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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年岁稍大一点儿的干部和群众，几乎都知道危秀英，都对她很敬重，见了她或者谈起她，都尊称她为“危大姐”。因为她是一位出色的老红军，是从江西到陕北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女英雄之一，抗战初期她奉命回江西参与组建新四军，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她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委主任、省妇联主席，全国妇联执行委员。由于她个子矮小，身高不到1.4米，不及一支带刺刀的枪高，身材又瘦，所以长辈们戏称她为“矮子”，毛泽东、朱德也这样叫她。她是第一、二、三、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江西省政协委员、常委，第五届江西省政协委员，享受副省长级待遇、省长级医疗待遇。
童养媳出身
危秀英，1910年10月11日生，江西省瑞金县叶坪乡污泥塘村人，父亲危祥宽，是一个老实的贫苦农民。危秀英在母腹里就缺乏营养，降生下来时不过三斤半重，父亲给她取名为“粒粒子（小不点儿）”。“粒粒子”半岁时，母亲得了风寒症去世。六岁那年，父亲因为还不起债去当长工，就忍痛把她卖到兴国县做童养媳。仅仅得了九块银元去还债。小小年纪的危秀英求助父亲说：“爸爸，你不要卖我，我可以放牛挣饭吃了，我长大后会种田养活你。”她父亲含着泪水说：“孩子，爸爸对不起你，我已经在卖身契上打了手印，还写上了永久不能再见女儿，过几天就有人来接你。但你要记住自己姓危。”然后，危祥宽捉住她的手，在地上一笔一画地教她画了一个“危”字。不日，兴国婆家的人就来背秀英走，秀英不依，用石头打来人，又咬他的耳朵，使他不敢再动。但毕竟父亲已经签字画押，最后还是由她的堂兄把秀英背去了兴国。秀英哭得死去活来，迎来的是婆婆的一顿打骂。秀英九岁时，就在婆婆竹梢的抽打下，开始挑水、烧饭、洗衣、砍柴、下田干活。机警的秀英悄悄把父亲教她的那个姓氏“危”字，用瓦片画在睡觉的墙角下，生怕忘掉。
偷跑出来当红军
1929年12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转战赣南闽西。1930年4月，朱毛红军来到兴国县。中共兴国县委在县城召开了有5000名群众参加的大会，毛泽东、朱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兴国的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毛泽东风趣地鼓动大家说：“兴国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天天讲革命，究竟要革谁的命？革反动派的命。反动派就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军阀恶棍和土豪劣绅，他们就是我们的大敌。革命靠谁来革？不靠天，不靠地，要靠我们自己，靠穷苦工农。怎么个革法？蒋介石手里有枪有刀，枪干什么用？是要杀人的，杀我们工农大众的！我们赤手空拳行不行？不行。就说打狗吧，你手里还得有个棍子，有块石头，手一举，狗才会夹起尾巴逃走。我们要打倒屠杀工农的军阀和他们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就要拿起枪杆子，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毛泽东的讲话，极大地激发了兴国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当年兴国县的人口只有23万，先后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到8万之多，成为中央苏区的“模范县”。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授衔时，兴国出了54名将军，江西籍的三位上将，有两位是兴国人。兴国成了全国闻名的“将
军县”。
危秀英就是兴国8万红军战士中的一员。红军到了危秀英所在的村子，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要打倒土豪劣绅，给贫苦农民分田地，危秀英高兴极了。她剪掉长发，偷偷地跑出来，到红军总部要求参加红军。报名时，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危秀英。这是她给自己起的名字，表示要做一个优秀的人。
蔡大姐培养的妇女干部
危秀英参加革命以后，思想进步很快，工作很积极，给游击队送信，组织妇女群众投入革命活动，不久就被选为兴国县高兴乡苏维埃政府常委、妇女主任。1932年4月，危秀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被选为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常委、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她经常奔波于妇女群众中间，了解各种情况，如实地汇报给上级，又把上级的指示及时地传达给妇女群众，她带着“橡皮肚子” 倾听妇女群众的意见和呼声，颇为当地群众所称赞。1933年3月，她调到中共江西省委任妇女部干事，在妇女部部长蔡畅领导下工作，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是蔡畅的爱人李富春。蔡畅是危秀英的好老师，教她学文化、讲革命道理。蔡畅每天早上5点钟叫她起床，教她认字、写字。没有纸、笔、墨，就用树枝在地上写。后来，蔡畅又用自己分到的伙食尾子，买了毛笔、毛边纸，手把手教她写字。下雨天也不例外。危秀英觉得学写字很累，对蔡大姐说：“我不学了，这支笔比锄头还重。”蔡大姐劝导她说：“学写字就像缠小脚一样，苦过一阵子就好了。”蔡大姐病倒了，就要危秀英坐在她房间里读书写字，还要李富春检查。在蔡畅的细心教导下，危秀英很快就认识了不少字，能写简单的工作汇报，还能经常在妇女干部和群众面前滔滔不绝地宣传妇女解放。
扩大红军一个营
1933年9月，蒋介石动用100万兵力对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围剿”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中央苏区的形势十分严峻，提出了“扩大红军100万”的口号。10月间，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和省委妇女部部长蔡畅找到危秀英，交给她一项扩大红军的任务，要她在一个月内到兴国县崇贤区招收30名新兵。崇贤是个老区，群众觉悟较高，前几次反“围剿”斗争中，已经有大批青年参加了红军，当地的兵源确实不多。要在一个月内完成这样的任务，确实不易。危秀英步行60里，来到崇贤区。她和区委书记钟平及其他几位干部一起，深入四个村子传达省委指示，宣传扩大红军的紧迫性，反复不断地动员群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危秀英在村里召开群众大会，让群众讨论“敌人100万，我们怎么办？”群众当场议论开了，纷纷表示要报名参军。一个妇女对未婚夫说：“你去参加红军，我等你胜利回来结婚。”结果，这个村当晚就有100多人报名参军。七天下来，四个村子就集中了一个加强营，达六七百人之多。经过群众讨论，有病的人不去。第十天，危秀英带着400多名合格的新兵，交给了部队。危秀英受到省委的表扬。蔡大姐问她工作是怎么做的？她回答说：兴国的革命基础好，群众觉悟高，妇女经济上翻了身，积极性很高。区委对群众的生产、生活很关心，乡村干部经常到群众家里问长问短，帮助解决困难。兴国男子大部分上前线去了，后方的生产和工作都落在妇女们的身上。红军家里缺少劳动力，村子里就组织起来互相帮助，未婚妻也主动去婆家帮忙。兴国妇女很能干，顶起了半边天，不少人后来成为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干部。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举行。危秀英作为江西省的代表出席大会。同年9月，她被派到瑞金的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担任班长和党支部书记。
还有一次，打退敌人的偷袭后，危秀英返回原路收容失散的同志。她发现有位正发着高烧的战士斜倚在路旁的坡坎上喘气，挪不开步。危秀英赶紧给他喂水，然后将他身上的行装全部取过来背上，搀着他就走。她连拖带背，以树丛作掩护，竟然帮助他翻过了一座大山，甩掉了敌人，并把他送回所在部队。危秀英并不知道他是谁。1957年，危秀英去北京开会，去看望蔡大姐时，李富春向在场的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介绍说：“这是江西的危秀英同志，老红军。”廖志高高兴地握着她的手说：“不认得啦？你救过我的命啊！”危秀英说：“你认错人了。”廖志高坚持说：“不会错，是你，就是你这个
矮子！”
1935年6月，部队到达四川毛尔盖沙窝，粮食奇缺，几乎全靠野菜和野蘑菇充饥。一天晚上，危秀英从藏胞家作宣传回到宿营地时，见邓六金、廖似光、刘彩香三个女战士和哨兵、通讯员都躺在地上，身边还留着一碗黑乎乎的蘑菇汤，汤里面一片蘑菇都没有。危秀英机警地察觉到，她们几人是吃野蘑菇中了毒。危秀英急中生智，忽然抱起刘彩香的头，扒开她的嘴，将手伸进她的喉咙去掏。她知道，要能把毒蘑菇汤呕出来人就有救了。她又抱起邓六金、廖似光……终于将他们一个个救活了。她还用同样的方法，救了睡在附近同一个草坪上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团长和参谋长。
危秀英是中央红军30位女同志中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女红军。危秀英对人说：“我也得到过许多帮助，这种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在长征中到处可见。”她特别感激蔡大姐。蔡大姐发现危秀英没有穿长裤，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在打仗时丢掉了。”蔡大姐立即打开自己的背包，将唯一的一条替换的长裤送给了危秀英。危秀英将长裤放在背包里面，一直舍不得穿。过了草地以后，天气更凉了，蔡大姐又遇到了危秀英，问她：“你怎么还是穿着短裤，是不是又丢了？”在蔡大姐的命令下，她才把长裤穿上。她对来访者说：“温暖我的岂止是一条长裤，分明是蔡大姐那颗真关切
的心！”
不愧为长征女英雄
1935年10月，危秀英和中央红军的男同志一样，转战11个省，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全程，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她回忆起长征的事，感慨万千。她说：“那时天天行军打仗是很艰苦的，我们处处跟男同志一样，甚至比他们还要多干许多事。一样的行军后，我们要赶到前面找驻地。别人休息了，我们还要招呼掉队的同志。在外表上，我们把短头发全塞在军帽里，男同志也很少顾及我们是女同志，或者根本忘记了我们是女同志。露天宿营，我找个地方，和衣在地上一躺就睡着了。遇到夜里下大雨，我就找三个男同志，四个人背靠背站着睡，任大雨淋得一身透湿，大家照睡不误。”危大姐文化水平虽不高，但经过长期的革命锻炼，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一大套革命道理，有时还会讲讲故事。她曾讲过一段长征中的笑话。她说：部队从金沙江到大渡河240里，上级命令要一天半赶到安顺场。他们一路上马不停蹄，人不停脚。她离队去解了个手，部队就走了30里。真正是日夜兼程。她带的水，在路上给其他同志喝完了，口渴得嘴唇开裂。在黑暗中，她发现路边小坑有水，跑过去喝了三四杯，还顺手把水壶灌好。第二天，一位男战友来讨水喝。当他喝到第二杯时，品出了异味，说：“怎么你们妇女的水有股尿味？”危大姐接过杯子看看，水是黄的，还有点牛屎，这才知道是牛尿。危大姐劝他：“我们江西有句老话，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于是，那位战友闭着眼睛喝了下去。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李坚真同志，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任指导员时，连里共有21位女同志，这些女红军一路上边行军，边工作，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不亚于男红军。……都经历了艰难险阻，走完了二万五千里，胜利完成了长征。在途中没有一个掉队，没有一个牺牲，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个奇迹吧！”（编辑 姚建萍）
（作者是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原系主任）
童养媳出身
危秀英，1910年10月11日生，江西省瑞金县叶坪乡污泥塘村人，父亲危祥宽，是一个老实的贫苦农民。危秀英在母腹里就缺乏营养，降生下来时不过三斤半重，父亲给她取名为“粒粒子（小不点儿）”。“粒粒子”半岁时，母亲得了风寒症去世。六岁那年，父亲因为还不起债去当长工，就忍痛把她卖到兴国县做童养媳。仅仅得了九块银元去还债。小小年纪的危秀英求助父亲说：“爸爸，你不要卖我，我可以放牛挣饭吃了，我长大后会种田养活你。”她父亲含着泪水说：“孩子，爸爸对不起你，我已经在卖身契上打了手印，还写上了永久不能再见女儿，过几天就有人来接你。但你要记住自己姓危。”然后，危祥宽捉住她的手，在地上一笔一画地教她画了一个“危”字。不日，兴国婆家的人就来背秀英走，秀英不依，用石头打来人，又咬他的耳朵，使他不敢再动。但毕竟父亲已经签字画押，最后还是由她的堂兄把秀英背去了兴国。秀英哭得死去活来，迎来的是婆婆的一顿打骂。秀英九岁时，就在婆婆竹梢的抽打下，开始挑水、烧饭、洗衣、砍柴、下田干活。机警的秀英悄悄把父亲教她的那个姓氏“危”字，用瓦片画在睡觉的墙角下，生怕忘掉。
偷跑出来当红军
1929年12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转战赣南闽西。1930年4月，朱毛红军来到兴国县。中共兴国县委在县城召开了有5000名群众参加的大会，毛泽东、朱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兴国的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毛泽东风趣地鼓动大家说：“兴国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天天讲革命，究竟要革谁的命？革反动派的命。反动派就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军阀恶棍和土豪劣绅，他们就是我们的大敌。革命靠谁来革？不靠天，不靠地，要靠我们自己，靠穷苦工农。怎么个革法？蒋介石手里有枪有刀，枪干什么用？是要杀人的，杀我们工农大众的！我们赤手空拳行不行？不行。就说打狗吧，你手里还得有个棍子，有块石头，手一举，狗才会夹起尾巴逃走。我们要打倒屠杀工农的军阀和他们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就要拿起枪杆子，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毛泽东的讲话，极大地激发了兴国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当年兴国县的人口只有23万，先后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到8万之多，成为中央苏区的“模范县”。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授衔时，兴国出了54名将军，江西籍的三位上将，有两位是兴国人。兴国成了全国闻名的“将
军县”。
危秀英就是兴国8万红军战士中的一员。红军到了危秀英所在的村子，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要打倒土豪劣绅，给贫苦农民分田地，危秀英高兴极了。她剪掉长发，偷偷地跑出来，到红军总部要求参加红军。报名时，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危秀英。这是她给自己起的名字，表示要做一个优秀的人。
蔡大姐培养的妇女干部
危秀英参加革命以后，思想进步很快，工作很积极，给游击队送信，组织妇女群众投入革命活动，不久就被选为兴国县高兴乡苏维埃政府常委、妇女主任。1932年4月，危秀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被选为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常委、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她经常奔波于妇女群众中间，了解各种情况，如实地汇报给上级，又把上级的指示及时地传达给妇女群众，她带着“橡皮肚子” 倾听妇女群众的意见和呼声，颇为当地群众所称赞。1933年3月，她调到中共江西省委任妇女部干事，在妇女部部长蔡畅领导下工作，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是蔡畅的爱人李富春。蔡畅是危秀英的好老师，教她学文化、讲革命道理。蔡畅每天早上5点钟叫她起床，教她认字、写字。没有纸、笔、墨，就用树枝在地上写。后来，蔡畅又用自己分到的伙食尾子，买了毛笔、毛边纸，手把手教她写字。下雨天也不例外。危秀英觉得学写字很累，对蔡大姐说：“我不学了，这支笔比锄头还重。”蔡大姐劝导她说：“学写字就像缠小脚一样，苦过一阵子就好了。”蔡大姐病倒了，就要危秀英坐在她房间里读书写字，还要李富春检查。在蔡畅的细心教导下，危秀英很快就认识了不少字，能写简单的工作汇报，还能经常在妇女干部和群众面前滔滔不绝地宣传妇女解放。
扩大红军一个营
1933年9月，蒋介石动用100万兵力对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围剿”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中央苏区的形势十分严峻，提出了“扩大红军100万”的口号。10月间，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和省委妇女部部长蔡畅找到危秀英，交给她一项扩大红军的任务，要她在一个月内到兴国县崇贤区招收30名新兵。崇贤是个老区，群众觉悟较高，前几次反“围剿”斗争中，已经有大批青年参加了红军，当地的兵源确实不多。要在一个月内完成这样的任务，确实不易。危秀英步行60里，来到崇贤区。她和区委书记钟平及其他几位干部一起，深入四个村子传达省委指示，宣传扩大红军的紧迫性，反复不断地动员群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危秀英在村里召开群众大会，让群众讨论“敌人100万，我们怎么办？”群众当场议论开了，纷纷表示要报名参军。一个妇女对未婚夫说：“你去参加红军，我等你胜利回来结婚。”结果，这个村当晚就有100多人报名参军。七天下来，四个村子就集中了一个加强营，达六七百人之多。经过群众讨论，有病的人不去。第十天，危秀英带着400多名合格的新兵，交给了部队。危秀英受到省委的表扬。蔡大姐问她工作是怎么做的？她回答说：兴国的革命基础好，群众觉悟高，妇女经济上翻了身，积极性很高。区委对群众的生产、生活很关心，乡村干部经常到群众家里问长问短，帮助解决困难。兴国男子大部分上前线去了，后方的生产和工作都落在妇女们的身上。红军家里缺少劳动力，村子里就组织起来互相帮助，未婚妻也主动去婆家帮忙。兴国妇女很能干，顶起了半边天，不少人后来成为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干部。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举行。危秀英作为江西省的代表出席大会。同年9月，她被派到瑞金的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担任班长和党支部书记。
还有一次，打退敌人的偷袭后，危秀英返回原路收容失散的同志。她发现有位正发着高烧的战士斜倚在路旁的坡坎上喘气，挪不开步。危秀英赶紧给他喂水，然后将他身上的行装全部取过来背上，搀着他就走。她连拖带背，以树丛作掩护，竟然帮助他翻过了一座大山，甩掉了敌人，并把他送回所在部队。危秀英并不知道他是谁。1957年，危秀英去北京开会，去看望蔡大姐时，李富春向在场的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介绍说：“这是江西的危秀英同志，老红军。”廖志高高兴地握着她的手说：“不认得啦？你救过我的命啊！”危秀英说：“你认错人了。”廖志高坚持说：“不会错，是你，就是你这个
矮子！”
1935年6月，部队到达四川毛尔盖沙窝，粮食奇缺，几乎全靠野菜和野蘑菇充饥。一天晚上，危秀英从藏胞家作宣传回到宿营地时，见邓六金、廖似光、刘彩香三个女战士和哨兵、通讯员都躺在地上，身边还留着一碗黑乎乎的蘑菇汤，汤里面一片蘑菇都没有。危秀英机警地察觉到，她们几人是吃野蘑菇中了毒。危秀英急中生智，忽然抱起刘彩香的头，扒开她的嘴，将手伸进她的喉咙去掏。她知道，要能把毒蘑菇汤呕出来人就有救了。她又抱起邓六金、廖似光……终于将他们一个个救活了。她还用同样的方法，救了睡在附近同一个草坪上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团长和参谋长。
危秀英是中央红军30位女同志中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女红军。危秀英对人说：“我也得到过许多帮助，这种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在长征中到处可见。”她特别感激蔡大姐。蔡大姐发现危秀英没有穿长裤，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在打仗时丢掉了。”蔡大姐立即打开自己的背包，将唯一的一条替换的长裤送给了危秀英。危秀英将长裤放在背包里面，一直舍不得穿。过了草地以后，天气更凉了，蔡大姐又遇到了危秀英，问她：“你怎么还是穿着短裤，是不是又丢了？”在蔡大姐的命令下，她才把长裤穿上。她对来访者说：“温暖我的岂止是一条长裤，分明是蔡大姐那颗真关切
的心！”
不愧为长征女英雄
1935年10月，危秀英和中央红军的男同志一样，转战11个省，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全程，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她回忆起长征的事，感慨万千。她说：“那时天天行军打仗是很艰苦的，我们处处跟男同志一样，甚至比他们还要多干许多事。一样的行军后，我们要赶到前面找驻地。别人休息了，我们还要招呼掉队的同志。在外表上，我们把短头发全塞在军帽里，男同志也很少顾及我们是女同志，或者根本忘记了我们是女同志。露天宿营，我找个地方，和衣在地上一躺就睡着了。遇到夜里下大雨，我就找三个男同志，四个人背靠背站着睡，任大雨淋得一身透湿，大家照睡不误。”危大姐文化水平虽不高，但经过长期的革命锻炼，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一大套革命道理，有时还会讲讲故事。她曾讲过一段长征中的笑话。她说：部队从金沙江到大渡河240里，上级命令要一天半赶到安顺场。他们一路上马不停蹄，人不停脚。她离队去解了个手，部队就走了30里。真正是日夜兼程。她带的水，在路上给其他同志喝完了，口渴得嘴唇开裂。在黑暗中，她发现路边小坑有水，跑过去喝了三四杯，还顺手把水壶灌好。第二天，一位男战友来讨水喝。当他喝到第二杯时，品出了异味，说：“怎么你们妇女的水有股尿味？”危大姐接过杯子看看，水是黄的，还有点牛屎，这才知道是牛尿。危大姐劝他：“我们江西有句老话，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于是，那位战友闭着眼睛喝了下去。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李坚真同志，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任指导员时，连里共有21位女同志，这些女红军一路上边行军，边工作，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不亚于男红军。……都经历了艰难险阻，走完了二万五千里，胜利完成了长征。在途中没有一个掉队，没有一个牺牲，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个奇迹吧！”（编辑 姚建萍）
（作者是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原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