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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深入，孔子学院数量快速增长，海内外相关研究也不断增多。本文梳理了国内研究孔子学院的相关成果，发现现阶段从文化传播视角出发对孔子学院的海外影响力进行研究是主流，但就研究领域的内容与深度而言缺乏创新，在如何测量孔子学院的海外影响力仍有待进一步地深入探讨，同时孔子學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评估维度及其指标的确立都亟待完善。
【关键词】文化传播;孔子学院;海外影响力;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9）22-0034-02
一、文献综述
本文以2011年以来，发表在各级各类刊物上的15篇有关孔子学院文化传播研究的论文为研究对象，综合跨文化传播的文献，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对比下的文化传播学研究;二是文化传播学框架下的现状研究。最后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该领域研究所存在的薄弱环节，并就该领域研究的展望提出自己的粗浅建议。
1.国内跨文化传播视角下孔子学院研究现状。
自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成立以来，孔子学院就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蔓延。Searle，W.等（1990）曾提出跨文化传播能力是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基础和前提，跨文化传播影响力是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结果和体现。随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学者也开始将关注从孔子学院的自身研究转向其海外影响力，并从不同的视角与维度，结合时代背景进行探讨。
（1）对比下的文化传播学研究。
董璐（2011）以歌德学院反观孔子学院的发展，并为提高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提出建议。刘晓黎等（2012）参照其它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发展模式，指出孔子学院在功能及所展开的活动、管理体制、经营模式等方面与其他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对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
（2）文化传播学框架下的现状研究。
陈蕾（2011）指出学术界从文化传播学角度对孔子学院传播效果的研究函待跟进。吴瑛、葛起超（2011）采取整群抽样法，从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3个层面测量中国文化在日本、黎巴嫩的传播效果。随后吴瑛（2012）又在对美国、日本、俄罗斯、泰国、黎巴嫩5个国家16所孔子学院的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进行整体评估，指出不同层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的中国文化传播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在不同文化圈层的国与国之间传播效果也存在较大差异。
近来，对文化传播影响力的测量研究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拓宽研究方向。安然、何国华（2016）认为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可通过基础层级、传导层级、结果层级进行建构，以跨文化能力五要素理论、跨文化适应ABC理论为基础，得出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评估的五个维度，分别是跨文化认知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文化展示能力、媒介传播能力、跨文化冲突管理能力。
二、现有研究的特点和局限性
第一，以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为视角的研究占多数，但均只浮于表面，实际上缺乏对孔子学院传播效果有效的跟踪、监督、测评的体系和机制。
第二，通过分析、对比来探讨孔子学院的海外影响力的方式运用广泛，但未能充分考虑选取的个例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缺乏严谨性和科学性。
第三，针对某个特定地区的更深入细致的定量研究，尤其涉及到不同国家地区的大样本几乎还没有。同时缺乏将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
第四，有关孔子学院海外影响力的研究很多，但缺乏创新性，如何测量孔子学院的海外影响力仍亟待跟进。
三、本研究观点
在结合已有的从文化传播视角下研究孔子学院的海外影响力的相关研究的局限性及安然构建的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评估维度模型的基础之上，本研究认为从跨文化认知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文化展示能力、媒介传播能力、跨文化冲突管理能力这五个维度对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进行评估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应考虑到以下因素：
1.测量对象。
Graves（1967）认为文化适应的测量需从个体与群体这两个层次进行综合评估，原因有两点：①由于文化适应测量的研究强调个体行为与文化背景的相互作用，所以在这两个层次上需要单独的概念和测量。②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在心理文化适应上存在差异，不是每一个体都参与到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是不同的。因此，文化适应研究需要寻找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上的联系。同样，在对孔子学院的海外影响力进行测量时，也应考虑到这两个层面。
另外，对个体而言，要充分考虑到人口统计学因素以及个体的留学动机等主观因素。对群体而言，要注意群体中的样本数量和个体所代表的群体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如来自不同文化圈层下的国家的留学生对孔子学院所传播的内容的认可度不同，进而会导致其对孔子学院的海外影响力的判定。
2.测量方法。
采用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测量方法对孔子学院的海外影响力进行研究。如王云泉（2011）对于来自马达加斯加和韩国的学生的实证调查都是基于自身的经验总结之上，缺乏科学的论证。
3.测量持续的时长。
现存的研究多为共时上的比较，而跨文化传播及其影响力的体现是一个历时的、动态的过程，而被试处于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哪一阶段对孔子学院的影响力有着不同的判断。Oberg（1960）就曾跨文化适应提出了U型曲线，认为在跨文化接触的人存在情感适应的4个阶段。但有学者对此模型持不同观点，如Ward C、 Kennedy A（1996）在对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后认为在跨文化适应的最初阶段，生活变化最大，适应资源最少，此时的适应水平最差。可见，U型曲线模型的可信度还需大量有说服力的研究去证实。
4.测量基于的理论。
突破以往既定的单一的文化传播模式的研究，创造性地综合运用多种文化传播模式理论。“文化传播模式因传播语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文化传播模式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海外孔子学院文化传播模式的构建不应局限为单一的模式（如本土化模式）的选取，而应综合运用多种模式。（王云泉，2011）”如王云泉（2011）在本土化模式上结合马达加斯加和韩国的两个案例进行调查研究，分别探索出“符号解读”和“二元传播”这两个新的文化传播模式。
作者简介：张洁（1997.07—），女，汉族，浙江温州人，学生，本科，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关键词】文化传播;孔子学院;海外影响力;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9）22-0034-02
一、文献综述
本文以2011年以来，发表在各级各类刊物上的15篇有关孔子学院文化传播研究的论文为研究对象，综合跨文化传播的文献，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对比下的文化传播学研究;二是文化传播学框架下的现状研究。最后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该领域研究所存在的薄弱环节，并就该领域研究的展望提出自己的粗浅建议。
1.国内跨文化传播视角下孔子学院研究现状。
自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成立以来，孔子学院就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蔓延。Searle，W.等（1990）曾提出跨文化传播能力是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基础和前提，跨文化传播影响力是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结果和体现。随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学者也开始将关注从孔子学院的自身研究转向其海外影响力，并从不同的视角与维度，结合时代背景进行探讨。
（1）对比下的文化传播学研究。
董璐（2011）以歌德学院反观孔子学院的发展，并为提高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提出建议。刘晓黎等（2012）参照其它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发展模式，指出孔子学院在功能及所展开的活动、管理体制、经营模式等方面与其他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对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
（2）文化传播学框架下的现状研究。
陈蕾（2011）指出学术界从文化传播学角度对孔子学院传播效果的研究函待跟进。吴瑛、葛起超（2011）采取整群抽样法，从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3个层面测量中国文化在日本、黎巴嫩的传播效果。随后吴瑛（2012）又在对美国、日本、俄罗斯、泰国、黎巴嫩5个国家16所孔子学院的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进行整体评估，指出不同层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的中国文化传播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在不同文化圈层的国与国之间传播效果也存在较大差异。
近来，对文化传播影响力的测量研究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拓宽研究方向。安然、何国华（2016）认为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可通过基础层级、传导层级、结果层级进行建构，以跨文化能力五要素理论、跨文化适应ABC理论为基础，得出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评估的五个维度，分别是跨文化认知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文化展示能力、媒介传播能力、跨文化冲突管理能力。
二、现有研究的特点和局限性
第一，以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为视角的研究占多数，但均只浮于表面，实际上缺乏对孔子学院传播效果有效的跟踪、监督、测评的体系和机制。
第二，通过分析、对比来探讨孔子学院的海外影响力的方式运用广泛，但未能充分考虑选取的个例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缺乏严谨性和科学性。
第三，针对某个特定地区的更深入细致的定量研究，尤其涉及到不同国家地区的大样本几乎还没有。同时缺乏将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
第四，有关孔子学院海外影响力的研究很多，但缺乏创新性，如何测量孔子学院的海外影响力仍亟待跟进。
三、本研究观点
在结合已有的从文化传播视角下研究孔子学院的海外影响力的相关研究的局限性及安然构建的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评估维度模型的基础之上，本研究认为从跨文化认知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文化展示能力、媒介传播能力、跨文化冲突管理能力这五个维度对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进行评估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应考虑到以下因素：
1.测量对象。
Graves（1967）认为文化适应的测量需从个体与群体这两个层次进行综合评估，原因有两点：①由于文化适应测量的研究强调个体行为与文化背景的相互作用，所以在这两个层次上需要单独的概念和测量。②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在心理文化适应上存在差异，不是每一个体都参与到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是不同的。因此，文化适应研究需要寻找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上的联系。同样，在对孔子学院的海外影响力进行测量时，也应考虑到这两个层面。
另外，对个体而言，要充分考虑到人口统计学因素以及个体的留学动机等主观因素。对群体而言，要注意群体中的样本数量和个体所代表的群体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如来自不同文化圈层下的国家的留学生对孔子学院所传播的内容的认可度不同，进而会导致其对孔子学院的海外影响力的判定。
2.测量方法。
采用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测量方法对孔子学院的海外影响力进行研究。如王云泉（2011）对于来自马达加斯加和韩国的学生的实证调查都是基于自身的经验总结之上，缺乏科学的论证。
3.测量持续的时长。
现存的研究多为共时上的比较，而跨文化传播及其影响力的体现是一个历时的、动态的过程，而被试处于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哪一阶段对孔子学院的影响力有着不同的判断。Oberg（1960）就曾跨文化适应提出了U型曲线，认为在跨文化接触的人存在情感适应的4个阶段。但有学者对此模型持不同观点，如Ward C、 Kennedy A（1996）在对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后认为在跨文化适应的最初阶段，生活变化最大，适应资源最少，此时的适应水平最差。可见，U型曲线模型的可信度还需大量有说服力的研究去证实。
4.测量基于的理论。
突破以往既定的单一的文化传播模式的研究，创造性地综合运用多种文化传播模式理论。“文化传播模式因传播语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文化传播模式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海外孔子学院文化传播模式的构建不应局限为单一的模式（如本土化模式）的选取，而应综合运用多种模式。（王云泉，2011）”如王云泉（2011）在本土化模式上结合马达加斯加和韩国的两个案例进行调查研究，分别探索出“符号解读”和“二元传播”这两个新的文化传播模式。
作者简介：张洁（1997.07—），女，汉族，浙江温州人，学生，本科，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