纂之常见，在选本编纂过程中，编纂者以编纂目的为依据，根据一定的标准选录作品。这些标准中蕴含了编纂者的文学观念、编选崇尚，还折射出时代诗坛的风气，故而选本的文学批评功能往往为人所重。《黔诗纪略》以“展现贵州明代诗歌状况”“取名能诗家之制”为编纂目的，继承了传统选本依时序编排诗歌的特点，突出重要作家作品，品评诗家诗作，考镜诗歌源流。人们可以通过选本分析，挖掘莫友芝的文学观念，了解咸丰、同治时期的贵州诗坛发展情况。存文献的编纂目的往往存在于汇总式的总集中，以此目的编纂总集网罗众作，故而其辑存文献的功能尤为突出。在文献难求的情况下，莫友芝以“存文献”为编纂目的极力搜寻黔诗，正如莫绳孙所言不少明代黔诗依赖于《黔诗纪略》得以保存，使得《黔诗纪略》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三个编纂目的共存使《黔诗纪略》诗学批评功能和文献功能兼具，但为数不少的非精华诗歌进入选本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黔诗纪略》诗学批评功能的发挥，降低了《黔诗纪略》的选本影响力。从《黔诗纪略》编纂目的的认识情况来看，是书“存文献”的编纂目的所产生的影响更大，也就是说《黔诗纪略》的文献价值更容易被挖掘。但是《黔诗纪略》的选本编纂目的也值得注意，这有助于人们挖掘《黔诗纪略》所蕴含的诗学批评意义，进一步认识《黔诗纪略》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及清代贵州诗学批评特征。
The Purpose of Writing QianShiJiLue by Mo Youzhi
He Shuiying
Abstract： QianShiJiLue was an important Guizhou poetry anthology. Mo Youzhi compiled QianShiJiLue with three purposes： one was to show the situation of Guizhou Ming Dynasty poetry； the second was to choose good poetry； the third was to preserve the poetry literature. Therefore， QianShiJiLue had poetic criticism effect and literature function. Guizhou literature was lost seriously， Mo Youzhi retained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the literature work which was the main reason to produce the stored literature compila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urpose of QianShiJiLue ’s compilation， The purpose of compiling documents was more influential， but the other compilation purpose is also worthy.
Keywords： Mo Youzhi；QianShiJiLue；write；purpose；reason
1 莫友芝编，关贤柱点校：《黔诗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 张剑：《<黔诗纪略>平議》，《文史知识》，2015年第12期，第77-82页。
1 莫友芝编，关贤柱点校：《黔诗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2 同上书，第76页。
3 同上书，第122页。
4 同上书，第448页。
5 同上书，第504页。
6 同上书，第184页。
7 同上书，第472页。
8 同上书，第612页。
9 莫友芝著，张剑、陶文鹏、梁光华校点：《莫友芝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
1 莫友芝编，关贤柱点校：《黔诗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2 同上书，第5页。
3 同上书，第184页。
4 同上书，第484页。
5 同上书，第612页。
6 同上书，第1081页。
7 同上书，第1082页。
1 莫友芝编，关贤柱点校：《黔诗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6页。
2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页。
3 徐陵著，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玉台新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4 王应麟：《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2页。
5 莫友芝编，关贤柱点校：《黔诗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6 同上书，第819页。
7 同上书，第1页。
1 朱彝尊：《明诗综》，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20页。
2 吴中蕃：《敝帚集》，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四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9-80页。
3 莫友芝编，关贤柱点校：《黔诗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2页。
4 同上书，第1081页。
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85页。
6 莫友芝编，关贤柱点校：《黔诗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7 同上书，第2页。
8 莫友芝著，张剑、陶文鹏、梁光华校点：《莫友芝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