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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河南眼癌女童事件”为个案从传播环境、微博用户的心理、行为视角，探讨微博主体基于围观、转发与评论的微博“话语式存在”，普遍社会道德焦虑作用下的消极道德判断，谴责型道德情绪推动激进群氓的非理性盲从等舆情反转事件中微博语言暴力的生成机制，提出抑制微博谣言的传播、消解微博用户的谴责型道德情绪、屏蔽微博言论中的脏话和詈骂、提高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等治理策略。
关键词 舆情反转;语言暴力;机制;治理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9）09-0001-04
舆情反转作为微博舆情演化的一种衍生形态，往往始于社会热点事件的相关信息刺激，使微博用户的内在情绪被极大激发，相似的观点在短时间内得到指数级转发，群体情绪快速趋同并逐步累积，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反转信息出现后，群体情绪被再激发，微博用户的意见和行为再次趋同聚焦，使舆情发生反转。微博舆情反转过程中的群體极化效应往往引发网络语言暴力，并随着事件舆论的发展与微博谣言融合演化给事件相关方造成伤害，破坏着微博舆论生态，产生极为恶劣地社会影响。近几年，随着舆情反转事件的频发，语言暴力已然成为舆情反转事件传播、微博舆论生态及网络治理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视角。
本研究拟以2018年的热点舆情反转事件——河南眼癌女童事件为例，对微博语言暴力的生成机制及其治理策略进行探索。
1 “河南眼癌女童事件”的舆情演化及其中的语言暴力
“河南眼癌女童事件”是2018年上半年影响最大的舆论反转事件。河南省太康县两岁女童王凤雅被确诊为视网膜母细胞瘤，其母杨美芹在水滴筹、火山小视频等网络募捐平台发起众筹。5月4日王凤雅去世。由于对王凤雅治疗方案的质疑以及关于善款数额、善款去向等不实信息的传播，使王凤雅母亲及其他家属被卷入舆论中心，受到微博舆论的谴责与声讨。之后，相关事实真相随着媒体调查逐渐浮出水面，网络舆论迅速反转，早先发布不实消息的大V相继通过微博向王凤雅家人道歉，网友发布或转发的不当微博也陆续删除，网络舆论趋于
沉寂。
该事件网络影响力指数为67.7，比同类事件均值高出11.4%。其中，微博平台影响力指数为67.8，比同类事件微博影响力均值高出24.3%[1]。在舆情反转前的事件传播中，网络谣言甚嚣尘上，微博网民的观点聚焦在王凤雅家人诈捐15万、拿募捐的钱给儿子看病、放弃王凤雅的治疗等方面，微博话语构建的是重男轻女、狠心、贪婪的王凤雅父母及祖父母形象，谣言传播与网民的语言暴力构成这一阶段事件微博传播的主体。语言暴力的表现形式以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为主，主要是对王凤雅家人的侮辱、詈骂、诅咒等。如“这帮畜生不如的东西！”“垃圾”“这就是在杀人啊”“这样的父母简直禽兽不如”“天诛地灭啊”“渣父母”等。同时，微博传播中也表现出了语言暴力的其他形式，比如针对女童家人的农民身份贴以“重男轻女”标签（污名化stigmatization），以及人肉搜索（cyber manhunt）王凤雅父母的职业、生活经历等。
5月24日晚，红星新闻发布《用姐姐诈捐15万治弟弟的病？嫣然基金：弟弟的病是我们给钱治的》揭开舆情反转的序幕，募捐的善款数额、诈捐、弟弟治疗费的来源等相关谣言得以澄清。然而在事件微博传播的这一阶段，语言暴力仍然存在，只是语言暴力的对象由王凤雅家人转为作家陈岚及志愿者。“凡是@作家陈岚参与的事情，站她的反面，基本就靠谱了……木子美够恶心的吧？但相比陈岚，木子美就是一朵白莲花。”“你干的缺德事还少么？”“又有陈狗逼介入？”“这贱人无利不起早的”“陈婊子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妈的又是陈岚这货！”“那堆志愿者恶心得不行，肮脏得很”……虽然在这一阶段的微博传播中，发表或转发语言暴力的帖子所占比重要小于舆情反转之前，但在相关帖子中所表现出的侮辱、诋毁、贬低及带有脏字的詈骂则更为恶劣，也有微博用户人肉出陈岚之前用的网名“深海水妖”、其运营团队及之前她参与的天津无肛女婴事件。
2 舆情反转事件中语言暴力的生成机制
2.1 传播环境层面：微博主体基于围观、转发与评论的微博“话语式存在”
作为草根化的自媒体平台，微博中人的存在表现为微博用户参与的围观、转发和简短发言（评论）等话语互动活动。微博中人人都有发言的权利，但是能引起大众心理共鸣的发言才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2]，客观上形成了微博传播生态中用户的媚众悦俗现象。另外，微博发言的微小化、碎片化特征，无形中强化了微博发言的随意性，使微博传播带有明显的个人性、情绪性，往往成为网民表达感慨甚至吐槽的公共空间。
微博互动的“关注”模式，形成了微博半广播半实时交互的互动机制[3]，使得群体传播成为微博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速微博传播过程中的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
部分微博用户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如“河南眼癌女童事件”中发布《今天最感愤怒的一条消息……》的果壳网主笔“游识猷”，本身具有10
万+粉丝，其粉丝中又不乏“丁香医生”“战争史研究WHS”等微博大V。这些微博用户在微博传播中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自然地成为事件传播的意见领袖。“游识猷”发布的这条微博，在12小时内被转发超过10万次，扩大了事件相关谣言传播的范围，加快了相关谣言传播的速度，成为事件微博传播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引爆点。而且其众多粉丝在转发的同时加入自己的评论，传播并强化了事件评论中的语言暴力。在“游识猷”的微博中提到“这是诈骗。这是遗弃。这是杀人。”排比修辞手法的运用、简洁的语言风格，增强了话语表达中的愤慨等负面情绪的表现力和传播效果，使得“诈骗”“遗弃”“杀人”等武断的判语在粉丝中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力。其粉丝在转发此条微博的同时传递并累积着这些负面情绪，也使事件传播中的语言暴力情况进一步恶化。如“纯良英俊的笑了笑”在微博中写道，“怎么做得出这种事，这是诈骗谋杀！……不要碰上这种渣父母”，“战争史研究WHS”在转发中评论到“可怜的女娃娃，不幸生在畜生家”。 2.2 心理层面：普遍社会道德焦虑作用下的消极道德判断
作为基本的价值观念和评价准则，道德伴随人类文明之始终。一方面，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引发社会生活在经济、文化、政治、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快速变迁，社会群体生活不断重组演进，而道德变动则相对滞后于社会变动的步伐，从而出现了时序断裂和精神异乡现象，导致社会群体成员之间产生道德混乱与困惑[4]，成为社会道德焦虑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5]，由“体系”和“生活世界”所构成的现代社会双层结构中，二者相互分化，以权力和金钱为中介的“体系”影响越来越大，过多地渗透进“生活世界”，引发技术与道德的脱节和背离，人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丰足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并没有体会到与之相匹配的幸福感，甚至技术的发展使人产生精神的荒芜与空虚，从而产生普遍的道德恐慌和焦虑。
“河南眼癌女童事件”中，关于募捐善款的挪用及监管不力、重男轻女等相关谣言的微博传播产生社会流瀑效应，契合了当下人们对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中所产生的对公平与正义、诚信与道义等的担忧、恐惧、不满等情绪体验，激发并增强了微博用户的道德焦虑，从而促使微博用户对王凤雅家人形成诈捐、重男轻女、贪婪、狠心等消极的道德判断。这种消极道德判断促使相关谣言演化成网絡暴力，数以万计的微博用户在谣言传播的群集行为中产生道德优越感，进行道德审判的自我赋权，并在对王凤雅家人的道德审判中违背程序正义实施“未审先判”，使事件微博传播演化成多数人的网络“暴政”。
2.3 行为层面：谴责型道德情绪推动激进群氓的非理性盲从
谴责型道德情绪是Haidt[6]道德情绪分类中的一种类型，是个体根据社会规范或行为准则，由损害个人或社会利益、福祉的他人行为引发的情绪体验或冲动。在河南眼癌女童事件中，舆情反转之前，微博谣言中所虚构的王凤雅家人的“诈捐”行为极大地损害了社会诚信以及众筹为善的公共利益，谣言中的“重男轻女”行为侵害了男女平等的社会伦理理念以及王凤雅的生存、健康权益;舆情反转之后，作家陈岚发布虚假信息的行为引发网络舆论和谣言风暴，极大地侵害了王凤雅家人正当权益的同时引发广泛地微博信息的信任危机，个别志愿者的伪慈善损害了社会慈善事业和王凤雅家人的正当权益。这些行为引发微博用户广泛地谴责、愤怒、厌恶等负面情绪，并随着舆论的演化分别在事件微博传播的两个阶段累积、聚集而形成微博平台用户的共有情绪（collective emotions）。
根据已有研究，道德情绪对于个体的道德行为倾向有着重要的动机作用[7-8]，可以无意识且自动化地影响人的道德行为[9]。“河南眼癌女童事件”中谴责型道德共有情绪促使微博用户群极化，使微博用户的言论、观点、微博传播行为趋向一致，表现为明显地非理性和盲从性。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微博用户对事件中参与方的道德认知和评判是完全依赖于微博平台上发布的相关事件信息进行的，这种以微博平台为中介的对事件的围观往往缺乏必要的、真实的用以认定事实的依据。
其二，正如约纳森·海特所指出的“直觉在先，策略性推理在后”，人们面对事件中的失德行为（不管其真伪）立刻用道德直觉进行评判，随即产生厌恶、愤怒等情绪，并直接转化为微博评论中的谴责、詈骂、诅咒甚至侮辱。其间极少有微博用户进行事实确认和审慎推理等理性思考。
在微博传播的群极化行为中，事实被遮蔽了，人人大谈特谈所谓“真相”的同时，极少有人进行最起码的真相求证，真相似乎并不重要，微博用户处于集体昂奋的精神状态，热烈地交流、用激烈地言词表达、复制相似的观点，不断将更多的人裹挟进来，忘却甚或失去理智的分析与批判能力，盲信、盲从地加入这场情绪宣泄的狂欢，使微博话语彻底沦为福柯所说的“我们对事物施加的暴力”。
3 舆情反转事件中语言暴力的治理策略
从社会治理视角来看，“河南眼癌女童事件”中的谣言传播与语言暴力均属于网络表达失范（anomie）范畴，是广大微博用户在有关事件的不实信息及谣言的刺激下的情绪化、非理性的语言表达。这些语言表达超越了言论自由的限度，违反了网络言论规范，使王凤雅家人与志愿者陷入相互指责的“罗生门”，给事件相关方造成极大伤害，破坏了网络正常秩序和文明生态，使网络信息表达和社会慈善事业再度陷入信任危机。针对该类事件中的谣言传播、舆情反转特点及语言暴力生成机制的复杂性，应采取多元化的治理策略：
3.1 抑制微博谣言的传播
微博谣言是在微博平台中广泛传播的虚假、错误或者没有经过证实的信息。在舆情反转事件中微博谣言是事件舆论的引爆点，其传播及辟谣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事件舆论的演化过程。同时，谣言又是舆情反转事件中语言暴力产生及传播的导火索。因此，抑制微博谣言传播成为舆情反转事件语言暴力治理的首要举措。
首先，应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并加大相关律法的宣传力度，使广大微博用户意识到微博虚拟空间仍然是现实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法律真空地带，其间的言行也会受到法律的规制亦需谨慎，蓄意制造、传播谣言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其次，微博平台应建立谣言传播的相关预警、处置机制，对涉及民生等有可能引发大众心理共鸣和大范围微博舆论的信息进行审核，杜绝谣言在微博平台的传播。
再次，微博大V等拥有众多粉丝的微博用户应加强维护和建设微博文明生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微博信息进行理性思考、基于事实的合理质疑、谨慎转发和评论，避免自身的不当言论使更多的微博用户裹挟进谣言传播中。
3.2 消解微博用户的谴责型道德情绪
根据道德判断的双加工理论[9]，认知加工与情绪加工并存于道德判断的过程，且后者对道德判断结果的影响更大。愤怒、厌恶、轻蔑等对于他人的反道德行为的谴责型情绪是形成消极道德判断的最主要情绪类型，而消极道德判断恰是谣言演化为网络暴力的关键中介[10]，因此利用主流媒体微博的专业性及较高的知名度和公信力消解微博用户的谴责型道德情绪成为微博语言暴力治理的一个重要 策略。
在谴责型道德情绪的酝酿期，主流媒体微博应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利用专业、客观的深度调查，为广大微博用户提供事件相关的真实信息，引导公众进行理性思考，阻断微博用户的谴责型情绪加工过程。事件微博舆论形成之后，主流媒体微博应就事件展开多层面、多维度和多视角的深度分析，使微博用户跳出事件本身从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等多方面进行理性思考，使趋于一致的微博情绪产生多种分支，避免谴责型道德情绪发展为微博用户的共有情绪。同时，主流媒体微博应该在发文中重塑集体意识，使微博用户的个体意识在集体意识和网络规范的共同作用下理性回归，实现微博言行的自觉自律。
3.3 屏蔽微博言论中的脏话和詈骂
從“河南眼癌女童事件”的语言暴力分析中可以看出，脏话及侮辱性恶语詈骂等网络欺凌是微博语言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在微博语言暴力的治理过程中，可以通过微博平台的技术手段，实现对微博发言中脏话和侮辱性詈骂的过滤和屏蔽，从而净化微博言论，建构文明的微博传播生态环境。
这一过程中，应注意微博脏话和詈骂有可能利用语词转化从而逃避平台的监管，比如汉字偏旁部首的替代型转化（如用“艹”替代“操”）、字母替代型转化（如“贱B”“tm的都不是人”）及英语单词拆分型转化（如把攻击性词语shit拆分为“s-h-i-t”或“s*h*i*t”）等。
3.4 提高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
绝大多数微博用户在舆情反转事件中的语言暴力行为从哲学价值论角度看都属于“价值后置型”，他们并没有主观上的失范设想，往往只是受到所关注的微博大V的影响从而无意的网络跟从和转发。因此，提高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使之形成批判性接受、理性分辨、基于事实的探究和质疑等意识和相关能力，成为微博语言暴力治理的重要策略。
媒介素养指人们面对媒介时的信息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创造和生产能力。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使媒介素养的重要性进一步突显。在微博语言暴力治理情境中，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培养主要聚焦于促使微博用户的个体意识、现代公民意识和理性的回归，包括以下5个方面：
1）在社会道德与法制框架下合理、有节制地使用微博的意识。
2）对良莠不齐、来源复杂多元的微博信息的辨识、分析与批判的能力。
3）多渠道获取相关信息从而多角度、全面建构事实真相，避免由于关注个别微博而形成偏信偏听的意识和相关能力。
4）负责任地转发和发布微博信息及言论的
意识。
5）平等、互助、尊重他人权益的微博互动意识。
套用狄更斯的话，微博既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平台之一，也是最坏的平台之一，其间既集聚着智慧，也翻涌着愚蠢;既遍布着信任与友好，又充斥着怀疑与罪恶;既能给予人们希望，也会让人失望甚或绝望。希望本文对微博舆情反转事件中语言暴力生成机制与治理策略的探索能够助益微博中的信任、友好、智慧聚集，使之成为这个时代最好的社会
媒体。
参考文献
[1]知微事见.王凤雅小朋友之死[EB/OL].[2018-06-18].http：//ef.zhiweidata.com/#！/event/9d6ba0cc003bb5d810003383/profile.
[2]杨晓茹.传播学视域中的微博研究[J].当代传播，2010（2）：73-74.
[3]平亮，宗利永.基于社会网络中心性分析的微博信息传播研究——以Sina微博为例[J].图书情报知识，2010（6）：92-97.
[4]姜姝.时序与家园的道德张力：流动群体中的乡情背反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7，136.
[5]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456.
[6]Haidt，J.（2003）.The moral emotions.In R.J.Davidson，K.R.Scherer，& H.H.Goldsmith（Eds.）， Handbook of affective sciences（pp.852-87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Carlo G， Mcginley M， Davis A， et al.Behaving badly or goodly：Is it because I feel guilty， shameful， or sympathetic？Or is it a matter of what I think？[J].New Directions for Youth Development， 2013， 2012 （136） ：75-93.
[8]Kwok J， Selman R L.Moral Reasoning， Moral Motivation and Informed Social Reflection[M]//Handbook of Moral Motivation.Sense Publishers， 2013：551-565.
[9]Greene J， Haidt J.How （and where） does moral judgment work？[J].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2002，6（12）：517-523.
[10]刘绩宏，柯惠新.道德心理的舆论张力：网络谣言向网络暴力的演化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8，40（7）：37-61.
关键词 舆情反转;语言暴力;机制;治理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9）09-0001-04
舆情反转作为微博舆情演化的一种衍生形态，往往始于社会热点事件的相关信息刺激，使微博用户的内在情绪被极大激发，相似的观点在短时间内得到指数级转发，群体情绪快速趋同并逐步累积，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反转信息出现后，群体情绪被再激发，微博用户的意见和行为再次趋同聚焦，使舆情发生反转。微博舆情反转过程中的群體极化效应往往引发网络语言暴力，并随着事件舆论的发展与微博谣言融合演化给事件相关方造成伤害，破坏着微博舆论生态，产生极为恶劣地社会影响。近几年，随着舆情反转事件的频发，语言暴力已然成为舆情反转事件传播、微博舆论生态及网络治理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视角。
本研究拟以2018年的热点舆情反转事件——河南眼癌女童事件为例，对微博语言暴力的生成机制及其治理策略进行探索。
1 “河南眼癌女童事件”的舆情演化及其中的语言暴力
“河南眼癌女童事件”是2018年上半年影响最大的舆论反转事件。河南省太康县两岁女童王凤雅被确诊为视网膜母细胞瘤，其母杨美芹在水滴筹、火山小视频等网络募捐平台发起众筹。5月4日王凤雅去世。由于对王凤雅治疗方案的质疑以及关于善款数额、善款去向等不实信息的传播，使王凤雅母亲及其他家属被卷入舆论中心，受到微博舆论的谴责与声讨。之后，相关事实真相随着媒体调查逐渐浮出水面，网络舆论迅速反转，早先发布不实消息的大V相继通过微博向王凤雅家人道歉，网友发布或转发的不当微博也陆续删除，网络舆论趋于
沉寂。
该事件网络影响力指数为67.7，比同类事件均值高出11.4%。其中，微博平台影响力指数为67.8，比同类事件微博影响力均值高出24.3%[1]。在舆情反转前的事件传播中，网络谣言甚嚣尘上，微博网民的观点聚焦在王凤雅家人诈捐15万、拿募捐的钱给儿子看病、放弃王凤雅的治疗等方面，微博话语构建的是重男轻女、狠心、贪婪的王凤雅父母及祖父母形象，谣言传播与网民的语言暴力构成这一阶段事件微博传播的主体。语言暴力的表现形式以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为主，主要是对王凤雅家人的侮辱、詈骂、诅咒等。如“这帮畜生不如的东西！”“垃圾”“这就是在杀人啊”“这样的父母简直禽兽不如”“天诛地灭啊”“渣父母”等。同时，微博传播中也表现出了语言暴力的其他形式，比如针对女童家人的农民身份贴以“重男轻女”标签（污名化stigmatization），以及人肉搜索（cyber manhunt）王凤雅父母的职业、生活经历等。
5月24日晚，红星新闻发布《用姐姐诈捐15万治弟弟的病？嫣然基金：弟弟的病是我们给钱治的》揭开舆情反转的序幕，募捐的善款数额、诈捐、弟弟治疗费的来源等相关谣言得以澄清。然而在事件微博传播的这一阶段，语言暴力仍然存在，只是语言暴力的对象由王凤雅家人转为作家陈岚及志愿者。“凡是@作家陈岚参与的事情，站她的反面，基本就靠谱了……木子美够恶心的吧？但相比陈岚，木子美就是一朵白莲花。”“你干的缺德事还少么？”“又有陈狗逼介入？”“这贱人无利不起早的”“陈婊子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妈的又是陈岚这货！”“那堆志愿者恶心得不行，肮脏得很”……虽然在这一阶段的微博传播中，发表或转发语言暴力的帖子所占比重要小于舆情反转之前，但在相关帖子中所表现出的侮辱、诋毁、贬低及带有脏字的詈骂则更为恶劣，也有微博用户人肉出陈岚之前用的网名“深海水妖”、其运营团队及之前她参与的天津无肛女婴事件。
2 舆情反转事件中语言暴力的生成机制
2.1 传播环境层面：微博主体基于围观、转发与评论的微博“话语式存在”
作为草根化的自媒体平台，微博中人的存在表现为微博用户参与的围观、转发和简短发言（评论）等话语互动活动。微博中人人都有发言的权利，但是能引起大众心理共鸣的发言才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2]，客观上形成了微博传播生态中用户的媚众悦俗现象。另外，微博发言的微小化、碎片化特征，无形中强化了微博发言的随意性，使微博传播带有明显的个人性、情绪性，往往成为网民表达感慨甚至吐槽的公共空间。
微博互动的“关注”模式，形成了微博半广播半实时交互的互动机制[3]，使得群体传播成为微博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速微博传播过程中的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
部分微博用户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如“河南眼癌女童事件”中发布《今天最感愤怒的一条消息……》的果壳网主笔“游识猷”，本身具有10
万+粉丝，其粉丝中又不乏“丁香医生”“战争史研究WHS”等微博大V。这些微博用户在微博传播中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自然地成为事件传播的意见领袖。“游识猷”发布的这条微博，在12小时内被转发超过10万次，扩大了事件相关谣言传播的范围，加快了相关谣言传播的速度，成为事件微博传播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引爆点。而且其众多粉丝在转发的同时加入自己的评论，传播并强化了事件评论中的语言暴力。在“游识猷”的微博中提到“这是诈骗。这是遗弃。这是杀人。”排比修辞手法的运用、简洁的语言风格，增强了话语表达中的愤慨等负面情绪的表现力和传播效果，使得“诈骗”“遗弃”“杀人”等武断的判语在粉丝中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力。其粉丝在转发此条微博的同时传递并累积着这些负面情绪，也使事件传播中的语言暴力情况进一步恶化。如“纯良英俊的笑了笑”在微博中写道，“怎么做得出这种事，这是诈骗谋杀！……不要碰上这种渣父母”，“战争史研究WHS”在转发中评论到“可怜的女娃娃，不幸生在畜生家”。 2.2 心理层面：普遍社会道德焦虑作用下的消极道德判断
作为基本的价值观念和评价准则，道德伴随人类文明之始终。一方面，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引发社会生活在经济、文化、政治、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快速变迁，社会群体生活不断重组演进，而道德变动则相对滞后于社会变动的步伐，从而出现了时序断裂和精神异乡现象，导致社会群体成员之间产生道德混乱与困惑[4]，成为社会道德焦虑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5]，由“体系”和“生活世界”所构成的现代社会双层结构中，二者相互分化，以权力和金钱为中介的“体系”影响越来越大，过多地渗透进“生活世界”，引发技术与道德的脱节和背离，人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丰足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并没有体会到与之相匹配的幸福感，甚至技术的发展使人产生精神的荒芜与空虚，从而产生普遍的道德恐慌和焦虑。
“河南眼癌女童事件”中，关于募捐善款的挪用及监管不力、重男轻女等相关谣言的微博传播产生社会流瀑效应，契合了当下人们对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中所产生的对公平与正义、诚信与道义等的担忧、恐惧、不满等情绪体验，激发并增强了微博用户的道德焦虑，从而促使微博用户对王凤雅家人形成诈捐、重男轻女、贪婪、狠心等消极的道德判断。这种消极道德判断促使相关谣言演化成网絡暴力，数以万计的微博用户在谣言传播的群集行为中产生道德优越感，进行道德审判的自我赋权，并在对王凤雅家人的道德审判中违背程序正义实施“未审先判”，使事件微博传播演化成多数人的网络“暴政”。
2.3 行为层面：谴责型道德情绪推动激进群氓的非理性盲从
谴责型道德情绪是Haidt[6]道德情绪分类中的一种类型，是个体根据社会规范或行为准则，由损害个人或社会利益、福祉的他人行为引发的情绪体验或冲动。在河南眼癌女童事件中，舆情反转之前，微博谣言中所虚构的王凤雅家人的“诈捐”行为极大地损害了社会诚信以及众筹为善的公共利益，谣言中的“重男轻女”行为侵害了男女平等的社会伦理理念以及王凤雅的生存、健康权益;舆情反转之后，作家陈岚发布虚假信息的行为引发网络舆论和谣言风暴，极大地侵害了王凤雅家人正当权益的同时引发广泛地微博信息的信任危机，个别志愿者的伪慈善损害了社会慈善事业和王凤雅家人的正当权益。这些行为引发微博用户广泛地谴责、愤怒、厌恶等负面情绪，并随着舆论的演化分别在事件微博传播的两个阶段累积、聚集而形成微博平台用户的共有情绪（collective emotions）。
根据已有研究，道德情绪对于个体的道德行为倾向有着重要的动机作用[7-8]，可以无意识且自动化地影响人的道德行为[9]。“河南眼癌女童事件”中谴责型道德共有情绪促使微博用户群极化，使微博用户的言论、观点、微博传播行为趋向一致，表现为明显地非理性和盲从性。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微博用户对事件中参与方的道德认知和评判是完全依赖于微博平台上发布的相关事件信息进行的，这种以微博平台为中介的对事件的围观往往缺乏必要的、真实的用以认定事实的依据。
其二，正如约纳森·海特所指出的“直觉在先，策略性推理在后”，人们面对事件中的失德行为（不管其真伪）立刻用道德直觉进行评判，随即产生厌恶、愤怒等情绪，并直接转化为微博评论中的谴责、詈骂、诅咒甚至侮辱。其间极少有微博用户进行事实确认和审慎推理等理性思考。
在微博传播的群极化行为中，事实被遮蔽了，人人大谈特谈所谓“真相”的同时，极少有人进行最起码的真相求证，真相似乎并不重要，微博用户处于集体昂奋的精神状态，热烈地交流、用激烈地言词表达、复制相似的观点，不断将更多的人裹挟进来，忘却甚或失去理智的分析与批判能力，盲信、盲从地加入这场情绪宣泄的狂欢，使微博话语彻底沦为福柯所说的“我们对事物施加的暴力”。
3 舆情反转事件中语言暴力的治理策略
从社会治理视角来看，“河南眼癌女童事件”中的谣言传播与语言暴力均属于网络表达失范（anomie）范畴，是广大微博用户在有关事件的不实信息及谣言的刺激下的情绪化、非理性的语言表达。这些语言表达超越了言论自由的限度，违反了网络言论规范，使王凤雅家人与志愿者陷入相互指责的“罗生门”，给事件相关方造成极大伤害，破坏了网络正常秩序和文明生态，使网络信息表达和社会慈善事业再度陷入信任危机。针对该类事件中的谣言传播、舆情反转特点及语言暴力生成机制的复杂性，应采取多元化的治理策略：
3.1 抑制微博谣言的传播
微博谣言是在微博平台中广泛传播的虚假、错误或者没有经过证实的信息。在舆情反转事件中微博谣言是事件舆论的引爆点，其传播及辟谣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事件舆论的演化过程。同时，谣言又是舆情反转事件中语言暴力产生及传播的导火索。因此，抑制微博谣言传播成为舆情反转事件语言暴力治理的首要举措。
首先，应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并加大相关律法的宣传力度，使广大微博用户意识到微博虚拟空间仍然是现实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法律真空地带，其间的言行也会受到法律的规制亦需谨慎，蓄意制造、传播谣言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其次，微博平台应建立谣言传播的相关预警、处置机制，对涉及民生等有可能引发大众心理共鸣和大范围微博舆论的信息进行审核，杜绝谣言在微博平台的传播。
再次，微博大V等拥有众多粉丝的微博用户应加强维护和建设微博文明生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微博信息进行理性思考、基于事实的合理质疑、谨慎转发和评论，避免自身的不当言论使更多的微博用户裹挟进谣言传播中。
3.2 消解微博用户的谴责型道德情绪
根据道德判断的双加工理论[9]，认知加工与情绪加工并存于道德判断的过程，且后者对道德判断结果的影响更大。愤怒、厌恶、轻蔑等对于他人的反道德行为的谴责型情绪是形成消极道德判断的最主要情绪类型，而消极道德判断恰是谣言演化为网络暴力的关键中介[10]，因此利用主流媒体微博的专业性及较高的知名度和公信力消解微博用户的谴责型道德情绪成为微博语言暴力治理的一个重要 策略。
在谴责型道德情绪的酝酿期，主流媒体微博应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利用专业、客观的深度调查，为广大微博用户提供事件相关的真实信息，引导公众进行理性思考，阻断微博用户的谴责型情绪加工过程。事件微博舆论形成之后，主流媒体微博应就事件展开多层面、多维度和多视角的深度分析，使微博用户跳出事件本身从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等多方面进行理性思考，使趋于一致的微博情绪产生多种分支，避免谴责型道德情绪发展为微博用户的共有情绪。同时，主流媒体微博应该在发文中重塑集体意识，使微博用户的个体意识在集体意识和网络规范的共同作用下理性回归，实现微博言行的自觉自律。
3.3 屏蔽微博言论中的脏话和詈骂
從“河南眼癌女童事件”的语言暴力分析中可以看出，脏话及侮辱性恶语詈骂等网络欺凌是微博语言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在微博语言暴力的治理过程中，可以通过微博平台的技术手段，实现对微博发言中脏话和侮辱性詈骂的过滤和屏蔽，从而净化微博言论，建构文明的微博传播生态环境。
这一过程中，应注意微博脏话和詈骂有可能利用语词转化从而逃避平台的监管，比如汉字偏旁部首的替代型转化（如用“艹”替代“操”）、字母替代型转化（如“贱B”“tm的都不是人”）及英语单词拆分型转化（如把攻击性词语shit拆分为“s-h-i-t”或“s*h*i*t”）等。
3.4 提高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
绝大多数微博用户在舆情反转事件中的语言暴力行为从哲学价值论角度看都属于“价值后置型”，他们并没有主观上的失范设想，往往只是受到所关注的微博大V的影响从而无意的网络跟从和转发。因此，提高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使之形成批判性接受、理性分辨、基于事实的探究和质疑等意识和相关能力，成为微博语言暴力治理的重要策略。
媒介素养指人们面对媒介时的信息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创造和生产能力。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使媒介素养的重要性进一步突显。在微博语言暴力治理情境中，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培养主要聚焦于促使微博用户的个体意识、现代公民意识和理性的回归，包括以下5个方面：
1）在社会道德与法制框架下合理、有节制地使用微博的意识。
2）对良莠不齐、来源复杂多元的微博信息的辨识、分析与批判的能力。
3）多渠道获取相关信息从而多角度、全面建构事实真相，避免由于关注个别微博而形成偏信偏听的意识和相关能力。
4）负责任地转发和发布微博信息及言论的
意识。
5）平等、互助、尊重他人权益的微博互动意识。
套用狄更斯的话，微博既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平台之一，也是最坏的平台之一，其间既集聚着智慧，也翻涌着愚蠢;既遍布着信任与友好，又充斥着怀疑与罪恶;既能给予人们希望，也会让人失望甚或绝望。希望本文对微博舆情反转事件中语言暴力生成机制与治理策略的探索能够助益微博中的信任、友好、智慧聚集，使之成为这个时代最好的社会
媒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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