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曾说：“短篇小说最能处理孤立的个人，尤其是那些位于社会边缘的个人。”这句话正好可以用来形容祁媛所偏爱的题材和她作品中呈现的深深的厌世感和虚无感。这种主题和情绪在《我准备不发疯》（《收获》，2015年第5期）中得到较为饱满的呈现。因为这篇小说在情绪和主题上表现出了丰富的层次感，使得我倾向于认为，这是祁媛对自己有限的创作经历的一个小小的总结。与美好与恒定相关的家族记忆（如《爷爷》，《西湖》2013年第12期），围绕着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生存环境的困顿、混乱和不堪（如《奔丧》，《人民文学》2015年第4期），个人经历（如《约会》，《青年文学》2015年第12期）等，以碎片的形式在文本中累积、叠加，相互交织、点燃，母亲“疯言疯语”终于变成“我”的“真正独白”的那一刻，现实感、幻象与记忆的界限便消失了，与之相伴的是各种复杂情绪不是长久压抑之后的突然爆发，而是骤然死寂。
　　在这些作品中，始终存在一个三十岁左右年轻女性的叙述视角，她始终在用与其年龄不大相称的迟暮、焦躁而又漠然的语气去整合这些主题和情绪。无疑，这是依凭叙述者的成长经历去整合历史/家族史、现实经验和私密情绪，换句话说，祁媛试图在“成长小说”的模式下去挖掘更多的可能性。当然，这种视角设计（年龄、性别）和相关经验在不同文本中重复和延续，也会让人联想到祁媛小说写作的“自传”性质。在我看来，正是这种视角中的年龄设计和经验描述中的自传性质所具有的征候性，可能会让祁媛此后的写作具有更为持久的丰富性。
　　之所以要对祁媛此前的主要作品进行一番评述，是因为这要涉及祁媛的最新短篇小说《黄眼珠》所试图作出的新的改变和尝试。在我看来，祁媛此前作品中的视角/年龄和自传/经验涉及当前青年写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泛80后”一代的写作与大历史之间的关系。我一直把“泛80后”当作能够有效指称某个历史代际人群的命名，用它来涵盖从“文革”结束到19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这批人。整体而言，这是连出生都得依靠“计划生育”国策允许的一代，与这代人的出生与成长伴随的是，国家对既往的顶层设计和重要制度进行密集和大幅度的修正、调整和废立。可以说，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多年里，这代人像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实验中的小白鼠。因此，在这代人各自不同的具体的人生历程中，存在着明显的、相同的历史车轮碾压的痕迹，甚至可以说，他们中的部分人类似的人生历程其实就是制度设计的结果。仅这一点，“泛80后”与大历史之间的关系就与其前后的历史代际有着显著区别：简单说来，1970年代初出生的那批人，对于剧烈的历史变动及其带来的苦难和影响，确实拥有清晰的记忆甚至是亲身经历；而1990年代之后出生的这代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出生起便开始分享市场经济制度红利的一代。处于两个代际之间的“泛80后”的写作优势恰恰体现于这里：相对于“70后”，尽管他们对历史大波动及其影响缺乏亲身经验，却能通过父辈、祖辈的“口述史”去了解历史的某些真相与细节，由此他们一方面与过往的重大历史保持着联系，另一方面又能对宏大的历史进程及其相关叙述保持着天然的质疑态度；而跟那些与他们年龄相差在十年左右浮动甚至差距更大的“90后”相比，他们能清楚地看到因制度变动而造成的人生起点的巨大差异，因此对历史变动与人生经历之间的关系，他们葆有与生俱来的敏感。更何况，改革开放十来年之后，历史从1980年代跨入1990年代，这是两个历史阶段的前后衔接而非物理时间的自然演进，这一点早就成为“泛80后”关于历史进程的基本共识。因此，处于历史夹缝中的“泛80后”在描述个体经验时，其本身就是在对历史与周遭的现实作出反应和判断。必须要强调，在当下这个诸多显性或隐性的压迫都已经制度化的年代里，所有的宏大诉求都难免被切割为制度缝隙中的零碎的、个体的挣扎。这一点恰恰与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也正是这一点显示了“泛80后”执着于个人经验时所可能呈现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所以，正是基于上述理由以及祁媛此前的创作中已经展现的优势，我才会对祁媛新作《黄眼珠》所试图作出的改变提出一些困惑。落魄的中年男人偶遇旧时校花，无意中知晓了校花当年的一段隐秘的爱情。同以往的作品相比，祁媛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了尝试。首先，祁媛故意以“回忆”的形式来呈现这场具有某种私密体验性质且有些惊世骇俗的爱情，大概是想拉开一段距离来审视自己擅长处理的经验及其呈现的效果。其次，她把叙述视角设置为乏味的中年男性，可能是想以性别/年龄的反转来对自己作品中强烈的女性意识进行一番自我检讨和反思。这些改变无疑都与祁媛的叙事企图相关。以怀旧形式展现的爱情，必然是一端连着历史，而另一端连着现实。于是，现实的委顿与乏味在昔日闪闪发光的爱情照耀下一览无余。不知道祁媛是否接受了与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指责有关的暗示，但是看得出，她试图让这段爱情变得具有历史真实意义上的厚重感和说服力，而制造历史感和相关意义的最常见的手法恰恰就是，用回忆或怀旧来拉长时间的维度。为此，祁媛设计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即爱情故事的男主角因宣扬“现代艺术”而被艺校开除。这是对爱情发生的历史语境的直白提示。很明显，祁媛试图让某个特定语境才会具有的历史/文化意义进入这段爱情叙事的纹理和框架。问题在于，这个细节之于整个叙事和这场爱情并不重要，甚至可以说，可有可无。结果只能是，在故事中强行植入历史标签并不能强化这场爱情的历史感和感染力，反倒让这个极具戏剧性审美张力的爱情故事有了滑向肤浅的世俗故事的倾向，即陷入中年危机的男人的怀旧伤春。
　　也许，读者对于新锐小说家的阅读期待与她的新探索所实际呈现的效果，常常会存在着距离和隔膜。而造成这距离和隔膜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来自读者自身稍显固执的审美诉求，以及对作家未能继续挖掘自身优势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