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多人的印象中，梅峰的名字大部分情况下是与导演娄烨联系在一起，
　　他几乎参与编剧了娄烨近些年来的所有重要作品。这一次他自己
　　做起了导演拍出了《不成问题的问题》，在金马奖上斩获两项大奖。
　　这部改编自老舍小说的作品在当下这个浮躁的电影圈，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看起来，梅峰有点像是五四时代的人物。
　　有着旧学的底子，也有着留学的背景。
　　戴着眼镜，翩翩斯文，与当今的社会气质仿佛有着一点隔膜。
　　在此之前，他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编剧，与导演娄烨合作完成了诸多影迷们耳熟能详的作品。这一次，他作为导演，与自己曾经的学生黄石共同编剧完成的作品《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不久前获得了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改编剧本奖”，而电影中的男主角范伟，也凭借这部片子，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
　　在这个愈发热闹的电影圈，这部作品因为它独特的知识分子气息而显得与众不同。

被尘封的故事

　　在被拍成电影之前，《不成问题的问题》静静躺在老舍文集中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即便是热爱他作品的人或者是现代文学领域的研究者，也很少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只有区区两万多字的小东西。看上去，它远没有《二马》之类的作品满溢出的幽默，或者那些更著名的篇章中，关于老北平市井生活浓墨重彩的动人描摹。
　　它讲述了在1940年代风雨飘摇的动荡中，一个困居西南一隅、与世隔绝的农场的生活。
　　它看似物产丰富却总是在赔钱，而范伟饰演的旧农场主任丁务源与新晋归国的“海龟”主任尤大兴之间，一场角力也在明争暗斗地进行。在他们周围，各色人等也陆续登场，他们各怀心事，在一个夹缝般新旧交替的时代，共同演绎了一个永不过时的中国寓言。
　　曾经收录它的集子，被老舍命名为《贫血集》。没有人真正知道写作它的时候，老舍正在经历一些什么，我们只大约记得，那是一个低气压的时代，而作者本人也在苦苦支撑，他只在《贫血集》的序言中淡淡地写道，“其人贫血，其作品亦难健旺也。”
　　梅峰在两年多以前，第一次读到了这篇小说。
　　彼时隶属于北京电影学院的青年电影制片厂正在进行着一个“新学院派”的电影拍摄计划，鼓励一些学院的青年教师带领学生进行拍片实践操作，并给予他们一定的项目资金资助。
　　梅峰与他曾经的学生、如今的职业编剧黄石，正是这个项目的参与者。因为在时间节点上接近老舍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所以那个拍摄计划的主办方建议文学系教授梅峰选择一部老舍的作品进行改编。
　　梅峰開始重新阅读老舍全集，尤其是中短篇小说，但当触碰到《不成问题的问题》时，梅峰对自己说，就是它了，别的可以不用看了。
　　“它给我的阅读感受非常不同，非常有意思。你看这个小说虽然写在1943年，但是却拥有着强大的现代性，很生动。”梅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任何人来到这里——树华农场——他必定会感觉到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战争，和战争所带来的轰炸、屠杀，与死亡。专凭风景来说，这里真值得被称为乱世中的桃源。前面是刚由一个小小的峡口转过来的江，江水在冬天与春天总是使人愿意跳进去的那么澄清碧绿。背后是一带小山。山上没有什么，除了一丛丛的绿竹矮树，在竹、树的空处往往露出赭色的块块儿，像是画家给点染上的。”
　　这是老舍在一开始为《不成问题的问题》规定的情境。
　　“一个小小的农场做舞台，人情世故，迎来送往，中国这点事，都被它说得淋漓尽致了。”
　　梅峰这样解读这个故事。
　　一场不动神色的风暴就在乱世的“世外桃源”中徐徐展开。
　　范伟饰演的丁务源是剧中最核心的男主角，他一袭长衫，一丝不苟，我们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但许多方言他都会讲一点。除了不懂农场业务以外，一切最中国式的人情世故都被他掌握得纯属圆滑。
　　而另外两个男性角色秦妙斋和尤大兴，一个是看着光鲜十足的文艺青年，满口新文学、新词汇，实则虚伪又浮夸；而另一个则是全片中唯一的实干家，留学英国的园艺博士，执拗倔强，满心抱负，但最终在故国的人情世故面前一败涂地，只能继续颠沛漂泊。
　　这是一个发生在1943年的故事，但最终你会发现，放到今天，它似乎也一点没有过时。

被遗忘的诗意

　　与老舍的原著相比，作为电影的《不成问题的问题》，在悲悯的讽刺与辛酸感怀之余，始终流露出一股绵长的诗意。
　　那并不是老舍原著本身具有的东西，而是导演梅峰本人的气质。
　　戏里戏外，他始终斯文、含蓄，即便老舍原作所弥散的辛辣意味，跨越时空，如今依旧可以冷静地敲击在人的心上，但梅峰似乎却不忍停留在对原著原封不动地“翻译”与“搬演”上，他将那故事本身，包裹上了一层恬淡又优雅的外衣。
　　“老舍的原著小说带有一些漫画的味道，夸张，讽刺，而且看似没有什么诗意的空间，他写得特别具体，也没抱着什么态度，就是这些人，这些事。”“我们如果仅仅停留在故事本身，那是一回事，但另外一回事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具体的故事，来寄托一些情怀，那么这个就是诗意的部分。”梅峰这样解释说。
　　在梅峰所营造出来的古典影像中，黑白摄影，固定景深，远山淡影，风雨日光，一湾频频出现的溪水，上面有一架窄窄的独木桥，那些穿着西装、长衫或者旗袍的人们，一个一个，走进了1943年，走进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命运中。
　　许多人在看过成片之后，都不约而同地将《不成问题的问题》与费穆的《小城之春》相比较，同样是黑白影像中固定着的封闭小世界，同样是极尽克制的舞台感表达，梅峰似乎是在有意间，延续着费穆的一缕旧时魂魄。 　　1948年，在新时代来临之前，费穆在上海郊外的断壁颓垣中，静静拍摄了一部与所处时代和周遭世界毫无关系的电影。他记录下了一座荒草漫漫的小城，女主人公站在旧城墙上眺望远方，随后与一个远方归来的故人，谈了一场若即若离的恋爱。
　　《小城之春》让梅峰觉得心有戚戚焉，在他看来，“它（《小城之春》）与别的中国电影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在很舞台感、很具体生活细节的东西中间，突然寄托了一种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无限深远的东西”。
　　在中国文化语境里，这种东西叫做“惆怅”。意味着余音绕梁，意味着咫尺天涯。
　　虽然后辈影人对于《小城之春》的文本有着各式各样的解读，但梅峰却始终被费穆式的惆怅所打动。
　　为了表达出这种弹性的况味，他甚至改变了原著小说中原有的人物设置。不仅增添了三姨太与佟小姐两个崭新的女性人物，同时，对于殷桃饰演的尤太太的人物形象与性格，也有着不小的改动。
　　梅峰与黄石，没有将尤太太像小说中那样，偏“负面”地去设置，愚昧地沉醉在家长里短中，甚至为了照顾丈夫的身体与贪便宜，真的参与去偷农场的鸡蛋。而电影中的尤太太变得压抑又隐忍，穿一身朴素的花布旗袍，满身风雨地来到农场，在大部分时间沉默着，为平衡古板的丈夫与市侩的农场之间的关系，耗尽了心力。
　　在以电影为终身职业之前，梅峰的教育背景是国际关系学院的中文专业。
　　毕业之后，有过几年短暂的公务员生涯，随后考入电影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直到今天。
　　在更多人的印象中，梅峰的名字大部分情况下是与导演娄烨联系在一起，他几乎参与编剧了娄烨近些年来的所有重要作品，比如《浮城谜事》《春风沉醉的夜晚》以及《颐和园》（联合编剧）和《紫蝴蝶》（编剧顾问）。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梅峰作为电影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在他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梅峰远离片场，远离商业电影产业，他始终生活在校园里，像是隐匿，也像是一份自觉保持的疏离。
　　在梅峰上学的时代，正是西方哲学思潮大量涌入中国的阶段，除了中文系必读的文学类书目，他几乎读遍了在当时中国年轻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萨特、尼采、弗洛依德，一颗心里满都是西方的理论与思潮。
　　后来的梅峰也曾去法国留学，事实上，至今他仍然在学院里教授着欧洲电影的课程。
　　不论是西方哲学还是电影，他都曾经被这些东西打开过眼界，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与阅历的积累，似乎在不经意间，沉淀在身体中的中国血液开始悄悄萌发。
　　对于梅峰来说，那个触发的“点”似乎是他与娄烨的一次谈话。
　　那时他们正在筹备电影《春风沉醉的夜晚》，一个与郁达夫的小说有着同样名字，讲述现代社会中，几个男女情欲纠葛的故事。
　　导演娄烨对编剧梅峰说，可不可以尽量用白描式的手法来讲述它，随后他們开始探讨中国文学自身所具备的优势。梅峰开始重新意识到，中国文学与艺术的优势在于，“它会用绵密的、充满物质性的辞藻来堆砌出一个让你信服的、丰满的世界”。
　　“你看《红楼梦》《金瓶梅》《三言二拍》全都是行动和说话，绝不像西方文学那样充斥着大量心理描写类的东西，都是物质化的、平面的东西，绘画或者别的艺术形式也是一样。”梅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他用中国传统文学“白描式”的手法写下了《春风沉醉的夜晚》，几年之后，又用这样的方式创作了《不成问题的问题》。而在创作之时，他与黄石以及其余剧组成员，几乎日日沉浸在《小城之春》与《万家灯火》的氛围内，并且试图让剧本除了保留老舍原意外，也充满了钱钟书或者张爱玲的味道。
　　他的老朋友娄烨将这部电影称为“新文人电影”，而在梅峰看来，这次他的创作意识则变得更加清晰锐利。“什么叫中国电影美学？这个东西到底存在不存在？因为《小城之春》等等中国电影史上那种重要的、被说道的作品，这个概念被提出来，而现在，我们能不能通过一部新的作品，再一次靠近这个概念？”梅峰这样解释说。

被忽略的人世

　　作为一部学院派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成本并不高昂，但即便如此，在拍摄的过程中，梅峰也会面临着一些资金上以及其余琐屑的困扰，这也让他颇尝到了一些人情冷暖的况味。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梅峰是谦谦君子，斯文、儒雅，充满了身处象牙塔的书卷气。梅峰自己也承认，商业电影对他来说，始终是个陌生的领域，而身处大学中的他，对于整个电影产业环境也距离甚远。
　　但事实上，梅峰并不逃避人世。
　　几年前，他编剧电影《浮城谜事》，最初的缘起，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梅峰热衷逛天涯论坛，在一则网友讲述的“看我如何收拾贱男和小三”的“狗血”故事中，他获得了灵感。
　　在谈论《不成问题的问题》时，梅峰也喜欢强调一个词：身世感。
　　在他看来，这个词汇是在所有中国文学与艺术中都有所强调的，意味着命运的无常与人世的变迁，以及由这二者所带来的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况味。
　　从选景到拍摄，梅峰前前后后在重庆待了大半年的时光。虽然时代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他所身处的、为电影构建起来的小世界，似乎还停留在1943年的时光中：老房子的房门吱呀紧闭，屋内沉淀着陈年的阳光与阴影，屋外仿佛隐隐传来乱世的呼吸。
　　电影中有一幕戏，从上海躲避战乱落脚重庆的徐老板和三姨太坐在家中聊天，因为饰演三姨太的演员是上海京剧院的梅派青衣史依弘，所以梅峰打算在电影中加一段戏曲片段的表达。他请史依弘推荐两个唱段，史依弘经过考量之后，发来了京戏《贵妃醉酒》中的四平调与昆曲《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唱段。
　　梅峰觉得昆曲《牡丹亭》过于充斥着风花雪月式的幽雅，而《贵妃醉酒》浮世的艳丽更贴合那个时代的氛围，他最终让史依弘穿着旗袍，在老宅子里为徐老爷清唱了一段“海岛冰轮初转腾”，其中更有“你若是遂得娘娘心，顺得娘娘意……管叫你官上加官，啊，职上加职”的念白，更加贴合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丁务源走巴结三姨太“路线”，企图保住自己农场主任职位的暗示。 　　但这个场景所带来的隐喻显然不止于此。
　　为了筹备这部电影，梅峰和黄石查阅了大量关于1940年代重庆的历史与民生资料，虽然它们在电影中只是冰山一角式的闪现，但有了这些作为根基，他们所构建出来的民国世界就有了“靠得住”的稳妥。
　　从各种史料与文学作品中，梅峰理清了隐匿在历史大事件背景之下，关于那个时代种种人世生活与鸡毛蒜皮的细节，比如在一次日军轰炸中，于缺少氧气的防空洞中憋死的人们的数量甚至超过了真正因为轰炸而死的人数；比如重庆黑帮的帮派，他们拜码头的规矩；还比如战乱之外，百姓日常的成本，细致到大米、鸡蛋与小菜的价格。
　　通过这些细节，他触碰到了那个飘零地存在于一个逝去时代中城市的气质。
　　它作为“陪都”的压抑与不甘，它所拥有的复杂与暧昧性，它包容着一切如潮水般涌入的外来人口，操着各种口音方言的人们，他们在一个历史的拐点，并不甘愿地聚集在一起，共同躲避着命运的操控与伤害。
　　某种程度上来说，作者老舍或是他笔下的那些人们，都是他们中的一员。
　　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段深宅大院关起门来清唱起的“贵妃醉酒”和一桌搓起来的麻将，似乎就多了很多风雨飘摇的意味。
　　战争与生活纠缠在一起，但不管怎样，日子还是要一天天地过。
　　这种“乱世中的喘息感”是梅峰为他的电影所贴上的注脚，“有了这个基调，你再去写这个孤零零的农场，就不再担心再去损失什么。”他这样解释说。
　　但在一切感怀中，最让梅峰觉得无法释怀的，还是原著作者老舍，“你想象一下老舍1943年之后的命运，再结合这个作品，那么真正感慨的东西就出来了。”梅峰说。
　　1943年，老舍客居重庆北碚，一边躲避战火，思念着北平故土，一边写下了这个关于中国人情社会的故事，他想得那么深，那么远，但却没有预料到自己以后的结局。
　　要再过了一些年，他才写出了那些更著名的句子，比如“我自己呢？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或是“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
　　而在更早时候，他更多地是把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留在心里，只让我们在纸上看到灵光一闪的清灵智慧与幽默讽刺。
　　在电影的结尾处，梅峰让殷桃饰演的尤太太悲苦地站在窗前，看起来，像是一幅画，山雨欲来，她的旗袍角被吹得上下翻飞，她不明白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又怎樣走到了这样一个境地，她只是愁苦着未来的日子，或者什么都没有想。
　　那个镜头看上去，非常费穆，非常惆怅。
　　“老舍可以在自己的小说中控制所有人的命运，那种深刻与鲜活，都是他可以把握的，但当他一旦自己成了剧中人的时候，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充满了绵绵不绝的困境，裹挟着你无法脱身，你没有任何可以选择的余地，只能像木偶一般被命运所摆布，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恐怕就是这个意思。”梅峰最后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