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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村（社区）等基层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基层基础的重要性。村（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打牢村（社区）的治理之基，如何完善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让社会治理的末梢神经健康、微循环畅通？围绕这些问题，基层工作者、学者专家等，讲做法、谈经验、说问题、提建议。
各方面力量深度整合：人不分你我，事不分内外
□疫情防控工作中，社区承担了大量工作，筑牢了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有一些社区工作者反映，社区也面临力量不足、资源有限、多头管理、责任过重等问题。如何推动各种资源和力量向基层倾斜、下沉？
■柳春英：我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小南庄社区是传统的老旧小区，一共有居民1469户，其中四成左右是租户，服务、管理难度很大。近年来，海淀公安分局开展派出所警务工作改革，推动警力下沉，社区民警兼任居委会党支部副书记，从过去“到社区”变为“在社区”，大大充实了社区综合治理力量。
比如，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社区民警和居委会干部从春节开始就没有休息过一天，一直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我们会同派出所社区警務团队，广泛发动党员、物业、保安等各方面群防群治力量，开展小区封闭、敲门入户、走访排查、健康宣传等工作。发挥社区民警“穿警服的副书记”作用，组织警务团队担当社区力量的“发动者”，防疫工作的“督导者”和突发情况的“处置者”，确保了社区疫情防控秩序稳定和各项防疫措施安全顺利开展。
从我们的工作实践看，解决基层工作资源和力量不足等问题，要靠“上下牵动”“左右联动”，充分整合各方面在基层的力量，形成服务社区、服务群众的合力，人不分你我、事不分内外，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这样就能将服务与管理很好地结合起来，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刘鹏：社区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社区干部普遍工作强度大、心理压力大、问责风险高，很多干部都是“5+2”“白加黑”连轴转。此外，一些地方将很多事务性工作交给社区完成，又缺乏创新手段和科学管理机制，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各种检查、督查，没有精力为百姓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个性化服务，导致社区工作悬浮于群众需求之上。
要有效解决服务和管理不到位问题，还是要推动各种资源和力量下沉到基层，充实基层力量。首先要推动人员下沉，在干部配备等方面可考虑多向基层倾斜，让新进公务员到基层锻炼，为基层配备更多的大学生村官、选调生等。其次要推动经费下沉，各级财政可以设立村（社区）工作专项经费，明确规定人均配备标准，推动上级政府部门和乡镇（街道）支持基层村（社区）。最后要推动权力下沉，不断加强对村（社区）的赋权放权力度，制定符合基层实际的权责清单，鼓励基层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和需求探索创新。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管好自家人，办好自家事
□农村是疫情防控的重点。相对于城市，农村在资源、人力等各方面都更缺乏，在实际工作中，农村治理有哪些好办法？
■罗森：这次疫情突如其来，我们村两委没有等待、观望，而是积极发动群众投入到疫情防控中来，管好自家人、办好自家事。自家管好了，村子就不会出问题;村子管好了，才不会给社会添乱。
面对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刚开始，一些村民不理解，有侥幸心理、抵触情绪。后来，我爷爷不幸去世，我严格执行村里规定，没有举办任何仪式。有村干部带头，大家看到了制度的刚性，也就没有怨言了。
■刘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这是对新时代基层治理模式的系统概括。
不过，我们也发现，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短板。比如，一些地方农村治理体系行政色彩依然浓厚，村民参与自治的渠道少，依靠自治来解决问题成效有限;一些村党员干部的依法治理意识较为淡薄，还是高度依赖行政手段开展工作，法律咨询和援助服务供给不足，通过法律渠道化解基层矛盾和纠纷的比重偏低;基层德治工作开展则不同程度上存在形式大于内容、缺乏具体抓手、难以深入人心等问题。
要切实推进乡村治理的“三治结合”，首先要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降低参与成本，通过自治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从而提升村民参与热情。党员干部要带头学法守法，依法管理，加大对基层法律公共服务的供给力度，让基层矛盾纠纷在法治框架内有效化解。在德治方面，要着重发现群众身边的道德楷模，挖掘自家门口的先进事迹，让德治功能得到更好发挥。
全员参与才有生机活力：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和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村社区治理在机制体制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应当如何完善？
■柳春英：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让我深刻认识到，基层治理的重点还是要实，但凡工作中有半点虚的假的，马上就会出问题、出危险。
疫情期间，我们组建了一支由居委会、派出所社区警务团队、街道支援干部、党员志愿者等各方面力量组成的186人防控团队，做实社区人员情况统计、做强社区封闭管理、做好社区居民便民服务，确保社区的疫情防控措施落到实处。正是这样实实在在的工作、踏踏实实的作风，让我们获得了群众的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没有出乱子、捅娄子。
大家都喜欢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我认为，基层这根“针”应该成为“钢针”，用更实的作风、更实的方式，把上级的部署和要求落实到位，这样才能夯实基层治理的基础。
■罗森：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农村能不能管好治好，关键要看村两委，看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是不是坚持法治，是不是样样都能依法照章秉公办事。村干部办事依法、公道，老百姓自然服气、支持。
依法治村的好处就是很多时候不用村干部招呼，乡亲们都会跟我们走。这些年来，我越发觉得一个村集体就是一个大家庭，需要大家共同经营，只有将全体村民都动员起来，农村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刘鹏：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一些短板，例如权责不对称、行政化倾向、治理资源匮乏等。需要进一步强化村（社区）治理机构的自治属性，加大对村（社区）治理的赋权放权力度，鼓励有条件的乡镇街道设立专门的行政事务分支机构，从而把村（社区）从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把精力都放在社区治理、服务群众上。
在村（社区）治理的主要方式上，一些新的治理手段应用程度也有待提高，既要发挥过去群防群治、网格化管理的优势，又要广泛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高科技。
此外，还要鼓励向第三方购买服务来弥补村（社区）基层组织服务短缺的不足，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提高村（社区）服务和管理的质量水平。 （转自《人民日报》）
各方面力量深度整合：人不分你我，事不分内外
□疫情防控工作中，社区承担了大量工作，筑牢了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有一些社区工作者反映，社区也面临力量不足、资源有限、多头管理、责任过重等问题。如何推动各种资源和力量向基层倾斜、下沉？
■柳春英：我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小南庄社区是传统的老旧小区，一共有居民1469户，其中四成左右是租户，服务、管理难度很大。近年来，海淀公安分局开展派出所警务工作改革，推动警力下沉，社区民警兼任居委会党支部副书记，从过去“到社区”变为“在社区”，大大充实了社区综合治理力量。
比如，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社区民警和居委会干部从春节开始就没有休息过一天，一直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我们会同派出所社区警務团队，广泛发动党员、物业、保安等各方面群防群治力量，开展小区封闭、敲门入户、走访排查、健康宣传等工作。发挥社区民警“穿警服的副书记”作用，组织警务团队担当社区力量的“发动者”，防疫工作的“督导者”和突发情况的“处置者”，确保了社区疫情防控秩序稳定和各项防疫措施安全顺利开展。
从我们的工作实践看，解决基层工作资源和力量不足等问题，要靠“上下牵动”“左右联动”，充分整合各方面在基层的力量，形成服务社区、服务群众的合力，人不分你我、事不分内外，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这样就能将服务与管理很好地结合起来，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刘鹏：社区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社区干部普遍工作强度大、心理压力大、问责风险高，很多干部都是“5+2”“白加黑”连轴转。此外，一些地方将很多事务性工作交给社区完成，又缺乏创新手段和科学管理机制，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各种检查、督查，没有精力为百姓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个性化服务，导致社区工作悬浮于群众需求之上。
要有效解决服务和管理不到位问题，还是要推动各种资源和力量下沉到基层，充实基层力量。首先要推动人员下沉，在干部配备等方面可考虑多向基层倾斜，让新进公务员到基层锻炼，为基层配备更多的大学生村官、选调生等。其次要推动经费下沉，各级财政可以设立村（社区）工作专项经费，明确规定人均配备标准，推动上级政府部门和乡镇（街道）支持基层村（社区）。最后要推动权力下沉，不断加强对村（社区）的赋权放权力度，制定符合基层实际的权责清单，鼓励基层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和需求探索创新。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管好自家人，办好自家事
□农村是疫情防控的重点。相对于城市，农村在资源、人力等各方面都更缺乏，在实际工作中，农村治理有哪些好办法？
■罗森：这次疫情突如其来，我们村两委没有等待、观望，而是积极发动群众投入到疫情防控中来，管好自家人、办好自家事。自家管好了，村子就不会出问题;村子管好了，才不会给社会添乱。
面对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刚开始，一些村民不理解，有侥幸心理、抵触情绪。后来，我爷爷不幸去世，我严格执行村里规定，没有举办任何仪式。有村干部带头，大家看到了制度的刚性，也就没有怨言了。
■刘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这是对新时代基层治理模式的系统概括。
不过，我们也发现，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短板。比如，一些地方农村治理体系行政色彩依然浓厚，村民参与自治的渠道少，依靠自治来解决问题成效有限;一些村党员干部的依法治理意识较为淡薄，还是高度依赖行政手段开展工作，法律咨询和援助服务供给不足，通过法律渠道化解基层矛盾和纠纷的比重偏低;基层德治工作开展则不同程度上存在形式大于内容、缺乏具体抓手、难以深入人心等问题。
要切实推进乡村治理的“三治结合”，首先要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降低参与成本，通过自治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从而提升村民参与热情。党员干部要带头学法守法，依法管理，加大对基层法律公共服务的供给力度，让基层矛盾纠纷在法治框架内有效化解。在德治方面，要着重发现群众身边的道德楷模，挖掘自家门口的先进事迹，让德治功能得到更好发挥。
全员参与才有生机活力：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和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村社区治理在机制体制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应当如何完善？
■柳春英：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让我深刻认识到，基层治理的重点还是要实，但凡工作中有半点虚的假的，马上就会出问题、出危险。
疫情期间，我们组建了一支由居委会、派出所社区警务团队、街道支援干部、党员志愿者等各方面力量组成的186人防控团队，做实社区人员情况统计、做强社区封闭管理、做好社区居民便民服务，确保社区的疫情防控措施落到实处。正是这样实实在在的工作、踏踏实实的作风，让我们获得了群众的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没有出乱子、捅娄子。
大家都喜欢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我认为，基层这根“针”应该成为“钢针”，用更实的作风、更实的方式，把上级的部署和要求落实到位，这样才能夯实基层治理的基础。
■罗森：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农村能不能管好治好，关键要看村两委，看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是不是坚持法治，是不是样样都能依法照章秉公办事。村干部办事依法、公道，老百姓自然服气、支持。
依法治村的好处就是很多时候不用村干部招呼，乡亲们都会跟我们走。这些年来，我越发觉得一个村集体就是一个大家庭，需要大家共同经营，只有将全体村民都动员起来，农村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刘鹏：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一些短板，例如权责不对称、行政化倾向、治理资源匮乏等。需要进一步强化村（社区）治理机构的自治属性，加大对村（社区）治理的赋权放权力度，鼓励有条件的乡镇街道设立专门的行政事务分支机构，从而把村（社区）从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把精力都放在社区治理、服务群众上。
在村（社区）治理的主要方式上，一些新的治理手段应用程度也有待提高，既要发挥过去群防群治、网格化管理的优势，又要广泛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高科技。
此外，还要鼓励向第三方购买服务来弥补村（社区）基层组织服务短缺的不足，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提高村（社区）服务和管理的质量水平。 （转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