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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乐然，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市龙井村一个朝鲜族农民家庭。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绘画艺术家，被称为“中国的毕加索”。同时，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韩乐然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去东北开展建党活动，是东北地区中共早期组织的领导人。1929年秋调回上海工作。1929年末，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韩乐然在从事绘画艺术的同时，还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组织的反法西斯斗争、法国共产党中国语言支部活动、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救国联合会的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韩乐然回国加入东北救亡总会（以下简称“东总”），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拿起画笔做刀枪
1937年6月20日，“东总”在北平成立。“东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团体。它的酝酿、筹备和正式成立都是在中共中央、周恩来直接关注、支持和指导下进行的。“东总”吸纳了以前成立的东北所有抗日救亡团体的成员和精英，是继“东抗”（全称“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1年9月于北平成立）、“东救”（全称“东北民众救亡会”，1956年10月于西安成立）、“东联”（全称“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1936年秋于北平成立）等几个较大抗日救亡团体之后组建的规模最大的统一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团体。“东总”的领导机构是由高崇民、阎宝航30余人组成的常委会，又以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陈先舟、卢广绩等为执行委员，栗又文为秘书长。此外，参加“东总”抗日宣传的成员还包括东北地区以外的外省文化名人。“东总”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在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抗日战争在全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韩乐然此时在法国巴黎的一家报社，以摄影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国际反法西斯工作。当得知祖国抗战全面爆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同胞们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奋起反抗时，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决定立即回国，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去。这时，因发动西安事变而被蒋介石迫令辞职出洋考察的杨虎城将军正在法国巴黎访问。8月26日，《救国时报》《巴黎晚报》等报刊社招待杨虎城将军，并举行座谈会答中外记者问。为广泛宣传杨虎城将军的抗日事迹，韩乐然以《巴黎晚报》记者身份对其采访，并建立了联系。10月29日，韩乐然与杨虎城将军及随行人员同乘法轮“哲里波”号离开马赛港回国。11月26日到达香港，12月到达武汉。这时，“东总”也在武汉办公。原来，“东总”在北平成立不久，全国抗战爆发，“东总”遂迁往南京芦席营办公。南京沦陷前，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国家机关大部分迁往重庆，一部分迁至武汉、长沙。“东总”迁至武昌明月桥办公。
在武汉，韩乐然见到了在东北工作时的老战友、老朋友苏子元（苏子元于1936年7月从苏联回国，在华北做情报工作。1937年12月，又奉苏联情报部门指示返回苏联。苏子元到武汉办理护照时与韩乐然不期而遇），两人非常高兴，相谈甚欢，互叙离别之情。不久，韩乐然还见到了“东总”几位主要领导人，其中高崇民、阎宝航、徐寿轩都是他的老朋友。但是高崇民等人对韩乐然早期共产党员的身份不完全了解，而苏子元曾参与发起组织成立“东总”，与“东总”党组书记刘澜波有工作联系，于是韩乐然请苏子元向刘澜波介绍了自己的历史情况。刘澜波帮助韩乐然恢复了中共党组织生活，同时还向周恩来汇报了韩乐然的情况。周恩来当即决定韩乐然参加“东总”活动，并任“东总”党组的成员。武汉时期的“东总”党组由中共长江局领导，周恩来直接指导“东总”党组工作。党组书记刘澜波，成员有于毅夫、张希尧、张庆泰、阎宝航、陈先舟、徐仲航、于炳然。韩乐然是中共早期党员，在上海、东北从事过地下斗争，又曾在国外留学多年，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具有资历深和丰富斗争经验的优势，所以一到“东总”就成为党组成员。
韩乐然住在武昌明月桥的“东总”总部，参加“东总”组织的各种活动。当时，“东总”的活动方针是，在中共领导下，采取各种形式扩大抗日救亡宣传，唤醒民众觉悟，推动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在国民党部队，特别是在东北军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派出“东总”人员组建抗日武装。
“东总”在宣传鼓动工作方面开展了以下具体活动：一、出版宣传刊物。1938年2月，“东总”创办了机关刊物《反攻》杂志，由“东总”宣传部正、副部长于毅夫、关梦觉担任正、副主编；由“东总”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卢广绩任杂志社社长，并在国民党中宣部登记在案，成为国统区的合法刊物。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为《反攻》题写了刊头。《反攻》意指以笔杆子为武器向日本侵略者发起反攻。二、举办各种报告会、演讲会，邀请著名的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做报告、讲演，讲解全国抗战形势、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形式和游击战术。三、组织抗日歌曲传唱、抗日戏剧演出。四、组织抗日画展，张贴抗日宣传画。五、发动、组织“东总”成员投身抗日前线，创建游击队，开展武装抗日斗争。韩乐然精于绘画和摄影，不仅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而且有丰富的国内、国际政治斗争经验，所以在“东总”工作，使他有了用武之地，真正是拿起画笔做刀枪，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战斗。
当时，韩乐然的主要工作是为《反攻》杂志制作木刻版封面画。可以说，“东总”在武汉时期出版的《反攻》封面画几乎全是出自韩乐然之手，如《保卫我们的家乡》《怒吼吧！卢沟桥》《保卫我们的国家》《起来和鬼子们拼》等。韩乐然还为“东总”绘制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巨幅彩画，悬挂在汉口海关大楼；绘制《全民抗战》的大幅油画，悬挂在武昌黄鹤楼上。这些巨幅画作，引起了来来往往行人的注意，鼓舞了民众的抗日士气。
韩乐然创作的抗日宣传画，不仅是绘画艺术品，更是有力的武器。他的作品线条明快、简捷，人物形象生动，背景衬托气壮山河，既有很高的艺术魅力，更有很强的战斗气息，充分反映了“反攻”的精神内涵，从精神层面助推了中国“反攻”的浪潮。 联络朝鲜革命者
除了创作各种抗日宣传画，韩乐然还积极参加“东总”的各种活动。1938年3月20日，“东总”召开追悼东北抗日救亡阵亡将士大会；8月13日，举行纪念上海“八一三”抗日火炬游行；9月18日，组织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大游行，韩乐然不仅自己参加，还联络一些朝鲜抗日团体参加。由于共同的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韩乐然在武汉时，又结识了一批朝鲜革命者和爱国主义者。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东北地区武装抗日斗争的开展，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部分民族主义者，纷纷加入东北民众武装抗日斗争行列，并形成一股强大力量。据统计，到全国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系统的各类军校共培训了朝籍学员400余人。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朝鲜独立组织负责人之一金元凤在南京召开朝鲜革命党代表大会，决定组织义勇队，预计由360人组成，在南京受训后，分批派往华北参加中国抗战。国民政府也批准了这个计划，并决定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第一厅厅长贺衷寒具体筹办。1937年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正式成立，队员100余人，大多为朝鲜民族革命党党员，并都在中国军校受过训练。由于成立时人员太少，离计划中的360人差距甚大，金元凤又于1937年年底派遣近90名人员到江西中央军校星子分校训练，这批人员于1938年5月毕业。这时，朝鲜义勇队已随南京国民政府撤到武汉，这批学员抵达武汉后被编入队中。韩乐然于1937年年末到达武汉参加“东总”活动时，结识了朝鲜义勇队的很多成员，经常联络、邀请这批朝鲜革命者参加“东总”的活动。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也称副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1938年10月朝鲜义勇队成立一周年时，周恩来、郭沫若都出席会议，表示祝贺。
1938年六七月份以来，武汉地区战事日益紧张。6月，国民政府组成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进行保卫武汉的战事准备。日军也于七八月份编成进攻武汉部队，准备向武汉外围发起进攻，并开始对武汉三镇轰炸。这时，“东总”在武汉明月桥顺直会馆的总部为了安全，便迁往汉口法租界明德里，韩乐然也随之住进明德里。
在武汉地区战事紧张之际，“东总”做了撤出武汉的准备。9月间，上级党组织将在“东总”的刘澜波调往延安，与刘澜波同行的有张德厚、张学思、王岳石，还有一位原东北大学学生姜克夫。姜克夫的公开身份是范筑先的部下、现职军官。范筑先原是冯玉祥部下，“九一八”事变后，1936年任山东省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保安司令。1937年“七七”事变后，范筑先接受中共的抗日政策，建立了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故又称游击司令，其部队属国民党军队系统。姜克夫因是范筑先部队的现役军官，身着国民党军官服，佩戴军衔并有范筑先签发的通行证。有了这种身份，姜克夫撤出武汉或途经国民党军队控制区域既方便又安全。缘于此，在姜克夫行前，韩乐然委托他把三男一女四位朝鲜族青年带往延安。这四位朝鲜族青年从武汉出发，经西安，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再往延安。遇国民党军警盘查时，姜克夫说四人是招收的学兵队队员。这样，姜克夫带着四位朝鲜族青年，随刘澜波一行人顺利抵达延安。到延安后，这四位朝鲜族青年经组织安排分配去工作或学习。
姜克夫后来回忆：“韩乐然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沉默寡言，彬彬有礼，很像长期受西方教育的学者。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白天我们经常到郊外，相处久了感到非常亲切。他还常谈起西欧见闻，也谈到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他不仅绘画艺术造诣很深，而且见多识广，分析精辟，使我们年轻人深受教育。”
利用“战委会”少将指导员身份开展统战工作
1938年10月，日军对武汉已形成钳形攻势，国民政府于10月16日下令放弃武汉。24日，在武汉的各机关、团体撤出向西转移。
“东总”总部在撤出武汉前，除了刘澜波率一些人去延安外，阎宝航、于毅夫、王卓然、王化一、徐寿轩、韩乐然、陈先舟等人去了重庆。到重庆后，阎宝航的家住重庆新村17号。“东总”总部和《反攻》杂志社也在阎宝航家办公，1939年春迁到重庆领事巷办公。党组书记于毅夫，韩乐然仍然是党组成员。
韩乐然到重庆后，除了参加“东总”的日常活动，又有一个新的身份和新的任务。1939年3月9日，国民政府组成一个机构，叫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简称“战委会”），蒋介石任主任，李济深任副主任。当时，宣称这个“战委会”的重要任务是对战地各部队、各党派之间进行联络、调节，以消除摩擦，团结抗战。李济深为了有利于联合团结抗战，特邀周恩来、董必武、王明等人作为中共代表任“战委会”委员；还请张友渔、陶行知、黄炎培、高崇民等各党派人士到“战委会”任职。
在重庆的“东总”为了扩大影响和活动范围，也想派人到“战委会”里工作。于是，“东总”主要领导人阎宝航出面向李济深推荐了韩乐然。阎宝航是由蒋介石任命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在重庆国民政府里是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经他介绍韩乐然到“战委会”任职，很有分量；加之李济深正需抗战人才，自然乐于允诺。韩乐然被任命为“战委会”少将指导员。
韩乐然有了这个新的身份，活动范围扩大，视野开阔。从此，韩乐然便以这一合法身份，开展了大量的抗日统战工作。
1939年5月，韩乐然离开重庆，到山西、陕西国共两党交界地带进行团结抗日的统战工作。当时，韩乐然曾视察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卫立煌为第一战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河南洛阳，作战区域主要在平汉路方面，第一战区跨及6个省，是最大的作战区，也是抗日武装力量最多的一个战区，辖10个集团军，其中包括八路军、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非嫡系部队、地方部队、各种杂牌军、地方武装等。各军之间关系比较复杂，经常发生不协调，甚至摩擦。阎锡山为第二战区总司令，作战区域主要在山西地区。韩乐然在视察中不但做了大量有益工作，而且利用笔、照相机、画笔三件“武器”进行抗日宣传，产生了重要影响。 韩乐然用笔记录下大量抗日前线实况发表在“东总”的刊物《反攻》上。例如1939年他在《反攻》第5卷第6期、第7卷第1期分别发表了《从西安到晋南》《在晋西南的“扫荡”圈内》等报道。
1939年5月至7月，韩乐然跋山涉水，冒着日军的炮火视察了山西东南的郎碧山、垣曲县、阳城县、晋城县、长子县、长治县等地，他写道：“我们冒着阴雨走……我们不顾大雨再往前赶……伴着炮声我们又走……十里河也变成了大水横流在我们面前，人们脱了衣服都不易过的大水，最后算是叫我们克服了。”“渡了河，急忙走出城外时，一架双叶敌机飞临小城上空，也就是我们的上空来了。我很镇定地安排了所有走路的人们之后，赶紧躲在路旁草丛中。望着敌机和投下来的3颗炸弹。敌机这样连续地在我们上空飞了6圈，投了4次炸弹，一共8枚……我们不能不为聚集在渡口两岸待渡的老百姓担心。可是我们的赶路任务不允许我们回顾这些了。在前进的路上，又遇到3次敌机，共11架，它们低飞在我们的上空。而且在个别的城镇投弹，我们很清楚地了解它们的来意，是在搜寻我们大部队的踪影。可是敌人再巧妙也不会找到机智神勇的我们的大部队的所在……我们就这样在晋东南‘扫荡’圈内经过了六日的战斗生活，走过了380里路，在下午4时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军部。”“5月23日下午访第一战区卫立煌司令和参谋长……24日下午又亲历了军民合作的伟大场面……”
韩乐然在视察中用照相机“拍摄了大量抗日前线战斗实况和军民团结抗战情况的照片，并发往国外，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和帮助”。阎宝航的子女阎明光、阎明复曾回忆说，韩叔（韩乐然）在重庆他们家冲洗大量的照片，澡盆中放满了水，都是照片。国际友人路易-艾黎说，在武汉看见韩乐然带着他在前线拍的照片和新闻报道在外国记者中进行抗日宣传。曾经是韩乐然助手的丘琴为他在视察中利用照相机做抗日宣传得到苏联记者卡尔曼赞扬等事迹写了一篇报道《一个摄影记者的故事》，发表在1939年9月7日的《新华日报》上。此文写道：“我觉得：一、这个有着充分工作责任心的摄影记者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以及这次觅取照相机的经验，很可作为国内摄影记者的工作上的借鉴。二、在战地和前方，我们见到的摄影记者太少了……为了弥补这个缺陷，鼓励摄影记者们去前方……动员摄影记者到各战场。唯有动员大批摄影记者到前方和战地去，才能达到把前方介绍给后方，把中国的抗战介绍到国外的大任务。”
1940年3月，韩乐然来到河北唐县八路军冀中军区吕正操部队。当时在该部队任“火线剧社”社长的王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在1940年3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华北党政军指导员韩乐然演讲《摄影与国际宣传》，甚有技术上的特见。例如他说：许多照片人物眼光都对准镜头，显然是为了照相，令人不生实感。匈牙利嘉宝到西班牙战场中在叛军正在扫射、政府军一战士正要倒下时摄的照片，卖了一万法郎。日本每年对外宣传公开的经费三千五百万日元。日本用无线电播放影片，中国在时间上争不过，只好用组织性，即将抗战后的进步，做一历史性的表现。要了解政治时代精神。有一次许多摄影专家在‘三八’节给宋美龄摄讲演时相，都照她的妇人美态照，但韩却照她那怒目张爪照，结果韩照的最好，因为韩的可以表现出宋在抗战期间的政治姿态。对国际宣传上，韩以为在初期可以多照日本残酷轰炸的情形，然而在武汉失守后则否，这时便应该表现中国在抗战中的进步和新生力量，否则不能建立国际对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如仍表现日本飞机轰炸，等于替人宣传。”
韩乐然在视察中还抓住点滴时间，用画笔快速描绘出地形人物。在国民党93军工作过的余克坚（曾在国民党93军任秘书，后来投奔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对外经贸学院副院长）曾回忆道：韩乐然到93军后，常带一个本，不是记录，他的记性太好了，而是顺手画上几笔，还给我和其他人画过素描……军长刘戡让他画过蒋介石的像，他也画了，非常像。
韩乐然在视察中除了宣传抗日，解决各部队之间的摩擦问题，更主要的是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为此他到国民党部队找高级将领密谈做工作，并秘密到延安和八路军总部。1939年秋，韩乐然到达沁水国民党嫡系93军军部，见到在延安相识的余克坚、杨公素（曾在国民党95军任秘书，后投奔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越南大使等职）等人，并拜访了军长刘戡和参谋长魏巍（即白天，后于1940年投奔八路军。曾任八路军前线总部参谋处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93军是晋南国民党军中战斗力很强的一支部队，军长刘戡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一员虎将，是蒋介石、胡宗南的忠实追随者，同时性格上又是个讲义气、重感情的人。参谋长魏巍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左派，思想进步。刘、魏两人都是湖南人，在军中魏一直是刘的得力助手。魏巍1937年到延安去过，见到了毛泽东和罗瑞卿，1938年在武汉见到周恩来，以后与八路军保持着联系。
与93军军长刘戡和参谋长魏巍交谈后，韩乐然被请去给战地服务团训练班做报告。他讲抗日的道理，讲中国人的志气，号召大家一定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讲话风趣幽默，特别是与他个人的经历结合起来，让人听得津津有味，深受在座人的欢迎，使人感受到一种闲谈般的亲切。本来有些人在93军工作不安定，在听了他的谈话后，觉得工作有了盼头。后来，余克坚曾回忆说：“韩乐然当时的晋南之行，与93军有着密切联系。他的活动直接影响了93军内部进步分子；军内部进步分子的遭遇又影响了韩乐然的活动，互相影响，连锁反应。”
随后参谋长魏巍托韩乐然带口信给彭德怀，说蒋介石准备加紧反共。韩乐然及时去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向彭德怀做了汇报。回来后，韩乐然又来到93军，向魏巍转告了彭德怀让他们在国民党93军坚持下去的意见。后来，当蒋介石电令93军帮助阎锡山堵截中条山唐天际率领的晋豫边抗日游击纵队时，刘戡要执行这个命令，魏巍不同意，故意拖延一天签发作战命令，使唐天际的队伍有时间转移。
1939年冬，随着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这时韩乐然第二次到晋东南前线调查，他带了两名军人随从。当时国民党93军中比较进步的青年军人受到迫害，处境很困难。恰在此时，国民党军委又密令魏巍准备去国民党中央训练班受训。当韩乐然到93军时，魏巍托韩乐然将所处的困境转告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并再一次表示投奔八路军的愿望。韩乐然到了八路军防区后，在五羊附近见到了彭德怀和左权，汇报了93军的情况。彭德怀分析了当时局势的发展状况，指出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工作的重要性，希望魏巍等进步军人尽最大努力在93军坚持下去。
当时，山西的阎锡山成立了一个“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中共派了许多干部打进这个组织，利用它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牺盟会发展很快，各种人员都有，连佛门弟子也参加进来。各界群众抗日救亡的热情很高，韩乐然把收集到的许多关于群众抗日故事及一些军事情报寄到“战委会”。韩乐然的报告包括民情、民运、军事等方面，还有对“牺盟会”的集中介绍，依据的都是第一手材料，又加以分析，里面自然掺入了共产党抗日的观点。“战委会”本来就是一个较松散的机构，看了韩乐然的报告，知道了很多情况，许多人如获至宝，反应热烈。于是“战委会”复信要求韩乐然继续报告。到1939年9月，这样的报告韩乐然共写了三份。
韩乐然在晋东南等地的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1940年，魏巍写了一封长信，托韩乐然交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或带到重庆周恩来公馆。韩乐然到西安后，立即去七贤庄，把信交给八路军办事处。事毕，韩乐然准备取道宝鸡回重庆，同行的还有93军的杨公素。他们在宝鸡火车站下车时，发现军警林立、如临大敌，严格检查每一个过客。当到招待所时，韩乐然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逮捕，后被押回西安，关进国民党专门关押共产党员及共产党嫌疑犯的“特种拘留所”。韩乐然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到93军。魏巍担心托韩乐然捎的信件被搜出，就找军长刘戡摊牌，明告托韩乐然带信一事。刘戡虽然和他曾是生死之交，但政治分歧已无法弥合，只好请他自便。后来，魏巍带领一些进步青年参加了八路军。
韩乐然被捕后，中共党组织、“东总”、“战委会”的负责人李济深等多方设法营救，使韩乐然于1943年初终获假释出狱。韩乐然虽然被解除了监禁，但国民党当局对他做了许多限制，不准他到“东总”工作，不准他回“战委会”，不准他离开西北地区，不准他画反映劳苦大众的作品，并且派国民党特务经常跟踪和监视他。然而，在中共党组织的指导下，韩乐然以作画为掩护，继续开展统战工作，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积极努力、不懈奋斗。（编辑 姚建萍）
（作者是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拿起画笔做刀枪
1937年6月20日，“东总”在北平成立。“东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团体。它的酝酿、筹备和正式成立都是在中共中央、周恩来直接关注、支持和指导下进行的。“东总”吸纳了以前成立的东北所有抗日救亡团体的成员和精英，是继“东抗”（全称“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1年9月于北平成立）、“东救”（全称“东北民众救亡会”，1956年10月于西安成立）、“东联”（全称“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1936年秋于北平成立）等几个较大抗日救亡团体之后组建的规模最大的统一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团体。“东总”的领导机构是由高崇民、阎宝航30余人组成的常委会，又以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陈先舟、卢广绩等为执行委员，栗又文为秘书长。此外，参加“东总”抗日宣传的成员还包括东北地区以外的外省文化名人。“东总”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在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抗日战争在全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韩乐然此时在法国巴黎的一家报社，以摄影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国际反法西斯工作。当得知祖国抗战全面爆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同胞们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奋起反抗时，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决定立即回国，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去。这时，因发动西安事变而被蒋介石迫令辞职出洋考察的杨虎城将军正在法国巴黎访问。8月26日，《救国时报》《巴黎晚报》等报刊社招待杨虎城将军，并举行座谈会答中外记者问。为广泛宣传杨虎城将军的抗日事迹，韩乐然以《巴黎晚报》记者身份对其采访，并建立了联系。10月29日，韩乐然与杨虎城将军及随行人员同乘法轮“哲里波”号离开马赛港回国。11月26日到达香港，12月到达武汉。这时，“东总”也在武汉办公。原来，“东总”在北平成立不久，全国抗战爆发，“东总”遂迁往南京芦席营办公。南京沦陷前，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国家机关大部分迁往重庆，一部分迁至武汉、长沙。“东总”迁至武昌明月桥办公。
在武汉，韩乐然见到了在东北工作时的老战友、老朋友苏子元（苏子元于1936年7月从苏联回国，在华北做情报工作。1937年12月，又奉苏联情报部门指示返回苏联。苏子元到武汉办理护照时与韩乐然不期而遇），两人非常高兴，相谈甚欢，互叙离别之情。不久，韩乐然还见到了“东总”几位主要领导人，其中高崇民、阎宝航、徐寿轩都是他的老朋友。但是高崇民等人对韩乐然早期共产党员的身份不完全了解，而苏子元曾参与发起组织成立“东总”，与“东总”党组书记刘澜波有工作联系，于是韩乐然请苏子元向刘澜波介绍了自己的历史情况。刘澜波帮助韩乐然恢复了中共党组织生活，同时还向周恩来汇报了韩乐然的情况。周恩来当即决定韩乐然参加“东总”活动，并任“东总”党组的成员。武汉时期的“东总”党组由中共长江局领导，周恩来直接指导“东总”党组工作。党组书记刘澜波，成员有于毅夫、张希尧、张庆泰、阎宝航、陈先舟、徐仲航、于炳然。韩乐然是中共早期党员，在上海、东北从事过地下斗争，又曾在国外留学多年，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具有资历深和丰富斗争经验的优势，所以一到“东总”就成为党组成员。
韩乐然住在武昌明月桥的“东总”总部，参加“东总”组织的各种活动。当时，“东总”的活动方针是，在中共领导下，采取各种形式扩大抗日救亡宣传，唤醒民众觉悟，推动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在国民党部队，特别是在东北军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派出“东总”人员组建抗日武装。
“东总”在宣传鼓动工作方面开展了以下具体活动：一、出版宣传刊物。1938年2月，“东总”创办了机关刊物《反攻》杂志，由“东总”宣传部正、副部长于毅夫、关梦觉担任正、副主编；由“东总”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卢广绩任杂志社社长，并在国民党中宣部登记在案，成为国统区的合法刊物。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为《反攻》题写了刊头。《反攻》意指以笔杆子为武器向日本侵略者发起反攻。二、举办各种报告会、演讲会，邀请著名的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做报告、讲演，讲解全国抗战形势、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形式和游击战术。三、组织抗日歌曲传唱、抗日戏剧演出。四、组织抗日画展，张贴抗日宣传画。五、发动、组织“东总”成员投身抗日前线，创建游击队，开展武装抗日斗争。韩乐然精于绘画和摄影，不仅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而且有丰富的国内、国际政治斗争经验，所以在“东总”工作，使他有了用武之地，真正是拿起画笔做刀枪，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战斗。
当时，韩乐然的主要工作是为《反攻》杂志制作木刻版封面画。可以说，“东总”在武汉时期出版的《反攻》封面画几乎全是出自韩乐然之手，如《保卫我们的家乡》《怒吼吧！卢沟桥》《保卫我们的国家》《起来和鬼子们拼》等。韩乐然还为“东总”绘制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巨幅彩画，悬挂在汉口海关大楼；绘制《全民抗战》的大幅油画，悬挂在武昌黄鹤楼上。这些巨幅画作，引起了来来往往行人的注意，鼓舞了民众的抗日士气。
韩乐然创作的抗日宣传画，不仅是绘画艺术品，更是有力的武器。他的作品线条明快、简捷，人物形象生动，背景衬托气壮山河，既有很高的艺术魅力，更有很强的战斗气息，充分反映了“反攻”的精神内涵，从精神层面助推了中国“反攻”的浪潮。 联络朝鲜革命者
除了创作各种抗日宣传画，韩乐然还积极参加“东总”的各种活动。1938年3月20日，“东总”召开追悼东北抗日救亡阵亡将士大会；8月13日，举行纪念上海“八一三”抗日火炬游行；9月18日，组织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大游行，韩乐然不仅自己参加，还联络一些朝鲜抗日团体参加。由于共同的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韩乐然在武汉时，又结识了一批朝鲜革命者和爱国主义者。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东北地区武装抗日斗争的开展，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部分民族主义者，纷纷加入东北民众武装抗日斗争行列，并形成一股强大力量。据统计，到全国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系统的各类军校共培训了朝籍学员400余人。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朝鲜独立组织负责人之一金元凤在南京召开朝鲜革命党代表大会，决定组织义勇队，预计由360人组成，在南京受训后，分批派往华北参加中国抗战。国民政府也批准了这个计划，并决定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第一厅厅长贺衷寒具体筹办。1937年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正式成立，队员100余人，大多为朝鲜民族革命党党员，并都在中国军校受过训练。由于成立时人员太少，离计划中的360人差距甚大，金元凤又于1937年年底派遣近90名人员到江西中央军校星子分校训练，这批人员于1938年5月毕业。这时，朝鲜义勇队已随南京国民政府撤到武汉，这批学员抵达武汉后被编入队中。韩乐然于1937年年末到达武汉参加“东总”活动时，结识了朝鲜义勇队的很多成员，经常联络、邀请这批朝鲜革命者参加“东总”的活动。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也称副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1938年10月朝鲜义勇队成立一周年时，周恩来、郭沫若都出席会议，表示祝贺。
1938年六七月份以来，武汉地区战事日益紧张。6月，国民政府组成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进行保卫武汉的战事准备。日军也于七八月份编成进攻武汉部队，准备向武汉外围发起进攻，并开始对武汉三镇轰炸。这时，“东总”在武汉明月桥顺直会馆的总部为了安全，便迁往汉口法租界明德里，韩乐然也随之住进明德里。
在武汉地区战事紧张之际，“东总”做了撤出武汉的准备。9月间，上级党组织将在“东总”的刘澜波调往延安，与刘澜波同行的有张德厚、张学思、王岳石，还有一位原东北大学学生姜克夫。姜克夫的公开身份是范筑先的部下、现职军官。范筑先原是冯玉祥部下，“九一八”事变后，1936年任山东省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保安司令。1937年“七七”事变后，范筑先接受中共的抗日政策，建立了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故又称游击司令，其部队属国民党军队系统。姜克夫因是范筑先部队的现役军官，身着国民党军官服，佩戴军衔并有范筑先签发的通行证。有了这种身份，姜克夫撤出武汉或途经国民党军队控制区域既方便又安全。缘于此，在姜克夫行前，韩乐然委托他把三男一女四位朝鲜族青年带往延安。这四位朝鲜族青年从武汉出发，经西安，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再往延安。遇国民党军警盘查时，姜克夫说四人是招收的学兵队队员。这样，姜克夫带着四位朝鲜族青年，随刘澜波一行人顺利抵达延安。到延安后，这四位朝鲜族青年经组织安排分配去工作或学习。
姜克夫后来回忆：“韩乐然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沉默寡言，彬彬有礼，很像长期受西方教育的学者。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白天我们经常到郊外，相处久了感到非常亲切。他还常谈起西欧见闻，也谈到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他不仅绘画艺术造诣很深，而且见多识广，分析精辟，使我们年轻人深受教育。”
利用“战委会”少将指导员身份开展统战工作
1938年10月，日军对武汉已形成钳形攻势，国民政府于10月16日下令放弃武汉。24日，在武汉的各机关、团体撤出向西转移。
“东总”总部在撤出武汉前，除了刘澜波率一些人去延安外，阎宝航、于毅夫、王卓然、王化一、徐寿轩、韩乐然、陈先舟等人去了重庆。到重庆后，阎宝航的家住重庆新村17号。“东总”总部和《反攻》杂志社也在阎宝航家办公，1939年春迁到重庆领事巷办公。党组书记于毅夫，韩乐然仍然是党组成员。
韩乐然到重庆后，除了参加“东总”的日常活动，又有一个新的身份和新的任务。1939年3月9日，国民政府组成一个机构，叫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简称“战委会”），蒋介石任主任，李济深任副主任。当时，宣称这个“战委会”的重要任务是对战地各部队、各党派之间进行联络、调节，以消除摩擦，团结抗战。李济深为了有利于联合团结抗战，特邀周恩来、董必武、王明等人作为中共代表任“战委会”委员；还请张友渔、陶行知、黄炎培、高崇民等各党派人士到“战委会”任职。
在重庆的“东总”为了扩大影响和活动范围，也想派人到“战委会”里工作。于是，“东总”主要领导人阎宝航出面向李济深推荐了韩乐然。阎宝航是由蒋介石任命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在重庆国民政府里是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经他介绍韩乐然到“战委会”任职，很有分量；加之李济深正需抗战人才，自然乐于允诺。韩乐然被任命为“战委会”少将指导员。
韩乐然有了这个新的身份，活动范围扩大，视野开阔。从此，韩乐然便以这一合法身份，开展了大量的抗日统战工作。
1939年5月，韩乐然离开重庆，到山西、陕西国共两党交界地带进行团结抗日的统战工作。当时，韩乐然曾视察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卫立煌为第一战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河南洛阳，作战区域主要在平汉路方面，第一战区跨及6个省，是最大的作战区，也是抗日武装力量最多的一个战区，辖10个集团军，其中包括八路军、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非嫡系部队、地方部队、各种杂牌军、地方武装等。各军之间关系比较复杂，经常发生不协调，甚至摩擦。阎锡山为第二战区总司令，作战区域主要在山西地区。韩乐然在视察中不但做了大量有益工作，而且利用笔、照相机、画笔三件“武器”进行抗日宣传，产生了重要影响。 韩乐然用笔记录下大量抗日前线实况发表在“东总”的刊物《反攻》上。例如1939年他在《反攻》第5卷第6期、第7卷第1期分别发表了《从西安到晋南》《在晋西南的“扫荡”圈内》等报道。
1939年5月至7月，韩乐然跋山涉水，冒着日军的炮火视察了山西东南的郎碧山、垣曲县、阳城县、晋城县、长子县、长治县等地，他写道：“我们冒着阴雨走……我们不顾大雨再往前赶……伴着炮声我们又走……十里河也变成了大水横流在我们面前，人们脱了衣服都不易过的大水，最后算是叫我们克服了。”“渡了河，急忙走出城外时，一架双叶敌机飞临小城上空，也就是我们的上空来了。我很镇定地安排了所有走路的人们之后，赶紧躲在路旁草丛中。望着敌机和投下来的3颗炸弹。敌机这样连续地在我们上空飞了6圈，投了4次炸弹，一共8枚……我们不能不为聚集在渡口两岸待渡的老百姓担心。可是我们的赶路任务不允许我们回顾这些了。在前进的路上，又遇到3次敌机，共11架，它们低飞在我们的上空。而且在个别的城镇投弹，我们很清楚地了解它们的来意，是在搜寻我们大部队的踪影。可是敌人再巧妙也不会找到机智神勇的我们的大部队的所在……我们就这样在晋东南‘扫荡’圈内经过了六日的战斗生活，走过了380里路，在下午4时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军部。”“5月23日下午访第一战区卫立煌司令和参谋长……24日下午又亲历了军民合作的伟大场面……”
韩乐然在视察中用照相机“拍摄了大量抗日前线战斗实况和军民团结抗战情况的照片，并发往国外，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和帮助”。阎宝航的子女阎明光、阎明复曾回忆说，韩叔（韩乐然）在重庆他们家冲洗大量的照片，澡盆中放满了水，都是照片。国际友人路易-艾黎说，在武汉看见韩乐然带着他在前线拍的照片和新闻报道在外国记者中进行抗日宣传。曾经是韩乐然助手的丘琴为他在视察中利用照相机做抗日宣传得到苏联记者卡尔曼赞扬等事迹写了一篇报道《一个摄影记者的故事》，发表在1939年9月7日的《新华日报》上。此文写道：“我觉得：一、这个有着充分工作责任心的摄影记者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以及这次觅取照相机的经验，很可作为国内摄影记者的工作上的借鉴。二、在战地和前方，我们见到的摄影记者太少了……为了弥补这个缺陷，鼓励摄影记者们去前方……动员摄影记者到各战场。唯有动员大批摄影记者到前方和战地去，才能达到把前方介绍给后方，把中国的抗战介绍到国外的大任务。”
1940年3月，韩乐然来到河北唐县八路军冀中军区吕正操部队。当时在该部队任“火线剧社”社长的王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在1940年3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华北党政军指导员韩乐然演讲《摄影与国际宣传》，甚有技术上的特见。例如他说：许多照片人物眼光都对准镜头，显然是为了照相，令人不生实感。匈牙利嘉宝到西班牙战场中在叛军正在扫射、政府军一战士正要倒下时摄的照片，卖了一万法郎。日本每年对外宣传公开的经费三千五百万日元。日本用无线电播放影片，中国在时间上争不过，只好用组织性，即将抗战后的进步，做一历史性的表现。要了解政治时代精神。有一次许多摄影专家在‘三八’节给宋美龄摄讲演时相，都照她的妇人美态照，但韩却照她那怒目张爪照，结果韩照的最好，因为韩的可以表现出宋在抗战期间的政治姿态。对国际宣传上，韩以为在初期可以多照日本残酷轰炸的情形，然而在武汉失守后则否，这时便应该表现中国在抗战中的进步和新生力量，否则不能建立国际对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如仍表现日本飞机轰炸，等于替人宣传。”
韩乐然在视察中还抓住点滴时间，用画笔快速描绘出地形人物。在国民党93军工作过的余克坚（曾在国民党93军任秘书，后来投奔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对外经贸学院副院长）曾回忆道：韩乐然到93军后，常带一个本，不是记录，他的记性太好了，而是顺手画上几笔，还给我和其他人画过素描……军长刘戡让他画过蒋介石的像，他也画了，非常像。
韩乐然在视察中除了宣传抗日，解决各部队之间的摩擦问题，更主要的是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为此他到国民党部队找高级将领密谈做工作，并秘密到延安和八路军总部。1939年秋，韩乐然到达沁水国民党嫡系93军军部，见到在延安相识的余克坚、杨公素（曾在国民党95军任秘书，后投奔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越南大使等职）等人，并拜访了军长刘戡和参谋长魏巍（即白天，后于1940年投奔八路军。曾任八路军前线总部参谋处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93军是晋南国民党军中战斗力很强的一支部队，军长刘戡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一员虎将，是蒋介石、胡宗南的忠实追随者，同时性格上又是个讲义气、重感情的人。参谋长魏巍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左派，思想进步。刘、魏两人都是湖南人，在军中魏一直是刘的得力助手。魏巍1937年到延安去过，见到了毛泽东和罗瑞卿，1938年在武汉见到周恩来，以后与八路军保持着联系。
与93军军长刘戡和参谋长魏巍交谈后，韩乐然被请去给战地服务团训练班做报告。他讲抗日的道理，讲中国人的志气，号召大家一定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讲话风趣幽默，特别是与他个人的经历结合起来，让人听得津津有味，深受在座人的欢迎，使人感受到一种闲谈般的亲切。本来有些人在93军工作不安定，在听了他的谈话后，觉得工作有了盼头。后来，余克坚曾回忆说：“韩乐然当时的晋南之行，与93军有着密切联系。他的活动直接影响了93军内部进步分子；军内部进步分子的遭遇又影响了韩乐然的活动，互相影响，连锁反应。”
随后参谋长魏巍托韩乐然带口信给彭德怀，说蒋介石准备加紧反共。韩乐然及时去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向彭德怀做了汇报。回来后，韩乐然又来到93军，向魏巍转告了彭德怀让他们在国民党93军坚持下去的意见。后来，当蒋介石电令93军帮助阎锡山堵截中条山唐天际率领的晋豫边抗日游击纵队时，刘戡要执行这个命令，魏巍不同意，故意拖延一天签发作战命令，使唐天际的队伍有时间转移。
1939年冬，随着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这时韩乐然第二次到晋东南前线调查，他带了两名军人随从。当时国民党93军中比较进步的青年军人受到迫害，处境很困难。恰在此时，国民党军委又密令魏巍准备去国民党中央训练班受训。当韩乐然到93军时，魏巍托韩乐然将所处的困境转告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并再一次表示投奔八路军的愿望。韩乐然到了八路军防区后，在五羊附近见到了彭德怀和左权，汇报了93军的情况。彭德怀分析了当时局势的发展状况，指出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工作的重要性，希望魏巍等进步军人尽最大努力在93军坚持下去。
当时，山西的阎锡山成立了一个“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中共派了许多干部打进这个组织，利用它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牺盟会发展很快，各种人员都有，连佛门弟子也参加进来。各界群众抗日救亡的热情很高，韩乐然把收集到的许多关于群众抗日故事及一些军事情报寄到“战委会”。韩乐然的报告包括民情、民运、军事等方面，还有对“牺盟会”的集中介绍，依据的都是第一手材料，又加以分析，里面自然掺入了共产党抗日的观点。“战委会”本来就是一个较松散的机构，看了韩乐然的报告，知道了很多情况，许多人如获至宝，反应热烈。于是“战委会”复信要求韩乐然继续报告。到1939年9月，这样的报告韩乐然共写了三份。
韩乐然在晋东南等地的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1940年，魏巍写了一封长信，托韩乐然交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或带到重庆周恩来公馆。韩乐然到西安后，立即去七贤庄，把信交给八路军办事处。事毕，韩乐然准备取道宝鸡回重庆，同行的还有93军的杨公素。他们在宝鸡火车站下车时，发现军警林立、如临大敌，严格检查每一个过客。当到招待所时，韩乐然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逮捕，后被押回西安，关进国民党专门关押共产党员及共产党嫌疑犯的“特种拘留所”。韩乐然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到93军。魏巍担心托韩乐然捎的信件被搜出，就找军长刘戡摊牌，明告托韩乐然带信一事。刘戡虽然和他曾是生死之交，但政治分歧已无法弥合，只好请他自便。后来，魏巍带领一些进步青年参加了八路军。
韩乐然被捕后，中共党组织、“东总”、“战委会”的负责人李济深等多方设法营救，使韩乐然于1943年初终获假释出狱。韩乐然虽然被解除了监禁，但国民党当局对他做了许多限制，不准他到“东总”工作，不准他回“战委会”，不准他离开西北地区，不准他画反映劳苦大众的作品，并且派国民党特务经常跟踪和监视他。然而，在中共党组织的指导下，韩乐然以作画为掩护，继续开展统战工作，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积极努力、不懈奋斗。（编辑 姚建萍）
（作者是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