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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国四大名著中的三部成于嘉靖年间……
一般说到明嘉靖年间的社会与政治情况,总是以负面的评价为多。但是从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来看,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年代。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将中国文学的自然进程分为古代、中世和近代三期,认为近代文学始于明代嘉靖时期,这虽然不是普遍的分期方法,但也足以提醒人们注意嘉靖文学的历史意义。而嘉靖时期的文学变异,首先在于形成了属于市民社会的文化市场,它有力地影响了文学的形态与趣味。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通俗化的长篇小说的兴盛。我们熟知的几部经典性的名著,其形成或流行,均与上述文化氛围有着密切关系,郑振铎认为这改变了中国文学史的面貌。
署名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著于元末明初,但长期以来只是以抄本的形态存在,这限制了它的流播范围。我们现在能够确认的此书最早的刊刻本,就是“嘉靖壬午本”,因前有嘉靖元年壬午1522修髯子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而得名(有人认为上海图书馆藏《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年代要更早些,但对此尚有争议)。在《三国演义》流行之后,书商们编著和刊行了大量的历史演义小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景观。挑嘉靖年间几个特别著名的例子来说,有《列国志传》(《东周列国志》的前身)、《北宋志传》(《杨家将演义》的前身)、《英烈传》等等。
《水浒传》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学界一般认为此书也是产生于元末明初,但也有不少著名学者对此表示怀疑。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水浒传》那种纯熟的具有高度艺术表现力的白话语言,在元末明初没有产生的条件(过去认为属于“宋元话本”的若干杰出的短篇小说,已被证明系根据明代话本伪造)。大概可以这样说:一是现在所知最早的《水浒传》刻本出现于明嘉靖年间;一是即使这部小说在元末明初已经问世,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水浒传》也肯定不是它的原态,明人在刊刻这部小说时,肯定作了不少改动和修饰。在中国白话文学史上,《水浒传》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如果仅从白话艺术的成就来看,恐怕应该更多地归功于明人。
还有一部《西游记》。这部小说也经历过很长时期的演化,我们现在所读到的百回本则是出现于明嘉靖年间(但一般认为其作者为嘉靖间的吴承恩则不确,章培恒先生有考证)。本书现存最早的刊本为金陵唐氏世德堂本,有陈元之《刊西游记序》,末尾署“壬辰夏端四日”。版书学家、前不久刚去世的黄永年先生认为此壬辰“应是明嘉靖十一年而不是一个周甲以后的万历二十年”。《西游记》是一部极具活力的异想天开之作,它将那个远逝的时代的社会气氛传递给我们。
长篇通俗小说的流行不仅由于市场力量的推动,许多传统类型的文人单纯从文学价值上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这表明嘉靖时文学思潮的变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如“嘉靖八子”之一的李开先评《水浒传》说:“《史记》而下,便是此书。”(《词谑》)而属于“后七子”一派的汪道昆则专为《水浒传》作序,认为它“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纰”。这些都引导着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起。
当然,要说清楚嘉靖朝的文学世界,光谈长篇通俗小说是远远不够的。戏曲方面,像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徐渭的《四声猿》,都有力地突破了明前期戏曲的藩篱,而徐渭的短文更是晚明小品的前驱。但在文学史上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毕竟还是长篇小说。(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般说到明嘉靖年间的社会与政治情况,总是以负面的评价为多。但是从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来看,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年代。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将中国文学的自然进程分为古代、中世和近代三期,认为近代文学始于明代嘉靖时期,这虽然不是普遍的分期方法,但也足以提醒人们注意嘉靖文学的历史意义。而嘉靖时期的文学变异,首先在于形成了属于市民社会的文化市场,它有力地影响了文学的形态与趣味。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通俗化的长篇小说的兴盛。我们熟知的几部经典性的名著,其形成或流行,均与上述文化氛围有着密切关系,郑振铎认为这改变了中国文学史的面貌。
署名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著于元末明初,但长期以来只是以抄本的形态存在,这限制了它的流播范围。我们现在能够确认的此书最早的刊刻本,就是“嘉靖壬午本”,因前有嘉靖元年壬午1522修髯子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而得名(有人认为上海图书馆藏《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年代要更早些,但对此尚有争议)。在《三国演义》流行之后,书商们编著和刊行了大量的历史演义小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景观。挑嘉靖年间几个特别著名的例子来说,有《列国志传》(《东周列国志》的前身)、《北宋志传》(《杨家将演义》的前身)、《英烈传》等等。
《水浒传》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学界一般认为此书也是产生于元末明初,但也有不少著名学者对此表示怀疑。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水浒传》那种纯熟的具有高度艺术表现力的白话语言,在元末明初没有产生的条件(过去认为属于“宋元话本”的若干杰出的短篇小说,已被证明系根据明代话本伪造)。大概可以这样说:一是现在所知最早的《水浒传》刻本出现于明嘉靖年间;一是即使这部小说在元末明初已经问世,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水浒传》也肯定不是它的原态,明人在刊刻这部小说时,肯定作了不少改动和修饰。在中国白话文学史上,《水浒传》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如果仅从白话艺术的成就来看,恐怕应该更多地归功于明人。
还有一部《西游记》。这部小说也经历过很长时期的演化,我们现在所读到的百回本则是出现于明嘉靖年间(但一般认为其作者为嘉靖间的吴承恩则不确,章培恒先生有考证)。本书现存最早的刊本为金陵唐氏世德堂本,有陈元之《刊西游记序》,末尾署“壬辰夏端四日”。版书学家、前不久刚去世的黄永年先生认为此壬辰“应是明嘉靖十一年而不是一个周甲以后的万历二十年”。《西游记》是一部极具活力的异想天开之作,它将那个远逝的时代的社会气氛传递给我们。
长篇通俗小说的流行不仅由于市场力量的推动,许多传统类型的文人单纯从文学价值上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这表明嘉靖时文学思潮的变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如“嘉靖八子”之一的李开先评《水浒传》说:“《史记》而下,便是此书。”(《词谑》)而属于“后七子”一派的汪道昆则专为《水浒传》作序,认为它“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纰”。这些都引导着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起。
当然,要说清楚嘉靖朝的文学世界,光谈长篇通俗小说是远远不够的。戏曲方面,像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徐渭的《四声猿》,都有力地突破了明前期戏曲的藩篱,而徐渭的短文更是晚明小品的前驱。但在文学史上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毕竟还是长篇小说。(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