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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0周年之际。我们走访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何理教授。请他谈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进展。何理教授指出．通过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学术研究的环境日渐宽松。国内外交流日益增多。社会不断加大支持力度。抗日战争史研究从单方面介绍共产党敌后抗战和党内路线斗争到基本形成全新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研究的学术格局。其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走上抗日战争史研究之路
我真正开始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了。当时，中央档案馆有限度地对外开放，有关单位通过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批准，可以派干部进去看档案。政治学院是军队的大单位，大概批了五六个人可以去看档案，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看的主要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献，现在基本上都收入了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但那个时候是相当机密的，社会上基本看不到。你提到的我的那本书，就是在看这些资料基础上写成的。
至于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明显，当时受政治环境影响太大了，主要是两点：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共两党还处在敌对状态，我们当时的方针是要“解放台湾”。因此，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阵线分明，就好讲。抗日战争时期国共既合作又斗争，就不好讲。当时十分强调历史为政治服务，你肯定不能为国民党讲好话，对吧?二是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我刚入学就碰到了反右派运动，此后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为纲”，什么事都是“斗”字当头，历史研究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影响也很大，当时就讲抗日战争时期党内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
结果全国抗战变成了“半边”抗战，正面战场没有了，国共合作没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变成了只有斗争、没有联合的空洞口号，军事斗争的主要内容也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磨擦”作战，而不是对日军的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奠定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当时，中央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对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刚才讲了，中央档案馆当时有限度地对外开放，大家最有兴趣的一个题目就是1936年至1937年国共早期谈判。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些同志，比如李良志、杨圣清、李海文、李坤利用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写了几篇有史料内容的文章发表，对抗战史研究很有推动。但是，总的来说，1985年以前，档案资料还基本没有向社会开放，能够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文章的学者还是极少数。因此，这一时期抗战史研究的成果从数量上来讲不多，质量上成熟的更少。
198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对抗日战争馆的陈列进行了改版，反映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全貌，对国民政府和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性的社会效应。但是不久，中央有关主管领导同志对此进行了批评。我们还接到上级指示，要求对这种思想观点进行清理。因为研究抗战史的人大部分持有同样观点，当然这件事很快不了了之。1985年9月3日，彭真代表党中央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大会上讲话，对国共合作抗日作了明确的表述，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并再次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这可以说给国共合作抗日定了调子。革命军事博物馆郭雄等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公开发表，这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次公开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作较为全面的评价。我的第一本书不久也出版了，专门辟有两章，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前、中、后三个阶段主要的作战情况，从抗日战争全史的角度，作了一个比较肯定性的评价。
这一时期，随着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学术研究的环境宽松了，同时也为纠正过度夸大党内“路线斗争”的虚妄之词，科学阐述共产党的抗战战略方针创造了条件。战争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具体来讲，主要是以下三点：一是突破了过去长期封闭的国共关系格局，国共共同抗战的基本思路确定了。至于讲抗日战争是以共产党为主，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对国共关系的评价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各种说法都有，有的不好公开讲，但私底下有议论。二是开始纠正过度夸大“路线斗争”的虚妄之词，对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重新评价。三是在研究指导思想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研究历史资料，全面解读历史，这成为大家的共识。取得这个共识不容易，没有几年时间的磨合，没有好的政治社会环境是不可能的。
改革开放以后，对上述问题进行再评价是抗日战争研究拨乱反正最重要的方面。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以说从那时起一直持续到现在。
中共中央党校等单位利用档案史料对洛川会议、十二月会议、三月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等抗战初期中共中央的几次重要会议进行了研究，基本认定抗战初期党内在政治方针和军事战略方面存在着若干不同的认识和意见，但不存在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我认为，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领导者，对一个问题认识的角度、侧重点有不同这是常见的，不足为奇。毛泽东等当时在延安，主要考虑党的全局战略，尤其是中共怎样发展壮大，比较强调独立的敌后游击战争。而周恩来、彭德怀等在前线，当时正和国民党合作抗战，对如何配合国民党进行运动战考虑得多一点，是完全正常的，而且在华北抗战初期，八路军在配合正面防御作战时运动战的战机还是不少的，因此不能动辄就是“路线”问题论事。但是，对长江局在抗战初期有没有一条王明路线，这在当时还有不同看法。因此，尽管王明是党内十分有争议的敏感人物，在研究中还是不能绕开他。通过研究，学术界基本上达成一致意见，王明回国以后，的确接受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在敌后的发展，重视上层统一战线，轻视发动群众，发表了一系列右倾错误言论，在政策方针上是有一些问题的。周总理、董(必武)老、叶(剑英)帅都曾在长江局工作，抗战初期，长江局有很大成绩，当然也有错误，但不能笼统断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
百团大战的问题，从华北工作座谈会开始，争论了很多年，庐山会议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更被批得一塌糊涂，说是给国民党、蒋介石抬轿子。1979年，军事指挥学院的蒋杰，在院长萧克的支持下，发表《百团大战问题的探讨》一文，开了重评百团大战的先河。现在学术界对百团大战也还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基本上肯定了。
皖南事变的再评价影响也很大，一度很热闹。传统观点把皖南事变的主要责任归咎于项英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说皖南事变，主要是批项英。1980年，我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皖南事变》一文，这是改革开放后对皖南事变研究比较早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把皖南事变的过程说得比较清楚，但那时候还没有为项英平反，文章最后一 部分，还是讲“两条路线”斗争。现在对皖南事变的研究更加充分了，大陆方面的档案基本公布了，有学者在文章中也运用了台湾收藏的相关档案。学术界基本认为，从国民党严格限制共产党在敌后发展这个大形势来讲，皖南事变发生有其必然性；项英对皖南事变的决策和临机处置都有重大失误；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形势估计和具体指导也有不完全正确之处，也应负一定责任。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迎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高峰
一是同海外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多，大大开拓了我们学术研究的视野。80年代中期，南开大学的魏宏运连续召集了两次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的张宪文1987年召开了一个关于民国档案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在国内召开的两次比较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姑且不说其学术成果，重要的是把国际交流局面打开了，日本、美国一些著名的学者都来了。此外，为纪念卢沟桥事变50周年，刘大年带了几位中国学者到日本搞过一次高端学术交流，这也是比较早的。同时，国内翻译出版了不少国外相关著作，还创办了专门介绍外国相关学术成果的期刊。国外学者研究的角度、方法和我们大不一样，值得借鉴，给我们不少启发。
二是这一时期档案资料大规模对社会开放。当年我们在中央档案馆看的密级很高的资料绝大多数都已经公开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系统推出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年谱、传记和文集，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权威性的文献资料。军队有关部门组织编辑出版了大型史料丛书《八路军》和《新四军》，军事科学院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即关于抗日战争部分。各地党史部门出版了大量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史料。国民党方面的档案资料，留在大陆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了不少，留在台湾方面的，不少也向社会开放。其他专史，如“满洲国”史、日本侵华史等方面的史料也出版了不少。
三是社会重视，在人力、物力方面给予了很多支持。我们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是个纯学术组织，经费、办公场所依托抗日战争纪念馆，组织编辑的抗日战争史丛书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及北京社科联等单位资助出版。国家社科基金也在抗战史研究方面给予了不少支持。各省市区的投入都比较大，比如河北编辑出版的长城沿线无人区的史料，一共十几本，就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调查得到的。
同时，这也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环境不可回避的课题。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地位的中心环节，自然在这一时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过去国内的历史文献过分美化苏联，完全否定美英的对华政策，这无疑是一种偏颇之见。实际上各国的对华政策都是从本国国家利益的主轴线出发的，苏联是抗战初期援助中国抗战的主要国家，但苏德战争开始后对华援助大为减少，并表现出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美英在抗战初期对中国支持有限，太平洋战争后成为援助中国抗战的主要国家，都是和它们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密切相关。坚持独立的民族战争，广泛争取国际援助，这是国共两党在国际战略方面的基本共识。
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个政策我认为还是要否定，但是以前说国民党一味妥协也不准确，国民政府在此期间，特别是1934年以后对抗战是作了不少准备的。
关于国民党的军事战略问题，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战略，是国共两党和军队的共识，基本上是应当肯定的。但国共两党也有原则性的差异。共产党着重于政治，改造社会结构，推动人民群众抗日，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民战争；而国民党着重于军事，单纯依靠政府、军队抗战，忽略甚至限制人民群众。这就是抗战时期所谓的“抗战与民主”问题。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组织的一系列重大战役，总体方面是肯定的，但对于国民政府所实行的作战方针，学术界仍然存有不同的认识。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注意当时的历史背景。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就提出来了，但如何进行持久战，一开始并没有统一的认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是1938年5月才写成的。因此，抗战初期的一些具体的军事方针策略，是带有一定探索性的。事实上我党方面也是这样，大规模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武汉陷落以后的事情。
1938年武汉陷落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过去常讲，此后国民党就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从大趋势来讲没有问题，而对于“消极抗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应该看到，当时国民政府基本上守住了一条相对稳定的战略防线，并组织了几次大的会战。
关于国民政府的战时社会经济问题，出版的成果不少，改变了过去一概否定的结论，肯定了国民政府建立战时经济体制、抗战初期沿海工业内迁政策对支持全国抗战、发展大后方经济的积极作用。对官僚资本、国民政府统制经济体制、田赋政策等的研究尚有很大分歧，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对于国民党在抗战后期的腐败问题，应该没有争议，确实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陈诚接替汤恩伯任第一战区司令。前几年我在美国看到他写的回忆录。他提到了这一段，说到第一战区以后，分不清国民党军队到底是在组织作战还是在经商，从汤恩伯到各级指挥官都有自己的生意；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坏到了极点。他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这样的部队怎能不败?罪证，90％以上的档案资料都没了；二是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来说，由于社会文化程度低、组织化程度低，也没有多少文字资料留下来。因此，档案资料问题成为这一研究的最大制约。近年来在档案资料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则是这一研究最大的特点。具体来讲，我觉得有两点：一是大量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取证。比如慰安妇问题，苏智良等人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基本上依靠社会调查，采访受害者、当事人、见证人，收集了大量资料，从而为研究慰安妇奠定了基础。二是大量收集国外档案资料，比如南京大屠杀问题。南京当时是国际大都市，有不少外国人留下了照片、影像、文字资料，也包括一些日本老兵的记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这方面花了很大力气，花费重金到国外购买了不少档案资料，形成了规模。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可以对历史问题忽略不计。历史问题并没有解决，日本右翼势力讲的那一套自由主义史观，本质上是军国主义历史观，核心在于美化侵略战争，其要害是否定日本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和亚洲各国的高度警惕。这种对待历史问题的荒唐态度，直接影响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影响亚洲的和平和稳定，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度。比如日本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亚洲各国普遍反应冷淡。为什么?根本就在于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联合国本身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产物，日本作为主要战败国，在历史问题上不能取得亚洲国家的谅解和信任，怎么可能加入?
一是我们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主要是通过与台湾学者的交流、对话，在抗日战争的许多基本问题上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90年代以后，台湾学者到大陆来的越来越多。我发现，随着台湾政治局势的变化，他们的观念也在变化。尽管目前还有很多分歧，但不是像过去那样只讲中共“游而不击”了，也承认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可以说，在国共共同抗日这个问题上，海峡两岸大多数学者之间是有了基本共识的。
第二，我们和其他国家，主要和日本的历史共识问题。根据我个人和一些日本学者接触来看，双方交流也不是很困难，在战争性质等重大问题上是能够达成共识的。比如80年代中期日本石岛纪之先生写了一本书《中国抗日战争史》，就比较客观。我看他并不是左翼政治家，只是一个一般的学者。近年来，中日学者的对话、交流取得了很多积极成果。现在，又由政府发起，由中日学者共同研究历史，进行对话、交流，相比民间交流来讲，要达成共识恐怕要困难一些，道路会很漫长，但总是一种好的趋势，我们期待它早日取得更大的成功。
走上抗日战争史研究之路
我真正开始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了。当时，中央档案馆有限度地对外开放，有关单位通过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批准，可以派干部进去看档案。政治学院是军队的大单位，大概批了五六个人可以去看档案，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看的主要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献，现在基本上都收入了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但那个时候是相当机密的，社会上基本看不到。你提到的我的那本书，就是在看这些资料基础上写成的。
至于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明显，当时受政治环境影响太大了，主要是两点：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共两党还处在敌对状态，我们当时的方针是要“解放台湾”。因此，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阵线分明，就好讲。抗日战争时期国共既合作又斗争，就不好讲。当时十分强调历史为政治服务，你肯定不能为国民党讲好话，对吧?二是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我刚入学就碰到了反右派运动，此后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为纲”，什么事都是“斗”字当头，历史研究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影响也很大，当时就讲抗日战争时期党内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
结果全国抗战变成了“半边”抗战，正面战场没有了，国共合作没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变成了只有斗争、没有联合的空洞口号，军事斗争的主要内容也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磨擦”作战，而不是对日军的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奠定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当时，中央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对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刚才讲了，中央档案馆当时有限度地对外开放，大家最有兴趣的一个题目就是1936年至1937年国共早期谈判。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些同志，比如李良志、杨圣清、李海文、李坤利用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写了几篇有史料内容的文章发表，对抗战史研究很有推动。但是，总的来说，1985年以前，档案资料还基本没有向社会开放，能够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文章的学者还是极少数。因此，这一时期抗战史研究的成果从数量上来讲不多，质量上成熟的更少。
198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对抗日战争馆的陈列进行了改版，反映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全貌，对国民政府和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性的社会效应。但是不久，中央有关主管领导同志对此进行了批评。我们还接到上级指示，要求对这种思想观点进行清理。因为研究抗战史的人大部分持有同样观点，当然这件事很快不了了之。1985年9月3日，彭真代表党中央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大会上讲话，对国共合作抗日作了明确的表述，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并再次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这可以说给国共合作抗日定了调子。革命军事博物馆郭雄等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公开发表，这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次公开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作较为全面的评价。我的第一本书不久也出版了，专门辟有两章，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前、中、后三个阶段主要的作战情况，从抗日战争全史的角度，作了一个比较肯定性的评价。
这一时期，随着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学术研究的环境宽松了，同时也为纠正过度夸大党内“路线斗争”的虚妄之词，科学阐述共产党的抗战战略方针创造了条件。战争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具体来讲，主要是以下三点：一是突破了过去长期封闭的国共关系格局，国共共同抗战的基本思路确定了。至于讲抗日战争是以共产党为主，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对国共关系的评价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各种说法都有，有的不好公开讲，但私底下有议论。二是开始纠正过度夸大“路线斗争”的虚妄之词，对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重新评价。三是在研究指导思想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研究历史资料，全面解读历史，这成为大家的共识。取得这个共识不容易，没有几年时间的磨合，没有好的政治社会环境是不可能的。
改革开放以后，对上述问题进行再评价是抗日战争研究拨乱反正最重要的方面。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以说从那时起一直持续到现在。
中共中央党校等单位利用档案史料对洛川会议、十二月会议、三月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等抗战初期中共中央的几次重要会议进行了研究，基本认定抗战初期党内在政治方针和军事战略方面存在着若干不同的认识和意见，但不存在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我认为，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领导者，对一个问题认识的角度、侧重点有不同这是常见的，不足为奇。毛泽东等当时在延安，主要考虑党的全局战略，尤其是中共怎样发展壮大，比较强调独立的敌后游击战争。而周恩来、彭德怀等在前线，当时正和国民党合作抗战，对如何配合国民党进行运动战考虑得多一点，是完全正常的，而且在华北抗战初期，八路军在配合正面防御作战时运动战的战机还是不少的，因此不能动辄就是“路线”问题论事。但是，对长江局在抗战初期有没有一条王明路线，这在当时还有不同看法。因此，尽管王明是党内十分有争议的敏感人物，在研究中还是不能绕开他。通过研究，学术界基本上达成一致意见，王明回国以后，的确接受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在敌后的发展，重视上层统一战线，轻视发动群众，发表了一系列右倾错误言论，在政策方针上是有一些问题的。周总理、董(必武)老、叶(剑英)帅都曾在长江局工作，抗战初期，长江局有很大成绩，当然也有错误，但不能笼统断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
百团大战的问题，从华北工作座谈会开始，争论了很多年，庐山会议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更被批得一塌糊涂，说是给国民党、蒋介石抬轿子。1979年，军事指挥学院的蒋杰，在院长萧克的支持下，发表《百团大战问题的探讨》一文，开了重评百团大战的先河。现在学术界对百团大战也还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基本上肯定了。
皖南事变的再评价影响也很大，一度很热闹。传统观点把皖南事变的主要责任归咎于项英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说皖南事变，主要是批项英。1980年，我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皖南事变》一文，这是改革开放后对皖南事变研究比较早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把皖南事变的过程说得比较清楚，但那时候还没有为项英平反，文章最后一 部分，还是讲“两条路线”斗争。现在对皖南事变的研究更加充分了，大陆方面的档案基本公布了，有学者在文章中也运用了台湾收藏的相关档案。学术界基本认为，从国民党严格限制共产党在敌后发展这个大形势来讲，皖南事变发生有其必然性；项英对皖南事变的决策和临机处置都有重大失误；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形势估计和具体指导也有不完全正确之处，也应负一定责任。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迎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高峰
一是同海外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多，大大开拓了我们学术研究的视野。80年代中期，南开大学的魏宏运连续召集了两次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的张宪文1987年召开了一个关于民国档案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在国内召开的两次比较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姑且不说其学术成果，重要的是把国际交流局面打开了，日本、美国一些著名的学者都来了。此外，为纪念卢沟桥事变50周年，刘大年带了几位中国学者到日本搞过一次高端学术交流，这也是比较早的。同时，国内翻译出版了不少国外相关著作，还创办了专门介绍外国相关学术成果的期刊。国外学者研究的角度、方法和我们大不一样，值得借鉴，给我们不少启发。
二是这一时期档案资料大规模对社会开放。当年我们在中央档案馆看的密级很高的资料绝大多数都已经公开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系统推出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年谱、传记和文集，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权威性的文献资料。军队有关部门组织编辑出版了大型史料丛书《八路军》和《新四军》，军事科学院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即关于抗日战争部分。各地党史部门出版了大量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史料。国民党方面的档案资料，留在大陆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了不少，留在台湾方面的，不少也向社会开放。其他专史，如“满洲国”史、日本侵华史等方面的史料也出版了不少。
三是社会重视，在人力、物力方面给予了很多支持。我们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是个纯学术组织，经费、办公场所依托抗日战争纪念馆，组织编辑的抗日战争史丛书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及北京社科联等单位资助出版。国家社科基金也在抗战史研究方面给予了不少支持。各省市区的投入都比较大，比如河北编辑出版的长城沿线无人区的史料，一共十几本，就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调查得到的。
同时，这也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环境不可回避的课题。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地位的中心环节，自然在这一时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过去国内的历史文献过分美化苏联，完全否定美英的对华政策，这无疑是一种偏颇之见。实际上各国的对华政策都是从本国国家利益的主轴线出发的，苏联是抗战初期援助中国抗战的主要国家，但苏德战争开始后对华援助大为减少，并表现出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美英在抗战初期对中国支持有限，太平洋战争后成为援助中国抗战的主要国家，都是和它们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密切相关。坚持独立的民族战争，广泛争取国际援助，这是国共两党在国际战略方面的基本共识。
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个政策我认为还是要否定，但是以前说国民党一味妥协也不准确，国民政府在此期间，特别是1934年以后对抗战是作了不少准备的。
关于国民党的军事战略问题，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战略，是国共两党和军队的共识，基本上是应当肯定的。但国共两党也有原则性的差异。共产党着重于政治，改造社会结构，推动人民群众抗日，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民战争；而国民党着重于军事，单纯依靠政府、军队抗战，忽略甚至限制人民群众。这就是抗战时期所谓的“抗战与民主”问题。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组织的一系列重大战役，总体方面是肯定的，但对于国民政府所实行的作战方针，学术界仍然存有不同的认识。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注意当时的历史背景。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就提出来了，但如何进行持久战，一开始并没有统一的认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是1938年5月才写成的。因此，抗战初期的一些具体的军事方针策略，是带有一定探索性的。事实上我党方面也是这样，大规模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武汉陷落以后的事情。
1938年武汉陷落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过去常讲，此后国民党就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从大趋势来讲没有问题，而对于“消极抗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应该看到，当时国民政府基本上守住了一条相对稳定的战略防线，并组织了几次大的会战。
关于国民政府的战时社会经济问题，出版的成果不少，改变了过去一概否定的结论，肯定了国民政府建立战时经济体制、抗战初期沿海工业内迁政策对支持全国抗战、发展大后方经济的积极作用。对官僚资本、国民政府统制经济体制、田赋政策等的研究尚有很大分歧，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对于国民党在抗战后期的腐败问题，应该没有争议，确实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陈诚接替汤恩伯任第一战区司令。前几年我在美国看到他写的回忆录。他提到了这一段，说到第一战区以后，分不清国民党军队到底是在组织作战还是在经商，从汤恩伯到各级指挥官都有自己的生意；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坏到了极点。他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这样的部队怎能不败?罪证，90％以上的档案资料都没了；二是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来说，由于社会文化程度低、组织化程度低，也没有多少文字资料留下来。因此，档案资料问题成为这一研究的最大制约。近年来在档案资料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则是这一研究最大的特点。具体来讲，我觉得有两点：一是大量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取证。比如慰安妇问题，苏智良等人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基本上依靠社会调查，采访受害者、当事人、见证人，收集了大量资料，从而为研究慰安妇奠定了基础。二是大量收集国外档案资料，比如南京大屠杀问题。南京当时是国际大都市，有不少外国人留下了照片、影像、文字资料，也包括一些日本老兵的记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这方面花了很大力气，花费重金到国外购买了不少档案资料，形成了规模。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可以对历史问题忽略不计。历史问题并没有解决，日本右翼势力讲的那一套自由主义史观，本质上是军国主义历史观，核心在于美化侵略战争，其要害是否定日本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和亚洲各国的高度警惕。这种对待历史问题的荒唐态度，直接影响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影响亚洲的和平和稳定，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度。比如日本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亚洲各国普遍反应冷淡。为什么?根本就在于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联合国本身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产物，日本作为主要战败国，在历史问题上不能取得亚洲国家的谅解和信任，怎么可能加入?
一是我们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主要是通过与台湾学者的交流、对话，在抗日战争的许多基本问题上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90年代以后，台湾学者到大陆来的越来越多。我发现，随着台湾政治局势的变化，他们的观念也在变化。尽管目前还有很多分歧，但不是像过去那样只讲中共“游而不击”了，也承认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可以说，在国共共同抗日这个问题上，海峡两岸大多数学者之间是有了基本共识的。
第二，我们和其他国家，主要和日本的历史共识问题。根据我个人和一些日本学者接触来看，双方交流也不是很困难，在战争性质等重大问题上是能够达成共识的。比如80年代中期日本石岛纪之先生写了一本书《中国抗日战争史》，就比较客观。我看他并不是左翼政治家，只是一个一般的学者。近年来，中日学者的对话、交流取得了很多积极成果。现在，又由政府发起，由中日学者共同研究历史，进行对话、交流，相比民间交流来讲，要达成共识恐怕要困难一些，道路会很漫长，但总是一种好的趋势，我们期待它早日取得更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