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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面临的障碍有时是监管机构的观念。没有监管协调，许多银行和金融机构一般不敢尝试新技术
得手机者得互联网。整个信息世界已经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它可以在即时决策时作为记忆库取代我们的大脑。
传统银行市场份额之所以断崖式下跌，是因为手机公司和金融科技（FinTech）平台的迅速扩张。银行和常规金融机构背负着硬件设施的包袱（包括众多分支机构和老旧的服务器）并受制于复杂的规章制度，接踵而至的坏消息——网络攻击、隐私泄露、资本要求、巨额罚金——令银行业CEO们感到四面楚歌，难怪会出现离职潮。
在硅谷，他们能拿到优厚的待遇，并且还不受各种规矩的约束，顿时变得很“酷”。
而在银行，束手束脚的CEO们则要为银行的大事小情负责，要安抚心灰意冷的员工，除了自己减薪，还要削减整体开支。
这个月，我在“新加坡论坛”上主持了一个关于金融科技的分论坛。来自阿里巴巴的战略分析师提到，当前的市场份额之争的关键在于“观念和手机”。互联网时代的观念是你不需要拥有任何资产——你需要分享给他人或者从拥有过剩资源的人那里租用。从约会到买房，利用指纹和视网膜数字签名技术的手机正成为全球绝大多数人生活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
今天的金融是一项信息产业，金融科技可以为小到一两美分的交易提供服务，而以纸质货币为基础的支付通常都是十几美元。
所以我们会越来越多用APP应用和软件进行消费，而不是在真实的硬件上进行。
你知道世界上拥抱新技术最快的依次是色情业、赌博业和政治界吗？
金融咨询公司奥纬咨询（Oliver Wyman）发布的一篇关于“模块金融”的重要报告指出，技术已经将金融“模块化”——一边是模块化供给（由专业机构提供金融服务），一边是模块化需求（从这些专业机构那里购买新服务）。
这篇报告的开头是一个卡通画故事，讲了一个消费者用一部手机完成购房、安排按揭和保险、出售股票和理财产品来付房款首付等一系列交易动作。
在最先进的加密技术、数字签名技术和合适的APP应用帮助下，过去要花费数周，在银行、律师、房屋中介甚至土地登记部门来回折腾才能完成的事情，消费者只要用一部手机就能解决。
简言之，是靠一家像高盛这样的超级银行来统领市场，还是靠一部手机包打天下，一场金融博弈正在进行。
全球超市模式（由一个品牌统领市场）正在对需要特别监管关注、有额外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FIs）这个标签进行认真的重新思考。这些综合银行越来越不需要由自己拥有和提供所有的服务，他们只需要将后端甚至核心业务外包给可信任的专业机构。
另一方面，金融科技致力于通过不同的技术手段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首先，平滑无缝的操作兼容性将物流和支付整合了起来，比如阿里巴巴让购买、支付和送货更加便捷地一次性完成。其次是大数据和分析，亚马逊借这种技术对消费者进行推荐，并理解消费者的变化趋势。第三，区块链和分布式总账技术令系统变得更安全。第四，人工智能技术，比如智能理财顾问。第五，数据加密和唯一识别码技术确保了隐私和保密性。
金融科技平台的员工、遗留资产更少，但更具有灵活思维。现在能保护银行业特权、阻挡这些“门口的野蛮人”的只是规章制度。
这并不是说金融科技无懈可击，比如对洗钱、资助恐怖主义、网络攻击这些行为的关注就不够。当金融科技平台扩张到超大规模的时候，它们也同样会变得“大而不能倒”。
金融科技的快速演变意味着亚洲现在有资金和技术来推动我们过时的金融体系升级，进入21世纪。
亚洲人口更年轻化，他们热衷新技术，灵活求变，愿意体验我们正在创造的新服务和设备。好消息是，如果我们年轻的创业企业抓住了契机，那么世界都将是它们的市场。而坏消息是，如果我们的监管和政府支持体系不允许我们的创业企业参与竞争，那么不管是市场和还是就业岗位，这块肥肉都将落入别人口中。
当前妨碍亚洲向金融科技转向的还是观念问题。
看看雅加达的出租车司机对Uber的抵制。当欧洲和美国银行收缩时，亚洲地区性银行在忙于买入前者的投资和私人银行业务，以扩大势力范围。
但他们及其监管者却都没有认真思考如何利用金融科技为其陈旧且低规模运转的系统瘦身，因为很多监管者还坚持认为，每个银行应当拥有和运作自己的硬件设施和分支机构。公平地说，也不是所有的监管者都作如是观。
金融科技面临的障碍有时是监管机构的观念。亚洲国家的监管机构更愿意接受来自亚洲以外的金融机制，而不愿接受邻国的创新。没有监管协调的情况下，许多银行和金融机构一般不敢尝试新技术。
假如亚洲金融服务供应商们还不采取共同行动，我们就要把亚洲消费者推向苹果、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全球性服务供应商了。
有竞争是好事——比如斯里兰卡正在与谷歌协商，通过谷歌的“网络气球”为斯里兰卡全境提供便宜且高速的wifi覆盖。
亚洲银行家和监管者需要认真思考的是，亚洲消费者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从而才能在效率、稳定性和可信度上达到全球化规模。
传统银行市场份额之所以断崖式下跌是因为手机公司和金融科技（F nTech）平台的迅速扩张。
金融科技和手机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它们会改变问题的解决方式。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观念。硬件和劳动成本在iPhone总成本中占了不到20%，软件才是真正的利润所在，这都取决于知识和观念。
这属于政治和教育问题，但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杰出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得手机者得互联网。整个信息世界已经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它可以在即时决策时作为记忆库取代我们的大脑。
传统银行市场份额之所以断崖式下跌，是因为手机公司和金融科技（FinTech）平台的迅速扩张。银行和常规金融机构背负着硬件设施的包袱（包括众多分支机构和老旧的服务器）并受制于复杂的规章制度，接踵而至的坏消息——网络攻击、隐私泄露、资本要求、巨额罚金——令银行业CEO们感到四面楚歌，难怪会出现离职潮。
在硅谷，他们能拿到优厚的待遇，并且还不受各种规矩的约束，顿时变得很“酷”。
而在银行，束手束脚的CEO们则要为银行的大事小情负责，要安抚心灰意冷的员工，除了自己减薪，还要削减整体开支。
这个月，我在“新加坡论坛”上主持了一个关于金融科技的分论坛。来自阿里巴巴的战略分析师提到，当前的市场份额之争的关键在于“观念和手机”。互联网时代的观念是你不需要拥有任何资产——你需要分享给他人或者从拥有过剩资源的人那里租用。从约会到买房，利用指纹和视网膜数字签名技术的手机正成为全球绝大多数人生活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
今天的金融是一项信息产业，金融科技可以为小到一两美分的交易提供服务，而以纸质货币为基础的支付通常都是十几美元。
所以我们会越来越多用APP应用和软件进行消费，而不是在真实的硬件上进行。
你知道世界上拥抱新技术最快的依次是色情业、赌博业和政治界吗？
金融咨询公司奥纬咨询（Oliver Wyman）发布的一篇关于“模块金融”的重要报告指出，技术已经将金融“模块化”——一边是模块化供给（由专业机构提供金融服务），一边是模块化需求（从这些专业机构那里购买新服务）。
这篇报告的开头是一个卡通画故事，讲了一个消费者用一部手机完成购房、安排按揭和保险、出售股票和理财产品来付房款首付等一系列交易动作。
在最先进的加密技术、数字签名技术和合适的APP应用帮助下，过去要花费数周，在银行、律师、房屋中介甚至土地登记部门来回折腾才能完成的事情，消费者只要用一部手机就能解决。
简言之，是靠一家像高盛这样的超级银行来统领市场，还是靠一部手机包打天下，一场金融博弈正在进行。
全球超市模式（由一个品牌统领市场）正在对需要特别监管关注、有额外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FIs）这个标签进行认真的重新思考。这些综合银行越来越不需要由自己拥有和提供所有的服务，他们只需要将后端甚至核心业务外包给可信任的专业机构。
另一方面，金融科技致力于通过不同的技术手段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首先，平滑无缝的操作兼容性将物流和支付整合了起来，比如阿里巴巴让购买、支付和送货更加便捷地一次性完成。其次是大数据和分析，亚马逊借这种技术对消费者进行推荐，并理解消费者的变化趋势。第三，区块链和分布式总账技术令系统变得更安全。第四，人工智能技术，比如智能理财顾问。第五，数据加密和唯一识别码技术确保了隐私和保密性。
金融科技平台的员工、遗留资产更少，但更具有灵活思维。现在能保护银行业特权、阻挡这些“门口的野蛮人”的只是规章制度。
这并不是说金融科技无懈可击，比如对洗钱、资助恐怖主义、网络攻击这些行为的关注就不够。当金融科技平台扩张到超大规模的时候，它们也同样会变得“大而不能倒”。
金融科技的快速演变意味着亚洲现在有资金和技术来推动我们过时的金融体系升级，进入21世纪。
亚洲人口更年轻化，他们热衷新技术，灵活求变，愿意体验我们正在创造的新服务和设备。好消息是，如果我们年轻的创业企业抓住了契机，那么世界都将是它们的市场。而坏消息是，如果我们的监管和政府支持体系不允许我们的创业企业参与竞争，那么不管是市场和还是就业岗位，这块肥肉都将落入别人口中。
当前妨碍亚洲向金融科技转向的还是观念问题。
看看雅加达的出租车司机对Uber的抵制。当欧洲和美国银行收缩时，亚洲地区性银行在忙于买入前者的投资和私人银行业务，以扩大势力范围。
但他们及其监管者却都没有认真思考如何利用金融科技为其陈旧且低规模运转的系统瘦身，因为很多监管者还坚持认为，每个银行应当拥有和运作自己的硬件设施和分支机构。公平地说，也不是所有的监管者都作如是观。
金融科技面临的障碍有时是监管机构的观念。亚洲国家的监管机构更愿意接受来自亚洲以外的金融机制，而不愿接受邻国的创新。没有监管协调的情况下，许多银行和金融机构一般不敢尝试新技术。
假如亚洲金融服务供应商们还不采取共同行动，我们就要把亚洲消费者推向苹果、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全球性服务供应商了。
有竞争是好事——比如斯里兰卡正在与谷歌协商，通过谷歌的“网络气球”为斯里兰卡全境提供便宜且高速的wifi覆盖。
亚洲银行家和监管者需要认真思考的是，亚洲消费者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从而才能在效率、稳定性和可信度上达到全球化规模。
金融科技和手机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它们会改变问题的解决方式。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观念。硬件和劳动成本在iPhone总成本中占了不到20%，软件才是真正的利润所在，这都取决于知识和观念。
这属于政治和教育问题，但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杰出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