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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人眼里风风光光的县长夫人活得很累很累，怕听见敲门声，怕看见送礼的人，怕丈夫抵挡不住诱惑，甚至担心警车呼啸、丈夫从此一去不回......
1992年底，32岁的丈夫龚民被调到邻县任副县长，主管城建和交通。不久，我也调到他所在县的财政局工作。原以为做"县长太太"很风光，谁知我遭遇的却是无止境的担忧和害怕......
挡不住的送礼大军
局里将我安排在预算科，但并没有多少实际活可干。相反，各种各样的应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龚民在初任副县长的几个月内还相对平静，后来向他汇报工作、求他办事或认亲套近乎的人几乎踩断门坎。开始，我很礼貌地为客人沏茶、递烟，龚民不在时我还替他接待客人，与来人聊长问短。后来，龚民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频繁的待客让我渐渐感到厌倦，尤其令人头疼的是电话，不分白天黑夜，有时已经深夜了，电话照样响，我不能不接。
再后来，更多的干扰出现了。
一天下午，女儿放学回家交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说："我在学校门口被一位不认识的叔叔拦住。我不明白那位叔叔咋会知道我的生日。他说想买礼物送我，但又不知道买什么。说完硬塞给我这个信封。"我打开信封看，里面有一万元。
晚上龚民回来，我把女儿在学校门口收到钱的事向他说了。龚民说："这个老李!"我忙问是哪个老李，龚民说："老李是一所学校的校长，他想把他女儿调到交通局去。"我说："这钱千万不能收啊!"龚民点了点头，将钱退了回去。
1993年8月10日，一个50多岁的男人来到我家，一进屋就说："想不到堂堂县长的住房竟如此寒酸。"聊了一会儿，他将一只棕色皮包放到茶几上，说："这是龚县长的包。"然后告辞离开。
我看了看茶几上的皮包，虽然颜色、样式相同，但龚民的包似乎要小一些。心存疑虑的我拉开皮包的拉链，一下子傻了：里面竟塞满了一沓沓百元大钞!我想追出去还给他，但两腿发软。我立即打电话给龚民，告诉他家里发生的事。他叫我不要紧张，把钱放好，等他回来处理。下午，我没敢去上班，守着这只皮包，仿佛守着一颗随时都会爆炸的炸弹，心里忐忑不安。
终于等到龚民回来了，他皱着眉头听完我对那人特征的描述后，说："是刘老板，全县著名的民营企业家。他已找过我多次，想承包防洪堤工程。"我紧张地说："这钱是害人的东西，咱们不能收!"丈夫点了点头，拿起手机给刘老板打电话。
不一会儿，刘老板来了，在龚民面前，他一下子失去上午的随意，两手放在膝盖上，毕恭毕敬地坐着。龚民说："你要承包工程应该按正常程序竞争。这钱你收回去，点点数吧，10万元，一分不少。"刘老板皱着眉头接过钱，解嘲似的说："你不要看不起我，搞我们这行的，没有哪个是不用这种手腕去弄工程的。"龚民没再搭话，挥挥手让他走。
有一天，女儿放学回家，一进屋就生气地把书包一摔，呜呜哭着告诉我，她与班上一名男生发生口角，那男生当着众多同学的面骂她："你狂什么？你老爸迟早要坐牢杀头的。谁不晓得你们家的黑钱多得连耗子窝都是用钞票垫的!"
我气得浑身发抖，冲到学校找女儿的班主任哭诉。我做梦也没想到，几天后学校竟将那名男生开除了。我本来只是发发牢骚，并没有要求学校处分那名男生，学校干吗要给我们这种特权？我去找那名男生的家长，想向他表示歉意，并表示要说服学校取消对那男生的处分。但那男生的家长拒绝见我，也拒绝让孩子返回学校，他们什么都不说，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直到我离开。
每当电视或报纸曝光贪官的罪行时，我心里就挺为丈夫担心。每天早晨龚民夹着公文包跨出房门的那一瞬间，我的心总会颤抖，替他担心，真的怕龚民哪一次就这样走出去便再也回不来了。我还怕听见刺耳的警笛声，不敢看那些有关贪官的新闻报道，不敢跻身街巷里弄去听那些底层民众对腐败官员的切齿痛骂。
我把心里的恐惧告诉龚民，他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说："请你一百个放心!我现在是县级班子中最年轻的官员，我可不想让金钱毁了前途。"
捐礼金捐来四面楚歌
龚民有一次真的差一点儿让金钱毁了前途。
记得那是1998年8月底，龚民回到家便交给我一个胀鼓鼓的信封。我打开一看，又是一沓沓钞票。我忙问这是谁送的。龚民点燃一支烟，紧皱眉头，半天不说一句话。后来我问急了，他才说：这是一家开发公司送的，该公司成立于1996年，专门炒作县旅游开发区的土地。说实话，我们当时也拿不准这钱该要不该要，因为我们听说这家公司曾得到许多县委和政府给予的特权，他们将开发区土地垄断下来，等卖出后再付给农民钱，经过几年折腾，这公司竟然火了起来......这不同于以往那些人送来的钱。
龚民的老家在农村，家里很穷，老父亲患肺结核十多年了，急需医药费。我说："这笔钱跟受贿沾不上边，就收下吧。"龚民看了我一眼，说："这钱不能收!"他说，中纪委早有明确规定，所有礼品、礼金必须上交，况且这是一笔巨额礼金。我说："那就退回去吧。"
龚民没有开腔，闷着头抽烟。隔了一会儿，他长叹一口气，说："就规律而言，公司不可能只送我一人。我既不是书记县长，也没有直接分管旅游区开发。我估计，他们给所有的县级领导都送了，而且数额还不一样。如果不退，说不准哪一天就有人将此事捅出去；如果退了，又会得罪其他收了钱的领导。"我说："那去想办法打听打听他们是如何处理的。"龚民很不满意地瞪了我一眼，说："这事你能打听出结果？"
后来我们反复商量，决定把这笔钱悄悄地捐给希望工程，我松了口气，这样既不得罪别的领导，也不用担心将来东窗事发。但龚民依旧满脸愁云，心事重重。
1998年12月底，一名副县长因接受一家建筑公司的贿赂被反贪局查处，审查过程中牵出了某开发公司给每位县级领导送礼金的事。这事涉嫌的领导人数众多、金额巨大，引起了反贪局的重视。那段时间我几乎虚脱，天天为龚民担心。
不久有好消息传来：龚民因没有将礼金装入私囊，被免予处分!我听了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但龚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其他领导相继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他担心自己从此陷入孤立的处境。
一天下班后，我去药店为生病的父亲买药，不期与县委的一位部长相遇。我知道旅游开发公司只送了他5000元，他也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事后他大发雷霆，说："一个部长就值5000!我就这么便宜？!"
见了我，他淡淡地点了一下头，忽然又站住，样子很亲切、很神秘地叫住我，轻轻叹口气说："老龚也是的，大家都是官场中人，明知那是不义之财收不得，也不救老兄一把。这倒好，大家都挨处分了，他一个人没事，事情不捅出来也罢，捅出来，我们大伙儿是既挨处分又丢人，可你家老龚将得到的5万元全部交给希望工程，非但不挨处分，还流芳百世。我这一辈子完了，完了......"
一种新的不安牢牢地罩住我。书记、县长怎么看龚民？那些同事又会怎么看他？他将怎么面对各种目光？
不久，机关里传出可怕的谣言，说众多县级领导干部受查处的事是一次阴谋，是有人等待了很久的机会，是迫不及待地想抢班夺权。
龚民住院了。
走出"集体受贿"的阴影
日子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两年过去了。那件曾闹得满城风雨的"集体受贿"事件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有关"抢班夺权"的谣言再也不能激起人们的兴趣。但这期间龚民的变化很大，或者说他在努力修补已被损坏的人际关系。
龚民不仅常带着我去其他领导的家走走，去了解并帮助他们需要解决而又不便亲自出面解决的困难，而且开始以一种俗气的样子与形形色色的老板打交道。我知道，他的心里很苦。
上门来送礼的人并没有因为龚民的心境不好而减少，相反，人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翻新，数额也越来越惊人。为退礼金，我们精疲力竭。
退还礼金是一件非常不容易、也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要费尽口舌、磨破嘴皮，要"一手拿鞭子"--一遍遍告诉对方如果不收回去我们就上交，并把事情捅开，还得"一手拿糖果"--一遍遍地承诺"不送钱，应该办的事我们会办得更好"，直到对方打消疑虑。
2000年9月8日，龚民农村老家来了一位远房亲戚，说是为了感谢龚县长的帮忙，送来20万元。我曾听龚民说从前这个亲戚来找过他，想承包城南老城区旧房改造工程。我催促龚民一定要把这笔钱退给人家，他答应了。然而我发现，那个装着钱的信封仍放在他的书桌抽屉里，迟迟没有送走。
我好几次看见龚民坐在书桌前，把那个信封拿在手里，满腹心事地捏着、捏着......
我再一次催他退钱，龚民皱着眉头说："老三(龚民的三弟)家的房子快塌了，我们手头很紧。这个工程给谁做都是做，再说人家这并不是行贿，只是赚了后从利润中拿出一点儿来表示一下。这也是人之常情。"我说："恐怕不会那么简单吧。他会不会没完没了地缠着你，要你为他找下一个工程？"龚民似乎对我的话有些反感，把钱扔给我说："你去退吧。"
这年冬季，我父亲被查出患了晚期肺癌。我父母所在的单位处于半倒闭状态，我是他们惟一的女儿。我和龚民商量：能不能把我们多年积蓄起来的8万元拿出来给父亲治病，龚民听了默不作声。我知道他心里有想法--他家也需要帮助。于是说："把我们的积蓄分一半给我父亲治病，另一半给三弟。"
我知道挽救父亲的生命已没有多大希望，但作为女儿，若能尽一分孝道，我心里也踏实啊。可龚民仍不表态，接连数天心事重重，一脸苦相。
在诱惑和贫困中挺立
一天晚上，待孩子入睡后，我再次问丈夫拿一半钱为我父亲治病的事。听我用一种极为不满的情绪表述完意见后，龚民忽然蹲在地上，失声哭了起来。
我十分惊愕：结婚这么多年，我们经历过许许多多风风雨雨和打击，我从来没见过他如此软弱。我为他拿来一条热毛巾，他抬起头，拉住我的手，泪水、鼻涕糊了一脸，声音颤抖地说："都是我无能。父亲的病咋不该治呢？该治。他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可是......我拿不出钱来。"
我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原来，他心里一直装着我父亲。那么，到底是什么事使他如此为难？我扶他坐在沙发上，紧紧地依偎着他。说："我是你老婆，多大的事情也别瞒着我。你说吧，究竟有什么困难，说出来，我们想办法解决。"龚民说了。他的"困难"竟像一记闷棍敲得我不辨东西。
原来，龚民已经两次作为市级后备干部提拔对象，接受过组织部门考察，但都在最后敲定时落选了，他迫切想改变一下环境，调到别的县或市工作。他感到现在的工作环境太压抑，虽说"集体受贿"的事件过去了，多数领导也似乎宽容了他，但他依然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有次组织来考察座谈，县里主要领导给他的结论是：勇于工作，尚欠成熟。龚民说，他以前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疏通上层必要的人际关系。原以为完全依靠实干就能升迁，但事情远远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
不久前，龚民得到内部消息：市委组织部又要下来考察了。这回，他绝不能坐失良机。他知道自己没有大笔的钱去打通关节，可普通的请客送礼是免不了的。他已经计划好如何使用我们多年存下的那几万块钱了：给一位领导的孩子送一辆轻便摩托车，这样那孩子读书就不用来回挤公共汽车了；另一位领导的夫人送一件长至脚面的皮大衣，最好由我出面送(龚民和我不止一次看到那位领导的夫人去看那件皮大衣，这证明她很喜欢，更证明她和她丈夫没有收受人家的钱，否则不会为一件衣服愁成那样)；而别的几个朋友在一起喝喝酒就行了......
龚民绞尽脑汁刚想好方案，就得知岳父被查出患了肺癌，所以每次我提出用钱的时候他心里都十分难受：不同意，怕伤我的心；同意，又无法去实现他的计划。
听丈夫道明缘由后，我的心像被刀绞一样难受。他给人送礼、请人吃饭联络感情，为仕途扫清障碍的计划，说实话真的叫人觉得可怜。他是我的丈夫，我当然希望他有好的前程。可我也是当女儿的，不能不对父亲尽孝心啊!
我感到很无奈。给父亲治病的钱与他投入仕途的钱，其实都只能是不可知的结果：病入膏肓的父亲未必能得到康复，他患的是晚期癌症，日子不多了；而丈夫的领导和同事也未必肯收他的东西，收了也不能说百分之百能帮上他......一切，都只是一种无可奈何、却又不得不去做的挣扎罢了。
事情总得有个解决方案。早饭后，我主动提出自己的想法：存款各用一半，他那方面如不够可再向朋友借一部分，以后慢慢还。他犹豫着点头同意了。我迅速为父亲联系住院时间及主刀医生。
万万没有想到，我向龚民要钱时，他竟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两个月前他已经把钱用完了，这些天他一直拼命找朋友借钱给我，但现在还没有借到。
我猛地将手中的包摔到桌上，两只玻璃杯被震到地上碎了。这是我们结婚、甚至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毫无教养的撒野动粗。龚民深深地低下头，没有说话。
我急忙出门找朋友借钱。父亲从我狂躁的心绪中猜到了什么，做完手术后的第七天，他拒绝吃药打针，坚决要求出院，更反对做化疗。我哭着求他等病情稳定后再说。他伸出瘦得皮包骨的手抓住我的衣袖说："孩子，别瞎忙了。我明白这是一种啥病，你和龚民的工资都不高，你们已经尽力了。"尽力了么？我跑出病房，偷偷地大哭了场。
这时，我打开龚民那包尚未退回去的钱，心里犹豫了。是啊，龚民说得对，这是人家赚了利润后送来的，是人之常情，是不同于其他包工头为了揽到工程事前投下的诱饵。龚民为了仕途需要钱，我为了给父亲治病也需要钱。
我现在才明白龚民为啥迟迟不退回这笔钱的缘由了。也许龚民是对的，我们可以接受这笔钱......一次，就这一次!以后不管谁送再多的钱，我们一分也不要。
我没有注意到龚民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身后。他搂住我，把脸贴向我的面颊，轻声说："我对不起你，是我让你行孝不成......我想好了，你就动用这笔钱吧，我们赌一次，如果哪天东窗事发，我认罪就是了，大不了撤职查办，当个平民百姓。"龚民流泪了，无声的泪水流到我的脸上、嘴里，很咸，也很苦......
但我们最终没有动用那笔钱，而是将它退回去了。因为，父亲坚决不配合治疗，两个月后离开了我们。我为他穿衣服时，他的身躯已经小得像小孩；而丈夫也觉得，在现在的岗位上干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没必要再去找人疏通仕途了。
我们已不再需要太多的钱，有工资，够了。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我和龚民同时大病了一场。现在，我们一家三口过得很平静，也很好。
(责编 丁可)
1992年底，32岁的丈夫龚民被调到邻县任副县长，主管城建和交通。不久，我也调到他所在县的财政局工作。原以为做"县长太太"很风光，谁知我遭遇的却是无止境的担忧和害怕......
挡不住的送礼大军
局里将我安排在预算科，但并没有多少实际活可干。相反，各种各样的应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龚民在初任副县长的几个月内还相对平静，后来向他汇报工作、求他办事或认亲套近乎的人几乎踩断门坎。开始，我很礼貌地为客人沏茶、递烟，龚民不在时我还替他接待客人，与来人聊长问短。后来，龚民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频繁的待客让我渐渐感到厌倦，尤其令人头疼的是电话，不分白天黑夜，有时已经深夜了，电话照样响，我不能不接。
再后来，更多的干扰出现了。
一天下午，女儿放学回家交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说："我在学校门口被一位不认识的叔叔拦住。我不明白那位叔叔咋会知道我的生日。他说想买礼物送我，但又不知道买什么。说完硬塞给我这个信封。"我打开信封看，里面有一万元。
晚上龚民回来，我把女儿在学校门口收到钱的事向他说了。龚民说："这个老李!"我忙问是哪个老李，龚民说："老李是一所学校的校长，他想把他女儿调到交通局去。"我说："这钱千万不能收啊!"龚民点了点头，将钱退了回去。
1993年8月10日，一个50多岁的男人来到我家，一进屋就说："想不到堂堂县长的住房竟如此寒酸。"聊了一会儿，他将一只棕色皮包放到茶几上，说："这是龚县长的包。"然后告辞离开。
我看了看茶几上的皮包，虽然颜色、样式相同，但龚民的包似乎要小一些。心存疑虑的我拉开皮包的拉链，一下子傻了：里面竟塞满了一沓沓百元大钞!我想追出去还给他，但两腿发软。我立即打电话给龚民，告诉他家里发生的事。他叫我不要紧张，把钱放好，等他回来处理。下午，我没敢去上班，守着这只皮包，仿佛守着一颗随时都会爆炸的炸弹，心里忐忑不安。
终于等到龚民回来了，他皱着眉头听完我对那人特征的描述后，说："是刘老板，全县著名的民营企业家。他已找过我多次，想承包防洪堤工程。"我紧张地说："这钱是害人的东西，咱们不能收!"丈夫点了点头，拿起手机给刘老板打电话。
不一会儿，刘老板来了，在龚民面前，他一下子失去上午的随意，两手放在膝盖上，毕恭毕敬地坐着。龚民说："你要承包工程应该按正常程序竞争。这钱你收回去，点点数吧，10万元，一分不少。"刘老板皱着眉头接过钱，解嘲似的说："你不要看不起我，搞我们这行的，没有哪个是不用这种手腕去弄工程的。"龚民没再搭话，挥挥手让他走。
有一天，女儿放学回家，一进屋就生气地把书包一摔，呜呜哭着告诉我，她与班上一名男生发生口角，那男生当着众多同学的面骂她："你狂什么？你老爸迟早要坐牢杀头的。谁不晓得你们家的黑钱多得连耗子窝都是用钞票垫的!"
我气得浑身发抖，冲到学校找女儿的班主任哭诉。我做梦也没想到，几天后学校竟将那名男生开除了。我本来只是发发牢骚，并没有要求学校处分那名男生，学校干吗要给我们这种特权？我去找那名男生的家长，想向他表示歉意，并表示要说服学校取消对那男生的处分。但那男生的家长拒绝见我，也拒绝让孩子返回学校，他们什么都不说，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直到我离开。
每当电视或报纸曝光贪官的罪行时，我心里就挺为丈夫担心。每天早晨龚民夹着公文包跨出房门的那一瞬间，我的心总会颤抖，替他担心，真的怕龚民哪一次就这样走出去便再也回不来了。我还怕听见刺耳的警笛声，不敢看那些有关贪官的新闻报道，不敢跻身街巷里弄去听那些底层民众对腐败官员的切齿痛骂。
我把心里的恐惧告诉龚民，他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说："请你一百个放心!我现在是县级班子中最年轻的官员，我可不想让金钱毁了前途。"
捐礼金捐来四面楚歌
龚民有一次真的差一点儿让金钱毁了前途。
记得那是1998年8月底，龚民回到家便交给我一个胀鼓鼓的信封。我打开一看，又是一沓沓钞票。我忙问这是谁送的。龚民点燃一支烟，紧皱眉头，半天不说一句话。后来我问急了，他才说：这是一家开发公司送的，该公司成立于1996年，专门炒作县旅游开发区的土地。说实话，我们当时也拿不准这钱该要不该要，因为我们听说这家公司曾得到许多县委和政府给予的特权，他们将开发区土地垄断下来，等卖出后再付给农民钱，经过几年折腾，这公司竟然火了起来......这不同于以往那些人送来的钱。
龚民的老家在农村，家里很穷，老父亲患肺结核十多年了，急需医药费。我说："这笔钱跟受贿沾不上边，就收下吧。"龚民看了我一眼，说："这钱不能收!"他说，中纪委早有明确规定，所有礼品、礼金必须上交，况且这是一笔巨额礼金。我说："那就退回去吧。"
龚民没有开腔，闷着头抽烟。隔了一会儿，他长叹一口气，说："就规律而言，公司不可能只送我一人。我既不是书记县长，也没有直接分管旅游区开发。我估计，他们给所有的县级领导都送了，而且数额还不一样。如果不退，说不准哪一天就有人将此事捅出去；如果退了，又会得罪其他收了钱的领导。"我说："那去想办法打听打听他们是如何处理的。"龚民很不满意地瞪了我一眼，说："这事你能打听出结果？"
后来我们反复商量，决定把这笔钱悄悄地捐给希望工程，我松了口气，这样既不得罪别的领导，也不用担心将来东窗事发。但龚民依旧满脸愁云，心事重重。
1998年12月底，一名副县长因接受一家建筑公司的贿赂被反贪局查处，审查过程中牵出了某开发公司给每位县级领导送礼金的事。这事涉嫌的领导人数众多、金额巨大，引起了反贪局的重视。那段时间我几乎虚脱，天天为龚民担心。
不久有好消息传来：龚民因没有将礼金装入私囊，被免予处分!我听了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但龚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其他领导相继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他担心自己从此陷入孤立的处境。
一天下班后，我去药店为生病的父亲买药，不期与县委的一位部长相遇。我知道旅游开发公司只送了他5000元，他也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事后他大发雷霆，说："一个部长就值5000!我就这么便宜？!"
见了我，他淡淡地点了一下头，忽然又站住，样子很亲切、很神秘地叫住我，轻轻叹口气说："老龚也是的，大家都是官场中人，明知那是不义之财收不得，也不救老兄一把。这倒好，大家都挨处分了，他一个人没事，事情不捅出来也罢，捅出来，我们大伙儿是既挨处分又丢人，可你家老龚将得到的5万元全部交给希望工程，非但不挨处分，还流芳百世。我这一辈子完了，完了......"
一种新的不安牢牢地罩住我。书记、县长怎么看龚民？那些同事又会怎么看他？他将怎么面对各种目光？
不久，机关里传出可怕的谣言，说众多县级领导干部受查处的事是一次阴谋，是有人等待了很久的机会，是迫不及待地想抢班夺权。
龚民住院了。
走出"集体受贿"的阴影
日子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两年过去了。那件曾闹得满城风雨的"集体受贿"事件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有关"抢班夺权"的谣言再也不能激起人们的兴趣。但这期间龚民的变化很大，或者说他在努力修补已被损坏的人际关系。
龚民不仅常带着我去其他领导的家走走，去了解并帮助他们需要解决而又不便亲自出面解决的困难，而且开始以一种俗气的样子与形形色色的老板打交道。我知道，他的心里很苦。
上门来送礼的人并没有因为龚民的心境不好而减少，相反，人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翻新，数额也越来越惊人。为退礼金，我们精疲力竭。
退还礼金是一件非常不容易、也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要费尽口舌、磨破嘴皮，要"一手拿鞭子"--一遍遍告诉对方如果不收回去我们就上交，并把事情捅开，还得"一手拿糖果"--一遍遍地承诺"不送钱，应该办的事我们会办得更好"，直到对方打消疑虑。
2000年9月8日，龚民农村老家来了一位远房亲戚，说是为了感谢龚县长的帮忙，送来20万元。我曾听龚民说从前这个亲戚来找过他，想承包城南老城区旧房改造工程。我催促龚民一定要把这笔钱退给人家，他答应了。然而我发现，那个装着钱的信封仍放在他的书桌抽屉里，迟迟没有送走。
我好几次看见龚民坐在书桌前，把那个信封拿在手里，满腹心事地捏着、捏着......
我再一次催他退钱，龚民皱着眉头说："老三(龚民的三弟)家的房子快塌了，我们手头很紧。这个工程给谁做都是做，再说人家这并不是行贿，只是赚了后从利润中拿出一点儿来表示一下。这也是人之常情。"我说："恐怕不会那么简单吧。他会不会没完没了地缠着你，要你为他找下一个工程？"龚民似乎对我的话有些反感，把钱扔给我说："你去退吧。"
这年冬季，我父亲被查出患了晚期肺癌。我父母所在的单位处于半倒闭状态，我是他们惟一的女儿。我和龚民商量：能不能把我们多年积蓄起来的8万元拿出来给父亲治病，龚民听了默不作声。我知道他心里有想法--他家也需要帮助。于是说："把我们的积蓄分一半给我父亲治病，另一半给三弟。"
我知道挽救父亲的生命已没有多大希望，但作为女儿，若能尽一分孝道，我心里也踏实啊。可龚民仍不表态，接连数天心事重重，一脸苦相。
在诱惑和贫困中挺立
一天晚上，待孩子入睡后，我再次问丈夫拿一半钱为我父亲治病的事。听我用一种极为不满的情绪表述完意见后，龚民忽然蹲在地上，失声哭了起来。
我十分惊愕：结婚这么多年，我们经历过许许多多风风雨雨和打击，我从来没见过他如此软弱。我为他拿来一条热毛巾，他抬起头，拉住我的手，泪水、鼻涕糊了一脸，声音颤抖地说："都是我无能。父亲的病咋不该治呢？该治。他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可是......我拿不出钱来。"
我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原来，他心里一直装着我父亲。那么，到底是什么事使他如此为难？我扶他坐在沙发上，紧紧地依偎着他。说："我是你老婆，多大的事情也别瞒着我。你说吧，究竟有什么困难，说出来，我们想办法解决。"龚民说了。他的"困难"竟像一记闷棍敲得我不辨东西。
原来，龚民已经两次作为市级后备干部提拔对象，接受过组织部门考察，但都在最后敲定时落选了，他迫切想改变一下环境，调到别的县或市工作。他感到现在的工作环境太压抑，虽说"集体受贿"的事件过去了，多数领导也似乎宽容了他，但他依然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有次组织来考察座谈，县里主要领导给他的结论是：勇于工作，尚欠成熟。龚民说，他以前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疏通上层必要的人际关系。原以为完全依靠实干就能升迁，但事情远远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
不久前，龚民得到内部消息：市委组织部又要下来考察了。这回，他绝不能坐失良机。他知道自己没有大笔的钱去打通关节，可普通的请客送礼是免不了的。他已经计划好如何使用我们多年存下的那几万块钱了：给一位领导的孩子送一辆轻便摩托车，这样那孩子读书就不用来回挤公共汽车了；另一位领导的夫人送一件长至脚面的皮大衣，最好由我出面送(龚民和我不止一次看到那位领导的夫人去看那件皮大衣，这证明她很喜欢，更证明她和她丈夫没有收受人家的钱，否则不会为一件衣服愁成那样)；而别的几个朋友在一起喝喝酒就行了......
龚民绞尽脑汁刚想好方案，就得知岳父被查出患了肺癌，所以每次我提出用钱的时候他心里都十分难受：不同意，怕伤我的心；同意，又无法去实现他的计划。
听丈夫道明缘由后，我的心像被刀绞一样难受。他给人送礼、请人吃饭联络感情，为仕途扫清障碍的计划，说实话真的叫人觉得可怜。他是我的丈夫，我当然希望他有好的前程。可我也是当女儿的，不能不对父亲尽孝心啊!
我感到很无奈。给父亲治病的钱与他投入仕途的钱，其实都只能是不可知的结果：病入膏肓的父亲未必能得到康复，他患的是晚期癌症，日子不多了；而丈夫的领导和同事也未必肯收他的东西，收了也不能说百分之百能帮上他......一切，都只是一种无可奈何、却又不得不去做的挣扎罢了。
事情总得有个解决方案。早饭后，我主动提出自己的想法：存款各用一半，他那方面如不够可再向朋友借一部分，以后慢慢还。他犹豫着点头同意了。我迅速为父亲联系住院时间及主刀医生。
万万没有想到，我向龚民要钱时，他竟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两个月前他已经把钱用完了，这些天他一直拼命找朋友借钱给我，但现在还没有借到。
我猛地将手中的包摔到桌上，两只玻璃杯被震到地上碎了。这是我们结婚、甚至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毫无教养的撒野动粗。龚民深深地低下头，没有说话。
我急忙出门找朋友借钱。父亲从我狂躁的心绪中猜到了什么，做完手术后的第七天，他拒绝吃药打针，坚决要求出院，更反对做化疗。我哭着求他等病情稳定后再说。他伸出瘦得皮包骨的手抓住我的衣袖说："孩子，别瞎忙了。我明白这是一种啥病，你和龚民的工资都不高，你们已经尽力了。"尽力了么？我跑出病房，偷偷地大哭了场。
这时，我打开龚民那包尚未退回去的钱，心里犹豫了。是啊，龚民说得对，这是人家赚了利润后送来的，是人之常情，是不同于其他包工头为了揽到工程事前投下的诱饵。龚民为了仕途需要钱，我为了给父亲治病也需要钱。
我现在才明白龚民为啥迟迟不退回这笔钱的缘由了。也许龚民是对的，我们可以接受这笔钱......一次，就这一次!以后不管谁送再多的钱，我们一分也不要。
我没有注意到龚民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身后。他搂住我，把脸贴向我的面颊，轻声说："我对不起你，是我让你行孝不成......我想好了，你就动用这笔钱吧，我们赌一次，如果哪天东窗事发，我认罪就是了，大不了撤职查办，当个平民百姓。"龚民流泪了，无声的泪水流到我的脸上、嘴里，很咸，也很苦......
但我们最终没有动用那笔钱，而是将它退回去了。因为，父亲坚决不配合治疗，两个月后离开了我们。我为他穿衣服时，他的身躯已经小得像小孩；而丈夫也觉得，在现在的岗位上干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没必要再去找人疏通仕途了。
我们已不再需要太多的钱，有工资，够了。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我和龚民同时大病了一场。现在，我们一家三口过得很平静，也很好。
(责编 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