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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战初期，董必武在武汉以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坚定的革命信念，积极开展了与国民党上层的谈判，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广泛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恢复和发展湖北武汉地区党的组织，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组织动员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筹建；创办；改编；统一战线；动员民众；
中图分类号：DO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5-00-03
董必武在湖北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崇高的威望，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更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在湖北武汉的革命活动是卓有成效、功勋显著的，他在抗战初期的武汉，为加强国共合作，恢复和发展湖北、武汉地区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董必武抗战初期在武汉的历史贡献。
一、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创办《新华日报》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为了抵御外敌入侵，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明确提出：“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国共两党经过谈判达成共识，一致抗日，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管辖区的领导，扩大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经与国民党商谈后，在西安、太原、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桂林、迪化、重庆、广州、香港、南宁、洛阳、贵阳等地先后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八路军通讯联络机构。1937年9月初，董必武受中共中央委托，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从延安经西安来到武汉。他一方面积极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加强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联络；另一方面秘密组建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恢复和发展湖北武汉地区党组织。1937年10月经过董必武精心筹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汉口府西一路安仁里一号成立，由李涛任处长。1937年11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苏州，南京危在旦夕。11月底，国民党部分党政军重要机关从南京陆续迁到武汉，各民主党派领袖和各界知名人士、文艺团体也纷纷汇聚武汉，武汉实际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12月，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也先后分两批撤到武汉，经董必武和叶剑英商议并报中共中央同意，将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并入武汉办事处，由钱之光任处长。由于武汉办事处机构扩大，人员骤增，安仁里的房子不够使用，董必武亲自出面，找到时任汉口市市长的徐会之，徐会之原是董必武的学生，对董必武很敬重，在他的帮助下，汉口市政府将原日租界中街89号的大石洋行拨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作为办公之用，并将中街90号、120号也拨给办事处作为招待所。办事处于1937年12月初从安仁里迁至汉口原日租界中街89号（现汉口长春街57号），正式对外办公。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长江局，领导南中国各省党的工作，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代表团成员有周恩来、秦邦宪、项英、董必武、叶剑英、王明、林伯渠等，12月中旬，中共代表团进驻武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将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合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共代表团，对党内则是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江局机关秘密设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内。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中共长江局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努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粮饷、服装、枪支弹药、机械设备及各种军需物质，为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爱国进步青年和抗日救国人才。1938年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长江局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设立招生委员会，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女子大学等在武汉招生，由董必武、罗炳辉、吴奚如等负责，董必武在办事处接待了许多来访的革命青年和学生，还有烈士的后代，如革命青年钱远镜就是董必武的亲密战友钱亦石的儿子，董必武亲笔写信介绍他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通过办事处送往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人员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抗日战争中的骨干力量。
董必武在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同时，他还在武汉筹办《新华日报》，创办了《群众》周刊。董必武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湖北地方党组织，在极困难的情况下，经报社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正式创刊，1月18日，董必武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新华日报》不仅反映中共的政策主张，而且反映其他各党派以及无党派的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的意见和主张，它不仅表扬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实，而且表扬一切抗日军队的英勇抗战的事实。”[1]《新华日报》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奋起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前夕，《新华日报》馆由汉口大陆里迁往重庆苍坪街69号，继续为党的抗战思想理念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二、恢复和发展湖北、武汉地方党组织
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恢复和发展党在国民党管辖区的秘密组织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在武汉为贯彻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特别在南方各地更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要考察旧组织，建立新组织，着力建立地方党部与支部”[2]的精神，董必武利用他的合法身份，要求国民党武汉行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立即释放政治犯。通过董必武与国民党省政府多次交涉，从湖北省监狱营救出一批被国民党长期监禁的中共党员和干部。被营救出来的同志，经过审查恢复组织关系，重新走上新的岗位。在寻找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同志时，董必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变时，事出仓促，组织遭到破坏，在白色恐怖下，不少同志因失去联系，被迫隐蔽起来，是不得已的。應当把他们动员起来，让他们继续参加革命，这对他们本人和对革命都是有利的。”[3]在董必武有力的领导下，很快就将那些失掉组织关系后，表现较好的同志联系起来，组织起来，并举办了五期党员训练班，培训党员300余名，加强了党组织的力量。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郭述申回湖北，协助董必武开展湖北党的工作，随后，陶铸、钱瑛经南京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交涉营救出狱后，被派到武汉工作；何伟经营救出狱，由南京到武汉找到董必武，至此，组建湖北省委的工作顺利进行。10月中旬，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建立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由郭述申任书记，陶铸、钱瑛为委员。根据中共长江局的指示，1937年10月24日，省工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成立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郭述申任省委书记，陶铸任副书记，钱瑛任组织部长，何伟任宣传部长，王亦清任职工委书记，方毅任农委书记，杨学诚任青委书记，妇女书记由钱瑛兼任，军委成立后由郭述申兼任军委书记。在董必武的领导下，湖北省委嚴格执行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精神，不断扩大和巩固湖北、武汉地区党组织，到1938年5月，全省共产党员发展到1040余人。5月，中共湖北省临时省委在汉口富源里董公馆召开扩大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中共湖北省委。省委成员有郭述申、钱瑛、何伟、王翰、方毅、郑位三、杨学诚等15人，下辖汉口、武昌、汉阳三个区委，鄂东、鄂中、鄂南三个特委，以及鄂西、鄂北两个中心县委。省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长江局关于《大量发展党员，不要搞关门主义》的指示，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到1938年8月，全省共产党员达2580余人。在董必武的组织和领导下，湖北省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这对全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建立抗日武装力量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中共中央认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浴血奋战的结果，不应轻易地放弃。为了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中共代表董必武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多次同国民党谈判协商。1937年7月，从海外回国的北伐名将叶挺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决定负责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叶挺找到蒋介石，提出由本人负责集中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蒋介石因叶挺脱离共产党组织多年，就同意了叶挺的要求。9月18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于10月初在南京找到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董必武等，商谈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事宜，并表示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出任新四军军长。董必武和博古、叶剑英根据叶挺对党忠诚的态度和实际情况，三人于10月8日联合致电党中央，电文说：“叶挺事，据他说周恩来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编第四军军长，拨发了五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果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4]，同时建议“南方各地游击队仍以集合成为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为好。这样编的好处是，成一整个的力量不致分散；可直接属我们领导；补充给养均较好接洽领取；该军以后仍可要人员补充区，使用时间问题可由我们决定。”[5]10月21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又向党中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一）叶挺愿前来（去延安）面陈……，约一两日后即起程。（二）叶已领关防及开办费五万元，尚未呈报就职……（四）叶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6]10月18日，毛泽东复电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等：“同意你们齐午电，南方游击区为八路军节制，首先由党中央派人到各游击区整理队伍，在整理期间，由国民党发给伙食被服。”[7]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组建新四军工作，并表示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和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的汇报，很快同意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大和街26号正式成立，于1938年1月6日，军部迁往南昌三眼井。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共计10300人。其中，新四军四支队高敬亭部在董必武的亲自关怀和精心筹划下，由二千余人发展到三千一百余人。董必武通过与国民党武汉行营的谈判，并动员地方党组织援助，为高敬亭部筹集到大批粮饷、棉衣、棉被和各种军需物资，还从延安和抗日根据地调配了一批骨干力量，使新四军四支队不断发展壮大。新四军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转战大江南北，在敌后战场愈战愈强，成为华中敌后抵抗日本侵略军的重要武装力量。
四、创办抗日游击训练班，培养军事干部人才
为贯彻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在敌人后方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董必武积极筹划开办游击训练班的工作。董必武在武汉广交朋友，特别是一些辛亥革命的老战友。他在同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兼省合作委员会主任石瑛交谈时，讨论了今后如何抗战，特别是如何利用建设厅这一机构做些抗日救亡的有益工作，石瑛听后很受启发，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并当即决定以省合作委员会的名义，在湖北应城县汤池举办农村合作事业训练班。石瑛回到建设厅后，又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专员、省建设厅棉业改良场场长杨显东，中国农业银行农村货款部主任孙耀华等人商议，决定由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汤池农村合作实验区负责人李范一出面，具体负责办训练班。董必武对他们的筹划安排，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为了把训练班办好，董必武与湖北省工委商量后，决定派湖北省委领导人陶铸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去领导汤池训练班。
1937年12月20日，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举办的训练班在应城县汤池开学。湖北省委先后派曾志、潘怡如、刘顺元、刘季平、黄松龄、陈辛仁、李华、雍文涛、顾大椿、蔡承祖、童世光、沈德纯等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党员和优秀青年共产党员去训练班任教，积极宣传党的抗战方针、路线和政策。训练班的学员大部分是来自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和武汉大学的进步学生和爱国青年。训练班以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为榜样，开设了《农村合作事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农民运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游击战争战略与战术》、《合作常识》等课程。训练班共举办了四期，培训学员600余人，为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培养了骨干人才。 董必武还指示中共湖北省委在黄安七里坪、河南鸡公山、武汉大学等地举办训练班。七里坪干部训练班由方毅主持工作，训练班共举办了三期，坚持了八个月，培训了600多名学员，大部分学员派往新四军第四支队工作。武汉大学训练班和河南鸡公山训练班是董必武通过武汉大学教授李相符的关系举办的，董必武还派出共产党员黄新学、刘西尧、邹吉芳、苏苇等协助李相符加强训练班的工作。1938年3月开始，中共湖北省委根据董必武的指示，在汉口富源里举办了五期党员训练班，培训党员300名，董必武主持党员教育轮训工作，并亲自讲课。培训了一批优秀游击骨干，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好充分的准备。
经过董必武的组织和领导，开办的各种训练班，为湖北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准备了骨干力量；為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加强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扩大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董必武在武汉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多方接触各界人士，特别是对一些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他一再强调“只要有一点民主倾向的人，都要耐心说服教育他们接受我们的主张，以便扩大革命势力，达到革命目的。”[8]董必武会见了国民党上层人士严重、孔庚、石瑛等，接待了社会知名人士李书诚、李范一、张难先等，还与过去的一些老朋友和有识之士周苍柏、曹振武、蔡寄鸥等畅谈抗日救亡之道。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董必武在叙旧时说：“读顾亭林的诗，记不记得这两句：‘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吊哭声。’……忆及这两句诗，觉得非常的可感。”[9]由此谈到十年内战，使苍生涂炭。现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是大势所趋。董必武以他的赤诚之心，感动了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他们纷纷表示愿为抗日救亡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就是对过去想加害自己的夙敌桂系军阀陶钧，董必武也不放弃争取的机会。
董必武还做了大量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如桂系首领李宗仁，当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省政府主席。董必武和叶剑英通过安徽知名人士朱蕴山与李宗仁协商，组织成立了统一战线组织——第五战区民族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后改为安徽省民族总动员委员会）。由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各部门要职，建立了安徽省工委，发展了党的组织。董必武与周恩来一起还直接领导了党的秘密工作，在派往国民党军政部门的共产党员中，有在胡宗南身边做秘书工作的熊向晖，担任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谢和赓，他们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在李克农的具体指示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为国共谈判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董必武深入细致的工作，争取了不少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当中许多人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六、积极动员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的武汉，实际上已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全国各地抗日救亡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云集武汉，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各阶层人士、各救亡团体，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在武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武汉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董必武和周恩来的领导下，湖北武汉地区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武汉各界救国联合会、民族解放大同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青年抗敌协会、妇女工作团、抗战教育研究会、战时乡村促进会、孩子剧团等。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冲破层层封锁，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国民党惧怕抗日救国群众运动日益高涨，于1938年8月3日强令解散“民先”、“青救”、“蚁社”三团体。董必武和周恩来、叶剑英等利用舆论工具强烈谴责了国民党当局这一行径。
为了广泛地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打破国民党的“强制”和“包办”政策，董必武先后发表了《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战》、《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以及《武汉民众的动员和组织》等文章，反复强调群众运动对于抗日战争的重要意义，指出：“开放民众运动是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应当把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战作为高于一切利益的神圣事业”[10]。同时指出国民党军之所以“失利”，没有动员广大群众“积极起来参加这次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实为许多原因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11]。怎样才能动员群众起来积极参加抗战呢？董必武指出：“最主要的是政治上要有相应的民主自由。给全国民众以充分的爱国自由，经济上要减轻若干负担。”“各抗日党派和救国团体，在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工作中，必须共同计划共同工作，统一组织统一行动，不应有包办独占排斥友党的企图。把国共两党一切有关抗战的重要文献，在群众中做普遍的宣传和解释，使千万群众都知道。”“使军队与群众发生良好的关系。”这样，“才能把全国民众坚固地组织起来，才能给他们以训练，并武装他们，使民众和政府、和军队达成一片，结成一个不可销蚀的力量，在持久的艰苦的神圣的抗战中争取最后胜利”[12]。同时，董必武还在广大工人阶级、农民群众、爱国学生、进步青年和文艺团体中，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工作。
在董必武和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直接指导下，湖北武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特别是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举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宣传活动，如举行了武汉各界第二期扩大宣传周，宣传周的第一天，传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三厅组织武汉十万群众举行了火炬游行庆祝活动；为纪念抗战一周年，举办了“七七”献金运动，中共代表团参加了献金，董必武将其担任国民参政员的一个月薪金全部献出，献金活动持续了5天，参加献金的人数超过50万人次。献金数额达100万法币，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将士的抗战。三厅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董必武在武汉工作和战斗了整整十三个月，成效是显著的。他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恢复和建立湖北武汉地区党的组织，开辟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组建新四军，以及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为动员民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第44页
[2][8][10][11][12]《董必武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16页、第307页、第325页、第326页
[3]刘子谷《回忆董老》
[4][5][6][7]《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9、97、99页
[9]《董必武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
关键词：筹建；创办；改编；统一战线；动员民众；
中图分类号：DO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5-00-03
董必武在湖北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崇高的威望，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更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在湖北武汉的革命活动是卓有成效、功勋显著的，他在抗战初期的武汉，为加强国共合作，恢复和发展湖北、武汉地区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董必武抗战初期在武汉的历史贡献。
一、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创办《新华日报》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为了抵御外敌入侵，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明确提出：“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国共两党经过谈判达成共识，一致抗日，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管辖区的领导，扩大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经与国民党商谈后，在西安、太原、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桂林、迪化、重庆、广州、香港、南宁、洛阳、贵阳等地先后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八路军通讯联络机构。1937年9月初，董必武受中共中央委托，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从延安经西安来到武汉。他一方面积极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加强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联络；另一方面秘密组建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恢复和发展湖北武汉地区党组织。1937年10月经过董必武精心筹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汉口府西一路安仁里一号成立，由李涛任处长。1937年11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苏州，南京危在旦夕。11月底，国民党部分党政军重要机关从南京陆续迁到武汉，各民主党派领袖和各界知名人士、文艺团体也纷纷汇聚武汉，武汉实际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12月，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也先后分两批撤到武汉，经董必武和叶剑英商议并报中共中央同意，将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并入武汉办事处，由钱之光任处长。由于武汉办事处机构扩大，人员骤增，安仁里的房子不够使用，董必武亲自出面，找到时任汉口市市长的徐会之，徐会之原是董必武的学生，对董必武很敬重，在他的帮助下，汉口市政府将原日租界中街89号的大石洋行拨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作为办公之用，并将中街90号、120号也拨给办事处作为招待所。办事处于1937年12月初从安仁里迁至汉口原日租界中街89号（现汉口长春街57号），正式对外办公。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长江局，领导南中国各省党的工作，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代表团成员有周恩来、秦邦宪、项英、董必武、叶剑英、王明、林伯渠等，12月中旬，中共代表团进驻武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将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合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共代表团，对党内则是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江局机关秘密设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内。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中共长江局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努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粮饷、服装、枪支弹药、机械设备及各种军需物质，为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爱国进步青年和抗日救国人才。1938年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长江局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设立招生委员会，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女子大学等在武汉招生，由董必武、罗炳辉、吴奚如等负责，董必武在办事处接待了许多来访的革命青年和学生，还有烈士的后代，如革命青年钱远镜就是董必武的亲密战友钱亦石的儿子，董必武亲笔写信介绍他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通过办事处送往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人员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抗日战争中的骨干力量。
董必武在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同时，他还在武汉筹办《新华日报》，创办了《群众》周刊。董必武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湖北地方党组织，在极困难的情况下，经报社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正式创刊，1月18日，董必武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新华日报》不仅反映中共的政策主张，而且反映其他各党派以及无党派的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的意见和主张，它不仅表扬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实，而且表扬一切抗日军队的英勇抗战的事实。”[1]《新华日报》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奋起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前夕，《新华日报》馆由汉口大陆里迁往重庆苍坪街69号，继续为党的抗战思想理念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二、恢复和发展湖北、武汉地方党组织
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恢复和发展党在国民党管辖区的秘密组织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在武汉为贯彻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特别在南方各地更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要考察旧组织，建立新组织，着力建立地方党部与支部”[2]的精神，董必武利用他的合法身份，要求国民党武汉行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立即释放政治犯。通过董必武与国民党省政府多次交涉，从湖北省监狱营救出一批被国民党长期监禁的中共党员和干部。被营救出来的同志，经过审查恢复组织关系，重新走上新的岗位。在寻找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同志时，董必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变时，事出仓促，组织遭到破坏，在白色恐怖下，不少同志因失去联系，被迫隐蔽起来，是不得已的。應当把他们动员起来，让他们继续参加革命，这对他们本人和对革命都是有利的。”[3]在董必武有力的领导下，很快就将那些失掉组织关系后，表现较好的同志联系起来，组织起来，并举办了五期党员训练班，培训党员300余名，加强了党组织的力量。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郭述申回湖北，协助董必武开展湖北党的工作，随后，陶铸、钱瑛经南京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交涉营救出狱后，被派到武汉工作；何伟经营救出狱，由南京到武汉找到董必武，至此，组建湖北省委的工作顺利进行。10月中旬，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建立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由郭述申任书记，陶铸、钱瑛为委员。根据中共长江局的指示，1937年10月24日，省工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成立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郭述申任省委书记，陶铸任副书记，钱瑛任组织部长，何伟任宣传部长，王亦清任职工委书记，方毅任农委书记，杨学诚任青委书记，妇女书记由钱瑛兼任，军委成立后由郭述申兼任军委书记。在董必武的领导下，湖北省委嚴格执行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精神，不断扩大和巩固湖北、武汉地区党组织，到1938年5月，全省共产党员发展到1040余人。5月，中共湖北省临时省委在汉口富源里董公馆召开扩大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中共湖北省委。省委成员有郭述申、钱瑛、何伟、王翰、方毅、郑位三、杨学诚等15人，下辖汉口、武昌、汉阳三个区委，鄂东、鄂中、鄂南三个特委，以及鄂西、鄂北两个中心县委。省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长江局关于《大量发展党员，不要搞关门主义》的指示，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到1938年8月，全省共产党员达2580余人。在董必武的组织和领导下，湖北省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这对全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建立抗日武装力量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中共中央认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浴血奋战的结果，不应轻易地放弃。为了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中共代表董必武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多次同国民党谈判协商。1937年7月，从海外回国的北伐名将叶挺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决定负责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叶挺找到蒋介石，提出由本人负责集中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蒋介石因叶挺脱离共产党组织多年，就同意了叶挺的要求。9月18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于10月初在南京找到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董必武等，商谈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事宜，并表示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出任新四军军长。董必武和博古、叶剑英根据叶挺对党忠诚的态度和实际情况，三人于10月8日联合致电党中央，电文说：“叶挺事，据他说周恩来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编第四军军长，拨发了五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果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4]，同时建议“南方各地游击队仍以集合成为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为好。这样编的好处是，成一整个的力量不致分散；可直接属我们领导；补充给养均较好接洽领取；该军以后仍可要人员补充区，使用时间问题可由我们决定。”[5]10月21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又向党中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一）叶挺愿前来（去延安）面陈……，约一两日后即起程。（二）叶已领关防及开办费五万元，尚未呈报就职……（四）叶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6]10月18日，毛泽东复电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等：“同意你们齐午电，南方游击区为八路军节制，首先由党中央派人到各游击区整理队伍，在整理期间，由国民党发给伙食被服。”[7]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组建新四军工作，并表示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和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的汇报，很快同意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大和街26号正式成立，于1938年1月6日，军部迁往南昌三眼井。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共计10300人。其中，新四军四支队高敬亭部在董必武的亲自关怀和精心筹划下，由二千余人发展到三千一百余人。董必武通过与国民党武汉行营的谈判，并动员地方党组织援助，为高敬亭部筹集到大批粮饷、棉衣、棉被和各种军需物资，还从延安和抗日根据地调配了一批骨干力量，使新四军四支队不断发展壮大。新四军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转战大江南北，在敌后战场愈战愈强，成为华中敌后抵抗日本侵略军的重要武装力量。
四、创办抗日游击训练班，培养军事干部人才
为贯彻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在敌人后方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董必武积极筹划开办游击训练班的工作。董必武在武汉广交朋友，特别是一些辛亥革命的老战友。他在同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兼省合作委员会主任石瑛交谈时，讨论了今后如何抗战，特别是如何利用建设厅这一机构做些抗日救亡的有益工作，石瑛听后很受启发，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并当即决定以省合作委员会的名义，在湖北应城县汤池举办农村合作事业训练班。石瑛回到建设厅后，又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专员、省建设厅棉业改良场场长杨显东，中国农业银行农村货款部主任孙耀华等人商议，决定由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汤池农村合作实验区负责人李范一出面，具体负责办训练班。董必武对他们的筹划安排，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为了把训练班办好，董必武与湖北省工委商量后，决定派湖北省委领导人陶铸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去领导汤池训练班。
1937年12月20日，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举办的训练班在应城县汤池开学。湖北省委先后派曾志、潘怡如、刘顺元、刘季平、黄松龄、陈辛仁、李华、雍文涛、顾大椿、蔡承祖、童世光、沈德纯等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党员和优秀青年共产党员去训练班任教，积极宣传党的抗战方针、路线和政策。训练班的学员大部分是来自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和武汉大学的进步学生和爱国青年。训练班以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为榜样，开设了《农村合作事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农民运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游击战争战略与战术》、《合作常识》等课程。训练班共举办了四期，培训学员600余人，为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培养了骨干人才。 董必武还指示中共湖北省委在黄安七里坪、河南鸡公山、武汉大学等地举办训练班。七里坪干部训练班由方毅主持工作，训练班共举办了三期，坚持了八个月，培训了600多名学员，大部分学员派往新四军第四支队工作。武汉大学训练班和河南鸡公山训练班是董必武通过武汉大学教授李相符的关系举办的，董必武还派出共产党员黄新学、刘西尧、邹吉芳、苏苇等协助李相符加强训练班的工作。1938年3月开始，中共湖北省委根据董必武的指示，在汉口富源里举办了五期党员训练班，培训党员300名，董必武主持党员教育轮训工作，并亲自讲课。培训了一批优秀游击骨干，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好充分的准备。
经过董必武的组织和领导，开办的各种训练班，为湖北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准备了骨干力量；為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加强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扩大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董必武在武汉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多方接触各界人士，特别是对一些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他一再强调“只要有一点民主倾向的人，都要耐心说服教育他们接受我们的主张，以便扩大革命势力，达到革命目的。”[8]董必武会见了国民党上层人士严重、孔庚、石瑛等，接待了社会知名人士李书诚、李范一、张难先等，还与过去的一些老朋友和有识之士周苍柏、曹振武、蔡寄鸥等畅谈抗日救亡之道。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董必武在叙旧时说：“读顾亭林的诗，记不记得这两句：‘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吊哭声。’……忆及这两句诗，觉得非常的可感。”[9]由此谈到十年内战，使苍生涂炭。现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是大势所趋。董必武以他的赤诚之心，感动了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他们纷纷表示愿为抗日救亡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就是对过去想加害自己的夙敌桂系军阀陶钧，董必武也不放弃争取的机会。
董必武还做了大量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如桂系首领李宗仁，当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省政府主席。董必武和叶剑英通过安徽知名人士朱蕴山与李宗仁协商，组织成立了统一战线组织——第五战区民族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后改为安徽省民族总动员委员会）。由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各部门要职，建立了安徽省工委，发展了党的组织。董必武与周恩来一起还直接领导了党的秘密工作，在派往国民党军政部门的共产党员中，有在胡宗南身边做秘书工作的熊向晖，担任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谢和赓，他们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在李克农的具体指示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为国共谈判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董必武深入细致的工作，争取了不少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当中许多人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六、积极动员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的武汉，实际上已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全国各地抗日救亡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云集武汉，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各阶层人士、各救亡团体，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在武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武汉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董必武和周恩来的领导下，湖北武汉地区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武汉各界救国联合会、民族解放大同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青年抗敌协会、妇女工作团、抗战教育研究会、战时乡村促进会、孩子剧团等。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冲破层层封锁，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国民党惧怕抗日救国群众运动日益高涨，于1938年8月3日强令解散“民先”、“青救”、“蚁社”三团体。董必武和周恩来、叶剑英等利用舆论工具强烈谴责了国民党当局这一行径。
为了广泛地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打破国民党的“强制”和“包办”政策，董必武先后发表了《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战》、《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以及《武汉民众的动员和组织》等文章，反复强调群众运动对于抗日战争的重要意义，指出：“开放民众运动是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应当把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战作为高于一切利益的神圣事业”[10]。同时指出国民党军之所以“失利”，没有动员广大群众“积极起来参加这次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实为许多原因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11]。怎样才能动员群众起来积极参加抗战呢？董必武指出：“最主要的是政治上要有相应的民主自由。给全国民众以充分的爱国自由，经济上要减轻若干负担。”“各抗日党派和救国团体，在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工作中，必须共同计划共同工作，统一组织统一行动，不应有包办独占排斥友党的企图。把国共两党一切有关抗战的重要文献，在群众中做普遍的宣传和解释，使千万群众都知道。”“使军队与群众发生良好的关系。”这样，“才能把全国民众坚固地组织起来，才能给他们以训练，并武装他们，使民众和政府、和军队达成一片，结成一个不可销蚀的力量，在持久的艰苦的神圣的抗战中争取最后胜利”[12]。同时，董必武还在广大工人阶级、农民群众、爱国学生、进步青年和文艺团体中，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工作。
在董必武和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直接指导下，湖北武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特别是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举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宣传活动，如举行了武汉各界第二期扩大宣传周，宣传周的第一天，传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三厅组织武汉十万群众举行了火炬游行庆祝活动；为纪念抗战一周年，举办了“七七”献金运动，中共代表团参加了献金，董必武将其担任国民参政员的一个月薪金全部献出，献金活动持续了5天，参加献金的人数超过50万人次。献金数额达100万法币，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将士的抗战。三厅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董必武在武汉工作和战斗了整整十三个月，成效是显著的。他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恢复和建立湖北武汉地区党的组织，开辟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组建新四军，以及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为动员民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第44页
[2][8][10][11][12]《董必武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16页、第307页、第325页、第326页
[3]刘子谷《回忆董老》
[4][5][6][7]《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9、97、99页
[9]《董必武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