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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视角独特的经学选题
在如今人们的印象中，四书五经所呈现的圣贤形象跟我们似乎有些距离。但我们一旦真正深入进去，跟古圣古贤们做一番亲切的晤谈，则不难发现，古圣古贤距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明代通俗文化大家冯梦龙以其特有的经学素养为我们亲切讲解，使我们可以更加从容地观照古圣古贤们的为人处事，以及他们给我们现如今的教育意义。
人们知道冯梦龙的大名，似乎大多由于看过所谓“三言两拍”的缘故；其实，冯氏除“三言”等通俗文学的成就殊显突出之外，比如经学、史学、笔记杂缀等，也不可等闲视之。而经学方面的著作，则委实是冯氏毕生孜孜矻矻地从事乃至殚精竭虑撰成的。对此，冯氏自己似也颇为欣赏其胜义。
据资料所载，冯氏留存至今的有关经学方面的著作，大抵有《四书指月》《麟经指月》《春秋衡库》《春秋定旨参新》等，共二三百万言。但由于各种原因，跟冯氏的《智囊》《情史》等著名作品相比，他这些颇费精力所撰的经学著作竟不大为人所知。
2011年年底，我跟曾荣获第10届韬奋奖的国内著名出版家周殿富谈起冯梦龙著作的开发情况，如《智囊》《情史》《东周列国志》等较为通俗的读物，各大出版社争相去做，我们是否也做一些。周先生表示，不必做跟风的选题，可以另辟蹊径，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做冯氏经学方面的选集。于是，我便承担起点校与编注《论语指月》《孟子指月》（因《四书指月》中并不具备《论语》《孟子》原文等事由）的任务。
冯氏经解“四书”的特色
事实上，冯氏《冯梦龙全集》中的《四书指月》一书，只是冯氏对《论语》和《孟子》两书的解说，并没有对另外二部《中庸》和《大学》的说解。因此，这次整理编辑出版，我就把冯氏的《四书指月》析为《论语指月》和《孟子指月》二册，独立出版。
我们知道，《论语》《孟子》中的语句固为经典，而冯氏说解对之亦颇多阐发。盖冯氏博通经史，在解读《论语》《孟子》时颇多胜义，其中的警示意义不唯在当时有其特殊价值，就是如今也依然称得上是足以指导和纠正人们言行的上上箴言。如《论语·卫灵公篇·子曰君子求章》中孔子所说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确是千古哲言。对此，冯氏进一步讲解道：“君子会得己真，看得己大，自己取用不尽，故只求诸己；小人看得自己一毫没有，富贵在人掌握，声名在人齿颊，全向人讨生活。”这分明将《论语》中孔子的原话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其励志处委实令人激赏。又如讲解所涉启发式教育和“举一反三”这一语典时，冯氏进而引申道：“教人之法，最忌说尽。依我作解，障彼悟门，此大病也。故不启发者，正以进之启发；‘不复’者，正以进之能‘反’。重学者身上理会。”（见《述而篇·子曰不愤章》）
冯氏对于《孟子》的见解亦复如是。如在《孟子曰子路人告章》说到孟子“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这千古哲言时，冯氏进一步讲解道：“‘乐取诸人’，舜忘人也；即此是‘与人为善’，则人也相忘于舜矣。人己两忘，乐之至也，同之极也，到此地位，才复得此善原初无碍之本体，故曰‘莫大’。”这解说可谓精到透辟，要言不烦，而语语中的。此外，冯氏在解说《公孙丑·孟子致为臣章》中，剖析孟子离开齐王时，对两人一番应对间的话外音颇能挖掘其深意，亦即对两人的心事可谓透彻掌握。因为齐王是为了贪图礼贤下士的虚名，而孟子则为了获取足以实施抱负的实职，冯氏因对当事人的内心体贴亲切，故能说得淋漓尽致。而冯氏一句“直是借他人话，表自己心”，这若非目光如炬，何能洞幽烛微若是？至于如《离娄·孟子曰中也养不中章》等所说“父兄在家庭间，观感最近，故人于父兄处最得力”，也是涵泳有味的话头。此外，书中如此之类所在多有，限于篇幅，这里不复赘举，相信读者自能从容寻绎。
冯氏对经文断句的成就
冯氏的说解对深入理解《论语》《孟子》原文大有帮助，其主要体现在对《论语》《孟子》原文的准确断句上。因为历来经学家们如朱熹等固然是以其自身所是而断句，即便是错误的句读，后人也大多不敢提出不同的见解。而冯氏则不然，他既有对朱氏的肯定，如其行文中所说的“朱子说是”之类，但主要还是以其自身学者的体悟作出颇为可信的句读，难能可贵。
如诸书对《论语·阳货篇·阳货章》的断句各行其是，以致歧见纷纭。至于人们读后也确实觉得云山雾罩，不得要领。但冯氏说解中仅一句“记者于此方着个‘孔子曰’”云云，即可解决问题，因为这种正确的句读立马使人领悟孰是孰非。又如在对《宪问篇·南宫适问章》关于南宫适问孔子语时的解说，亦即冯氏对通行本句读“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作解说时，以为“‘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未定之词；羿、奡是已然事，故‘然’字当属‘禹、稷’句，乃转下落重语”。我们知道，冯氏所引“若由也”句，源出《论语·先进》，跟这里的用法确实有异，可见冯氏这别出心裁的说解因不袭旧说而别有新见。而冯氏此等说法对理解《论语》原文确有如汤沃雪之功，类似胜义在书中可谓俯拾即是。
毫无疑问，冯氏在解释《孟子》时庶几不逊于此。如诸书对《孟子·尽心篇·齐饥陈臻曰章》（按著名成语“冯妇重来”即出于此章）的断句各行其是，以致歧见纷出而又莫衷一是，但冯氏说解中补充一句“一说‘卒为善’句，‘士则之’句，‘野有众逐虎’句；‘士则之’与‘士笑之’正相应——较胜”云云，即可使我们得到确切的解答，因为文从字顺嘛。诚然，冯氏的说法也并非最早，盖宋人刘昌诗《芦浦笔记·冯妇》就是如此断句的。所以我在点校时，既照顾到历史著名版本的断句，同时也参考冯氏的说解。其中还须参以己意而作出的标点，也就与通常版本如朱熹等人的颇为不同了。例如在对《滕文公·滕定公章》中的通行本句读“曰：‘吾有所受之也。’”确乎难以句解；朱熹注中则作连上文读，亦颇觉意旨难明；而今北京大学出版社版《孟子索引》乃作其父兄之言处理，尤属扞格难通。而冯氏以为“此乃世子答父兄之语，因他说宜从先祖”云云，则上下文脉自可豁然贯通了。又如《告子·孟子曰牛山章》，由于语句颇长，若非冯氏指点说明，则易笼统读之，不但不易解会其文旨，更不易彻悟原文之妙的；而冯氏指明“看首二节，各有‘人见其’三句，不是慨叹口气，……通章三‘存’字最紧要”云云，此真金针度人者！至于其中分析切中肯綮处，详尽而准确，这是因为冯氏的国学素养极为深厚。 冯氏征引他人说法不拘成见
任何一位学者，在做学问时难免都会涉及对他人已有成果的征引。对此，与当下某些所谓学人任意剽用他人成果却不吱声不承认很为不同的，冯氏往往真名实姓地标明这是谁的见解，那是某的高论。三百年前的人能严谨地做到这点，确乎不易。事实上，冯氏说解所征引前人与时人的说法颇多，只要是有助于理解《论语》《孟子》原文的就收录，而并不以说话者的声望来取舍，所以书中除引录一些学术权威的说法外，还使得许多名不见经传者的颇具见地的解说得以保留。
尤为可说者，冯氏对当时业已被尊为圣人的朱熹之说（指朱氏《四书集注》一书）亦敢多所訾议，但这是出于做学问的公心，因此也就多所匡正朱氏不当甚乃错误的解说了。如讲解《卫灵公篇·颜渊问为邦章》中为孔子所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时，便指出“雅与郑声，皆其声调，非指其词。朱子认作男女淫奔，而轻改《郑风》之序，冤哉！”颇具见地。又如对《季氏篇·季氏将伐章》讲解时，文末断定“朱子分作两节，便没分晓”，所说颇合事实而不唯名人之言为是。而对于《孟子》的说解，冯氏亦复如是。如他往往说“朱《注》不用”等语，也就是说，冯氏对朱氏注解不妥处是不会同意的（如《公孙丑·孟子去齐充虞章》等）。当然，冯氏亦并不全跟朱子唱反调，比如《滕文公·景春曰章》时就客观地指出：“愚按朱子仁、义、礼三字，虽不可用，然小注‘广居’，以居心言；‘正位’，以立身言；‘大道’，以制行言，却说得好。”对此，冯氏自述“亦非定与相左，只是虚心观理”（见《论语·卫灵公篇·子曰众恶章》解说语）。总之，冯氏讲述时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为我们最终确切理解《论语》《孟子》提供了良好的版本。
诚然，冯氏说解中多用明代口语，其明白浅显处与现今所用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大异。但也正是由于冯氏所用词语不时有当时的熟语或方言，反而使得今人未必就没有了隔膜。此外，冯氏解说也并非全无可商榷的。如对《论语·泰伯篇·太宰问章》中解释“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时，以为“夫子以‘多能’为‘鄙事’”云云，与《论语》原意似乎就有些游离甚乃误会了。
冯氏解说多涉文法技巧
众所周知，明清文学批评家们（倘说大多是评点家或曰鉴赏家，似乎更为确切）对名著详加评点，可谓一时风气，而且也取得了很多实绩和经验。如人们所熟知的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等，毛宗岗父子批点《三国演义》，张竹坡氏评点《金瓶梅》以及李卓吾评点《西游记》等，可谓两代文事风气使然；这对建立后世的文艺批评学无疑大有裨益。
冯氏生活在明清之交，自然颇受这种文艺思潮的熏染与影响。他本人自是嗜好这种文艺评鉴模式，所以在他别的书中亦多有其评点印记。《情史》是如此，《智囊》亦复如是，而于《四书指月》自然也就不例外了的。其实，我们阅读冯氏这些评点，对洞彻《论语》《孟子》行文中的文法高妙之处，委实大有助益。因为除了对原文重出者不予说解外，冯氏几乎对《论语》《孟子》（尤其是前者）原文做到字字精研，句句确评，而且必使达到原文蕴涵无余剩而后已的程度；这种着意深入研究和真切赏析的境界，确乎使人读后颇觉痛快淋漓。如在《卫灵公篇·子曰君子义章》所批点“首尾两‘君子’正相呼应”等，即是。又如“此文字暗藏机轴处”（见《梁惠王·齐宣王见孟子于雪章》）、“此文字针线处”、“此文字细密处”（以上均见《滕文公·有为神农章》）、“……此虚实相生法。且‘伊尹’二节，本借客形之；而犹益之于夏，又借主形客，尽文之变”（见《万章·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章》）等，即是。两书所涉此类写作技巧者，真可谓触目即见。而这，对现在有志写好文章和洞明古人行文用意者自是大有裨益，而且时时饶有醍醐灌顶之乐。
编注者必做的相关事
《论语指月》《孟子指月》二书，是从冯氏《四书指月》析分出来的。而《四书指月》是以现今国家图书馆所藏《四书指月》残存明写本的影印本为底本，校以其他本子；唯该影印本原书不知卷数，有眉批，除《孟子》七卷外，仅存《论语》六卷，其中尚有缺页。该书按章分节疏讲二书，将冯氏的知识、见解融汇其中，对读者颇具辅导效用。
由于底本《四书指月》并不同具《论语》《孟子》原文，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或许不成问题，但现在恐就不一样了，因为当今绝大多数读者远没有达到“饱读四书五经”的程度。故此，若没有《论语》《孟子》原文对看，那就势必对深入理解和确切掌握《论语》《孟子》精义是个障碍，而且这还不仅仅是“阅读不便”而已。举个例子来说，如《颜渊篇·子张问士章》中的“夫达节”，底本和其他刻本原多讹为“天达节”，致使后来诸多古籍出版社点校本亦多沿袭其误。如此之类，其他地方尚多，恕不赘举。因此，若不照录《论语》原文，则多数读者势必难以理解冯氏文中的所谓“天达”究为何所指，那就更别奢望能够立刻明白冯氏原本精辟的论述意义何在了。于是编者取坊间权威的《论语》版本并移录在冯氏说解之前，以便读者能够从容真切玩味；而其中文字因版本之故而颇多不同者，则择善而从，且于文后略作按语以供读者采择。昔人有所谓备此一书，即不必更求《论语》其他版本的说法。信夫！而《孟子》的情况自是与此相类，不须赘述。
此外，由于《论语》《孟子》（尤其是前者）原文前后颇多重出，故冯氏对后出的语段就不予解说了。但本编为使《论语》《孟子》原文完整起见，特行取录，以便使之成为完璧。唯本编句读有与通行版本颇有不同处，这是按照古人所指明的“当同者不得不同，当异者不得不异”的原则进行的，“虽一时或骇里耳，后世不乏子云，必有玄吾玄者矣”（见冯氏《〈麟经指月〉发凡》）。可谓“于我心有戚戚焉”（具见《孟子·梁惠王上》）。
底本《四书指月》有字迹漫漶，一时不可辨识者，亦有前后错字而不可卒读者，今以文意贯串之，并略作校注与按语，以便于读者省览云尔。诚然，编者也有明知其不确者，但因没有相应的对校资料或一时疏慵，只得姑且一仍其旧，还请读者鉴谅。
总之，读者若能时时跟圣贤们近距离对话，并深研经典字义的蕴涵，那么达到明事理，会读书，善撰文，足研究，能管理，擅领导等境界，是当可深信不疑的了。而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所谓“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或许就是对上述见解的最简括性阐述吧。
（本文编辑 谢宁）
在如今人们的印象中，四书五经所呈现的圣贤形象跟我们似乎有些距离。但我们一旦真正深入进去，跟古圣古贤们做一番亲切的晤谈，则不难发现，古圣古贤距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明代通俗文化大家冯梦龙以其特有的经学素养为我们亲切讲解，使我们可以更加从容地观照古圣古贤们的为人处事，以及他们给我们现如今的教育意义。
人们知道冯梦龙的大名，似乎大多由于看过所谓“三言两拍”的缘故；其实，冯氏除“三言”等通俗文学的成就殊显突出之外，比如经学、史学、笔记杂缀等，也不可等闲视之。而经学方面的著作，则委实是冯氏毕生孜孜矻矻地从事乃至殚精竭虑撰成的。对此，冯氏自己似也颇为欣赏其胜义。
据资料所载，冯氏留存至今的有关经学方面的著作，大抵有《四书指月》《麟经指月》《春秋衡库》《春秋定旨参新》等，共二三百万言。但由于各种原因，跟冯氏的《智囊》《情史》等著名作品相比，他这些颇费精力所撰的经学著作竟不大为人所知。
2011年年底，我跟曾荣获第10届韬奋奖的国内著名出版家周殿富谈起冯梦龙著作的开发情况，如《智囊》《情史》《东周列国志》等较为通俗的读物，各大出版社争相去做，我们是否也做一些。周先生表示，不必做跟风的选题，可以另辟蹊径，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做冯氏经学方面的选集。于是，我便承担起点校与编注《论语指月》《孟子指月》（因《四书指月》中并不具备《论语》《孟子》原文等事由）的任务。
冯氏经解“四书”的特色
事实上，冯氏《冯梦龙全集》中的《四书指月》一书，只是冯氏对《论语》和《孟子》两书的解说，并没有对另外二部《中庸》和《大学》的说解。因此，这次整理编辑出版，我就把冯氏的《四书指月》析为《论语指月》和《孟子指月》二册，独立出版。
我们知道，《论语》《孟子》中的语句固为经典，而冯氏说解对之亦颇多阐发。盖冯氏博通经史，在解读《论语》《孟子》时颇多胜义，其中的警示意义不唯在当时有其特殊价值，就是如今也依然称得上是足以指导和纠正人们言行的上上箴言。如《论语·卫灵公篇·子曰君子求章》中孔子所说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确是千古哲言。对此，冯氏进一步讲解道：“君子会得己真，看得己大，自己取用不尽，故只求诸己；小人看得自己一毫没有，富贵在人掌握，声名在人齿颊，全向人讨生活。”这分明将《论语》中孔子的原话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其励志处委实令人激赏。又如讲解所涉启发式教育和“举一反三”这一语典时，冯氏进而引申道：“教人之法，最忌说尽。依我作解，障彼悟门，此大病也。故不启发者，正以进之启发；‘不复’者，正以进之能‘反’。重学者身上理会。”（见《述而篇·子曰不愤章》）
冯氏对于《孟子》的见解亦复如是。如在《孟子曰子路人告章》说到孟子“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这千古哲言时，冯氏进一步讲解道：“‘乐取诸人’，舜忘人也；即此是‘与人为善’，则人也相忘于舜矣。人己两忘，乐之至也，同之极也，到此地位，才复得此善原初无碍之本体，故曰‘莫大’。”这解说可谓精到透辟，要言不烦，而语语中的。此外，冯氏在解说《公孙丑·孟子致为臣章》中，剖析孟子离开齐王时，对两人一番应对间的话外音颇能挖掘其深意，亦即对两人的心事可谓透彻掌握。因为齐王是为了贪图礼贤下士的虚名，而孟子则为了获取足以实施抱负的实职，冯氏因对当事人的内心体贴亲切，故能说得淋漓尽致。而冯氏一句“直是借他人话，表自己心”，这若非目光如炬，何能洞幽烛微若是？至于如《离娄·孟子曰中也养不中章》等所说“父兄在家庭间，观感最近，故人于父兄处最得力”，也是涵泳有味的话头。此外，书中如此之类所在多有，限于篇幅，这里不复赘举，相信读者自能从容寻绎。
冯氏对经文断句的成就
冯氏的说解对深入理解《论语》《孟子》原文大有帮助，其主要体现在对《论语》《孟子》原文的准确断句上。因为历来经学家们如朱熹等固然是以其自身所是而断句，即便是错误的句读，后人也大多不敢提出不同的见解。而冯氏则不然，他既有对朱氏的肯定，如其行文中所说的“朱子说是”之类，但主要还是以其自身学者的体悟作出颇为可信的句读，难能可贵。
如诸书对《论语·阳货篇·阳货章》的断句各行其是，以致歧见纷纭。至于人们读后也确实觉得云山雾罩，不得要领。但冯氏说解中仅一句“记者于此方着个‘孔子曰’”云云，即可解决问题，因为这种正确的句读立马使人领悟孰是孰非。又如在对《宪问篇·南宫适问章》关于南宫适问孔子语时的解说，亦即冯氏对通行本句读“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作解说时，以为“‘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未定之词；羿、奡是已然事，故‘然’字当属‘禹、稷’句，乃转下落重语”。我们知道，冯氏所引“若由也”句，源出《论语·先进》，跟这里的用法确实有异，可见冯氏这别出心裁的说解因不袭旧说而别有新见。而冯氏此等说法对理解《论语》原文确有如汤沃雪之功，类似胜义在书中可谓俯拾即是。
毫无疑问，冯氏在解释《孟子》时庶几不逊于此。如诸书对《孟子·尽心篇·齐饥陈臻曰章》（按著名成语“冯妇重来”即出于此章）的断句各行其是，以致歧见纷出而又莫衷一是，但冯氏说解中补充一句“一说‘卒为善’句，‘士则之’句，‘野有众逐虎’句；‘士则之’与‘士笑之’正相应——较胜”云云，即可使我们得到确切的解答，因为文从字顺嘛。诚然，冯氏的说法也并非最早，盖宋人刘昌诗《芦浦笔记·冯妇》就是如此断句的。所以我在点校时，既照顾到历史著名版本的断句，同时也参考冯氏的说解。其中还须参以己意而作出的标点，也就与通常版本如朱熹等人的颇为不同了。例如在对《滕文公·滕定公章》中的通行本句读“曰：‘吾有所受之也。’”确乎难以句解；朱熹注中则作连上文读，亦颇觉意旨难明；而今北京大学出版社版《孟子索引》乃作其父兄之言处理，尤属扞格难通。而冯氏以为“此乃世子答父兄之语，因他说宜从先祖”云云，则上下文脉自可豁然贯通了。又如《告子·孟子曰牛山章》，由于语句颇长，若非冯氏指点说明，则易笼统读之，不但不易解会其文旨，更不易彻悟原文之妙的；而冯氏指明“看首二节，各有‘人见其’三句，不是慨叹口气，……通章三‘存’字最紧要”云云，此真金针度人者！至于其中分析切中肯綮处，详尽而准确，这是因为冯氏的国学素养极为深厚。 冯氏征引他人说法不拘成见
任何一位学者，在做学问时难免都会涉及对他人已有成果的征引。对此，与当下某些所谓学人任意剽用他人成果却不吱声不承认很为不同的，冯氏往往真名实姓地标明这是谁的见解，那是某的高论。三百年前的人能严谨地做到这点，确乎不易。事实上，冯氏说解所征引前人与时人的说法颇多，只要是有助于理解《论语》《孟子》原文的就收录，而并不以说话者的声望来取舍，所以书中除引录一些学术权威的说法外，还使得许多名不见经传者的颇具见地的解说得以保留。
尤为可说者，冯氏对当时业已被尊为圣人的朱熹之说（指朱氏《四书集注》一书）亦敢多所訾议，但这是出于做学问的公心，因此也就多所匡正朱氏不当甚乃错误的解说了。如讲解《卫灵公篇·颜渊问为邦章》中为孔子所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时，便指出“雅与郑声，皆其声调，非指其词。朱子认作男女淫奔，而轻改《郑风》之序，冤哉！”颇具见地。又如对《季氏篇·季氏将伐章》讲解时，文末断定“朱子分作两节，便没分晓”，所说颇合事实而不唯名人之言为是。而对于《孟子》的说解，冯氏亦复如是。如他往往说“朱《注》不用”等语，也就是说，冯氏对朱氏注解不妥处是不会同意的（如《公孙丑·孟子去齐充虞章》等）。当然，冯氏亦并不全跟朱子唱反调，比如《滕文公·景春曰章》时就客观地指出：“愚按朱子仁、义、礼三字，虽不可用，然小注‘广居’，以居心言；‘正位’，以立身言；‘大道’，以制行言，却说得好。”对此，冯氏自述“亦非定与相左，只是虚心观理”（见《论语·卫灵公篇·子曰众恶章》解说语）。总之，冯氏讲述时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为我们最终确切理解《论语》《孟子》提供了良好的版本。
诚然，冯氏说解中多用明代口语，其明白浅显处与现今所用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大异。但也正是由于冯氏所用词语不时有当时的熟语或方言，反而使得今人未必就没有了隔膜。此外，冯氏解说也并非全无可商榷的。如对《论语·泰伯篇·太宰问章》中解释“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时，以为“夫子以‘多能’为‘鄙事’”云云，与《论语》原意似乎就有些游离甚乃误会了。
冯氏解说多涉文法技巧
众所周知，明清文学批评家们（倘说大多是评点家或曰鉴赏家，似乎更为确切）对名著详加评点，可谓一时风气，而且也取得了很多实绩和经验。如人们所熟知的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等，毛宗岗父子批点《三国演义》，张竹坡氏评点《金瓶梅》以及李卓吾评点《西游记》等，可谓两代文事风气使然；这对建立后世的文艺批评学无疑大有裨益。
冯氏生活在明清之交，自然颇受这种文艺思潮的熏染与影响。他本人自是嗜好这种文艺评鉴模式，所以在他别的书中亦多有其评点印记。《情史》是如此，《智囊》亦复如是，而于《四书指月》自然也就不例外了的。其实，我们阅读冯氏这些评点，对洞彻《论语》《孟子》行文中的文法高妙之处，委实大有助益。因为除了对原文重出者不予说解外，冯氏几乎对《论语》《孟子》（尤其是前者）原文做到字字精研，句句确评，而且必使达到原文蕴涵无余剩而后已的程度；这种着意深入研究和真切赏析的境界，确乎使人读后颇觉痛快淋漓。如在《卫灵公篇·子曰君子义章》所批点“首尾两‘君子’正相呼应”等，即是。又如“此文字暗藏机轴处”（见《梁惠王·齐宣王见孟子于雪章》）、“此文字针线处”、“此文字细密处”（以上均见《滕文公·有为神农章》）、“……此虚实相生法。且‘伊尹’二节，本借客形之；而犹益之于夏，又借主形客，尽文之变”（见《万章·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章》）等，即是。两书所涉此类写作技巧者，真可谓触目即见。而这，对现在有志写好文章和洞明古人行文用意者自是大有裨益，而且时时饶有醍醐灌顶之乐。
编注者必做的相关事
《论语指月》《孟子指月》二书，是从冯氏《四书指月》析分出来的。而《四书指月》是以现今国家图书馆所藏《四书指月》残存明写本的影印本为底本，校以其他本子；唯该影印本原书不知卷数，有眉批，除《孟子》七卷外，仅存《论语》六卷，其中尚有缺页。该书按章分节疏讲二书，将冯氏的知识、见解融汇其中，对读者颇具辅导效用。
由于底本《四书指月》并不同具《论语》《孟子》原文，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或许不成问题，但现在恐就不一样了，因为当今绝大多数读者远没有达到“饱读四书五经”的程度。故此，若没有《论语》《孟子》原文对看，那就势必对深入理解和确切掌握《论语》《孟子》精义是个障碍，而且这还不仅仅是“阅读不便”而已。举个例子来说，如《颜渊篇·子张问士章》中的“夫达节”，底本和其他刻本原多讹为“天达节”，致使后来诸多古籍出版社点校本亦多沿袭其误。如此之类，其他地方尚多，恕不赘举。因此，若不照录《论语》原文，则多数读者势必难以理解冯氏文中的所谓“天达”究为何所指，那就更别奢望能够立刻明白冯氏原本精辟的论述意义何在了。于是编者取坊间权威的《论语》版本并移录在冯氏说解之前，以便读者能够从容真切玩味；而其中文字因版本之故而颇多不同者，则择善而从，且于文后略作按语以供读者采择。昔人有所谓备此一书，即不必更求《论语》其他版本的说法。信夫！而《孟子》的情况自是与此相类，不须赘述。
此外，由于《论语》《孟子》（尤其是前者）原文前后颇多重出，故冯氏对后出的语段就不予解说了。但本编为使《论语》《孟子》原文完整起见，特行取录，以便使之成为完璧。唯本编句读有与通行版本颇有不同处，这是按照古人所指明的“当同者不得不同，当异者不得不异”的原则进行的，“虽一时或骇里耳，后世不乏子云，必有玄吾玄者矣”（见冯氏《〈麟经指月〉发凡》）。可谓“于我心有戚戚焉”（具见《孟子·梁惠王上》）。
底本《四书指月》有字迹漫漶，一时不可辨识者，亦有前后错字而不可卒读者，今以文意贯串之，并略作校注与按语，以便于读者省览云尔。诚然，编者也有明知其不确者，但因没有相应的对校资料或一时疏慵，只得姑且一仍其旧，还请读者鉴谅。
总之，读者若能时时跟圣贤们近距离对话，并深研经典字义的蕴涵，那么达到明事理，会读书，善撰文，足研究，能管理，擅领导等境界，是当可深信不疑的了。而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所谓“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或许就是对上述见解的最简括性阐述吧。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