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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春节实际上没有多少春天的味道。家家户户门口的红纸对联写的是“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莺歌燕舞春光好，柳绿桃红喜事多”，似乎很有些春意撩人了。
其实，这些对联都是人们从老辈子“对子本”或报纸上的“新春联”里抄来的，大都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只不过是些吉利话，或者只是一种愿望。
就说张家沟正月初六这天吧。地上有隔年的积雪，虽然有的地方融化了一些， 但踩上去仍然咯吱咯吱响。西北风卷起晶瑩的雪粉，打在人脸上像刀割一样火辣辣、麻酥酥的。“柳绿桃红”，胡扯！柳树灰突突的，枝条硬邦邦的，还处在冻僵的冬眠状态，倒有点像铅丝，在寒风中发出嘶嘶的尖叫。
“莺歌燕舞”，更是没有的事！不怕冻的乌鸦尚且惊蛰以后才能张嘴叫，呢喃的燕子鬼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现在，张家沟里能叫的除了家里养的大公鸡，就是饿急了眼的麻雀。
不过，天冷并没有冻掉人们的热情。刚吃过早饭，没用哪一位挨门吆喝，第三生产队的男女老少便陆续涌进生产队的大院，像是赶年集。人们兴奋、新奇， 也许还有点心跳。经过二十年的合作化、集体化，“化”来“化”去，张家沟从今天开始，要向一家一户“化”了。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这个弯子叫新阶段，还是叫新纪元？ 张家沟的人说不清。
但是人们都感到，它跟土改、合作化一样，是一件顶大顶大的事。
人越聚越多。屋里装不下，人们便聚集在房檐下晒太阳。农村里任何庄严的场合都少不了十来岁的半大小子。他们不停地在院里喊叫着，追逐着，撕扯着， 有时还点响一个“二踢脚”。“咚——叭！”赶年集的味道更足了。
邻队还来了些观光代表。张家沟是个大村子，有九个生产队。既然三队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不妨来看看，说不定能长长见识，积累些经验呢。
同这欢腾气氛最不协调的是蹲在房檐下闷头抽烟的巩大明。
巩大明五十多岁，塌鼻梁，大眼睛，扫帚眉，春节前刮过的尖下巴，刚光洁了几天，一层茂密的胡茬又顽强地探出头来，像播种过密刚出苗的谷子地，浮着一层青黑色的烟雾。他穿一双家做的双脸布棉鞋，青斜纹棉布裤子，扎着腿带儿。
上身是一件黑灯芯绒制服，但显然小了些，棉袄的下襟露出一大截，像是长袍外面罩一件马褂。更别致的是他的帽子：在黑狗皮帽子下面还有一顶单帽。
据他本人说，这样搭配有两大优越性。第一，皮帽里子不容易脏。第二，冷了把皮帽耳一放，可以挡风;热了把皮帽一甩，也不至于露出秃头顶来。但是， 制帽厂生产单帽毕竟没有考虑到巩大明的特殊需要，皮帽子戴上去之后，单帽还有一些盈余留在外面，整个造型好似我国传统的重檐式建筑。
从外貌和背时的装束看，巩大明像是蹲在大集的一角卖干豆腐片的。不过， 只要认真观察一下，也会隐隐约约发现一些他有异于一般农民的某些气质：庄重和威严，这是一种农业生产者和领导人相结合的气质。他是张家沟大队九个生产队、一千几百口人的总当家人，老资格的党支部书记。
三队队长张云才走过来。这是个三十来岁、剽悍的年轻人。
“啊呀！我的老书记，我正想叫人去家里找你哩，你倒早来了。”张云才伸手去拉巩大明的胳膊，“不到屋里坐，在这儿受什么清风？”
“屋里人多。”巩大明把嘴里的烟袋移开，淡淡地说。
“嗨！再多还能没有你坐的地方？”
“这儿……清爽。”
“要不我去给你搬个小凳儿？”
“算了，算了。”巩大明用烟袋指了指院子里的人，“天挺冷的，抓紧吧。”
“巩书记，我是不是把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算了，算了。用不着脱了裤子放屁！该咋办就咋办吧。”
“你既然来了……”
“你当我是来听汇报的？”
巩大明自己也说不清今天他为什么总想发火儿，说出话来总带一股炮药味。巩大明本来不想来的，可是，不知怎么鬼使神差，他还是来了。这里并没有他的事。
他的家在三队，三队的会有儿子巩清参加也足够了。他也的确不是来听汇报的，因为三队要做的事早就在支部会上定下来了，会议是他主持的。那么，巩大明到底要干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
张云才又问他：“你是不是先讲讲？”
这也是个问题。按照常规，巩大明是该讲话的。他没喝过多少文化水，但是他很爱讲话，也很能讲话。他上衣胸前的口袋里有一个掌心大的小本本，那是八年前去大寨参观时上级发的。
今天，小本本的塑料皮已经满是裂纹，但小本本的纸芯还有一多半是空白。他参加过数不清的会议，但也只是带着两只耳朵来来去去。不过，这也锻炼了他卓越的记忆力。凡是上级要求他办的事，不管三条五条，他都能不走样地记下来，传达下去，很少出差错。
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他记不了那么多，但他觉得所有理论的“老根”早就被他抓住了：集体——社会主义！个人——资本主义。值得称道的是他时时都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党支部书记的责任。每次大队放映电影，他总要拿过话筒，正一正帽子，先叫一声“社员同志们”，然后从“中心工作”，直讲到节约用粮、计划生育和防备小偷儿。因此，张家沟的社员看电影前都要打听一下巩大明是否在家，如果在家，晚去个把小时，保险误不了电影。
但巩大明有巩大明的办法。后来，他不在放映前讲了，偏要在放映中间讲上二十分钟。他对这一招儿很得意，“嘿，谁也甭想溜！走了就看不上电影儿！”可是今天，爱讲话的巩大明摇头了，“不讲。有啥讲的？”
张云才转过身来，见人已到齐，便招呼大家注意，开会了。既然屋子小，装不下那么多人，他索性把屋里的人都喊到当院来。反正时间不长，风凉一下也没关系。他把人集中在房檐下向阳的地方，自己站在一辆胶轮大车上。毕竟是个高中生，张云才讲话轻松自如，而且有鼓动性。他好像使用了定身法，成年人不用说，连顽皮的孩子也不再打闹了。人们一个个瞪起眼睛，伸长脖子，聚精会神地听着，对西北风卷起的雪粉也不在意了。他的话似乎变成了大家的意志：三队实行生产队统一管理下的包干到户责任制，是再好不过的了。 巩大明对这些话并不感到新鲜，他听过一百零八遍了。但是，他对眼前的这个场面却感到熟悉而惊异！唔，是了，那是1955年的冬天，记得是刚进腊月门儿，也是个刮风带雪的冷天，巩大明给乡亲们做过入社的动员。那时，人们的眼睛、脖子也是这样的，而且比今天还要激动和兴奋。
他那时也就是张云才这个年龄，不过不如张云才讲得好，也不是站在胶轮车上，而是站在村子中心的一个小墙垛上，那时还没有这个大院呢。1958年秋天，人民公社化的动员大会却是在这个大院开的。场面跟今天差不多，但敲锣打鼓，红旗招展，比这热闹得多。“合作化的带头人”“人民公社化的举旗人”，巩大明的功劳簿上一直是用大字这样记录着。
可是今天……是开玩笑吗？这个玩笑竟然开了二十五年！好家伙，四分之一个世纪呀！那时张云才大概才五六岁，他奶奶领着来的。谁想到历史规定要由这一代人来纠正巩大明的失误！
“……大队党支部支持我们队实行‘包干到户’！”
“哗——”一片热烈的掌声。
“呸！”巩大明无意中吸进嘴里一口烟油子，苦得他打了个冷战。他使劲吐了一口苦水，同时把烟袋嘴儿朝下甩了几下，狠狠地咬在嘴里。
巩大明肚子里的苦衷向谁说呢？“支持”，不支持行吗？上级的红头文件早就明明白白写上了。巩大明可能犯别的错误，但从来没有犯过同中央或上级党委唱对台戏的错误。巩大明丝毫也不怀疑包干到户能增产增收，懒人变成勤快人。可是，这么一来，把各家各户联系起来的只有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生产队的“统一管理”了，这还能叫社会主义吗？
“嗨嗨，巩书记来啦？”
巩大明回头一看，一个瘦干干的小老头蹲在他跟前，是张老疙瘩。
张老疙瘩拿起巩大明的烟荷包，一面往掌心里倒着烟叶，一面问：“巩书记，你想分个啥呀？”
“分……什么——‘分啥？’”巩大明有点茫然。
“噢，应该叫‘包’，对了，是‘包’。”张老疙瘩忙更正說，“今天不是要把队里的牲口包下去么！我是想分……啊，是想包，包一头骡子，大青马也行。你呢？”说话之间，他卷成了一支烟，小喇叭那么大。他又向巩大明伸出一只手，“来个火儿！”
张老疙瘩是巩大明的老伙伴了。新中国成立前，他俩一起给一家地主扛过长工，是患难之交。后来他们还住过几年邻居，因为他们住的都是地主的房子，两家处得也不错。“文革”时有人揪巩大明的“走资派”，张老疙瘩还是“保巩”的骨干。可是，不知为什么，巩大明今天看张老疙瘩很不顺眼。
既没有烟，也没有火儿，带张纸条，专吸别人的烟，张老疙瘩这种“三等烟民”的做派就使巩大明很讨厌。还有，张老疙瘩嘴里时时带出来的“分”字也煞是刺耳。巩大明铁青着脸，没有搭话，只是把火柴递了过去。
张老疙瘩没有注意到巩大明感情的变化。他接过火柴，“哧”地一下划着，然后迅速用两只手把火焰捧住，只在上面留了一道缝，得意地把小喇叭似的烟伸进去……啊，这又是一个历史性镜头！
那是1947年的冬天，土改工作队来到张家沟领导搞土改。一天在地主的大院里分牲口，张老疙瘩一面这样点着烟，一面笑眯眯地问过他：“大明兄弟，你想分个啥？”分地主，你扬扬得意，应该;啊，今天你张老疙瘩又拿出那个高兴劲儿来分社会主义！分，分，你分红了眼，分上瘾啦！巩大明真想一巴掌甩过去，把那支喇叭烟给他打飞。
“真的，嗨嗨，你这个当书记的想包个啥牲口？”张老疙瘩又问。
巩大明皱起扫帚眉：“去去去！”
“咦，这是咋啦？”张老疙瘩不解地看着巩大明的脸，“八成在家挨了弟妹的笤帚疙瘩啦！嗨嗨……”张老疙瘩叼着烟走了。
“哼，亏你还是个贫农！”巩大明望着老疙瘩瘦干干的背影气愤不已，“集体搞不好，就是这号人搅和的！”
“……经队委会研究，党支部批准，牲口承包方案是这样的——”张云才说到这里，略微顿了一下，“牛马驴骡，队里一个不留，全部包下去。牲口有好有坏，有强有弱，但不能像卖肉那样切开搭配。所有的牲口都以质定价，原则上一户一个。打开窗子说亮话，谁都想包个好牲口。怎么办呢？给牲口统一编号，抓阄！凭命由天。一抓两瞪眼，好坏无怨……”
张云才的话一字不漏地钻进巩大明的耳朵里，刺得他耳膜疼。“凭命由天”，扯淡！共产党、八路军什么时候讲过“命”和“天”？在大队支委会讨论三队的承包方案的时候，还有公社的党委书记参加，巩大明是反对抓阄的。
但公社党委书记说：“交给群众讨论一下，按多数群众的意见办。”
群众一个声地嗷嗷叫：“抓阄，抓阄！”有的还说，用别的办法总是有权有势的人得实惠。这叫巩大明很伤心。他当了这么多年干部，得过什么实惠，得了房子，还是得了地？懒，馋，占，贪，没有过。
算了，既然大家信命不信领导，那就去听“命”吧。每个人在倒霉之前总希望自己命好。
张云才到屋里做阄去了。院里乱哄哄的，有的在谈论自己的手气，有的迫不及待地去马棚和牛圈看牲口。巩大明敢断定：许多人从来也没有对集体的牲口看得这么仔细。你说怪不怪，讲了二十几年的集体主义，反倒把人们的心都讲到肋巴上去了！
巩大明朝马棚和牛圈看了一眼。槽边上的一匹老马正微闭着眼睛，悠然地嚼着干草节儿。这匹马是十几年前巩大明从牧区买回来的。老马大概早就熟悉了这个大院，习惯了热热闹闹的集体生活吧？如果被牵进哪一家的小院里去，你还想这个大家吗？……巩大明不愿再待下去了。
他觉得浑身发冷。他要回家去。他把狗皮帽耳放下来，把熄了火的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几下，站起身来，唉哟，腿好像过电一样，软溜溜、麻酥酥的，一步也动弹不得。是蹲麻了。
“喂，阄做好了，都放在我的帽子里。”张云才从屋里走出来，光着头，把帽子举得高高的，“大家先抓，只准伸手，不准看。一家只出一个代表，只准抓一次。来吧！”
张老疙瘩像个机灵猴。他第一个跑到张云才跟前，卷起袖子，把手伸进帽子里去，两只灵活的眼睛不停地转动着，干瘪的嘴唇紧抿着，看那专注、费力的样子，好像不是在取一个小纸团，而是在拔千斤顶！
“嘿，五号，白骒马！”
虽然不是骡子，也不是大青马，白骒马也不错。张老疙瘩乐得几乎要蹦起来，急着要去马棚里牵马。
张云才把他喊住了：“等等，你凭运气抓的，谁也抢不去。等大家抓完阉一起牵，还有些事要说哩。”
张老疙瘩只好踅回身子，但眼睛一直瞄着白骒马。
“下一个……”
“九号，是头牛！”
“下一个……”
在人们一个个抓阄的时候，得意扬扬的张老疙瘩又凑近巩大明的耳朵：“我的书记，你咋还不去抓呀？别等到最后给你剩一头驴驹子。”
这时巩大明的儿子巩清也走过来，问巩大明：“爹，咱抓不？”
“你看，小子都着急了。”张老疙瘩在一旁撺掇着。
“爹！你抓，还是我抓？”
“不抓。剩下啥是啥。”巩大明说。
“你别说，这也是个办法。”张老疙瘩又来了兴头，“有福的不用忙，没福的忙断肠。”
“你……你给我滚一边去吧！”巩大明竖起扫帚眉，瞪起大眼睛，布满皱纹的脸就像脚下冰冷、干裂的冻土地。他愤怒得简直要爆炸了，要不是正月初六，人又这么多，他真的会骂娘的。
“啊呀，我的书记大人，你是不是吃了炮药了，肚子里哪儿来这么大的火儿呀？”张老疙瘩哭丧着脸，显然很委屈，“你是不是对我们这个破烂大家还有些留恋？我看出来了，是有点。要说呢，我也留恋。二十几年，咱们都围着这口大锅吃饭。咱们吃老了，儿子吃大了，还有了孙子。现在要拆锅台，心里也有点……那个。可话又说回来，锅里的饭不够吃，总不能大家守着它挨饿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见巩大明不吱声，张老疙瘩又说下去，“咱哥俩一个锅抡马勺这么多年，你肚子里的心思我能不知道？”
“你知道个屁！”巩大明仍然没好气。
【本栏责任编辑】 铁菁妤
其实，这些对联都是人们从老辈子“对子本”或报纸上的“新春联”里抄来的，大都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只不过是些吉利话，或者只是一种愿望。
就说张家沟正月初六这天吧。地上有隔年的积雪，虽然有的地方融化了一些， 但踩上去仍然咯吱咯吱响。西北风卷起晶瑩的雪粉，打在人脸上像刀割一样火辣辣、麻酥酥的。“柳绿桃红”，胡扯！柳树灰突突的，枝条硬邦邦的，还处在冻僵的冬眠状态，倒有点像铅丝，在寒风中发出嘶嘶的尖叫。
“莺歌燕舞”，更是没有的事！不怕冻的乌鸦尚且惊蛰以后才能张嘴叫，呢喃的燕子鬼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现在，张家沟里能叫的除了家里养的大公鸡，就是饿急了眼的麻雀。
不过，天冷并没有冻掉人们的热情。刚吃过早饭，没用哪一位挨门吆喝，第三生产队的男女老少便陆续涌进生产队的大院，像是赶年集。人们兴奋、新奇， 也许还有点心跳。经过二十年的合作化、集体化，“化”来“化”去，张家沟从今天开始，要向一家一户“化”了。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这个弯子叫新阶段，还是叫新纪元？ 张家沟的人说不清。
但是人们都感到，它跟土改、合作化一样，是一件顶大顶大的事。
人越聚越多。屋里装不下，人们便聚集在房檐下晒太阳。农村里任何庄严的场合都少不了十来岁的半大小子。他们不停地在院里喊叫着，追逐着，撕扯着， 有时还点响一个“二踢脚”。“咚——叭！”赶年集的味道更足了。
邻队还来了些观光代表。张家沟是个大村子，有九个生产队。既然三队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不妨来看看，说不定能长长见识，积累些经验呢。
同这欢腾气氛最不协调的是蹲在房檐下闷头抽烟的巩大明。
巩大明五十多岁，塌鼻梁，大眼睛，扫帚眉，春节前刮过的尖下巴，刚光洁了几天，一层茂密的胡茬又顽强地探出头来，像播种过密刚出苗的谷子地，浮着一层青黑色的烟雾。他穿一双家做的双脸布棉鞋，青斜纹棉布裤子，扎着腿带儿。
上身是一件黑灯芯绒制服，但显然小了些，棉袄的下襟露出一大截，像是长袍外面罩一件马褂。更别致的是他的帽子：在黑狗皮帽子下面还有一顶单帽。
据他本人说，这样搭配有两大优越性。第一，皮帽里子不容易脏。第二，冷了把皮帽耳一放，可以挡风;热了把皮帽一甩，也不至于露出秃头顶来。但是， 制帽厂生产单帽毕竟没有考虑到巩大明的特殊需要，皮帽子戴上去之后，单帽还有一些盈余留在外面，整个造型好似我国传统的重檐式建筑。
从外貌和背时的装束看，巩大明像是蹲在大集的一角卖干豆腐片的。不过， 只要认真观察一下，也会隐隐约约发现一些他有异于一般农民的某些气质：庄重和威严，这是一种农业生产者和领导人相结合的气质。他是张家沟大队九个生产队、一千几百口人的总当家人，老资格的党支部书记。
三队队长张云才走过来。这是个三十来岁、剽悍的年轻人。
“啊呀！我的老书记，我正想叫人去家里找你哩，你倒早来了。”张云才伸手去拉巩大明的胳膊，“不到屋里坐，在这儿受什么清风？”
“屋里人多。”巩大明把嘴里的烟袋移开，淡淡地说。
“嗨！再多还能没有你坐的地方？”
“这儿……清爽。”
“要不我去给你搬个小凳儿？”
“算了，算了。”巩大明用烟袋指了指院子里的人，“天挺冷的，抓紧吧。”
“巩书记，我是不是把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算了，算了。用不着脱了裤子放屁！该咋办就咋办吧。”
“你既然来了……”
“你当我是来听汇报的？”
巩大明自己也说不清今天他为什么总想发火儿，说出话来总带一股炮药味。巩大明本来不想来的，可是，不知怎么鬼使神差，他还是来了。这里并没有他的事。
他的家在三队，三队的会有儿子巩清参加也足够了。他也的确不是来听汇报的，因为三队要做的事早就在支部会上定下来了，会议是他主持的。那么，巩大明到底要干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
张云才又问他：“你是不是先讲讲？”
这也是个问题。按照常规，巩大明是该讲话的。他没喝过多少文化水，但是他很爱讲话，也很能讲话。他上衣胸前的口袋里有一个掌心大的小本本，那是八年前去大寨参观时上级发的。
今天，小本本的塑料皮已经满是裂纹，但小本本的纸芯还有一多半是空白。他参加过数不清的会议，但也只是带着两只耳朵来来去去。不过，这也锻炼了他卓越的记忆力。凡是上级要求他办的事，不管三条五条，他都能不走样地记下来，传达下去，很少出差错。
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他记不了那么多，但他觉得所有理论的“老根”早就被他抓住了：集体——社会主义！个人——资本主义。值得称道的是他时时都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党支部书记的责任。每次大队放映电影，他总要拿过话筒，正一正帽子，先叫一声“社员同志们”，然后从“中心工作”，直讲到节约用粮、计划生育和防备小偷儿。因此，张家沟的社员看电影前都要打听一下巩大明是否在家，如果在家，晚去个把小时，保险误不了电影。
但巩大明有巩大明的办法。后来，他不在放映前讲了，偏要在放映中间讲上二十分钟。他对这一招儿很得意，“嘿，谁也甭想溜！走了就看不上电影儿！”可是今天，爱讲话的巩大明摇头了，“不讲。有啥讲的？”
张云才转过身来，见人已到齐，便招呼大家注意，开会了。既然屋子小，装不下那么多人，他索性把屋里的人都喊到当院来。反正时间不长，风凉一下也没关系。他把人集中在房檐下向阳的地方，自己站在一辆胶轮大车上。毕竟是个高中生，张云才讲话轻松自如，而且有鼓动性。他好像使用了定身法，成年人不用说，连顽皮的孩子也不再打闹了。人们一个个瞪起眼睛，伸长脖子，聚精会神地听着，对西北风卷起的雪粉也不在意了。他的话似乎变成了大家的意志：三队实行生产队统一管理下的包干到户责任制，是再好不过的了。 巩大明对这些话并不感到新鲜，他听过一百零八遍了。但是，他对眼前的这个场面却感到熟悉而惊异！唔，是了，那是1955年的冬天，记得是刚进腊月门儿，也是个刮风带雪的冷天，巩大明给乡亲们做过入社的动员。那时，人们的眼睛、脖子也是这样的，而且比今天还要激动和兴奋。
他那时也就是张云才这个年龄，不过不如张云才讲得好，也不是站在胶轮车上，而是站在村子中心的一个小墙垛上，那时还没有这个大院呢。1958年秋天，人民公社化的动员大会却是在这个大院开的。场面跟今天差不多，但敲锣打鼓，红旗招展，比这热闹得多。“合作化的带头人”“人民公社化的举旗人”，巩大明的功劳簿上一直是用大字这样记录着。
可是今天……是开玩笑吗？这个玩笑竟然开了二十五年！好家伙，四分之一个世纪呀！那时张云才大概才五六岁，他奶奶领着来的。谁想到历史规定要由这一代人来纠正巩大明的失误！
“……大队党支部支持我们队实行‘包干到户’！”
“哗——”一片热烈的掌声。
“呸！”巩大明无意中吸进嘴里一口烟油子，苦得他打了个冷战。他使劲吐了一口苦水，同时把烟袋嘴儿朝下甩了几下，狠狠地咬在嘴里。
巩大明肚子里的苦衷向谁说呢？“支持”，不支持行吗？上级的红头文件早就明明白白写上了。巩大明可能犯别的错误，但从来没有犯过同中央或上级党委唱对台戏的错误。巩大明丝毫也不怀疑包干到户能增产增收，懒人变成勤快人。可是，这么一来，把各家各户联系起来的只有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生产队的“统一管理”了，这还能叫社会主义吗？
“嗨嗨，巩书记来啦？”
巩大明回头一看，一个瘦干干的小老头蹲在他跟前，是张老疙瘩。
张老疙瘩拿起巩大明的烟荷包，一面往掌心里倒着烟叶，一面问：“巩书记，你想分个啥呀？”
“分……什么——‘分啥？’”巩大明有点茫然。
“噢，应该叫‘包’，对了，是‘包’。”张老疙瘩忙更正說，“今天不是要把队里的牲口包下去么！我是想分……啊，是想包，包一头骡子，大青马也行。你呢？”说话之间，他卷成了一支烟，小喇叭那么大。他又向巩大明伸出一只手，“来个火儿！”
张老疙瘩是巩大明的老伙伴了。新中国成立前，他俩一起给一家地主扛过长工，是患难之交。后来他们还住过几年邻居，因为他们住的都是地主的房子，两家处得也不错。“文革”时有人揪巩大明的“走资派”，张老疙瘩还是“保巩”的骨干。可是，不知为什么，巩大明今天看张老疙瘩很不顺眼。
既没有烟，也没有火儿，带张纸条，专吸别人的烟，张老疙瘩这种“三等烟民”的做派就使巩大明很讨厌。还有，张老疙瘩嘴里时时带出来的“分”字也煞是刺耳。巩大明铁青着脸，没有搭话，只是把火柴递了过去。
张老疙瘩没有注意到巩大明感情的变化。他接过火柴，“哧”地一下划着，然后迅速用两只手把火焰捧住，只在上面留了一道缝，得意地把小喇叭似的烟伸进去……啊，这又是一个历史性镜头！
那是1947年的冬天，土改工作队来到张家沟领导搞土改。一天在地主的大院里分牲口，张老疙瘩一面这样点着烟，一面笑眯眯地问过他：“大明兄弟，你想分个啥？”分地主，你扬扬得意，应该;啊，今天你张老疙瘩又拿出那个高兴劲儿来分社会主义！分，分，你分红了眼，分上瘾啦！巩大明真想一巴掌甩过去，把那支喇叭烟给他打飞。
“真的，嗨嗨，你这个当书记的想包个啥牲口？”张老疙瘩又问。
巩大明皱起扫帚眉：“去去去！”
“咦，这是咋啦？”张老疙瘩不解地看着巩大明的脸，“八成在家挨了弟妹的笤帚疙瘩啦！嗨嗨……”张老疙瘩叼着烟走了。
“哼，亏你还是个贫农！”巩大明望着老疙瘩瘦干干的背影气愤不已，“集体搞不好，就是这号人搅和的！”
“……经队委会研究，党支部批准，牲口承包方案是这样的——”张云才说到这里，略微顿了一下，“牛马驴骡，队里一个不留，全部包下去。牲口有好有坏，有强有弱，但不能像卖肉那样切开搭配。所有的牲口都以质定价，原则上一户一个。打开窗子说亮话，谁都想包个好牲口。怎么办呢？给牲口统一编号，抓阄！凭命由天。一抓两瞪眼，好坏无怨……”
张云才的话一字不漏地钻进巩大明的耳朵里，刺得他耳膜疼。“凭命由天”，扯淡！共产党、八路军什么时候讲过“命”和“天”？在大队支委会讨论三队的承包方案的时候，还有公社的党委书记参加，巩大明是反对抓阄的。
但公社党委书记说：“交给群众讨论一下，按多数群众的意见办。”
群众一个声地嗷嗷叫：“抓阄，抓阄！”有的还说，用别的办法总是有权有势的人得实惠。这叫巩大明很伤心。他当了这么多年干部，得过什么实惠，得了房子，还是得了地？懒，馋，占，贪，没有过。
算了，既然大家信命不信领导，那就去听“命”吧。每个人在倒霉之前总希望自己命好。
张云才到屋里做阄去了。院里乱哄哄的，有的在谈论自己的手气，有的迫不及待地去马棚和牛圈看牲口。巩大明敢断定：许多人从来也没有对集体的牲口看得这么仔细。你说怪不怪，讲了二十几年的集体主义，反倒把人们的心都讲到肋巴上去了！
巩大明朝马棚和牛圈看了一眼。槽边上的一匹老马正微闭着眼睛，悠然地嚼着干草节儿。这匹马是十几年前巩大明从牧区买回来的。老马大概早就熟悉了这个大院，习惯了热热闹闹的集体生活吧？如果被牵进哪一家的小院里去，你还想这个大家吗？……巩大明不愿再待下去了。
他觉得浑身发冷。他要回家去。他把狗皮帽耳放下来，把熄了火的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几下，站起身来，唉哟，腿好像过电一样，软溜溜、麻酥酥的，一步也动弹不得。是蹲麻了。
“喂，阄做好了，都放在我的帽子里。”张云才从屋里走出来，光着头，把帽子举得高高的，“大家先抓，只准伸手，不准看。一家只出一个代表，只准抓一次。来吧！”
张老疙瘩像个机灵猴。他第一个跑到张云才跟前，卷起袖子，把手伸进帽子里去，两只灵活的眼睛不停地转动着，干瘪的嘴唇紧抿着，看那专注、费力的样子，好像不是在取一个小纸团，而是在拔千斤顶！
“嘿，五号，白骒马！”
虽然不是骡子，也不是大青马，白骒马也不错。张老疙瘩乐得几乎要蹦起来，急着要去马棚里牵马。
张云才把他喊住了：“等等，你凭运气抓的，谁也抢不去。等大家抓完阉一起牵，还有些事要说哩。”
张老疙瘩只好踅回身子，但眼睛一直瞄着白骒马。
“下一个……”
“九号，是头牛！”
“下一个……”
在人们一个个抓阄的时候，得意扬扬的张老疙瘩又凑近巩大明的耳朵：“我的书记，你咋还不去抓呀？别等到最后给你剩一头驴驹子。”
这时巩大明的儿子巩清也走过来，问巩大明：“爹，咱抓不？”
“你看，小子都着急了。”张老疙瘩在一旁撺掇着。
“爹！你抓，还是我抓？”
“不抓。剩下啥是啥。”巩大明说。
“你别说，这也是个办法。”张老疙瘩又来了兴头，“有福的不用忙，没福的忙断肠。”
“你……你给我滚一边去吧！”巩大明竖起扫帚眉，瞪起大眼睛，布满皱纹的脸就像脚下冰冷、干裂的冻土地。他愤怒得简直要爆炸了，要不是正月初六，人又这么多，他真的会骂娘的。
“啊呀，我的书记大人，你是不是吃了炮药了，肚子里哪儿来这么大的火儿呀？”张老疙瘩哭丧着脸，显然很委屈，“你是不是对我们这个破烂大家还有些留恋？我看出来了，是有点。要说呢，我也留恋。二十几年，咱们都围着这口大锅吃饭。咱们吃老了，儿子吃大了，还有了孙子。现在要拆锅台，心里也有点……那个。可话又说回来，锅里的饭不够吃，总不能大家守着它挨饿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见巩大明不吱声，张老疙瘩又说下去，“咱哥俩一个锅抡马勺这么多年，你肚子里的心思我能不知道？”
“你知道个屁！”巩大明仍然没好气。
【本栏责任编辑】 铁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