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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先秦因果关联模式萌芽于殷商，发展于西周，完善于战国，经历了由单一模式到多种模式并用的发展过程。战国时期，因果关联模式发展完善，居中粘接式、居端依赖式、前后配套式三种关联模式并存与居中粘接式为主的分布格局进一步稳固，并延续至今。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与其分布格局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与联系项居中原则、语言象似性与经济性原则、汉语语序类型等密切相关。
关键词： 因果关联模式;因果关联标记;联系项居中原则;象似性;经济性;语序类型
有关复句的关联模式，近年来语言学界给予了较多关注。储泽祥（2005）认为复句标记类型可分为配套前置型、单一前置型和单一后置型三种，汉语复句标记属于配套前置型。储泽祥、陶伏平（2008）将汉语因果复句关联模式分为居中粘接式、居端依赖式和前后配套式三类，这一观点影响较大。丁志丛（2008）受储文影响，也将转折复句关联模式分为居中粘结式、前后配套式和居端依赖式三种类型。尹蔚（2010）将选择关系标记的关联方式分为单联与双联。但是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现代汉语复句，而对古代汉语复句的关联模式甚少关注。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之间具有继承与发展关系，这种渊源关系体现在复句关联模式上，即现代复句关联模式源于古代复句关联模式。那么，对现代复句关联模式的研究可为古代复句关联模式的研究提供借鉴，而对于古代复句关联模式的探讨，也将有助于深入探究现代复句关联模式的成因与发展规律。
储泽祥、陶伏平（2008）根据因果关联标记在句中的位置与前后搭配情况，将现代汉语因果关联模式归纳为居中粘接式、居端依赖式和前后配套式。那么，这三种因果关联模式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它与处于汉语发展初期的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之间存在怎样的渊源关系？解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先秦因果关联模式的考察与研究。为此，本文选取先秦时期的代表文献，通过考察因果关联标记的使用情况，探究先秦时期因果关联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情况，以揭示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与现代因果关联模式之间的联系。
一、先秦时期的因果关联模式
根据考察可知，先秦时期因果复句或句群有三种因果关联模式，即居中粘接式（因句，g-果句）、居端依赖式（g-因句，果句）与前后配套式（g1-因句，g2-果句）。其中以居中粘接式为主，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为辅。由此可知，现代汉语因果关联模式与其分布格局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
先秦时期的因果关联模式，以居中粘接式最为常见，使用频率最高，运用范围最广，可用于因果复句或句群，在叙事语体与议论语体中均常见。而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使用频率很低，与居中粘接式相差悬殊;且使用范围有限，仅用于因果复句，二者在叙事语体中的出现频率高于议论语体。
（一）居中粘接式
居中粘接式是指因果关联标记位于因句与果句之间（居中）起连接作用，是先秦时期出现最早、最常用的因果关联模式，最早见于殷商时期。在这种关联模式中，因果关联标记一般处于后置因句或果句的句首位置。
1.……，结果标记+……
这是先秦时期产生最早、使用频率最高、使用范围最广的先因后果句式。结果标记“用、肆、故、是以、是故”等一般位于果句句首，个别位于果句主语与谓语之间。如：
（1）今秦者，虎狼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惧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长兵在前，强弩在后，名曰卫疾，而實囚之也。（《战国策·西周·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
（2）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则乐其意，既已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荀子·子道》）
（3）内史兴归，以告王曰：“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礼义成。……中能应外，忠也;施三服义，仁也;守节不淫，信也;行礼不疚，义也。臣入晋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晋侯其能礼矣，王其善之。”（《国语·周语上》）
由上引各例可知，因果关联标记句法位置不同，句子语义重心也有所不同。当因果关联标记位于果句句首时，位置在后的结果是句子的信息焦点与语义重心（前2例）。而当因果关联标记位于主谓之间时，原因为句子的信息焦点，是言者所要强调的内容;而结果则为已知信息，一般已见于上文，详见例（3）划线部分。
2.……，原因标记+……
这是先秦时期最早产生、最常用的先果后因句式，构成为果补因句或句群。所谓为果补因，是指为增强结果的可信度而在果句后补充说明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如：
（4）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左传·僖公三十年》）
（5）太公望封于齐，邵公奭封于燕，为其远王室矣。（《战国策·楚四·虞卿谓春申君》）
（6）昔者，齐之与韩、魏伐燕秦、楚也，战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韩、魏也，然而天下独归咎于齐者，何也？以其为韩、魏主怨也。（《战国策·齐五·苏秦说齐闵王》）
这种为果补因句常见于读者可能存在疑惑或所述有违读者预期之处（宋作艳、陶红印，2008）。为释疑解惑，言者或作者常用这种句式对原因做出解释。如例（6），言者提出疑问“天下独归咎于齐者，何也”，随后用原因标记“以”引出其解释的原因（“其为韩、魏主怨”）。这种解释说明是言者或作者在客观事实与逻辑推理的基础上通过主观分析做出的，反映了言者或作者的主观态度与看法。因此，后置因句多以表示论断的语气词“也”结尾。
（二）居端依赖式
居端依赖式是指因果关联标记位于因果复句的前一分句中，处于前置因句或果句的前端。这种关联模式是以因果关联标记取消其所在因句或果句的语义自足性，使之对后置果句或因句形成依赖，从而构成因果复句（储泽祥、陶伏平，2008）。
1.原因标记+……，……
这种句式为先因后果句，原因标记“惟、以”等一般位于因句主语前①。如： （7）尔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尚书·周书·多士》）
（8）子产患之，使子羽辞，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请墠听命！”（《左传·昭公元年》）
在这种句式中，因句为有标形式，果句为无标形式，有标因句为句子信息焦点。而果句无标有时会导致因果界限难以判断。如例（8）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敝邑褊小”为原因，“不足以容从者”为结果;另一种是“敝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为原因，“请墠听命”为结果。因果界限不明可能是该句式少用的原因之一。
2.……溯因标记+……者，……
这是由果溯因句式，是根据已知结果探求未知原因。溯因标记“所以”“之所以”一般位于果句主语后。果句常以助词“者”结尾以标示其界限。如：
（9）公孙戍曰：“小国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闻君于齐能振达贫穷，有存亡继绝之义。”（《战国策·齐三·孟尝君出行国至楚》）
（10）张子仪以秦相魏，齐、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谓张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则国家安，而百姓无患。”（《战国策·魏一·张子仪以秦相魏》）
这种句式主要用于起解释说明作用的对话语境中，其因果关系的建立是言者为促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而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选擇的结果，是言者主观态度与看法的表达，主观性较强。溯因标记“所以”与“之所以”的作用在于引出已知结果，并表示下文是对未知原因的探求，表明句子语义焦点为未知原因。
（三）前后配套式
前后配套式是指因果关联标记分别用于因句与果句，二者前后呼应，使因果关系更加明确而突显，一般构成因果复句。
1.原因标记+……，结果标记+……
这是先因后果句的全标形式。原因标记“惟、以”等一般位于因句主语前，位于主语后者很少。结果标记以“故”居多，均位于果句句首。如：
（11）我闻殷述（坠）命，唯殷边侯田（甸）雩（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古（故）丧师已（矣）。（大盂鼎，西周早期）
（12）以其不静（争）也，古（故）天下莫能与之静（争）。（《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
（13）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左传·哀公十四年》）
在这种句式中，因句与果句均为有标记形式，属于双焦点句。原因与结果均为信息焦点，果句为主焦点，因句为次焦点。这体现了作者或言者意在强调句子因果关系的交际目的。
2.……溯因标记+……者，原因标记+……
这是由果溯因句的全标形式。在这种句式中，溯因标记位于主谓之间，具有引出已知结果与提示下文为未知原因的双重作用，原因标记“以、为”则将结果与原因连接起来。二者同现明确了原因和结果的界限与语义关系，并明确标示了句子的语义重心。如：
（14）（吾）所以又（有）大患者，为又（有）身。（《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乙》）
（15）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亲不幸，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战国策·韩二·韩傀相韩》）
（四）先秦时期的因果关联模式与句子复杂度
先秦时期，不同因果关联模式构成的因果复句或句群的复杂程度存在差异。居中粘接式可构成复杂的因果复句与句群，句子复杂程度较高。在居中粘接式中，因果关联标记位于因句与果句之间起连接作用，由其构成的因果复句或句群可左右双向延展，具体表现为：前置因句或果句没有因果关联标记，句子可向左右双向延展;后置因句或果句句首有因果关联标记，句子可向右单向延展。居中（位于因果之间）的因果关联标记将可左右延展的因句与果句连接在一起，并标示其语义关系，而且未因句子左右延展而影响因果语义的表达。这种延展性使得居中粘接式既可构成因果复句，也可构成因果句群，而且句子复杂程度较高。
而前后配套式与居端依赖式一般构成较为简单的因果复句，句子复杂度较低。究其原因有二：
一是从句法角度来看，这是由因果关联标记间的搭配距离与居端的原因标记和结果分句之间的句法距离所决定的。根据考察可知，前后配套式中因果关联标记的搭配距离具有有定性，一般在20个词长以内，以2～8个词长居多;而居端依赖式中原因标记与结果分句之间的句法距离也是有定的，一般在2～14个词长之间。这种有定性就决定了由前后配套式与居端依赖式构成的因果复句的长度较短、复杂程度较低。
二是从语体角度来看，这是由文献的语体特征所决定的。前后配套式与居端依赖式多见于叙事语体对话语境，叙事语体特征是决定其所在因果复句复杂程度的重要因素。叙事语体旨在叙事记言，“言”即人物对话，对话稍纵即逝，为保持信息交流的畅通，对话中一般不允许有过长的句子或过于复杂的结构，这与前后配套式与居端依赖式对句子长度的要求一致。因此，前后配套式与居端依赖式多用于叙事语体。而议论语体旨在解析思想、阐发论点、辨明事理，文章内容较为复杂，语言的逻辑性与复杂程度较高，多用长句，这与前后配套式和居端依赖式对因果句的长度限制相矛盾。因此，这两种关联模式在议论语体中较少使用。
前后配套式用于因果复句，而不用于因果句群，这种语言现象不仅存在于先秦时期，现代汉语也是如此。对此，前贤多有论及。如陆俭明、马真（1985）指出，当表示主从关系的连词“连接分句时，前面可以有别的连词与之相配;但是，当它们连接句子时，前面就不能再有别的连词与之相配”。廖秋忠（1992）分析说，“从形式上说来，篇章连接成分没有成套的”。邢福义（1997）也提到“句群中所用的一般关系词语不像复句里那样可以是成双配对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因果关联模式对先秦因果关联模式的继承关系。
二、先秦因果关联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一）因果关联模式的萌芽时期
殷商时期是汉语因果关联标记与因果关联模式的萌芽时期。就现有文献①而言，殷商时期的因果关联标记只有结果标记“用”，用于先因后果句的结果分句句首，构成居中粘接式。如： （16）王易（赐）小臣，易才（在）（寝），用乍（作）且（祖）乙尊彝。（小臣卣）
（17）甲寅，子商（赏）小子省贝五朋。省（扬）君商，用乍父乙宝彝。（小子省卣）
例（16）“王易小臣，易才”叙述王在寝赏赐，“用乍且乙尊彝”说明受赏者作器，两者间存在因果关系，受赏是作器的原因。例（17）是例（16）的复杂化，由赏赐、颂扬、作器三部分构成，赏赐与颂扬是作器的原因。结果标记“用”位于原因与结果之间（居中）。
（二）因果关联模式的发展与分布格局的形成时期
西周时期，因果关联标记增多，因果关联模式进一步发展，但它在不同因果句式中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在先因后果句中，居中粘接式、前后配套式与居端依赖式三种因果关联模式均已出现，并形成了居中粘接式为主、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为辅的分布格局。居中粘接式使用频率最高，占绝对优势，常用“用、肆、故”等作结果标记;而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使用频率很低，前者常用原因标记“惟、用”，后者常构成“惟……，故……”句式。如：
（18）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尚书·周书·无逸》）
（19）王用弗忘圣人之后，多蔑历赐休。（师望鼎，西周中期）
（20）唯民亡哉，彝昧天命，故亡。（班簋，西周中期）
而在先果后因句中，只有居中粘接式，常用原因标记“惟”。如：
（21）我闻在昔有国誓王之不绥于卹，乃维其有大门宗子势臣，罔不茂扬肃德，讫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国王家。（《逸周书·皇门》）
（三）因果关联模式的完善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因果关联模式发展完善。在先因后果句中，因果关联模式及其分布格局在西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继承表现为：多种关联模式并存，居中粘接式为主、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为辅。发展表现为：一是因果关联标记更替，结果标记“故、是以、是故”等取代“肆、用、是用”，原因标记“以、为”等取代“惟、用”。二是句子复杂度提高，居中粘接式用于因果句群的用例明显增多。如：
（22）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蜹聚焉。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荀子·劝学》）
（23）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左传·宣公三年》）
（24）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孟子·万章上》）
（25）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布席。（《战国策·秦二·甘茂亡秦且之齐》）
（26）为子远行来之，故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
（《战国策·燕一·苏代谓燕昭王》）
其中，例（22）是居中粘接式，例（23）和例（24）是居端依赖式，例（25）和例（26）是前后配套式。
在先果后因句中，因果关联模式由西周时期单一的居中粘接式逐渐发展完善，形成了多种因果关联模式并存，以居中粘接式为主、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为辅的分布格局。居中粘接式主要构成“……，以/为……”句式。如：
（27）三年春，庄叔会诸侯之师伐沈，以其服于楚也。（《左传·文公三年》）
（28）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孟子·告子上》）
而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尚处于发展初期，用例很少。这两种关联模式出现的关键在于溯因标记“所以”与“之所以”的产生，构成由果溯因句式“溯因标记……，……”与“溯因标记……，原因标记……”（句中划线部分）。如：
（29）入见孟尝君曰：“君岂受楚象床哉？”孟尝君曰：“然。”公孙戍曰：“臣愿君勿受。”孟尝君曰：“何哉？”公孙戍曰：“小国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闻君于齐能振达贫穷，有存亡继绝之义。”（《战国策·齐三·孟尝君出行国至楚》）
（30）是故凡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积委多，城郭修，上下调和，是故大国不耆攻之。（《墨子·节葬下》）
（31）景鲤使人说秦王曰：“臣见王之权轻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来使也，闻齐、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与楚为昆弟国。”（《战国策·秦四·楚王使景鲤如秦》）
综上所述，先秦因果关联模式萌芽于殷商，发展于西周，完善于战国，经历了由单一模式到多种模式并用的发展过程。战国时期，因果关联模式发展完善，无论是先因后果句还是先果后因句，均为居中粘接式、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三种关联模式并存，居中粘接式为主、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为辅的分布格局进一步稳固。后世直至现代因果关联模式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因果关联标记的更替。
三、先秦因果关联模式的理论阐释
（一）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与联系项居中原则
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以居中粘接式为主，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为辅。这种关联格局的形成和因果关联标记居中位置的稳定，与联系项居中原则密切相关。具体表现为联系项居中原则对因果关联标记的语序具有制约作用，即因果关联标记居中是由联系项居中原则决定的（刘丹青，2003）。“联系项居中原则”由Dik Simon提出。Dik认为，连词、介词、格标记、各种从属小句引导词、修饰语标记等都是联系项，其共同作用是将两个有并列或从属关系的成分连结成一个更大的单位，并且标明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联系项的优先位置为：（1）在兩个被联系成分之间;（2）如果联系项位于某个被联系成分上，则它会在该被联系成分的边缘位置（刘丹青，2003）。
因果关联标记是原因与结果的联系项。那么，根据联系项居中原则，汉语因果关联标记的优先位置应为：（1）在因句与果句之间;（2）如果关联标记位于因句或果句上，则它会在因句或果句的边缘位置。（储泽祥、陶伏平，2008）根据考察可知，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以居中粘接式为主。具体表现为：在先因后果句中，结果标记“肆、故、是以、是故”等一般位于因句与果句之间，居于其所在果句句首。在先果后因模式中，原因标记“惟、以、为”等位于因句与果句之间，居于其所在因句句首。可见，先秦时期因果关联标记具有强烈的居中倾向，完全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而且自先秦至今，汉语因果关联模式均以居中粘接式为主，因果关联标记的这种居中倾向充分凸显了联系项居中原则的制约作用。 （二）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与象似性原则
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以居中粘接式为主，因果关联标记位于其所连接的因句与果句之间，即联系项位于其所联系的两个成分之间，这最符合象似性原则。根据象似性原则，语言形式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象似关系，语言结构直接映照人的概念结构（沈家煊，1993）。在现实世界中，粘合剂位于其所连接的双方之间是最合适的位置。比如拼接两块木头的榫头要放在两块木头之间，粘合两块砖的水泥必须抹在两块砖之间。语言形式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象似关系决定了语言中的联系项也应位于其所连接的被联系成分之间。因此，因果关联标记作为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项，位于原因与结果之间，构成最常用的因果关联模式——居中粘接式，这是象似性原则在因果复句或句群中的具体表现。
（三）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与经济性原则
经济性原则要求语言表达形式尽可能减少，交际时尽可能选择既能满足言者完整表达又能满足听者完全理解所需的最少的语言单位。语言单位组合的经济性原则的具体表现有二：一是通过上下文可找回的信息的省略;二是高频表达式的形态音系的削减（Haiman，1985）。二者在汉语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的编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主要表现为：复句的两分句主语一致时通常省略后一分句主语;因果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的联系项居中原则（张建，2012）。而先秦时期因果关联模式以居中粘接式为主，因果关联标记位于原因与结果之间（居中），这是经济性原则在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中的直接体现。
（四）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与汉语语序
先秦因果关联模式和以居中粘接式为主的分布格局还与汉语的语序类型密切相关。根据储泽祥、陶伏平（2008）对多种语言因果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的考察可知，VO型语言因果复句关联标记模式多样，或者是居中粘接、前后配套与居端依赖三种模式均有，或者是具有其中的两种模式;而OV型语言只有居中粘接式。VO型语言的关联标记倾向前置于小句，而OV型语言的关联标记倾向后置于小句。汉语自古至今均属于VO型语言，对此学界已达成共识。这也就是说，先秦时期三种因果关联模式并存，且因果关联标记前置于小句，是VO型语言的类型特征所决定的，而汉语语序类型的稳定性是自先秦至今汉语因果关联标记三种关联模式共存并发展稳定的关键所在。
现代汉语多种因果关联模式并存与居中粘接式为主、居端依赖式和前后配套式为辅的分布格局，在先秦时期既已形成，并一直沿用至今。后世直至现代因果关联模式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因果关联标记的更替。而这种分布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居中粘接式中，因果关联标记正好处于最需要标记因果关系之处——原因与结果之间，这既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也符合象似性原则，还符合经济性原则。因此，居中粘接式成为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最常用的因果关联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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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储泽祥，陶伏平.汉语因果复句的关联标记模式与联系项居中原则[J].中国语文，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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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廖秋忠.廖秋忠文集[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5]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陆俭明，马真.汉语中表示主从关系的连词[A].现代汉语虚词散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7]沈家煊.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1）.
[8]邢福義.汉语语法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9]尹蔚.选择关系标记关联模式探究[J].汉语学报，2010，（1）.
[10]张建.汉语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的组合经济性[J].汉语学报，2012，（4）.
[11][美]John Haiman.Natural Syntax：Iconicity and Eros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关键词： 因果关联模式;因果关联标记;联系项居中原则;象似性;经济性;语序类型
有关复句的关联模式，近年来语言学界给予了较多关注。储泽祥（2005）认为复句标记类型可分为配套前置型、单一前置型和单一后置型三种，汉语复句标记属于配套前置型。储泽祥、陶伏平（2008）将汉语因果复句关联模式分为居中粘接式、居端依赖式和前后配套式三类，这一观点影响较大。丁志丛（2008）受储文影响，也将转折复句关联模式分为居中粘结式、前后配套式和居端依赖式三种类型。尹蔚（2010）将选择关系标记的关联方式分为单联与双联。但是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现代汉语复句，而对古代汉语复句的关联模式甚少关注。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之间具有继承与发展关系，这种渊源关系体现在复句关联模式上，即现代复句关联模式源于古代复句关联模式。那么，对现代复句关联模式的研究可为古代复句关联模式的研究提供借鉴，而对于古代复句关联模式的探讨，也将有助于深入探究现代复句关联模式的成因与发展规律。
储泽祥、陶伏平（2008）根据因果关联标记在句中的位置与前后搭配情况，将现代汉语因果关联模式归纳为居中粘接式、居端依赖式和前后配套式。那么，这三种因果关联模式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它与处于汉语发展初期的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之间存在怎样的渊源关系？解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先秦因果关联模式的考察与研究。为此，本文选取先秦时期的代表文献，通过考察因果关联标记的使用情况，探究先秦时期因果关联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情况，以揭示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与现代因果关联模式之间的联系。
一、先秦时期的因果关联模式
根据考察可知，先秦时期因果复句或句群有三种因果关联模式，即居中粘接式（因句，g-果句）、居端依赖式（g-因句，果句）与前后配套式（g1-因句，g2-果句）。其中以居中粘接式为主，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为辅。由此可知，现代汉语因果关联模式与其分布格局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
先秦时期的因果关联模式，以居中粘接式最为常见，使用频率最高，运用范围最广，可用于因果复句或句群，在叙事语体与议论语体中均常见。而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使用频率很低，与居中粘接式相差悬殊;且使用范围有限，仅用于因果复句，二者在叙事语体中的出现频率高于议论语体。
（一）居中粘接式
居中粘接式是指因果关联标记位于因句与果句之间（居中）起连接作用，是先秦时期出现最早、最常用的因果关联模式，最早见于殷商时期。在这种关联模式中，因果关联标记一般处于后置因句或果句的句首位置。
1.……，结果标记+……
这是先秦时期产生最早、使用频率最高、使用范围最广的先因后果句式。结果标记“用、肆、故、是以、是故”等一般位于果句句首，个别位于果句主语与谓语之间。如：
（1）今秦者，虎狼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惧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长兵在前，强弩在后，名曰卫疾，而實囚之也。（《战国策·西周·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
（2）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则乐其意，既已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荀子·子道》）
（3）内史兴归，以告王曰：“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礼义成。……中能应外，忠也;施三服义，仁也;守节不淫，信也;行礼不疚，义也。臣入晋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晋侯其能礼矣，王其善之。”（《国语·周语上》）
由上引各例可知，因果关联标记句法位置不同，句子语义重心也有所不同。当因果关联标记位于果句句首时，位置在后的结果是句子的信息焦点与语义重心（前2例）。而当因果关联标记位于主谓之间时，原因为句子的信息焦点，是言者所要强调的内容;而结果则为已知信息，一般已见于上文，详见例（3）划线部分。
2.……，原因标记+……
这是先秦时期最早产生、最常用的先果后因句式，构成为果补因句或句群。所谓为果补因，是指为增强结果的可信度而在果句后补充说明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如：
（4）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左传·僖公三十年》）
（5）太公望封于齐，邵公奭封于燕，为其远王室矣。（《战国策·楚四·虞卿谓春申君》）
（6）昔者，齐之与韩、魏伐燕秦、楚也，战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韩、魏也，然而天下独归咎于齐者，何也？以其为韩、魏主怨也。（《战国策·齐五·苏秦说齐闵王》）
这种为果补因句常见于读者可能存在疑惑或所述有违读者预期之处（宋作艳、陶红印，2008）。为释疑解惑，言者或作者常用这种句式对原因做出解释。如例（6），言者提出疑问“天下独归咎于齐者，何也”，随后用原因标记“以”引出其解释的原因（“其为韩、魏主怨”）。这种解释说明是言者或作者在客观事实与逻辑推理的基础上通过主观分析做出的，反映了言者或作者的主观态度与看法。因此，后置因句多以表示论断的语气词“也”结尾。
（二）居端依赖式
居端依赖式是指因果关联标记位于因果复句的前一分句中，处于前置因句或果句的前端。这种关联模式是以因果关联标记取消其所在因句或果句的语义自足性，使之对后置果句或因句形成依赖，从而构成因果复句（储泽祥、陶伏平，2008）。
1.原因标记+……，……
这种句式为先因后果句，原因标记“惟、以”等一般位于因句主语前①。如： （7）尔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尚书·周书·多士》）
（8）子产患之，使子羽辞，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请墠听命！”（《左传·昭公元年》）
在这种句式中，因句为有标形式，果句为无标形式，有标因句为句子信息焦点。而果句无标有时会导致因果界限难以判断。如例（8）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敝邑褊小”为原因，“不足以容从者”为结果;另一种是“敝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为原因，“请墠听命”为结果。因果界限不明可能是该句式少用的原因之一。
2.……溯因标记+……者，……
这是由果溯因句式，是根据已知结果探求未知原因。溯因标记“所以”“之所以”一般位于果句主语后。果句常以助词“者”结尾以标示其界限。如：
（9）公孙戍曰：“小国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闻君于齐能振达贫穷，有存亡继绝之义。”（《战国策·齐三·孟尝君出行国至楚》）
（10）张子仪以秦相魏，齐、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谓张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则国家安，而百姓无患。”（《战国策·魏一·张子仪以秦相魏》）
这种句式主要用于起解释说明作用的对话语境中，其因果关系的建立是言者为促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而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选擇的结果，是言者主观态度与看法的表达，主观性较强。溯因标记“所以”与“之所以”的作用在于引出已知结果，并表示下文是对未知原因的探求，表明句子语义焦点为未知原因。
（三）前后配套式
前后配套式是指因果关联标记分别用于因句与果句，二者前后呼应，使因果关系更加明确而突显，一般构成因果复句。
1.原因标记+……，结果标记+……
这是先因后果句的全标形式。原因标记“惟、以”等一般位于因句主语前，位于主语后者很少。结果标记以“故”居多，均位于果句句首。如：
（11）我闻殷述（坠）命，唯殷边侯田（甸）雩（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古（故）丧师已（矣）。（大盂鼎，西周早期）
（12）以其不静（争）也，古（故）天下莫能与之静（争）。（《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
（13）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左传·哀公十四年》）
在这种句式中，因句与果句均为有标记形式，属于双焦点句。原因与结果均为信息焦点，果句为主焦点，因句为次焦点。这体现了作者或言者意在强调句子因果关系的交际目的。
2.……溯因标记+……者，原因标记+……
这是由果溯因句的全标形式。在这种句式中，溯因标记位于主谓之间，具有引出已知结果与提示下文为未知原因的双重作用，原因标记“以、为”则将结果与原因连接起来。二者同现明确了原因和结果的界限与语义关系，并明确标示了句子的语义重心。如：
（14）（吾）所以又（有）大患者，为又（有）身。（《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乙》）
（15）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亲不幸，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战国策·韩二·韩傀相韩》）
（四）先秦时期的因果关联模式与句子复杂度
先秦时期，不同因果关联模式构成的因果复句或句群的复杂程度存在差异。居中粘接式可构成复杂的因果复句与句群，句子复杂程度较高。在居中粘接式中，因果关联标记位于因句与果句之间起连接作用，由其构成的因果复句或句群可左右双向延展，具体表现为：前置因句或果句没有因果关联标记，句子可向左右双向延展;后置因句或果句句首有因果关联标记，句子可向右单向延展。居中（位于因果之间）的因果关联标记将可左右延展的因句与果句连接在一起，并标示其语义关系，而且未因句子左右延展而影响因果语义的表达。这种延展性使得居中粘接式既可构成因果复句，也可构成因果句群，而且句子复杂程度较高。
而前后配套式与居端依赖式一般构成较为简单的因果复句，句子复杂度较低。究其原因有二：
一是从句法角度来看，这是由因果关联标记间的搭配距离与居端的原因标记和结果分句之间的句法距离所决定的。根据考察可知，前后配套式中因果关联标记的搭配距离具有有定性，一般在20个词长以内，以2～8个词长居多;而居端依赖式中原因标记与结果分句之间的句法距离也是有定的，一般在2～14个词长之间。这种有定性就决定了由前后配套式与居端依赖式构成的因果复句的长度较短、复杂程度较低。
二是从语体角度来看，这是由文献的语体特征所决定的。前后配套式与居端依赖式多见于叙事语体对话语境，叙事语体特征是决定其所在因果复句复杂程度的重要因素。叙事语体旨在叙事记言，“言”即人物对话，对话稍纵即逝，为保持信息交流的畅通，对话中一般不允许有过长的句子或过于复杂的结构，这与前后配套式与居端依赖式对句子长度的要求一致。因此，前后配套式与居端依赖式多用于叙事语体。而议论语体旨在解析思想、阐发论点、辨明事理，文章内容较为复杂，语言的逻辑性与复杂程度较高，多用长句，这与前后配套式和居端依赖式对因果句的长度限制相矛盾。因此，这两种关联模式在议论语体中较少使用。
前后配套式用于因果复句，而不用于因果句群，这种语言现象不仅存在于先秦时期，现代汉语也是如此。对此，前贤多有论及。如陆俭明、马真（1985）指出，当表示主从关系的连词“连接分句时，前面可以有别的连词与之相配;但是，当它们连接句子时，前面就不能再有别的连词与之相配”。廖秋忠（1992）分析说，“从形式上说来，篇章连接成分没有成套的”。邢福义（1997）也提到“句群中所用的一般关系词语不像复句里那样可以是成双配对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因果关联模式对先秦因果关联模式的继承关系。
二、先秦因果关联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一）因果关联模式的萌芽时期
殷商时期是汉语因果关联标记与因果关联模式的萌芽时期。就现有文献①而言，殷商时期的因果关联标记只有结果标记“用”，用于先因后果句的结果分句句首，构成居中粘接式。如： （16）王易（赐）小臣，易才（在）（寝），用乍（作）且（祖）乙尊彝。（小臣卣）
（17）甲寅，子商（赏）小子省贝五朋。省（扬）君商，用乍父乙宝彝。（小子省卣）
例（16）“王易小臣，易才”叙述王在寝赏赐，“用乍且乙尊彝”说明受赏者作器，两者间存在因果关系，受赏是作器的原因。例（17）是例（16）的复杂化，由赏赐、颂扬、作器三部分构成，赏赐与颂扬是作器的原因。结果标记“用”位于原因与结果之间（居中）。
（二）因果关联模式的发展与分布格局的形成时期
西周时期，因果关联标记增多，因果关联模式进一步发展，但它在不同因果句式中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在先因后果句中，居中粘接式、前后配套式与居端依赖式三种因果关联模式均已出现，并形成了居中粘接式为主、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为辅的分布格局。居中粘接式使用频率最高，占绝对优势，常用“用、肆、故”等作结果标记;而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使用频率很低，前者常用原因标记“惟、用”，后者常构成“惟……，故……”句式。如：
（18）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尚书·周书·无逸》）
（19）王用弗忘圣人之后，多蔑历赐休。（师望鼎，西周中期）
（20）唯民亡哉，彝昧天命，故亡。（班簋，西周中期）
而在先果后因句中，只有居中粘接式，常用原因标记“惟”。如：
（21）我闻在昔有国誓王之不绥于卹，乃维其有大门宗子势臣，罔不茂扬肃德，讫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国王家。（《逸周书·皇门》）
（三）因果关联模式的完善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因果关联模式发展完善。在先因后果句中，因果关联模式及其分布格局在西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继承表现为：多种关联模式并存，居中粘接式为主、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为辅。发展表现为：一是因果关联标记更替，结果标记“故、是以、是故”等取代“肆、用、是用”，原因标记“以、为”等取代“惟、用”。二是句子复杂度提高，居中粘接式用于因果句群的用例明显增多。如：
（22）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蜹聚焉。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荀子·劝学》）
（23）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左传·宣公三年》）
（24）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孟子·万章上》）
（25）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布席。（《战国策·秦二·甘茂亡秦且之齐》）
（26）为子远行来之，故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
（《战国策·燕一·苏代谓燕昭王》）
其中，例（22）是居中粘接式，例（23）和例（24）是居端依赖式，例（25）和例（26）是前后配套式。
在先果后因句中，因果关联模式由西周时期单一的居中粘接式逐渐发展完善，形成了多种因果关联模式并存，以居中粘接式为主、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为辅的分布格局。居中粘接式主要构成“……，以/为……”句式。如：
（27）三年春，庄叔会诸侯之师伐沈，以其服于楚也。（《左传·文公三年》）
（28）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孟子·告子上》）
而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尚处于发展初期，用例很少。这两种关联模式出现的关键在于溯因标记“所以”与“之所以”的产生，构成由果溯因句式“溯因标记……，……”与“溯因标记……，原因标记……”（句中划线部分）。如：
（29）入见孟尝君曰：“君岂受楚象床哉？”孟尝君曰：“然。”公孙戍曰：“臣愿君勿受。”孟尝君曰：“何哉？”公孙戍曰：“小国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闻君于齐能振达贫穷，有存亡继绝之义。”（《战国策·齐三·孟尝君出行国至楚》）
（30）是故凡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积委多，城郭修，上下调和，是故大国不耆攻之。（《墨子·节葬下》）
（31）景鲤使人说秦王曰：“臣见王之权轻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来使也，闻齐、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与楚为昆弟国。”（《战国策·秦四·楚王使景鲤如秦》）
综上所述，先秦因果关联模式萌芽于殷商，发展于西周，完善于战国，经历了由单一模式到多种模式并用的发展过程。战国时期，因果关联模式发展完善，无论是先因后果句还是先果后因句，均为居中粘接式、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三种关联模式并存，居中粘接式为主、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为辅的分布格局进一步稳固。后世直至现代因果关联模式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因果关联标记的更替。
三、先秦因果关联模式的理论阐释
（一）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与联系项居中原则
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以居中粘接式为主，居端依赖式与前后配套式为辅。这种关联格局的形成和因果关联标记居中位置的稳定，与联系项居中原则密切相关。具体表现为联系项居中原则对因果关联标记的语序具有制约作用，即因果关联标记居中是由联系项居中原则决定的（刘丹青，2003）。“联系项居中原则”由Dik Simon提出。Dik认为，连词、介词、格标记、各种从属小句引导词、修饰语标记等都是联系项，其共同作用是将两个有并列或从属关系的成分连结成一个更大的单位，并且标明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联系项的优先位置为：（1）在兩个被联系成分之间;（2）如果联系项位于某个被联系成分上，则它会在该被联系成分的边缘位置（刘丹青，2003）。
因果关联标记是原因与结果的联系项。那么，根据联系项居中原则，汉语因果关联标记的优先位置应为：（1）在因句与果句之间;（2）如果关联标记位于因句或果句上，则它会在因句或果句的边缘位置。（储泽祥、陶伏平，2008）根据考察可知，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以居中粘接式为主。具体表现为：在先因后果句中，结果标记“肆、故、是以、是故”等一般位于因句与果句之间，居于其所在果句句首。在先果后因模式中，原因标记“惟、以、为”等位于因句与果句之间，居于其所在因句句首。可见，先秦时期因果关联标记具有强烈的居中倾向，完全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而且自先秦至今，汉语因果关联模式均以居中粘接式为主，因果关联标记的这种居中倾向充分凸显了联系项居中原则的制约作用。 （二）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与象似性原则
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以居中粘接式为主，因果关联标记位于其所连接的因句与果句之间，即联系项位于其所联系的两个成分之间，这最符合象似性原则。根据象似性原则，语言形式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象似关系，语言结构直接映照人的概念结构（沈家煊，1993）。在现实世界中，粘合剂位于其所连接的双方之间是最合适的位置。比如拼接两块木头的榫头要放在两块木头之间，粘合两块砖的水泥必须抹在两块砖之间。语言形式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象似关系决定了语言中的联系项也应位于其所连接的被联系成分之间。因此，因果关联标记作为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项，位于原因与结果之间，构成最常用的因果关联模式——居中粘接式，这是象似性原则在因果复句或句群中的具体表现。
（三）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与经济性原则
经济性原则要求语言表达形式尽可能减少，交际时尽可能选择既能满足言者完整表达又能满足听者完全理解所需的最少的语言单位。语言单位组合的经济性原则的具体表现有二：一是通过上下文可找回的信息的省略;二是高频表达式的形态音系的削减（Haiman，1985）。二者在汉语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的编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主要表现为：复句的两分句主语一致时通常省略后一分句主语;因果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的联系项居中原则（张建，2012）。而先秦时期因果关联模式以居中粘接式为主，因果关联标记位于原因与结果之间（居中），这是经济性原则在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中的直接体现。
（四）先秦因果关联模式与汉语语序
先秦因果关联模式和以居中粘接式为主的分布格局还与汉语的语序类型密切相关。根据储泽祥、陶伏平（2008）对多种语言因果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的考察可知，VO型语言因果复句关联标记模式多样，或者是居中粘接、前后配套与居端依赖三种模式均有，或者是具有其中的两种模式;而OV型语言只有居中粘接式。VO型语言的关联标记倾向前置于小句，而OV型语言的关联标记倾向后置于小句。汉语自古至今均属于VO型语言，对此学界已达成共识。这也就是说，先秦时期三种因果关联模式并存，且因果关联标记前置于小句，是VO型语言的类型特征所决定的，而汉语语序类型的稳定性是自先秦至今汉语因果关联标记三种关联模式共存并发展稳定的关键所在。
现代汉语多种因果关联模式并存与居中粘接式为主、居端依赖式和前后配套式为辅的分布格局，在先秦时期既已形成，并一直沿用至今。后世直至现代因果关联模式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因果关联标记的更替。而这种分布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居中粘接式中，因果关联标记正好处于最需要标记因果关系之处——原因与结果之间，这既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也符合象似性原则，还符合经济性原则。因此，居中粘接式成为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最常用的因果关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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