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习近平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论断。生产力的极大进步，使人民产生了内涵丰富的美好生活需要，而生产力在较高水平上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又制约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生产力与人民需要之间的不平衡，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是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的辩证运动，推动着社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9）01-0028-09
2017年10月18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当前社会生产发展的新状况，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重要的历史性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P1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判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的基本特征，明确了党的时代任务和发展方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具有充足的科学依据和丰富的理论内涵，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1]（P3）。生产力在量和质两个方面的进步，正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根本依据。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生产力基础：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
生产力状况的改变，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根本依据，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生产力水平实现明显跃升，摆脱了落后局面，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另一方面，我国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人民产生了新的美好生活需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迈入长期的稳定增长阶段，尤其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GDP持续保持高水平快速增长，最高增速达到14.2%。2010年之后，尽管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GDP增速有所放缓，但依然维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7.2%，高于同期2.6%的世界平均增长水平和4%的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长水平[2]。与生产力高速增长同步的是生产效率的提高：2016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以2015年价格计算）达到94 825元/人，比2012年提高30.2%，年均提高6.8%[2]。而且，我国生产力水平不仅在量上实现了跃升，还实现了质的转变，“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P30）。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创新国家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2016年，我国创新指数在世界居第25位，比2012年提高9位[2]。可见，无论从量的增长，还是从质的转变，我国生产力均已摆脱原来的落后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会中人的需要，必然受到所处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3]（P72）当生产力得到发展，人的行为和需要必然也会随之改变。而我国社会生产的目的正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4]我国生产力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原有需要得以满足，并为人民提供了更丰富的消费对象，带来了新的消费方式，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消费动力，从而促使人民产生了更高层次的新需要。所以，新时代条件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正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产生的生产关系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产生的根本依据，但是，生产的发展并不能直接带来人民需要的增长，而是要借助分配作为中间桥梁。“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在生产者和产品之间出现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之间。”[5]（P12）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此时，在生产中，个体之间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而是互助合作的平等关系。在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我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样，在分配中，劳动者的收入不会受限于劳动力价值水平，而是取决于他所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隨着生产的发展，收入水平必然会不断提升，从而，才能产生对更高生活水平的追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具有这种制度优势，在公有制主体地位基础之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1]（P46-47），使人民收入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使发展成果能够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又实现了新的飞跃：2016年，人均GNI增长至8250美元，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统计的中高收入国家标准8202美元。1并且，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已经连年超过经济增长速度：2014-2016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10.1%、8.9%、8.4%2，均超过了同期的GDP增速。 综上，生产力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生产力基础，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使人民能够受惠于经济发展，收入水平得以快速提升，这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产生的制度基础。
习近平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历史论断，提出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概念，深刻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发展为民、执政为民的决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本质，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性本质的丰富。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历史论断中提出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概念，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不再单纯局限于物质文化需要，而是内涵更丰富、层次更高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既是我国经济社会进步的结果，同时也对我国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内涵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了历史性跃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6]（P61）习近平从八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包含的内容，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凝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P11）。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内涵。从中不难发现，层次的递进是美好生活需要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在原有需要得以满足的基础上产生的更高层次的新需要；另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所包含的具体内涵，同样是多层次递进式的。
人的需要具有不同的层次，只有基础层次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生产满足吃喝住穿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此基础上，“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3]（P79）。可见，第一，当基本的需要得以满足之后，人会产生新的需要，比如当吃饱之后，人会开始寻求吃好；第二，为了满足基本需要所进行的生产活动，本身会带来派生需要，比如种植小麦的生产活动会派生出对农具的需要；第三，现有工具的使用同样会带来派生需要，比如机器的使用会派生出对改进机器的需要。长期以来，我国人民在为满足生活需要的生产过程中，在这些机制的作用下，不断产生新的需要，并推动着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使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体系齐全、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随着生产的发展，原来的派生需要，逐渐演变成基本需要，这个过程也即人民生活需要的水平不断提高、内涵不断扩展的过程。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电视机等大家电尚属于较高层次的派生需要，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才逐渐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基本生活需要。相比过去，当前条件下我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更高、内涵更丰富，这既是原有需要得以满足的结果，也是为满足原有需要而进行的生产不断进步的结果。
并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本身也是具有层次性的，既包括基础的物质生活资料需要，也包括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文化、政治、法治等社会环境以及良好的自然环境的需要。恩格斯指出，人与动物的生存有着本质的不同，动物只是“搜集”，人则从事“生产”，而且，“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7]（P653）。此外，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也指出，人的需求从低层到高层，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只有低层次的需求得以满足，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
可见，人类的需要可以分为较低层次的生存需要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的较高层次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人民在安全、居住、工作、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基本需要属于生存需要，而对文化生活、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等需要，则属于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习近平在阐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时连用的八个“更”，均体现着人民在基本生存需要得以满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享受、尊重和发展等高层次需要。
（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体现
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就经济领域而言，主要体现在居民消费需要上。具体来说，从原有需要到当前新需要的转变，主要体现为消费需要的数量、结构和质量三个方面的改变。
第一，消费需要的数量快速增长。由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上升，人民消费能力显著增强，对各类消费品的购买数量都快速增长：2013年，全国居民平均每百户所拥有的家用汽车、洗衣机、电冰箱、空调和计算机数量分别为16.9、80.8、82.0、70.4、48.9，至2016年，分别显著增长至27.7、89.8、93.5、90.0、57.5。[8]就整体消费支出情况而言，由图1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无论是居民消费支出的绝对数额，还是剔除了物价影响的消费水平指数，都呈现明显的加速增长的趋势。并且，自2011年以来，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长率超过了城镇居民，呈现出更快增长的趋势，城乡居民间消费支出差距逐渐缩小。例如，2017年，按常住地划分，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5.9%，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8.1%。[9]
第二，消费需要的结构出现明显转变。近年来，我国居民在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在整体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教育文化娱乐、社会服务、交通通信、医疗保健等方面比重不断提高。最显著的是，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高达57.5%和67.7%，而至2017年，分别降至28.6%和31.2%，[9][10]已经达到或者非常接近聯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这体现了我国居民消费层次的提升，消费结构已经从食品等一般家庭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文化、教育、旅游、保健、信息、小轿车和住房等精神消费和高端消费快速增长。在社会服务类消费支出方面，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家政服务支出增长11.0%，旅馆住宿支出增长18.1%，美容美发洗浴支出增长8.8%。在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方面，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团体旅游、景点门票、体育健身活动、电影话剧演出票支出分别增长14.0%、10.6%、15.5%和9.5%；尤其在出境旅游消费方面，无论是出境人数还是消费金额都迅速增长：2016年，我国出境旅游总消费2610亿美元，约占世界旅游消费总额21%，而在10年前，仅为240亿美元和3%。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吃穿等基本需求消费支出增长较慢，食品烟酒、衣着两方面支出增速分别为4.3%和2.9%，远低于服务类和文娱类消费增速。[11][12] 第三，消费需要的质量要求显著提升。近年来，人民的消费观念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对消费需要的质量要求明显上升。一方面，从单纯追求数量转变到同样注重质量，在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的新时代，人民群众在选购商品时不再只是关注价格是否低廉、同样的支出能否买更多数量的商品，而是更关注商品的品质、功能、质量等，希望购买到优质的放心产品。近年来，持续存在的境外购物热和海外代购热就是一种侧面体现。另一方面，消费目的不再限于满足吃穿等基本生理需求，而是越来越关注获得精神层面的满足。选购商品时，除了对商品的质量、功能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还产生了文化附加值、个性化等要求。
当前，我国80后与90后消费人群已经成为消费主力军，这一群体已经逐渐成为职场主力并具备较好的经济能力，对衣食住行任一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品牌意识较强，注重商品的品质与配套服务，追求个性化、新鲜感、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对于价格的敏感度偏低，更关注商品能否满足其独特的需求，具体体现在住房改善化、家居舒适化、家用设备多功能化、度假旅游休闲化等方面。[13]
总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内涵，既包括对物质资料等经济基础层面的需要，也包括对政治、社会环境等上层建筑层面的需要。人民新旧需要的转变，在经济领域，集中体现在消费需要的数量、结构和质量要求三个方面的转变。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1]（P11）可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在较高发展水平上的不平衡与不充分。
（一）发展的不充分：相对性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不充分并非绝对不充分，而是生产力发展到新高度前提下的相对不充分，是生产力相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充分。习近平所指出的这种发展相对不充分，正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14]。可见，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论断，显示了经济发展为人民的根本目的，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生产决定消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会带来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即人民需要的增长。具体而言，生产通过三个方面的作用对消费产生影响：第一，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决定着消费的对象。“它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费，因而在这方面生产创造出、生产出消费。”[5]（P10）生产水平越高，等量投入就能带来越多的产品，社会的物质资料也就越充足。第二，生产决定着人们的消费方式。“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5]（P10）不同的生产水平，将生产出品质、特性、功能等各不一样的产品。生产水平提高，产品性能也会随之提高，产品的使用方式也会发生改变，因而，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也会随之改变。正如生产发展到信息化、电子化阶段之后，人们的消费方式从单纯的实体商店购物，转变到线上购物成为重要方式。第三，生产产生了消费的需要和动力。“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5]（P10），“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5]（P11）。
近年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为广大人民提供了数量更充足、种类更丰富、品质更优良的产品，带来了新的消费方式，对消费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需要。如表1所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中，其中4年的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这既表明了生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表明了，我国生产力尽管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是依然没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生产的发展还没有跟上人民需求的增长。因而，我国的生产力发展，依然是不充分的。
（二）发展的不平衡：动态性
1.区域发展。我国不同区域的区位特征、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各不一样，导致区域间经济发展呈现较为明显的不平衡：东南地区和中南地区发展迅速，发展水平较高；而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在同一区域内部的不同省份之间，发展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以2016年省际GDP为例，中南地区内，排名第一的广东省GDP为80 854.91亿元，是排名第二的河南省GDP的2倍，是排名最后的广西GDP的20倍。
2.城乡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城市建设的加速发展和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城市发展的速度显著高于农村，城市经济规模持续扩大：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428 3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12年增长了33.0%[15]。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农村消费水平也始终远低于城镇：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2.8倍[16]。此外，在社会资源方面，农村也存在着明显的资源匮乏。比如，就医疗资源而言，2016年，城镇居民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和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分别为8.41和3.92，而农村仅为3.91和1.59[8]。
3.產业结构。从纵向发展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农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超过了一半，而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只有大约20%；至1987年，我国农业增加值和工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26%和43%；发展到2016年，我国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8.6%、39.8%、51.6%，已经基本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协调。但是，如果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较，我国产业结构确实还处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偏重、第三产业偏轻的不平衡局面。不仅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明显落后，而且与巴西、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差距。此外，在产业内部也存在不平衡问题。比如，第二产业内部，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与优质供给不足并存，煤炭、钢铁等产能严重过剩，而机器人、临床创新药物等高技术产业大量依靠进口。 4.收入分配。从全国总体情况来看，1978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始终呈现上升趋势，并且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自2008年以来，基尼系数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0.491下降至2016年的0.465[17]，但依然处于较高水平。分配决定于生产，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必将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就区域差距而言，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全部10个省份，以及中南地区除广东外的其他5个省份居民人均收入达不到23 821元的全国平均水平；而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和北京，分别为54 305元和52 530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8]。就城乡差距而言，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 616.2元，接近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2 363.4元的3倍[8]。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越落后的区域，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越明显。例如，2016年，东南地区内部城乡收入倍差仅2.3；而西北地区为3.0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也将随之改变，正如习近平在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8]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我国必须继续推进生产发展，并根据生产力的新特征积极调整生产关系和完善上层建筑，实现主要矛盾两个方面的平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从不平衡走向平衡再走向新的不平衡，正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促进作用
矛盾的辩证运动是普遍、永恒存在的，“……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这就是实际矛盾赖以得到解决的方法”[19]（P122）。矛盾双方总是在从对立到统一再到对立的过程中推动事物的发展，“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6]（P206）。正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断对立、适应和共存的辩证运动中，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着社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从旧的平衡走到新的平衡，社会生产水平也就随之提高了。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生产力水平都处于落后状态，生产力与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之间处于不平衡状态。因此，我国始终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经过近70年的努力，生产力实现显著飞跃，旧的不平衡得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生产力在较高水平上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发展，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形成了基于更高生产力水平的、新的不平衡。从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断推动着社会生产的进步。
并且，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生产关系必须适应其进行改变。正如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20]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不断推进改革进程，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长久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这更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客观规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人民性的基础上具有了科学性，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与科学发展。
（二）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具体途径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的不平衡，是指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暂时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种不平衡不充分，正是推动我国生产力前进的动力。
1.充分与不充分的辩证运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充分与不充分，都是相对于人民需求而言，充分是暂时的特殊状态，不充分是一般状态。当生产力相对不充分时，必然朝着与人民需要相匹配的充分状态发展；而得以满足的需要又会派生更高层次需要，从而使生产力在更高水平上处于不充分状态，如此往复。正是生产力的不充分到充分再上升到更高层次的不充分的辩证运动，推动着生产力向前发展。
就经济领域而言，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人民各类消费需求没有完全得以满足。消费决定于生产，但同时也是实现生产目的的途径和生产的动力。“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1）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5]（P9）
尚未满足的消费需求，将从三个方面推动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其一，数量上没有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将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增加产品的生产数量。价值规律是一切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受其支配。供求关系的变化引起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当某产品生产数量不足以满足消费需求，势必导致市场价格偏离价值直接决定的价格而上涨，刺激着更多的资源流向该领域，使生产规模得以扩张，同时，也将刺激现有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两方面共同作用，生产出更多产品。
其二，“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5]（P10），所以，质量上没有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将促使生产者提高技术水平，改进生产方式，生产出符合消费需求的产品。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社会产品的供应难以满足需求，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并没能凸显出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生产的进步，社会产品迅速丰富起来，我国逐渐转变为以买方市场为特征的需求约束型经济，这意味着产品若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将无法转变为“现实的产品”，生产的目的也将无法实现。“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21]（P155）。 其三，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原有需要得以满足，必然将产生更高的新的需要。当前，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强烈需要，就是在基本物质文化需要得以满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正是为了满足人民在这方面的新需要。“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21]（P134），坚持绿色发展，则必然“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21]（P135），促使生产力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此外，需要的无止境不仅体现在对已有事物的要求越来越高，也体现在对尚未出现的事物的期盼和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5]（P9）正是这种尚在观念上的消费需要，推动着新技术的不断更替和新产品的不断涌现，比如，人们渴望飞上蓝天的设想，促使着人们不断研究，最终实现了飞机的诞生。
2.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运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国的生产力水平是一个宏观概念，是对一国经济实力的整体评价。但具体而言，作为整体的生产力，也是由各个部分形成的總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将生产力划分为不同组成部分，如按区域划分、按城乡划分、按产业划分等。然而，各组成部分的发展并不是同步进行的，恰恰相反，它们往往是处于不平衡状态。这就意味着，有的部分发展较快，而有的部分发展较慢，而这种不平衡，正为走向平衡奠定了基础：发展较快的部分可以帮扶带动发展较慢的部分，而发展较慢的部分则以发展较快的部分为目标追赶超越。在各个部分从不平衡向平衡的运动过程中，作为整体的生产力也就得到了提高。
上文已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综合体现在区域发展、城乡发展、产业结构等多个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资源有限，分步发展、以先富带动后富是必然选择。而在当前条件下，生产力水平已经走到世界前列，社会资源极大丰富，已经有能力、有必要追求平衡发展，因此，必须调整各方面关系，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必须协调发展，既保持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或行业的原有优势，更注重提高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或行业的发展速度，追赶超越，解决当前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在此过程中，必然推动生产力更好更快地健康发展。“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行业在其特定发展时期既有发展优势，也存在制约因素，在发展思路上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实现高水平发展。”[6]（P206）
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对现有消费对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观念上也存在着对尚未出现的消费对象的需要；这必将要求生产者增加投入、改进技术，不仅使产品数量增加至人民需要的水平，而且使产品质量达到要求，也即生产力水平必将进一步提高，从而达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所要求的水平。可见，为满足人民的新需要所做的努力，将使生产和需要之间的不平衡趋向平衡。然而，“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7]（P590），新的平衡必将再次走向不平衡，并通过调整达到更高水平的新平衡，如此不断往复，从而推动社会生产不断前进。在推进过程中，新发展理念是贯穿始终的重要指导思想。
综上所述，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根本依据，在于生产力状况的改变。近年来，我国生产力飞速增长，一方面满足了广大人民原有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了生产和人民需要之间的平衡；但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使生产和人民需要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处于新的不平衡状态。正是在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不平衡的运动过程中，我国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新发展理念正是全面指导这个过程的重要思想。习近平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经济思想，是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与发展，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推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国家统计局.新理念引领新常态 新实践谱写新篇 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辉煌 [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10/ t20171010_1540653.html，2017-10-10.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 个方面工作[EB/OL].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 cn/n/2013/0104/c83846-20083095.html，2013-01-04.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 版社，2017.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3.
[8] 中国统计年鉴2017[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9]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 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2018-02-28.
[10] 中国统计年鉴2014[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11] 王有捐.2017年全国居民收入较快增长 居民生活质量 不断改善[EB/OL].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 tjsj/sjjd/201801/t20180119_1575491.html，2018-01-19.
[12] 卢戈.中国人出境游市场持续增长 消费占全球两成多 [EB/OL].人民网，http：//travel.people.com.cn/n1/2017/ 1027/c41570-29611848.html，2017-10-27.
[13] 陳梦瑶，曾光，等.中国消费升级研究分析报告（上篇） [EB/OL].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06939740_ 652385，2017-11-27.
[14] 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人民日报，2015-11-25（01）.
[15] 国家统计局.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 城市综合实力显著 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九 [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7/ t20170711_1511794.html，2017-07-11.
[16]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6[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6.
[17] 国家统计局.2003-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 尼系数[EB/OL].http：//www.stats.gov.cn/ztjc/zdtjgz/yblh/ zysj/201710/t20171010_1540710.html，2017-10-10.
[18] 刘少华，等.不平衡 不充分：深刻看 加快干[N].人民日 报·海外版，2017-10-20（05）.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0] 习近平：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EB/OL].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04/ c_118421164.htm，2013-12-04.
[2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9）01-0028-09
2017年10月18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当前社会生产发展的新状况，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重要的历史性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P1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判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的基本特征，明确了党的时代任务和发展方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具有充足的科学依据和丰富的理论内涵，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经济基础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1]（P3）。生产力在量和质两个方面的进步，正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根本依据。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生产力基础：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
生产力状况的改变，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根本依据，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生产力水平实现明显跃升，摆脱了落后局面，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另一方面，我国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人民产生了新的美好生活需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迈入长期的稳定增长阶段，尤其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GDP持续保持高水平快速增长，最高增速达到14.2%。2010年之后，尽管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GDP增速有所放缓，但依然维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7.2%，高于同期2.6%的世界平均增长水平和4%的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长水平[2]。与生产力高速增长同步的是生产效率的提高：2016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以2015年价格计算）达到94 825元/人，比2012年提高30.2%，年均提高6.8%[2]。而且，我国生产力水平不仅在量上实现了跃升，还实现了质的转变，“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P30）。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创新国家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2016年，我国创新指数在世界居第25位，比2012年提高9位[2]。可见，无论从量的增长，还是从质的转变，我国生产力均已摆脱原来的落后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会中人的需要，必然受到所处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3]（P72）当生产力得到发展，人的行为和需要必然也会随之改变。而我国社会生产的目的正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4]我国生产力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原有需要得以满足，并为人民提供了更丰富的消费对象，带来了新的消费方式，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消费动力，从而促使人民产生了更高层次的新需要。所以，新时代条件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正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产生的生产关系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产生的根本依据，但是，生产的发展并不能直接带来人民需要的增长，而是要借助分配作为中间桥梁。“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在生产者和产品之间出现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之间。”[5]（P12）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此时，在生产中，个体之间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而是互助合作的平等关系。在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我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样，在分配中，劳动者的收入不会受限于劳动力价值水平，而是取决于他所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隨着生产的发展，收入水平必然会不断提升，从而，才能产生对更高生活水平的追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具有这种制度优势，在公有制主体地位基础之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1]（P46-47），使人民收入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使发展成果能够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又实现了新的飞跃：2016年，人均GNI增长至8250美元，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统计的中高收入国家标准8202美元。1并且，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已经连年超过经济增长速度：2014-2016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10.1%、8.9%、8.4%2，均超过了同期的GDP增速。 综上，生产力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生产力基础，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使人民能够受惠于经济发展，收入水平得以快速提升，这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产生的制度基础。
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与结构
习近平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历史论断，提出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概念，深刻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发展为民、执政为民的决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本质，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性本质的丰富。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历史论断中提出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概念，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不再单纯局限于物质文化需要，而是内涵更丰富、层次更高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既是我国经济社会进步的结果，同时也对我国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内涵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了历史性跃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6]（P61）习近平从八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包含的内容，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凝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P11）。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内涵。从中不难发现，层次的递进是美好生活需要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在原有需要得以满足的基础上产生的更高层次的新需要；另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所包含的具体内涵，同样是多层次递进式的。
人的需要具有不同的层次，只有基础层次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生产满足吃喝住穿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此基础上，“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3]（P79）。可见，第一，当基本的需要得以满足之后，人会产生新的需要，比如当吃饱之后，人会开始寻求吃好；第二，为了满足基本需要所进行的生产活动，本身会带来派生需要，比如种植小麦的生产活动会派生出对农具的需要；第三，现有工具的使用同样会带来派生需要，比如机器的使用会派生出对改进机器的需要。长期以来，我国人民在为满足生活需要的生产过程中，在这些机制的作用下，不断产生新的需要，并推动着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使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体系齐全、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随着生产的发展，原来的派生需要，逐渐演变成基本需要，这个过程也即人民生活需要的水平不断提高、内涵不断扩展的过程。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电视机等大家电尚属于较高层次的派生需要，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才逐渐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基本生活需要。相比过去，当前条件下我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更高、内涵更丰富，这既是原有需要得以满足的结果，也是为满足原有需要而进行的生产不断进步的结果。
并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本身也是具有层次性的，既包括基础的物质生活资料需要，也包括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文化、政治、法治等社会环境以及良好的自然环境的需要。恩格斯指出，人与动物的生存有着本质的不同，动物只是“搜集”，人则从事“生产”，而且，“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7]（P653）。此外，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也指出，人的需求从低层到高层，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只有低层次的需求得以满足，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
可见，人类的需要可以分为较低层次的生存需要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的较高层次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人民在安全、居住、工作、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基本需要属于生存需要，而对文化生活、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等需要，则属于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习近平在阐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时连用的八个“更”，均体现着人民在基本生存需要得以满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享受、尊重和发展等高层次需要。
（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体现
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就经济领域而言，主要体现在居民消费需要上。具体来说，从原有需要到当前新需要的转变，主要体现为消费需要的数量、结构和质量三个方面的改变。
第一，消费需要的数量快速增长。由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上升，人民消费能力显著增强，对各类消费品的购买数量都快速增长：2013年，全国居民平均每百户所拥有的家用汽车、洗衣机、电冰箱、空调和计算机数量分别为16.9、80.8、82.0、70.4、48.9，至2016年，分别显著增长至27.7、89.8、93.5、90.0、57.5。[8]就整体消费支出情况而言，由图1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无论是居民消费支出的绝对数额，还是剔除了物价影响的消费水平指数，都呈现明显的加速增长的趋势。并且，自2011年以来，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长率超过了城镇居民，呈现出更快增长的趋势，城乡居民间消费支出差距逐渐缩小。例如，2017年，按常住地划分，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5.9%，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8.1%。[9]
第二，消费需要的结构出现明显转变。近年来，我国居民在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在整体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教育文化娱乐、社会服务、交通通信、医疗保健等方面比重不断提高。最显著的是，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高达57.5%和67.7%，而至2017年，分别降至28.6%和31.2%，[9][10]已经达到或者非常接近聯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这体现了我国居民消费层次的提升，消费结构已经从食品等一般家庭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文化、教育、旅游、保健、信息、小轿车和住房等精神消费和高端消费快速增长。在社会服务类消费支出方面，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家政服务支出增长11.0%，旅馆住宿支出增长18.1%，美容美发洗浴支出增长8.8%。在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方面，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团体旅游、景点门票、体育健身活动、电影话剧演出票支出分别增长14.0%、10.6%、15.5%和9.5%；尤其在出境旅游消费方面，无论是出境人数还是消费金额都迅速增长：2016年，我国出境旅游总消费2610亿美元，约占世界旅游消费总额21%，而在10年前，仅为240亿美元和3%。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吃穿等基本需求消费支出增长较慢，食品烟酒、衣着两方面支出增速分别为4.3%和2.9%，远低于服务类和文娱类消费增速。[11][12] 第三，消费需要的质量要求显著提升。近年来，人民的消费观念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对消费需要的质量要求明显上升。一方面，从单纯追求数量转变到同样注重质量，在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的新时代，人民群众在选购商品时不再只是关注价格是否低廉、同样的支出能否买更多数量的商品，而是更关注商品的品质、功能、质量等，希望购买到优质的放心产品。近年来，持续存在的境外购物热和海外代购热就是一种侧面体现。另一方面，消费目的不再限于满足吃穿等基本生理需求，而是越来越关注获得精神层面的满足。选购商品时，除了对商品的质量、功能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还产生了文化附加值、个性化等要求。
当前，我国80后与90后消费人群已经成为消费主力军，这一群体已经逐渐成为职场主力并具备较好的经济能力，对衣食住行任一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品牌意识较强，注重商品的品质与配套服务，追求个性化、新鲜感、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对于价格的敏感度偏低，更关注商品能否满足其独特的需求，具体体现在住房改善化、家居舒适化、家用设备多功能化、度假旅游休闲化等方面。[13]
总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内涵，既包括对物质资料等经济基础层面的需要，也包括对政治、社会环境等上层建筑层面的需要。人民新旧需要的转变，在经济领域，集中体现在消费需要的数量、结构和质量要求三个方面的转变。
三、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充分与不平衡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1]（P11）可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在较高发展水平上的不平衡与不充分。
（一）发展的不充分：相对性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不充分并非绝对不充分，而是生产力发展到新高度前提下的相对不充分，是生产力相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充分。习近平所指出的这种发展相对不充分，正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14]。可见，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论断，显示了经济发展为人民的根本目的，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生产决定消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会带来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即人民需要的增长。具体而言，生产通过三个方面的作用对消费产生影响：第一，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决定着消费的对象。“它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费，因而在这方面生产创造出、生产出消费。”[5]（P10）生产水平越高，等量投入就能带来越多的产品，社会的物质资料也就越充足。第二，生产决定着人们的消费方式。“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5]（P10）不同的生产水平，将生产出品质、特性、功能等各不一样的产品。生产水平提高，产品性能也会随之提高，产品的使用方式也会发生改变，因而，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也会随之改变。正如生产发展到信息化、电子化阶段之后，人们的消费方式从单纯的实体商店购物，转变到线上购物成为重要方式。第三，生产产生了消费的需要和动力。“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5]（P10），“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5]（P11）。
近年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为广大人民提供了数量更充足、种类更丰富、品质更优良的产品，带来了新的消费方式，对消费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需要。如表1所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中，其中4年的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这既表明了生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表明了，我国生产力尽管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是依然没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生产的发展还没有跟上人民需求的增长。因而，我国的生产力发展，依然是不充分的。
（二）发展的不平衡：动态性
1.区域发展。我国不同区域的区位特征、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各不一样，导致区域间经济发展呈现较为明显的不平衡：东南地区和中南地区发展迅速，发展水平较高；而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在同一区域内部的不同省份之间，发展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以2016年省际GDP为例，中南地区内，排名第一的广东省GDP为80 854.91亿元，是排名第二的河南省GDP的2倍，是排名最后的广西GDP的20倍。
2.城乡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城市建设的加速发展和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城市发展的速度显著高于农村，城市经济规模持续扩大：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428 3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12年增长了33.0%[15]。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农村消费水平也始终远低于城镇：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2.8倍[16]。此外，在社会资源方面，农村也存在着明显的资源匮乏。比如，就医疗资源而言，2016年，城镇居民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和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分别为8.41和3.92，而农村仅为3.91和1.59[8]。
3.產业结构。从纵向发展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农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超过了一半，而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只有大约20%；至1987年，我国农业增加值和工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26%和43%；发展到2016年，我国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8.6%、39.8%、51.6%，已经基本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协调。但是，如果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较，我国产业结构确实还处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偏重、第三产业偏轻的不平衡局面。不仅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明显落后，而且与巴西、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差距。此外，在产业内部也存在不平衡问题。比如，第二产业内部，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与优质供给不足并存，煤炭、钢铁等产能严重过剩，而机器人、临床创新药物等高技术产业大量依靠进口。 4.收入分配。从全国总体情况来看，1978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始终呈现上升趋势，并且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自2008年以来，基尼系数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0.491下降至2016年的0.465[17]，但依然处于较高水平。分配决定于生产，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必将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就区域差距而言，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全部10个省份，以及中南地区除广东外的其他5个省份居民人均收入达不到23 821元的全国平均水平；而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和北京，分别为54 305元和52 530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8]。就城乡差距而言，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 616.2元，接近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2 363.4元的3倍[8]。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越落后的区域，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越明显。例如，2016年，东南地区内部城乡收入倍差仅2.3；而西北地区为3.01。
四、社会基本矛盾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促进作用及实现途径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也将随之改变，正如习近平在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8]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我国必须继续推进生产发展，并根据生产力的新特征积极调整生产关系和完善上层建筑，实现主要矛盾两个方面的平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从不平衡走向平衡再走向新的不平衡，正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促进作用
矛盾的辩证运动是普遍、永恒存在的，“……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这就是实际矛盾赖以得到解决的方法”[19]（P122）。矛盾双方总是在从对立到统一再到对立的过程中推动事物的发展，“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6]（P206）。正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断对立、适应和共存的辩证运动中，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着社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从旧的平衡走到新的平衡，社会生产水平也就随之提高了。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生产力水平都处于落后状态，生产力与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之间处于不平衡状态。因此，我国始终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经过近70年的努力，生产力实现显著飞跃，旧的不平衡得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生产力在较高水平上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发展，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形成了基于更高生产力水平的、新的不平衡。从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断推动着社会生产的进步。
并且，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生产关系必须适应其进行改变。正如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20]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不断推进改革进程，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长久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这更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客观规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人民性的基础上具有了科学性，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与科学发展。
（二）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具体途径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的不平衡，是指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暂时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种不平衡不充分，正是推动我国生产力前进的动力。
1.充分与不充分的辩证运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充分与不充分，都是相对于人民需求而言，充分是暂时的特殊状态，不充分是一般状态。当生产力相对不充分时，必然朝着与人民需要相匹配的充分状态发展；而得以满足的需要又会派生更高层次需要，从而使生产力在更高水平上处于不充分状态，如此往复。正是生产力的不充分到充分再上升到更高层次的不充分的辩证运动，推动着生产力向前发展。
就经济领域而言，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人民各类消费需求没有完全得以满足。消费决定于生产，但同时也是实现生产目的的途径和生产的动力。“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1）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5]（P9）
尚未满足的消费需求，将从三个方面推动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其一，数量上没有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将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增加产品的生产数量。价值规律是一切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受其支配。供求关系的变化引起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当某产品生产数量不足以满足消费需求，势必导致市场价格偏离价值直接决定的价格而上涨，刺激着更多的资源流向该领域，使生产规模得以扩张，同时，也将刺激现有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两方面共同作用，生产出更多产品。
其二，“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5]（P10），所以，质量上没有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将促使生产者提高技术水平，改进生产方式，生产出符合消费需求的产品。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社会产品的供应难以满足需求，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并没能凸显出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生产的进步，社会产品迅速丰富起来，我国逐渐转变为以买方市场为特征的需求约束型经济，这意味着产品若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将无法转变为“现实的产品”，生产的目的也将无法实现。“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21]（P155）。 其三，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原有需要得以满足，必然将产生更高的新的需要。当前，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强烈需要，就是在基本物质文化需要得以满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正是为了满足人民在这方面的新需要。“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21]（P134），坚持绿色发展，则必然“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21]（P135），促使生产力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此外，需要的无止境不仅体现在对已有事物的要求越来越高，也体现在对尚未出现的事物的期盼和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5]（P9）正是这种尚在观念上的消费需要，推动着新技术的不断更替和新产品的不断涌现，比如，人们渴望飞上蓝天的设想，促使着人们不断研究，最终实现了飞机的诞生。
2.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运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国的生产力水平是一个宏观概念，是对一国经济实力的整体评价。但具体而言，作为整体的生产力，也是由各个部分形成的總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将生产力划分为不同组成部分，如按区域划分、按城乡划分、按产业划分等。然而，各组成部分的发展并不是同步进行的，恰恰相反，它们往往是处于不平衡状态。这就意味着，有的部分发展较快，而有的部分发展较慢，而这种不平衡，正为走向平衡奠定了基础：发展较快的部分可以帮扶带动发展较慢的部分，而发展较慢的部分则以发展较快的部分为目标追赶超越。在各个部分从不平衡向平衡的运动过程中，作为整体的生产力也就得到了提高。
上文已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综合体现在区域发展、城乡发展、产业结构等多个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资源有限，分步发展、以先富带动后富是必然选择。而在当前条件下，生产力水平已经走到世界前列，社会资源极大丰富，已经有能力、有必要追求平衡发展，因此，必须调整各方面关系，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必须协调发展，既保持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或行业的原有优势，更注重提高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或行业的发展速度，追赶超越，解决当前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在此过程中，必然推动生产力更好更快地健康发展。“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行业在其特定发展时期既有发展优势，也存在制约因素，在发展思路上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实现高水平发展。”[6]（P206）
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对现有消费对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观念上也存在着对尚未出现的消费对象的需要；这必将要求生产者增加投入、改进技术，不仅使产品数量增加至人民需要的水平，而且使产品质量达到要求，也即生产力水平必将进一步提高，从而达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所要求的水平。可见，为满足人民的新需要所做的努力，将使生产和需要之间的不平衡趋向平衡。然而，“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7]（P590），新的平衡必将再次走向不平衡，并通过调整达到更高水平的新平衡，如此不断往复，从而推动社会生产不断前进。在推进过程中，新发展理念是贯穿始终的重要指导思想。
综上所述，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根本依据，在于生产力状况的改变。近年来，我国生产力飞速增长，一方面满足了广大人民原有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了生产和人民需要之间的平衡；但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使生产和人民需要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处于新的不平衡状态。正是在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不平衡的运动过程中，我国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新发展理念正是全面指导这个过程的重要思想。习近平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经济思想，是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与发展，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推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国家统计局.新理念引领新常态 新实践谱写新篇 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辉煌 [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10/ t20171010_1540653.html，2017-10-10.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 个方面工作[EB/OL].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 cn/n/2013/0104/c83846-20083095.html，2013-01-04.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 版社，2017.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3.
[8] 中国统计年鉴2017[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9]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 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2018-02-28.
[10] 中国统计年鉴2014[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11] 王有捐.2017年全国居民收入较快增长 居民生活质量 不断改善[EB/OL].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 tjsj/sjjd/201801/t20180119_1575491.html，2018-01-19.
[12] 卢戈.中国人出境游市场持续增长 消费占全球两成多 [EB/OL].人民网，http：//travel.people.com.cn/n1/2017/ 1027/c41570-29611848.html，2017-10-27.
[13] 陳梦瑶，曾光，等.中国消费升级研究分析报告（上篇） [EB/OL].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06939740_ 652385，2017-11-27.
[14] 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人民日报，2015-11-25（01）.
[15] 国家统计局.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 城市综合实力显著 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九 [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7/ t20170711_1511794.html，2017-07-11.
[16]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6[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6.
[17] 国家统计局.2003-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 尼系数[EB/OL].http：//www.stats.gov.cn/ztjc/zdtjgz/yblh/ zysj/201710/t20171010_1540710.html，2017-10-10.
[18] 刘少华，等.不平衡 不充分：深刻看 加快干[N].人民日 报·海外版，2017-10-20（05）.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0] 习近平：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EB/OL].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04/ c_118421164.htm，2013-12-04.
[2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