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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流动、通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世界上的许多问题现在已经达到了真正的全球化。科学地构想城市模式，是人类迫切需要的全球化解决方案之一
仅仅几千年的时间，人类就创造了非凡的文明：城市、运输网络、政府，还有充满了专门劳动力和众多文化标识的巨大经济体。假如我们可以重来一次，设想一下，如果人类的“文明1.0”版明天人间蒸发，留给我们的只是无限的人力、积极肯干的人们，以及人类所积累的全部知识。假如，你有机会从零开始建设“文明2.0”，你会有什么不同凡响的行动呢？
“重新设计文明”听起来太过离谱，但是，通过寻找新奇的想法来挑战我们习惯的观念，毕竟能让我们在审视历史中，构想更加符合科学和人文精神的生活方式。而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是离不开我们的城市的。
城市的模式
城市是如何形成的？从历史上来看，它们一般在某一时期出现在靠近重要资源的地方，比如港口、农田或矿山，然后便混乱地成长起来。比如，旧金山先是发展为一个很好的港口，然后在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中得以繁荣扩大；而巴黎则是从一条大河——塞纳河上的一个防御小岛——西提岛成长而来。抛开这些历史的限制，我们该怎样设计城市呢？
从很多方面来说，城市是越大越好。平均起来，城市居民的“环境足迹”会比那些住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人小。事实上，当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菲研究所的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和他的同事一起比较了不同规模的城市后发现，一座城市规模加倍，会导致其人均能源使用量与人均道路占用量，以及其他资源占用值减少15%。而在每一个规模加倍的城市，其居民的收入、财富、大学数量、以及其他社会经济福利值均提高大约15%。简单来说就是，大城市事半功倍。
当然，一个城市的规模也存在限制，比如，韦斯特指出，他的研究没有考虑等式的关键部分：幸福度。随着城市的增长，日益增多的轰鸣声会导致更高的生产力，也会加快生活节奏。但当城市规模增加一倍时，犯罪、疾病，甚至人们的平均行走速度都会增加15%。他说：“我觉得，这对于个人来说并不好，就像在跑步机上一样，要越跑越快，这可能并不能反映出更好的生活质量。”
但对于城市能达到多大规模，还有一个更基础的限制：不管其居民如何有效利用资源，一个城市要维持民生，就必须有获得足够食物、原料和淡水的渠道。华盛顿特区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弗·弗莱文（Christopher Flavin）说：“水最成问题，是逐渐减少的资源。石油可以被可再生性能源替代，而淡水则没有好的替代品。”
不论集中居住有什么好处，我们的“新文明”都可能需要有很多大小不一的城市，每一个城市都与当地资源供应的能力相匹配。这就意味着在美国中部沙漠，像亚利桑那的凤凰城，不可能是大城市。大城市应该靠近好的水源，最好能依海岸而建，靠近能效高的船运航道与肥沃的农田。纽约、上海和哥本哈根都符合这些条件；而洛杉矶、德里和北京则略逊一筹。
也许，很多城市最大的缺陷就是由吞并土地扩张所产生的郊区，在这些远离购物和商业区的社区，人们被迫开车往来。弗莱文说：“城市扩张是一个巨大错误。”这一直是北美绝大多数城市的主要成长模式，也是美国人比欧洲人耗用更多能源的主要原因，欧洲的城市往往是居民区和商业区混杂，利用更多的人行道将邻里相连。
像伦敦和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已经解决了汽车问题，其办法是让自行驾车变得非常不实际，所以大多数居民改用公共交通、步行或者骑自行车。 但是，有了正确设计，即便是小城市也能做到这一点。
城市新构想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运输研究所的马克·德鲁奇（Mark Delucchi）设想，围绕一个中心商业轴心（hub）安置“向心性城区”，居民可以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坐像高尔夫球车这样的轻便机车到达轴心。他说：“我们相信，人们不接受这些低速交通工具的一大原因就是认为它们在常规道路系统中的安全性不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需要将常规汽车和卡车隔离在单独车道上，也许可以分布在每个城区的外围。
为了让这一布局更实际，每个居民都需要居住在距离轴心大约3公里之内，德鲁奇估计，要保持低楼层的舒适居住环境，每个城区大约有5万到10万人口。每个轴心又可以通过轨道交通系统与其他轴心相连，使得人们很方便地去其他城区工作，这就成了一个较大型城市的吸引力。少数一些城市，比如英国的米尔顿凯恩斯，以及阿布扎比的马斯达城已经部分采用了这类原则。
一旦这种基本结构建立在大规模之上，每个城区内绝大部分设计责任就可以移交给居民和地方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过去城市就是这样发展的。比如，磨坊建在河畔是为了利用水能，接下去，工人房建在离水畔几步之遥的地方，而磨坊主则在风景最好的山上建房。但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这种简单发展已经被自上而下的计划所替代，导致出现了像巴伐利亚和巴西都有一些缺乏生气和千篇一律的城市。
如今的在线社交网络给予个人用户前所未有的协调和合作工具。麻省理工学院的城市设计师卡罗·拉蒂（Carlo Ratti）说：“我将以一种开放源代码的方式来建造城市，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实际参与决定如何使用和改变城市。这与在维基百科（Wikipedia）上产生的过程类似。”通过这种“群体承包”的方式，居民可以帮助计划他们自己的社区。拉蒂提出，比如，一个企业家打算建一家三明治店，他可能就要咨询居民找出哪个地段最需要这种店面。同样，开发商和居民也可以协作决定店铺规模和位置，以及一个新住宅街区中的便利设施，甚至是道路和人行道的设置。
要改变城市和交通，我们重建社会所面临的下一个难题就是能源。这个问题简单：几乎每个人都赞成答案应该是可再生能源。落基山研究所的电力系统分析家琳娜·汉森（Lena Hansen）说：“我们不应该全用太阳能或者全用风能，拥有多种可再生能源真的非常重要。”这样才能有助于保证可靠的供给，而且由于不再使用大规模发电厂，像房顶的太阳能板，这种分散的供能系统将不太容易受到诸如风暴或恐怖袭击能等极端事件的攻击。
“新世界”观
尽管我们正在修复处于危机中的经济，但我们可能不再想用GDP来作为衡量成功的指标。各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注重GDP的，这种通过商品生产和服务来衡量经济的办法确实有意义。美国俄勒冈波特兰州立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艾达·库比斯泽维斯基（Ida Kubiszewski）说：“当时，绝大多数人都需要物品。他们需要更多食物、更好的建筑结构，物品匮乏，物品会让他们幸福。而今时代变了，物品已经不再是幸福的限制因素了。”
相反，我们可能想要扩大我们的指标，将环境质量、闲暇时间和人类幸福包括进来。一些政府正在考虑这一趋势。将国民幸福指数（GNH）来作为我们的指南，人们可能更喜欢提高生产力来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而不是提高工资。这听起来有点理想化，但至少某些社会通常会更重视幸福而不是物质享受。
人员流动、通讯和技术的发展，也和庞大的人口一样，意味着世界上的许多问题现在已达到了真正全球化。位于波士顿的一家智库特勒斯研究院(Tellus Institute)院长保罗·拉金斯（Paul Raskin,）问道：“假如有一份报纸10年才出版一次会怎么样？那么什么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头条呢？这份10年出版一次的报纸将会跟踪真正的大型故事，且将刊出某种类似“历史进入行星阶段”的头条。他说，正如一些事件驱使几个世纪前中世纪的城邦合并成国家一样，人类现在迫切需要全球化的解决方案，这就需要一些全球治理的形式，至少要设定更广泛的目标，比如，生物多样性的标准或温室气体排放量限额，这有助于政府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构想旨在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公平的和可行的新文明。但是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新社会”可以持续经年，许多可持续研究人员都强调一点：小心，不要让它的效率太高。
罗马帝国或玛雅人的文明史都表明，他们的急剧扩张都发生在气候稳定的时期。统治者知道他们能走多远，知道一条水渠能灌溉多少农田，也知道有多少森林可以留给下一代的建设者。他们成功了，其文明一度繁荣，直到有一天斗转星移，气候发生了改变。
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家级科研机构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环境学家斯考特·海克伯特（Scott Heckbert ）说：“文明可能终止在非常高效的一个时间点上，当环境开始产生不同作用时，可能已经是建设过度了。”他曾用模型模拟了旧时帝国的陷落。
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类文明可以永续延年，虽然每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都似乎是最有利的，但每次它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加大了自身的弱点——每一种文明都在撒播其自身末日的种子，而且，不论我们如何小心勾画我们从零开始的新文明，我们所希望的，最多也只是拖延其末日的到来而已。★
仅仅几千年的时间，人类就创造了非凡的文明：城市、运输网络、政府，还有充满了专门劳动力和众多文化标识的巨大经济体。假如我们可以重来一次，设想一下，如果人类的“文明1.0”版明天人间蒸发，留给我们的只是无限的人力、积极肯干的人们，以及人类所积累的全部知识。假如，你有机会从零开始建设“文明2.0”，你会有什么不同凡响的行动呢？
“重新设计文明”听起来太过离谱，但是，通过寻找新奇的想法来挑战我们习惯的观念，毕竟能让我们在审视历史中，构想更加符合科学和人文精神的生活方式。而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是离不开我们的城市的。
城市的模式
城市是如何形成的？从历史上来看，它们一般在某一时期出现在靠近重要资源的地方，比如港口、农田或矿山，然后便混乱地成长起来。比如，旧金山先是发展为一个很好的港口，然后在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中得以繁荣扩大；而巴黎则是从一条大河——塞纳河上的一个防御小岛——西提岛成长而来。抛开这些历史的限制，我们该怎样设计城市呢？
从很多方面来说，城市是越大越好。平均起来，城市居民的“环境足迹”会比那些住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人小。事实上，当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菲研究所的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和他的同事一起比较了不同规模的城市后发现，一座城市规模加倍，会导致其人均能源使用量与人均道路占用量，以及其他资源占用值减少15%。而在每一个规模加倍的城市，其居民的收入、财富、大学数量、以及其他社会经济福利值均提高大约15%。简单来说就是，大城市事半功倍。
当然，一个城市的规模也存在限制，比如，韦斯特指出，他的研究没有考虑等式的关键部分：幸福度。随着城市的增长，日益增多的轰鸣声会导致更高的生产力，也会加快生活节奏。但当城市规模增加一倍时，犯罪、疾病，甚至人们的平均行走速度都会增加15%。他说：“我觉得，这对于个人来说并不好，就像在跑步机上一样，要越跑越快，这可能并不能反映出更好的生活质量。”
但对于城市能达到多大规模，还有一个更基础的限制：不管其居民如何有效利用资源，一个城市要维持民生，就必须有获得足够食物、原料和淡水的渠道。华盛顿特区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弗·弗莱文（Christopher Flavin）说：“水最成问题，是逐渐减少的资源。石油可以被可再生性能源替代，而淡水则没有好的替代品。”
不论集中居住有什么好处，我们的“新文明”都可能需要有很多大小不一的城市，每一个城市都与当地资源供应的能力相匹配。这就意味着在美国中部沙漠，像亚利桑那的凤凰城，不可能是大城市。大城市应该靠近好的水源，最好能依海岸而建，靠近能效高的船运航道与肥沃的农田。纽约、上海和哥本哈根都符合这些条件；而洛杉矶、德里和北京则略逊一筹。
也许，很多城市最大的缺陷就是由吞并土地扩张所产生的郊区，在这些远离购物和商业区的社区，人们被迫开车往来。弗莱文说：“城市扩张是一个巨大错误。”这一直是北美绝大多数城市的主要成长模式，也是美国人比欧洲人耗用更多能源的主要原因，欧洲的城市往往是居民区和商业区混杂，利用更多的人行道将邻里相连。
像伦敦和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已经解决了汽车问题，其办法是让自行驾车变得非常不实际，所以大多数居民改用公共交通、步行或者骑自行车。 但是，有了正确设计，即便是小城市也能做到这一点。
城市新构想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运输研究所的马克·德鲁奇（Mark Delucchi）设想，围绕一个中心商业轴心（hub）安置“向心性城区”，居民可以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坐像高尔夫球车这样的轻便机车到达轴心。他说：“我们相信，人们不接受这些低速交通工具的一大原因就是认为它们在常规道路系统中的安全性不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需要将常规汽车和卡车隔离在单独车道上，也许可以分布在每个城区的外围。
为了让这一布局更实际，每个居民都需要居住在距离轴心大约3公里之内，德鲁奇估计，要保持低楼层的舒适居住环境，每个城区大约有5万到10万人口。每个轴心又可以通过轨道交通系统与其他轴心相连，使得人们很方便地去其他城区工作，这就成了一个较大型城市的吸引力。少数一些城市，比如英国的米尔顿凯恩斯，以及阿布扎比的马斯达城已经部分采用了这类原则。
一旦这种基本结构建立在大规模之上，每个城区内绝大部分设计责任就可以移交给居民和地方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过去城市就是这样发展的。比如，磨坊建在河畔是为了利用水能，接下去，工人房建在离水畔几步之遥的地方，而磨坊主则在风景最好的山上建房。但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这种简单发展已经被自上而下的计划所替代，导致出现了像巴伐利亚和巴西都有一些缺乏生气和千篇一律的城市。
如今的在线社交网络给予个人用户前所未有的协调和合作工具。麻省理工学院的城市设计师卡罗·拉蒂（Carlo Ratti）说：“我将以一种开放源代码的方式来建造城市，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实际参与决定如何使用和改变城市。这与在维基百科（Wikipedia）上产生的过程类似。”通过这种“群体承包”的方式，居民可以帮助计划他们自己的社区。拉蒂提出，比如，一个企业家打算建一家三明治店，他可能就要咨询居民找出哪个地段最需要这种店面。同样，开发商和居民也可以协作决定店铺规模和位置，以及一个新住宅街区中的便利设施，甚至是道路和人行道的设置。
要改变城市和交通，我们重建社会所面临的下一个难题就是能源。这个问题简单：几乎每个人都赞成答案应该是可再生能源。落基山研究所的电力系统分析家琳娜·汉森（Lena Hansen）说：“我们不应该全用太阳能或者全用风能，拥有多种可再生能源真的非常重要。”这样才能有助于保证可靠的供给，而且由于不再使用大规模发电厂，像房顶的太阳能板，这种分散的供能系统将不太容易受到诸如风暴或恐怖袭击能等极端事件的攻击。
“新世界”观
尽管我们正在修复处于危机中的经济，但我们可能不再想用GDP来作为衡量成功的指标。各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注重GDP的，这种通过商品生产和服务来衡量经济的办法确实有意义。美国俄勒冈波特兰州立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艾达·库比斯泽维斯基（Ida Kubiszewski）说：“当时，绝大多数人都需要物品。他们需要更多食物、更好的建筑结构，物品匮乏，物品会让他们幸福。而今时代变了，物品已经不再是幸福的限制因素了。”
相反，我们可能想要扩大我们的指标，将环境质量、闲暇时间和人类幸福包括进来。一些政府正在考虑这一趋势。将国民幸福指数（GNH）来作为我们的指南，人们可能更喜欢提高生产力来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而不是提高工资。这听起来有点理想化，但至少某些社会通常会更重视幸福而不是物质享受。
人员流动、通讯和技术的发展，也和庞大的人口一样，意味着世界上的许多问题现在已达到了真正全球化。位于波士顿的一家智库特勒斯研究院(Tellus Institute)院长保罗·拉金斯（Paul Raskin,）问道：“假如有一份报纸10年才出版一次会怎么样？那么什么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头条呢？这份10年出版一次的报纸将会跟踪真正的大型故事，且将刊出某种类似“历史进入行星阶段”的头条。他说，正如一些事件驱使几个世纪前中世纪的城邦合并成国家一样，人类现在迫切需要全球化的解决方案，这就需要一些全球治理的形式，至少要设定更广泛的目标，比如，生物多样性的标准或温室气体排放量限额，这有助于政府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构想旨在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公平的和可行的新文明。但是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新社会”可以持续经年，许多可持续研究人员都强调一点：小心，不要让它的效率太高。
罗马帝国或玛雅人的文明史都表明，他们的急剧扩张都发生在气候稳定的时期。统治者知道他们能走多远，知道一条水渠能灌溉多少农田，也知道有多少森林可以留给下一代的建设者。他们成功了，其文明一度繁荣，直到有一天斗转星移，气候发生了改变。
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家级科研机构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环境学家斯考特·海克伯特（Scott Heckbert ）说：“文明可能终止在非常高效的一个时间点上，当环境开始产生不同作用时，可能已经是建设过度了。”他曾用模型模拟了旧时帝国的陷落。
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类文明可以永续延年，虽然每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都似乎是最有利的，但每次它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加大了自身的弱点——每一种文明都在撒播其自身末日的种子，而且，不论我们如何小心勾画我们从零开始的新文明，我们所希望的，最多也只是拖延其末日的到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