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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生之年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
“过去我们对人民犯了罪，现在我们成了新人。
我们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献计献策”
文强（1907-2001），湖南长沙人。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国民党中将军衔。1975年3月获得特赦。此后历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职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其他战犯纷纷写悔过书，文强不但不写，还强词夺理地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被改造26年，他最终“醒后方知悔恨天”，于1975年获得特赦。
文强晚年感叹道：“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我家20代以内都没有90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90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特别是沾了邓小平的光，才活到今天。”
被俘后写“反诗”，“我倒要看看共产党叫我们怎样活下去”
1948年9月中旬，文强接连接到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远不如在湖南绥靖公署当处长来得安稳，但军令难违。临行前，湖南省主席程潜为他饯行，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3个月后文强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文强被俘后，先后被关押在华东野战军设在山东益阳和摆摊头的解放军官教导团进行学习管训。教导团为解放军攻克南京出刊庆祝时，文强写了一首诗：“痛惜江南飞落英，大江百万渡雄兵。可怜玉石狮长在，国府门前月不明。”文強后来对廖耀湘回忆说：“当时我这首诗一贴出来，被俘的国民党军官个个大惊失色。王耀武甚至低着头从专刊旁走过来，向我劝说快将这首‘反诗’撕掉。我摇头一笑，说：‘诗言志，歌咏怀，我手写我心，我作由我受。我倒要看看共产党叫我们怎样活下去！’大家都捏了一把冷汗，可是我这首‘反诗’张贴出去十多天竟无人过问，这使我大吃一惊。”廖耀湘淡淡一笑，说：“这说明两点：一，说明共产党胸怀的宽大;二，说明你个性的‘顽固’。”
文强自知问题严重，历史复杂，又是军统高级特务，恐难活命，所以拒写悔过书。他总是强调自己“虽然很早就脱离了共产党，但总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做对共产党不利的事，自己的人生道路毕竟是共产党引导走的第一步，人要感恩”。对于在抗日战争中那些过关斩将的事，他说得很详细、理直气壮，他曾说：“我坚决抗日，作为军统，我在上海敌占区出生入死，搜集日军情报，衣领上缝上氰化钾，一旦被捕，立刻自杀。这也有罪？”而对革命有害的事，他就简单交代。他还强词夺理地对管理人员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鉴于文强的思想表现，他被列为甲级战犯。
他作好了长期被监禁的思想准备
1950年春，文强戴着脚铐和手铐被押解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处。改造之初，他很少讲话，只是仔细地观察周围的一切。他观察管理员的动静，分析训话内容，哪怕是怎样安排战犯的铺位、如何发放生活用品这样的细节，他都仔细地分析。最后他得出结论：共产党不会杀他们，到底如何处置，还有待观察。但像他这样的高级军统特务，不会在短期内被释放。于是，他作好了长期被监禁的思想准备。
除了不肯悔过，文强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很好。由于在劳动学习、遵守监规（功德林的监规就是由文强拟订的）等各方面表现较好，文强先后当了学习组长、劳动组长。
有一次，缝纫组在收工清点衣服时发现少了几件棉背心，组长文强非常着急。这时，有人向他提出怀疑，而且说得有声有色。文强考虑到不能毫无根据地怀疑别人，尤其是这类涉及人格的事，一定要慎重。他想出一个办法——他让黄康永去“侦察”。黄康永是军统少将站长出身，侦察“这点事儿是小菜一碟”，很快就想办法把每个人的铺位都“摸”了一遍，发现有个人的枕头很特别，鼓鼓囊囊的。文强获悉后，认为自己无权搜查，也怕对方恼羞成怒，跟大家拼命，于是报告给监管人员刘福印，请刘福印按监规检查每个人的枕头和被子。检查时，那个人的枕头果然有问题，拆开后里面藏了棉背心。刘福印的这种例行检查是为防止违禁物品被带入监房，那个人无话可说。
文强没有像对其他的事那样采取开会的形式，也没有让组里批评那个人，而是进行个别帮助。他去找对方谈心，说道：“一方面，大家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不要做这些‘出格’的事;另一方面，大家现在都在坐牢，吃的用的每人一样多，你多占一点别人就少一点，比如值日做卫生时洗碗用的碱没了，大家知道是你用纸包好了放在枕头底下，可是这样别人就没有用的了，应该‘同甘苦’嘛！”
文强的做法是成功的，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虽然几次特赦名单中都没有他，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好好当组长。文强是个组长“专业户”，获得特赦后仍然当了学习组长，而且一干就是两届。两届结束后，文强在选举前提前告诉大家：他已经干了10年了，不要再投他的票了！结果，他第三次当选学习组长。
当学习组长多年，文强一直任劳任怨，竭诚为大家服务，得到了一致赞誉，这也是他一直当选的原因。
“医生治好了我身体上的病，再请一个医生来治我灵魂上的病吧！”
有一段时间，文强的脖子越长越粗，经复兴医院检查，他患的是淋巴腺结核，需要开刀住院。在他医院养病期间，廖耀湘和杜聿明只要一有空就来看望他。
一次，陪同文强住院的管理员问他：“需不需要看书？”文强说：“非常需要。”“看什么书？”文强说：“医生治好了我身体上的病，再请一个医生来治我灵魂上的病吧！只要对思想改造有帮助的书，我都想看。” 管理员对一旁的廖耀湘说：“你是文强的好朋友，又是我们管理所的‘秀才’，你说文强看什么最合适？”廖耀湘说：“文强在管理所时一般的书都看过，我看，现在就借深一点的书给他看吧！就推荐他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吧！”随后，管理员借来《资本论》，文强捧起书就认真地“啃”起来。谁料，第一页的内容他就看不懂，不得不去看书眉上陈长捷做的密密麻麻的批注。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不仅积累的资本，可以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原垫支资本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陈长捷的眉批是：“生意人的诀窍，剥削的秘密。”文强仔细看了眉批，对廖耀湘感叹道：“看样子，陈长捷读马克思的书，是真正读进去了！在学习上，我得向你和陈长捷一样，下点真功夫了！”
文强出院后回到功德林，逢人便说他是因祸得福，因为手术不仅把他的淋巴腺割了，也把他的扁桃腺割了，以致他百病全除，健康如初，平日连感冒也不多见。文强的情感天平渐渐发生了倾斜。
“翘望盈盈得，天风浩荡来。都中多喜事，笑看雪里梅。”这是文强发表在功德林墙报《新生园地》上的第一首诗，此后有了第二首、第三首。几年下来，当他望着自己的一千多首诗，萌生出一个想法：出一本诗集。他在序言中写道：“我的诗稿欲待新生之日加以整理，以之留作重新做人的纪念。且定名此稿为《新生诗草》，兹作小序冠之于首。”
让文强发生重大思想转变的事是参加劳动。1958年10月初，他和其他一些身体强壮、有劳动能力的战犯一起离开功德林，来到燕山山麓的秦城农场参加体力劳动，开始了又一阶段的改造生活。文强和战犯们一起在农场里劳作，既收获了劳动果实，又增强了对劳动的认识，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情感，思想改造前进了一大步。
1959年国庆节，功德林的战犯参加了国庆观礼。当晚，文强激动得夜不能寐，想想自己多次参加监狱组织的外出参观活动时看到的天翻地覆的新面貌，不禁拿起笔写下了一首长诗《建国十周年国庆大典参观述怀十韵》，其中有“形势逼人焉再误，喜情如醉耳边驰”的句子。
“从中共高干到军统高干再到国军将领，没有谁的历史有你复杂”
1959年9月18日，报纸上的一则消息传到秦城农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战犯们沸腾了。据沈醉口述：
当“特赦”两个字读出之后，大家的心便像被什么强大的吸力吸住了似的。正当每个人都还暂时沉浸在这一片寂静声中时，忽然听到一个高大嗓门尖叫一声：“这下好了，我可以和老婆在一起了！”只见站在最后的一个人，大叫一声之后，把上衣全部脱掉，向附近的柿子树林狂奔乱跳，还一边重复叫着这句话，一边乱跑，跑出了平日规定的活动范围也毫无察觉……此人乃国民党晋陕边区挺进纵队中将司令宋清轩是也！
9月中旬，北京已进入三秋了，中午虽热，早晚还是可以穿上薄毛衣……宋清轩越跑越高兴，谁叫也不听。
正在这时，人群中突然窜出一员瘦将，直向宋清轩追上去。大家一看，原来是我的老乡、军统老同事文强。此君又高又瘦，两条腿特别长。只见他一边追一边喊：“刚才读的特赦消息是假的！”
追了上去之后，文强一个劲儿地说消息是假的，叫他不要相信，可他还是边跑边叫。文强只好绕道跑到他前面挡住他。对方仰天大笑起来，可能是傍晚从磨盘山麓吹来的一阵凉风，使这个赤膊大汉猛地清醒过来，才跟着文强慢慢地走了回来。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的大礼堂隆重举行了第一次特赦战犯大会。虽然首批特赦名单中没有文强的名字，但他从中看到了新生的希望，乘兴写了一首诗。其中写道：“往事如逝水，来者犹可追。新人明似镜，新月照天陲……天安门再见，依依话久违。”
此后又有5批战犯先后被特赦。然而，前后6批特赦名单中都没有文强的名字。这使他感到有些悲凉和失望。出身军统的徐远举对他说：“看来你我的情况比较特殊，特别是你，从中共高干到军统高干再到国军将领，没有谁的历史有你复杂。所以，恕我直言，你想早点出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你表哥毛泽东写一封信。”文强不干，他说：“我出不出去跟他没有关系，他要想救我，我就不会进来了。”
1975年3月17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战争罪犯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并予以公民权。在293名特赦战犯的名单中，文强位列前十名。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会宣布特赦“给予公民权”时，文强热泪长流。至此，文强长达26年的改造生活画上了句号。
特赦之日，文强兴奋之余，回想自己从战犯走向新生的漫长之路，不禁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了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每到一地，文强必谈邓小平，希望“有生之年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
文强获得特赦后，向党和政府表达了他定居大陆的坚定心愿，他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关系，多方联络和沟通，为台湾回归祖国和和平统一作贡献。1978年中秋节，他寄给台湾友人一首诗，以表达他盼望祖国和平统一的殷切之情，开头第一句写道：谁道蓬莱岛有畛，海天原是一家亲。
1983年5月8日，文强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在即席发言中指出：
实现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心愿。六届政协的新阵容，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大团结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我们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有八位专员当上了政协委员。我们这八个人都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是被特赦释放的前国民党将领。过去我们对人民犯了罪，现在我們成了新人。我们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各显神通，就是要利用我们自己有利的条件，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献计献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衷心希望台湾的故朋旧友，以国家民族为重，与共产党携起手来，共图民族的振兴大业。 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文强开始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1984年，他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他还身兼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顾问。他参政议政的意識特别强，只要收到会议通知就一定到会。
1985年，蒋经国的学生蒋志云邀文强去美国作客。文强正好因公访美，蒋志云告诉他，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大陆坐牢期间台湾方面发给他的“工资”。文强对蒋志云说：“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文强说当时有两点考虑：一是这钱不是好拿的，虽说蒋经国不会要他反共，但至少要有不利于共产党的言行，他不是这种人，他对共产党什么时候都是感恩的;二是他在监狱花很长时间学过辩证法，如果拿到这些钱，他连一天的好觉都睡不安稳，在大陆对不起邓颖超等政协领导，就算去了台湾也抬不起头做人……
文强非常崇拜邓小平。1985年去美国探望老友时，在美国的3个月，文强跑了10个州，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包括特赦后到美国、台湾、香港等地定居的老熟人。他在美国的一子一弟以及在台湾的弟弟也特地赶来与他团聚。每到一地，文强必谈邓小平，他认为改革开发使中国走上了腾飞之路，“若能在有生之年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文强生性乐观，直到90岁高龄时仍觉得自己“像小伙子一样”。他说：“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我家20代以内都没有90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90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特别是沾了邓小平的光，才活到今天。”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新华社发出报道，高度评价了文强获得特赦后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他勤勤恳恳、尽心竭力地参加文史资料的撰写和研究工作，并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文强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拥护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病重期间，文强同志还在关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热情期盼祖国早日统一，并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
（责编/陈小婷 责校/李志琛、李希萌 来源/《国民党首要战犯改造秘档》，史文编著，台海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毛泽东表弟：从中共高干到军统特务》，游慧冰/文，人民网2015年4月23日;《文强的人生四步曲》，罗军生/文，《党史文苑》2008年第7期;《“顽固派”文强：最后一批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严农/文，《法制博览》2015年第21期等）
“过去我们对人民犯了罪，现在我们成了新人。
我们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献计献策”
文强（1907-2001），湖南长沙人。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国民党中将军衔。1975年3月获得特赦。此后历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职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其他战犯纷纷写悔过书，文强不但不写，还强词夺理地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被改造26年，他最终“醒后方知悔恨天”，于1975年获得特赦。
文强晚年感叹道：“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我家20代以内都没有90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90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特别是沾了邓小平的光，才活到今天。”
被俘后写“反诗”，“我倒要看看共产党叫我们怎样活下去”
1948年9月中旬，文强接连接到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远不如在湖南绥靖公署当处长来得安稳，但军令难违。临行前，湖南省主席程潜为他饯行，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3个月后文强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文强被俘后，先后被关押在华东野战军设在山东益阳和摆摊头的解放军官教导团进行学习管训。教导团为解放军攻克南京出刊庆祝时，文强写了一首诗：“痛惜江南飞落英，大江百万渡雄兵。可怜玉石狮长在，国府门前月不明。”文強后来对廖耀湘回忆说：“当时我这首诗一贴出来，被俘的国民党军官个个大惊失色。王耀武甚至低着头从专刊旁走过来，向我劝说快将这首‘反诗’撕掉。我摇头一笑，说：‘诗言志，歌咏怀，我手写我心，我作由我受。我倒要看看共产党叫我们怎样活下去！’大家都捏了一把冷汗，可是我这首‘反诗’张贴出去十多天竟无人过问，这使我大吃一惊。”廖耀湘淡淡一笑，说：“这说明两点：一，说明共产党胸怀的宽大;二，说明你个性的‘顽固’。”
文强自知问题严重，历史复杂，又是军统高级特务，恐难活命，所以拒写悔过书。他总是强调自己“虽然很早就脱离了共产党，但总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做对共产党不利的事，自己的人生道路毕竟是共产党引导走的第一步，人要感恩”。对于在抗日战争中那些过关斩将的事，他说得很详细、理直气壮，他曾说：“我坚决抗日，作为军统，我在上海敌占区出生入死，搜集日军情报，衣领上缝上氰化钾，一旦被捕，立刻自杀。这也有罪？”而对革命有害的事，他就简单交代。他还强词夺理地对管理人员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鉴于文强的思想表现，他被列为甲级战犯。
他作好了长期被监禁的思想准备
1950年春，文强戴着脚铐和手铐被押解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处。改造之初，他很少讲话，只是仔细地观察周围的一切。他观察管理员的动静，分析训话内容，哪怕是怎样安排战犯的铺位、如何发放生活用品这样的细节，他都仔细地分析。最后他得出结论：共产党不会杀他们，到底如何处置，还有待观察。但像他这样的高级军统特务，不会在短期内被释放。于是，他作好了长期被监禁的思想准备。
除了不肯悔过，文强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很好。由于在劳动学习、遵守监规（功德林的监规就是由文强拟订的）等各方面表现较好，文强先后当了学习组长、劳动组长。
有一次，缝纫组在收工清点衣服时发现少了几件棉背心，组长文强非常着急。这时，有人向他提出怀疑，而且说得有声有色。文强考虑到不能毫无根据地怀疑别人，尤其是这类涉及人格的事，一定要慎重。他想出一个办法——他让黄康永去“侦察”。黄康永是军统少将站长出身，侦察“这点事儿是小菜一碟”，很快就想办法把每个人的铺位都“摸”了一遍，发现有个人的枕头很特别，鼓鼓囊囊的。文强获悉后，认为自己无权搜查，也怕对方恼羞成怒，跟大家拼命，于是报告给监管人员刘福印，请刘福印按监规检查每个人的枕头和被子。检查时，那个人的枕头果然有问题，拆开后里面藏了棉背心。刘福印的这种例行检查是为防止违禁物品被带入监房，那个人无话可说。
文强没有像对其他的事那样采取开会的形式，也没有让组里批评那个人，而是进行个别帮助。他去找对方谈心，说道：“一方面，大家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不要做这些‘出格’的事;另一方面，大家现在都在坐牢，吃的用的每人一样多，你多占一点别人就少一点，比如值日做卫生时洗碗用的碱没了，大家知道是你用纸包好了放在枕头底下，可是这样别人就没有用的了，应该‘同甘苦’嘛！”
文强的做法是成功的，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虽然几次特赦名单中都没有他，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好好当组长。文强是个组长“专业户”，获得特赦后仍然当了学习组长，而且一干就是两届。两届结束后，文强在选举前提前告诉大家：他已经干了10年了，不要再投他的票了！结果，他第三次当选学习组长。
当学习组长多年，文强一直任劳任怨，竭诚为大家服务，得到了一致赞誉，这也是他一直当选的原因。
“医生治好了我身体上的病，再请一个医生来治我灵魂上的病吧！”
有一段时间，文强的脖子越长越粗，经复兴医院检查，他患的是淋巴腺结核，需要开刀住院。在他医院养病期间，廖耀湘和杜聿明只要一有空就来看望他。
一次，陪同文强住院的管理员问他：“需不需要看书？”文强说：“非常需要。”“看什么书？”文强说：“医生治好了我身体上的病，再请一个医生来治我灵魂上的病吧！只要对思想改造有帮助的书，我都想看。” 管理员对一旁的廖耀湘说：“你是文强的好朋友，又是我们管理所的‘秀才’，你说文强看什么最合适？”廖耀湘说：“文强在管理所时一般的书都看过，我看，现在就借深一点的书给他看吧！就推荐他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吧！”随后，管理员借来《资本论》，文强捧起书就认真地“啃”起来。谁料，第一页的内容他就看不懂，不得不去看书眉上陈长捷做的密密麻麻的批注。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不仅积累的资本，可以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原垫支资本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陈长捷的眉批是：“生意人的诀窍，剥削的秘密。”文强仔细看了眉批，对廖耀湘感叹道：“看样子，陈长捷读马克思的书，是真正读进去了！在学习上，我得向你和陈长捷一样，下点真功夫了！”
文强出院后回到功德林，逢人便说他是因祸得福，因为手术不仅把他的淋巴腺割了，也把他的扁桃腺割了，以致他百病全除，健康如初，平日连感冒也不多见。文强的情感天平渐渐发生了倾斜。
“翘望盈盈得，天风浩荡来。都中多喜事，笑看雪里梅。”这是文强发表在功德林墙报《新生园地》上的第一首诗，此后有了第二首、第三首。几年下来，当他望着自己的一千多首诗，萌生出一个想法：出一本诗集。他在序言中写道：“我的诗稿欲待新生之日加以整理，以之留作重新做人的纪念。且定名此稿为《新生诗草》，兹作小序冠之于首。”
让文强发生重大思想转变的事是参加劳动。1958年10月初，他和其他一些身体强壮、有劳动能力的战犯一起离开功德林，来到燕山山麓的秦城农场参加体力劳动，开始了又一阶段的改造生活。文强和战犯们一起在农场里劳作，既收获了劳动果实，又增强了对劳动的认识，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情感，思想改造前进了一大步。
1959年国庆节，功德林的战犯参加了国庆观礼。当晚，文强激动得夜不能寐，想想自己多次参加监狱组织的外出参观活动时看到的天翻地覆的新面貌，不禁拿起笔写下了一首长诗《建国十周年国庆大典参观述怀十韵》，其中有“形势逼人焉再误，喜情如醉耳边驰”的句子。
“从中共高干到军统高干再到国军将领，没有谁的历史有你复杂”
1959年9月18日，报纸上的一则消息传到秦城农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战犯们沸腾了。据沈醉口述：
当“特赦”两个字读出之后，大家的心便像被什么强大的吸力吸住了似的。正当每个人都还暂时沉浸在这一片寂静声中时，忽然听到一个高大嗓门尖叫一声：“这下好了，我可以和老婆在一起了！”只见站在最后的一个人，大叫一声之后，把上衣全部脱掉，向附近的柿子树林狂奔乱跳，还一边重复叫着这句话，一边乱跑，跑出了平日规定的活动范围也毫无察觉……此人乃国民党晋陕边区挺进纵队中将司令宋清轩是也！
9月中旬，北京已进入三秋了，中午虽热，早晚还是可以穿上薄毛衣……宋清轩越跑越高兴，谁叫也不听。
正在这时，人群中突然窜出一员瘦将，直向宋清轩追上去。大家一看，原来是我的老乡、军统老同事文强。此君又高又瘦，两条腿特别长。只见他一边追一边喊：“刚才读的特赦消息是假的！”
追了上去之后，文强一个劲儿地说消息是假的，叫他不要相信，可他还是边跑边叫。文强只好绕道跑到他前面挡住他。对方仰天大笑起来，可能是傍晚从磨盘山麓吹来的一阵凉风，使这个赤膊大汉猛地清醒过来，才跟着文强慢慢地走了回来。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的大礼堂隆重举行了第一次特赦战犯大会。虽然首批特赦名单中没有文强的名字，但他从中看到了新生的希望，乘兴写了一首诗。其中写道：“往事如逝水，来者犹可追。新人明似镜，新月照天陲……天安门再见，依依话久违。”
此后又有5批战犯先后被特赦。然而，前后6批特赦名单中都没有文强的名字。这使他感到有些悲凉和失望。出身军统的徐远举对他说：“看来你我的情况比较特殊，特别是你，从中共高干到军统高干再到国军将领，没有谁的历史有你复杂。所以，恕我直言，你想早点出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你表哥毛泽东写一封信。”文强不干，他说：“我出不出去跟他没有关系，他要想救我，我就不会进来了。”
1975年3月17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战争罪犯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并予以公民权。在293名特赦战犯的名单中，文强位列前十名。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会宣布特赦“给予公民权”时，文强热泪长流。至此，文强长达26年的改造生活画上了句号。
特赦之日，文强兴奋之余，回想自己从战犯走向新生的漫长之路，不禁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了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每到一地，文强必谈邓小平，希望“有生之年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
文强获得特赦后，向党和政府表达了他定居大陆的坚定心愿，他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关系，多方联络和沟通，为台湾回归祖国和和平统一作贡献。1978年中秋节，他寄给台湾友人一首诗，以表达他盼望祖国和平统一的殷切之情，开头第一句写道：谁道蓬莱岛有畛，海天原是一家亲。
1983年5月8日，文强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在即席发言中指出：
实现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心愿。六届政协的新阵容，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大团结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我们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有八位专员当上了政协委员。我们这八个人都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是被特赦释放的前国民党将领。过去我们对人民犯了罪，现在我們成了新人。我们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各显神通，就是要利用我们自己有利的条件，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献计献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衷心希望台湾的故朋旧友，以国家民族为重，与共产党携起手来，共图民族的振兴大业。 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文强开始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1984年，他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他还身兼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顾问。他参政议政的意識特别强，只要收到会议通知就一定到会。
1985年，蒋经国的学生蒋志云邀文强去美国作客。文强正好因公访美，蒋志云告诉他，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大陆坐牢期间台湾方面发给他的“工资”。文强对蒋志云说：“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文强说当时有两点考虑：一是这钱不是好拿的，虽说蒋经国不会要他反共，但至少要有不利于共产党的言行，他不是这种人，他对共产党什么时候都是感恩的;二是他在监狱花很长时间学过辩证法，如果拿到这些钱，他连一天的好觉都睡不安稳，在大陆对不起邓颖超等政协领导，就算去了台湾也抬不起头做人……
文强非常崇拜邓小平。1985年去美国探望老友时，在美国的3个月，文强跑了10个州，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包括特赦后到美国、台湾、香港等地定居的老熟人。他在美国的一子一弟以及在台湾的弟弟也特地赶来与他团聚。每到一地，文强必谈邓小平，他认为改革开发使中国走上了腾飞之路，“若能在有生之年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文强生性乐观，直到90岁高龄时仍觉得自己“像小伙子一样”。他说：“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我家20代以内都没有90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90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特别是沾了邓小平的光，才活到今天。”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新华社发出报道，高度评价了文强获得特赦后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他勤勤恳恳、尽心竭力地参加文史资料的撰写和研究工作，并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文强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拥护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病重期间，文强同志还在关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热情期盼祖国早日统一，并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
（责编/陈小婷 责校/李志琛、李希萌 来源/《国民党首要战犯改造秘档》，史文编著，台海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毛泽东表弟：从中共高干到军统特务》，游慧冰/文，人民网2015年4月23日;《文强的人生四步曲》，罗军生/文，《党史文苑》2008年第7期;《“顽固派”文强：最后一批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严农/文，《法制博览》2015年第2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