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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宋明理学盛行的明末，李贽以其桀骜不驯和孤鹤独傲的性格，成为当时社会的“异端”，也铸就了他传奇的一生。家世传统影响的潜移默化，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压抑独裁的社会氛围等，成为了他性格桀骜不驯的缘由。桀骜不驯是他熠熠闪烁的光芒，但同时，这也成为他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性格悲剧根源。然而，也正是因为桀骜不驯铸就了李贽这一明末丰碑式的人物，对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李贽；“异端”；桀骜不驯；悲剧
明末学者冯元仲凭吊友人，作诗以祭。诗云：“手辟鸿蒙辟混茫，浪翻今古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亦彰。髡顶逃禅又杂儒，放言横议不粗疏。世皆欲杀身殂狱，天下何人容卓吾。”诗中描写的这个有着开天辟地的盘古式文化象征意义的“卓吾”就是指晚明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李贽。这位以“异端”自居的文人生前“通身是胆”、“放言横议”，他的桀骜不驯最终引来了“世皆欲杀身殂狱”的惨剧。然而，这个“离经叛道”的异类，死后却是“名多道亦彰”，树立起了明末的中国早期思想启蒙运动的思想旗帜。那么为何这样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人，死后名多道亦彰，而生前却注定是一场悲剧呢？
一、“异端”思想的内容
“童心说”是李贽思想的核心。“童心即真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通俗地说，“童心”就是未受社会污染，未受道德闻见遮蔽的基于自然的真实的人性，是作为生命存在的人的认识、意志和情感。[1]李贽以童心为标准，反对一切传统观念的束缚，甚至包括被奉为无上权威的儒道思想。他认为，在传统的所谓圣人圣事都是掩盖了自己真情的虚伪空谈。这不仅让社会呈现一片虚假，更是让每个人内心的“真”丧失，自我价值迷失。在童心说下，李贽面对社会的种种“不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主张。
1、强调自我意识，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他蔑视权威，敢于批判权威。他认为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就必须打破孔孟之道及宋明理学的专制，冲破封建的思想禁区。他说：“土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急，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豼糠。”[2]面对千年通知的孔孟之学，他极力地贬低和鞭挞：“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为正脉也。”[3]人人都时圣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学习孔子呢？在尊孔至深的封建王朝，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壮举啊！
2、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面对理学家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以及道家所谓的“正其义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认为这些理论违背了社会和个人的现状实况，纯属空谈假说。因而，他鲜明地提出了“人必有私”的论断，并指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例如，“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思想，就是充分肯定了人的社会价值，肯定了人生存的基本欲望。这种人本思想充分体现了李贽思想的鲜明人文色彩。
3、反对男尊女卑和封建等级制，强调人人平等。面对传统的“女子小人论”、“女子祸水论”、“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腐朽的男尊女卑的观念，李贽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主张男女要平等。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即可，谓男人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4]尖锐地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进而提出了肯定寡妇再嫁和为爱情而私奔的合理性。同时，面对封建森严的等级制，他主张君、臣、民之间的人身平等，以“求忠臣必于贞友之门”的新观念取代传统的身份特权取代传统的“求忠必于孝子之门”的旧观念，以志同道合的平等关系取代传统政治中的人身依附关系。[5]
4、他对已经盖棺定论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中，也是有着不同于他人的看法，并非人云亦云，也非“是非尽合乎圣人”，更非标新立异，而是有着自我的独特见解。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是首先应该看其是否为社会带来了实际的功效，能够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其促进作用的，便是值得称颂。例如：他为传统共批的秦始皇翻案，认为秦始皇统一诸侯、立郡县，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战乱和实现国家的统一等，并称他为“千古一帝”。以社会的进退来作为标准，能够给予历史人物较为公正的评价。同时，李贽并非只是以单一的标准作为评判依据，他还“把能否使民众幸福安乐作为衡量政治得失、评判历史人物功过的依据，从而使他的史评中表现出相当的人民性”。[6]
他的“离经叛道”，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古代社会，可谓星星之火。那么为何李贽能够站在历史高峰，孤鹤独傲呢？
二、“桀骜不驯”形成的原因
1、家世传统影响的潜移默化。西方哲学家黑格尔说：“生存在与海的原理密切相关的生存环境中的人自有不同于内陆之人的性格与气质，其气魄大，其性格刚烈，其个性强而酷好自有。”据考证，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的一个航海世家。所以，可以说，李贽这航海世家的家庭背景浸润着他的思想，使其养成了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和叛逆精神。此外，伊斯兰文化也对李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李贽的六世祖林驽在从事远洋贸易时，乘船来到泉州与忽鲁模斯（今伊朗的阿巴斯港）之间，并娶当地女子为妻，可能为此改信了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文化中，有两方面对李贽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是洁癖与好洁心理，二是反对偶像崇拜。”[7]因而，在李贽的性格中我们能窥视到他孤独、好洁和不拘传统的特点。当然，虽是受到了海洋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同的人会形成不同的具体性格，而李贽就属于不拘传统，追求自由，生性刚烈和桀骜不驯的那一类。
虽然李贽六世祖为泉州巨商，但到了三世祖时，却因反对封建礼教，得罪姓林御史，被扣以“谋反”的罪名，为避祸而改姓李。到李贽父亲时，家道中落，只以教书为业。然而，正是由于父亲，李贽才能从小广涉古籍，形成深厚的文化底蕴。七岁时，他随父读书，12岁便能写出卓有见地的文章来，获得了师生的交口称赞，26岁时便中举人。从小的这种文化熏陶，使李贽对古往今来的历史文化都有很广泛的了解，对他后来撰写和编订其著作《藏书》影响深远。然而，李贽却并非只是埋头与传统的孔孟之学，也正是因为这些满口仁义道德之说，让他看到了腐朽与虚伪，让他有了思考和叛逆。因而，面临八股之科举，面临代圣贤立言的禁锢，他更是对虚伪的传统之学深恶痛绝。这在他批孔批儒的不拘一格和创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李贽的一生，可谓是在批判声中渡过的，而在这声声批判的背后，就是他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他幼年丧母，缺少母爱的滋润，但也促成了他的自立意识，从小便形成了特立独行，不受约束的个性。他说：“我自六岁丧母，便能自立，以至于今七十，尽是单身度日，独立过时。虽或蒙天庇，或蒙人庇，然皆不求自来，若要我求庇于人，虽死不为也。”之后，李贽随父读书，期间虽是对八股科举制强烈不满，却因家庭责任之迫，无奈参加了科举考试，居然一考便中举。但中举人后，由于家贫无力赴京参考会试的盘缠，加之对八股式考试的憎恶，他毅然放弃了进士考试资格。接着就是苦苦三年的等待候补，后被任命为河南辉县的县学教谕，从此踏上了仕途。五年后，被选调至南京国子监任教，可不久后，父亲逝世，李贽回家奔丧。守孝三年后，又等了十个多月，终于得到了北京国子监博士的职位。可就职没几天，祖父和次子先后去世，只得将妻女置于河南辉县后再次回家奔丧。克守孝归去后接妻女时，才知二女和三女在此期间相继饿死。在这曲曲折折的家庭变故和坎坷仕途，让李贽看到了人生的种种不幸，并开始对现实社会进行理性和深刻的思考。
3、社会文化氛围。明清时期，随着市民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思想文化界一度活跃，出了不少离经叛道的文人士子。 在李贽生活的年代，程朱理学泛滥，其中“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主张，对人欲大加鞭挞，最为欲望主体的自我，被否定和扼杀，儒家学说日趋僵化，受到怀疑。同时，由于明末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社会贪赃枉法，物欲横流，这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有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商品经济也使人们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有了很大的变化：“种种迹象表明，在嘉靖以后，民间社会渐渐拥有较大的空间，市民生活风气也趋向多样化，伦理同一性的约束越来越小，而官方控制力也越来越松弛。”[8]同时，明王朝内部阉党横行，外部倭寇作乱，社会动乱不已，而也正是因为社会的大变动，也常带来思想上的一系列革新，如曰：“这种政治上的“天崩地裂”同时带来学术的一种新现象：怀疑、蔑视主流意识形态，对传统价值体系表现出大胆的创新与叛逆。”[9]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李贽叛逆和追求自由的本性更是得到了彰显。
三、桀骜不驯，终究还是个悲剧
马克思说：悲剧冲突是悲剧的灵魂。恩格斯说：所谓悲剧冲突则是历史的必然性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所构成。李贽所处的年代已是明代封建王朝内乱外扰，面临土崩瓦解的时代，“历史的必然要求”就是这个封建乱世的灭亡，百姓解放，人性解放。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和统治者的压迫，这个“要求”暂时还“不可能实现”。而李贽，作为一个不拘一格的“异端”文人，他的叛逆是他价值的光辉，但同时也是他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根源。李贽所对立的敌人不是个人，而是一个屋瓦坚固的整座封建大厦，他注定要牺牲，注定是悲剧。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虽然敏感地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有新的市民阶层的意识，但最终未能与新兴社会力量结合起来，成为其实际的代言人，而仍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思想家。
四、桀骜不驯，铸就永世传奇
李贽的一生充满着批判声，是一条充满荆棘的坎坷路。然而，当时代翻过坎，“历史的必然要求”有了实现的可能，李贽就能成为指引时代前进的先导，能有力地推动“破人之执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如“中国通”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将李贽视为一位为真理而献身的“哲学的烈士”崇高人格形象。又如沟田雄三先生在《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所言：“李卓吾对欲的肯定和对私的主张自不待言，就是从他所提出的不以君主为原点而以民为原点而以民为原点的政治观以及主张理的多样性内涵来看，他都堪称是一位先驱者。”
本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死亡。”我想，李贽的悲剧应该算得是“伟大人物的死亡”，然而，李贽人身虽已故，可他的桀骜不驯却在封建黑暗的社会中，熠熠闪烁，永放光芒！
参考文献：
[1] 张献忠.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李贽[N].天津日报，2008.1.14.
[2] 李温陵.李贽文集：焚书·续焚书·答周二鲁[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3] 李温陵.李贽文集：焚书·答耿司寇[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4] 李温陵.李贽文集：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5] 许苏民.论李贽思想的地位和历史命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
[6] 刘锦涛.李贽评价历史人物的特点探析[J].兰州学刊，2008（7）.
[7] 许建平.李贽思想演变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8]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9] 王俊才.论李贽思想与明末创新叛逆思潮[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6（3）.
关键词：李贽；“异端”；桀骜不驯；悲剧
明末学者冯元仲凭吊友人，作诗以祭。诗云：“手辟鸿蒙辟混茫，浪翻今古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亦彰。髡顶逃禅又杂儒，放言横议不粗疏。世皆欲杀身殂狱，天下何人容卓吾。”诗中描写的这个有着开天辟地的盘古式文化象征意义的“卓吾”就是指晚明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李贽。这位以“异端”自居的文人生前“通身是胆”、“放言横议”，他的桀骜不驯最终引来了“世皆欲杀身殂狱”的惨剧。然而，这个“离经叛道”的异类，死后却是“名多道亦彰”，树立起了明末的中国早期思想启蒙运动的思想旗帜。那么为何这样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人，死后名多道亦彰，而生前却注定是一场悲剧呢？
一、“异端”思想的内容
“童心说”是李贽思想的核心。“童心即真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通俗地说，“童心”就是未受社会污染，未受道德闻见遮蔽的基于自然的真实的人性，是作为生命存在的人的认识、意志和情感。[1]李贽以童心为标准，反对一切传统观念的束缚，甚至包括被奉为无上权威的儒道思想。他认为，在传统的所谓圣人圣事都是掩盖了自己真情的虚伪空谈。这不仅让社会呈现一片虚假，更是让每个人内心的“真”丧失，自我价值迷失。在童心说下，李贽面对社会的种种“不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主张。
1、强调自我意识，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他蔑视权威，敢于批判权威。他认为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就必须打破孔孟之道及宋明理学的专制，冲破封建的思想禁区。他说：“土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急，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豼糠。”[2]面对千年通知的孔孟之学，他极力地贬低和鞭挞：“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为正脉也。”[3]人人都时圣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学习孔子呢？在尊孔至深的封建王朝，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壮举啊！
2、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面对理学家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以及道家所谓的“正其义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认为这些理论违背了社会和个人的现状实况，纯属空谈假说。因而，他鲜明地提出了“人必有私”的论断，并指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例如，“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思想，就是充分肯定了人的社会价值，肯定了人生存的基本欲望。这种人本思想充分体现了李贽思想的鲜明人文色彩。
3、反对男尊女卑和封建等级制，强调人人平等。面对传统的“女子小人论”、“女子祸水论”、“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腐朽的男尊女卑的观念，李贽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主张男女要平等。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即可，谓男人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4]尖锐地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进而提出了肯定寡妇再嫁和为爱情而私奔的合理性。同时，面对封建森严的等级制，他主张君、臣、民之间的人身平等，以“求忠臣必于贞友之门”的新观念取代传统的身份特权取代传统的“求忠必于孝子之门”的旧观念，以志同道合的平等关系取代传统政治中的人身依附关系。[5]
4、他对已经盖棺定论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中，也是有着不同于他人的看法，并非人云亦云，也非“是非尽合乎圣人”，更非标新立异，而是有着自我的独特见解。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是首先应该看其是否为社会带来了实际的功效，能够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其促进作用的，便是值得称颂。例如：他为传统共批的秦始皇翻案，认为秦始皇统一诸侯、立郡县，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战乱和实现国家的统一等，并称他为“千古一帝”。以社会的进退来作为标准，能够给予历史人物较为公正的评价。同时，李贽并非只是以单一的标准作为评判依据，他还“把能否使民众幸福安乐作为衡量政治得失、评判历史人物功过的依据，从而使他的史评中表现出相当的人民性”。[6]
他的“离经叛道”，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古代社会，可谓星星之火。那么为何李贽能够站在历史高峰，孤鹤独傲呢？
二、“桀骜不驯”形成的原因
1、家世传统影响的潜移默化。西方哲学家黑格尔说：“生存在与海的原理密切相关的生存环境中的人自有不同于内陆之人的性格与气质，其气魄大，其性格刚烈，其个性强而酷好自有。”据考证，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的一个航海世家。所以，可以说，李贽这航海世家的家庭背景浸润着他的思想，使其养成了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和叛逆精神。此外，伊斯兰文化也对李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李贽的六世祖林驽在从事远洋贸易时，乘船来到泉州与忽鲁模斯（今伊朗的阿巴斯港）之间，并娶当地女子为妻，可能为此改信了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文化中，有两方面对李贽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是洁癖与好洁心理，二是反对偶像崇拜。”[7]因而，在李贽的性格中我们能窥视到他孤独、好洁和不拘传统的特点。当然，虽是受到了海洋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同的人会形成不同的具体性格，而李贽就属于不拘传统，追求自由，生性刚烈和桀骜不驯的那一类。
虽然李贽六世祖为泉州巨商，但到了三世祖时，却因反对封建礼教，得罪姓林御史，被扣以“谋反”的罪名，为避祸而改姓李。到李贽父亲时，家道中落，只以教书为业。然而，正是由于父亲，李贽才能从小广涉古籍，形成深厚的文化底蕴。七岁时，他随父读书，12岁便能写出卓有见地的文章来，获得了师生的交口称赞，26岁时便中举人。从小的这种文化熏陶，使李贽对古往今来的历史文化都有很广泛的了解，对他后来撰写和编订其著作《藏书》影响深远。然而，李贽却并非只是埋头与传统的孔孟之学，也正是因为这些满口仁义道德之说，让他看到了腐朽与虚伪，让他有了思考和叛逆。因而，面临八股之科举，面临代圣贤立言的禁锢，他更是对虚伪的传统之学深恶痛绝。这在他批孔批儒的不拘一格和创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李贽的一生，可谓是在批判声中渡过的，而在这声声批判的背后，就是他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他幼年丧母，缺少母爱的滋润，但也促成了他的自立意识，从小便形成了特立独行，不受约束的个性。他说：“我自六岁丧母，便能自立，以至于今七十，尽是单身度日，独立过时。虽或蒙天庇，或蒙人庇，然皆不求自来，若要我求庇于人，虽死不为也。”之后，李贽随父读书，期间虽是对八股科举制强烈不满，却因家庭责任之迫，无奈参加了科举考试，居然一考便中举。但中举人后，由于家贫无力赴京参考会试的盘缠，加之对八股式考试的憎恶，他毅然放弃了进士考试资格。接着就是苦苦三年的等待候补，后被任命为河南辉县的县学教谕，从此踏上了仕途。五年后，被选调至南京国子监任教，可不久后，父亲逝世，李贽回家奔丧。守孝三年后，又等了十个多月，终于得到了北京国子监博士的职位。可就职没几天，祖父和次子先后去世，只得将妻女置于河南辉县后再次回家奔丧。克守孝归去后接妻女时，才知二女和三女在此期间相继饿死。在这曲曲折折的家庭变故和坎坷仕途，让李贽看到了人生的种种不幸，并开始对现实社会进行理性和深刻的思考。
3、社会文化氛围。明清时期，随着市民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思想文化界一度活跃，出了不少离经叛道的文人士子。 在李贽生活的年代，程朱理学泛滥，其中“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主张，对人欲大加鞭挞，最为欲望主体的自我，被否定和扼杀，儒家学说日趋僵化，受到怀疑。同时，由于明末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社会贪赃枉法，物欲横流，这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有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商品经济也使人们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有了很大的变化：“种种迹象表明，在嘉靖以后，民间社会渐渐拥有较大的空间，市民生活风气也趋向多样化，伦理同一性的约束越来越小，而官方控制力也越来越松弛。”[8]同时，明王朝内部阉党横行，外部倭寇作乱，社会动乱不已，而也正是因为社会的大变动，也常带来思想上的一系列革新，如曰：“这种政治上的“天崩地裂”同时带来学术的一种新现象：怀疑、蔑视主流意识形态，对传统价值体系表现出大胆的创新与叛逆。”[9]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李贽叛逆和追求自由的本性更是得到了彰显。
三、桀骜不驯，终究还是个悲剧
马克思说：悲剧冲突是悲剧的灵魂。恩格斯说：所谓悲剧冲突则是历史的必然性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所构成。李贽所处的年代已是明代封建王朝内乱外扰，面临土崩瓦解的时代，“历史的必然要求”就是这个封建乱世的灭亡，百姓解放，人性解放。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和统治者的压迫，这个“要求”暂时还“不可能实现”。而李贽，作为一个不拘一格的“异端”文人，他的叛逆是他价值的光辉，但同时也是他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根源。李贽所对立的敌人不是个人，而是一个屋瓦坚固的整座封建大厦，他注定要牺牲，注定是悲剧。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虽然敏感地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有新的市民阶层的意识，但最终未能与新兴社会力量结合起来，成为其实际的代言人，而仍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思想家。
四、桀骜不驯，铸就永世传奇
李贽的一生充满着批判声，是一条充满荆棘的坎坷路。然而，当时代翻过坎，“历史的必然要求”有了实现的可能，李贽就能成为指引时代前进的先导，能有力地推动“破人之执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如“中国通”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将李贽视为一位为真理而献身的“哲学的烈士”崇高人格形象。又如沟田雄三先生在《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所言：“李卓吾对欲的肯定和对私的主张自不待言，就是从他所提出的不以君主为原点而以民为原点而以民为原点的政治观以及主张理的多样性内涵来看，他都堪称是一位先驱者。”
本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死亡。”我想，李贽的悲剧应该算得是“伟大人物的死亡”，然而，李贽人身虽已故，可他的桀骜不驯却在封建黑暗的社会中，熠熠闪烁，永放光芒！
参考文献：
[1] 张献忠.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李贽[N].天津日报，2008.1.14.
[2] 李温陵.李贽文集：焚书·续焚书·答周二鲁[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3] 李温陵.李贽文集：焚书·答耿司寇[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4] 李温陵.李贽文集：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5] 许苏民.论李贽思想的地位和历史命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
[6] 刘锦涛.李贽评价历史人物的特点探析[J].兰州学刊，2008（7）.
[7] 许建平.李贽思想演变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8]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9] 王俊才.论李贽思想与明末创新叛逆思潮[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