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四月的北京，阳光明媚，春意盎然。适值北京市档案馆即将迎来建馆5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就市档案馆半个世纪来的光辉历程，走访了部分老同志。
50年的峥嵘岁月，承载着档案馆在创业中谋发展的辉煌历程。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北京市档案馆依托首都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沿着收集保管、服务大局、造福社会的轨迹，馆藏内容日益丰富，囊括明清、民国和新中国建立以来各类载体档案资料170余万卷。档案馆功能日趋完善，形成了集保管利用档案资料的中心、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查阅场所、高等院校档案教育实习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于一体的服务模式。
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铸就了无悔的档案人生。半个世纪前的艰苦创业，几代档案工作者与档案馆风雨同行，把几十年的美好时光献给了档案馆事业。每当回忆当年那段往事的时候，他们对档案工作的真挚之情溢于言表，对自己选择的档案人生无怨无悔，对档案馆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对今后的发展寄予着殷切的期望 ……
北京市档案馆的创建
李道倬（北京市档案馆创建初期老档案工作者，市园林局党校原校长）：1957年夏天，从北京市档案馆开始筹建，我在那里工作了7年。首先是选址。市政府办公厅当时推荐了两个地方：一是新大陆招待所，在现在毛主席纪念堂东边，因为地方太小没选中。再就是和平门附近的西松树胡同21号，是个砖木结构二层小楼，有20多间房子，统共300多平米，还带个独立的小院。依当时的条件看，已经很不错啦！这就是咱们创建初期的档案馆。
馆舍解决了，跟着就是档案装具问题。当时国家还在经济恢复时期，财政比较困难，木材也非常短缺。但为保证国家档案资源不再受到损害，政府办公厅专门发了个文件，责成建材局给做了一部分专门装档案用的木架子，这就是咱们建馆以来的第一批档案装具。
筹建档案馆初期，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跑。陈友生是1958年1月份调过来的，还有政府办公厅档案室的徐淑金、北京日报的王瑞莲也前后脚儿调了过来。记得我们接收的第一批档案是市政府办公厅移交的民国时期国民党旧政府的档案，还有我们解放后部分军管会、财委和撤消機关的档案。当时没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几个人就靠一辆破三轮车，一车一车地往回运，那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大伙儿的工作热情都特别高，连夜就把那一万多卷档案从当时位于长安街2号（西单电报大楼东侧）的市政府机关给运了回来。接着就是分类、编目、上架，做好提供利用服务的准备工作。当时馆藏档案还属保密范围，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征集、收集和妥善保管好档案。尽管工作条件是那么艰苦，但大伙儿的工作热情都非常高，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市委和政府机关服务。
黄玉竹（北京市档案局 原副局长）：当时位于西松树胡同的档案馆原来是个老式民宅，没有暖气，冬天得靠生炉子取暖，大伙就一篮子、一篮子地往院里运煤球，工作条件非常地艰苦、简陋。当时国家经济建设还处在恢复、发展时期，但是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档案工作这块还是非常重视的。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上级领导心里能想着档案工作，给档案部门专门找那么个地方，这在当时已经非常不容易啦！
杨兴民（北京市档案馆 原副巡视员 保卫处处长）：我1971年1月到档案馆报到，在这儿工作37年。今天能够参加档案馆50周年馆庆活动，感到很荣幸。
50年当中，北京市档案馆经历了创建、发展、停顿、恢复、提高和走向辉煌的过程。“文革”之后，1982年开始恢复档案馆，当时连张像样的办公桌都没有。所以我说，这段恢复时期实际也是个二次创业的过程。
自己动手 参建馆舍
王 泓：（北京市档案局 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我1975年到市档案馆工作，当时的办公环境可没这么好。我大不懂档案业务，主要是负责干部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
开始就北边那么一个小楼，到后来建档案库房的时候，也给拆啦。南边那个灰楼倒有，可没现在这么好，东边那个2号楼办公楼跟西头的宿舍楼都是后来建的。那会儿拆房子、建档案库，大伙儿都跟着一块儿干，机械设备、劳保用品什么都没有，全凭一股子工作热情、对档案事业的敬业精神，条件那么艰苦，大伙儿全都任劳任怨地干，没人想什么加班费不加班费的。我身体不好，别的重活儿也干不了，一天就是坐在那儿“喀吃”拆下来的旧砖头，能够再利用上。国家有困难，咱们给自己干事儿，能省点儿就省点儿呗！
赵秋弟：1976年大地震，那可真是地动山摇哇！当时余震还没停，可为保护抢救档案，馆里一个电话，大伙儿全都过来啦！在关键时刻，咱档案员真有股子“视档案为生命，人在档案在”的气势！搭地震棚、整理档案，没日没夜地守在那儿。就怕那些多少年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在咱们手里受到损害。那段日子，大家伙儿就是这么兢兢业业、和和睦睦、亲亲热热地过来的。现在回想起来，真好！
76年以前，我们自己动手翻盖一排小平房。那会儿也没什么起重设备，那一块块的楼板全靠人拉肩扛，手起泡、肩膀磨脱了皮，也没人叫苦，更甭说什么补贴、加班费啦！为什么？当时有的馆领导是11级、12级的老干部，这在当时可不得了，高干！可照样跟我们这些小年轻的有活一块儿干、有苦一起吃，职务不分高低，大家亲亲热热，干不了重活，就坐在现场“喀吃”拆下来的旧砖、挑拣能够再利用的旧砖头 …… 现在想起来，依然是历历在目。可惜的是，那会儿没有照相机，没能把这些拍张照片留存下来。那场景真是感人呐！
郭乔贵（北京市档案馆 原副馆长）：我1976年6月10日到北京市档案馆报到，1978年建档案库，那可费老劲啦！记得那年开全市档案工作会，新楼主体框架连窗户还都没安呐，但为解决远郊区县局馆长们的住宿问题，当时就在里面搭上木版床，从外边租了些被子，大家就这么着凑合了一夜。条件太艰苦啦！
首部档案编研成果获奖
祝力军：（北京市档案馆 原史志办主任）：1981年，档案馆恢复以后，按照国家档案局的要求，开放历史档案、开展档案编研工作。馆领导对档案编研工作也很重视，专门成立了编研处，当时大家都没经验，所以刚开始时，采取边学习、边实践，先易后难的方法开展编研工作。1981-1983年，编研成果主要是内部发行，1984年后编研工作进入专题史料汇编阶段，采取自编与合编相结合的 方法，将编研方向从单纯为中心工作服务，转向既为中心工作服务，同时又为历史研究服务，从局限内部发行，转为公开出版。主要以学习为主，尝试着编些简单的资料。后来人大档案学院、联大文理学院的老师带学生来实习编研工作，当时我们就根据馆藏情况和社会需求进行选题。电车公司、自来水公司是北京的老企业，档案资料也比较完整，就跟两个院校的师生合编，一方面满足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学习。后来《北京市电车公司档案史料汇编》和《北京市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汇编》都获得国家档案局的专项奖。
第一次接待国外学者查档
郭乔贵： 1985年7月22日，北京市档案馆接待了第一位前来查档的外国学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美籍华人黄宗智先生。
当时，我们的档案还没有对国外开放。为慎重起见，专门请示了北京市委和国家档案局，提出我们准备接待的意见，上级批复：可以接待。当时我以北京市档案局副局长、档案馆副馆长的身份接待了他。黄宗智先生在咱们档案馆查阅了四、五天。之后，他又提出想到区县档案馆看看。经联系，他又去了顺义等几个区县档案馆，对我们的接待和服务非常满意。
新档案馆建设及发展
杨复沛（北京市档案馆 原馆长）：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原来在建国门内贡院西街8号的档案馆，无论是库房面积、保护设施、办公环境、服务功能等各方面，都已经跟档案事业发展和社会对档案的利用服务需求不相适应，急需建设一座与首都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相称、符合国家档案馆建设规范、满足拓展档案馆社会服务功能需求的现代化新馆。市委、市政府对建设新档案馆的事情非常关心，也非常重视，很快就批准了我们提出的建设方案。
1984年，开始为新档案馆选址，先后看了几个地方都不理想，最后选中了现在蒲黄榆这个地方。当时的想法是位于三环路之内，便于为市委、市政府部门服务；地处城南交通要道，考虑利用者查阅方便。到1995年新馆落成，这期间有过一些曲折，市政府也先后几次为新馆追加建设资金，才有了现在这座新馆。
现在档案馆各方面的条件都好啦，要教育年轻人不要忘记当年创业的艰难。要发挥好档案馆各方面的服务功能，更好地为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大局服务，为老百姓服好务。
杨兴民：现在回想我们这代人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所做的工作，我还是很自豪的。我们的档案事业能发展到今天，凝聚着老一代档案人的心血和汗水，现在他们有的还健在，有的已经不在了。现在档案馆条件好啦，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把老一代档案工作者艰苦创业，为档案事业兢兢业业、勤奋苦干的敬业精神能够继承和发扬下去，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再立新功。
……
由于时间关系，在北京市档案馆迎来50周年华诞之际，本刊仅走访了上述几位离休、退休的老同志。50年的峥嵘岁月，铸就了档案馆今日的辉煌。这里凝聚着几代档案工作者不懈的努力和辛勤的汗水。他们当年付出的心血、留给档案事业的光荣传统、无私奉献精神，将成为我们这代档案人继续开创档案馆工作新局面的精神动力。
50年的峥嵘岁月，承载着档案馆在创业中谋发展的辉煌历程。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北京市档案馆依托首都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沿着收集保管、服务大局、造福社会的轨迹，馆藏内容日益丰富，囊括明清、民国和新中国建立以来各类载体档案资料170余万卷。档案馆功能日趋完善，形成了集保管利用档案资料的中心、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查阅场所、高等院校档案教育实习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于一体的服务模式。
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铸就了无悔的档案人生。半个世纪前的艰苦创业，几代档案工作者与档案馆风雨同行，把几十年的美好时光献给了档案馆事业。每当回忆当年那段往事的时候，他们对档案工作的真挚之情溢于言表，对自己选择的档案人生无怨无悔，对档案馆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对今后的发展寄予着殷切的期望 ……
北京市档案馆的创建
李道倬（北京市档案馆创建初期老档案工作者，市园林局党校原校长）：1957年夏天，从北京市档案馆开始筹建，我在那里工作了7年。首先是选址。市政府办公厅当时推荐了两个地方：一是新大陆招待所，在现在毛主席纪念堂东边，因为地方太小没选中。再就是和平门附近的西松树胡同21号，是个砖木结构二层小楼，有20多间房子，统共300多平米，还带个独立的小院。依当时的条件看，已经很不错啦！这就是咱们创建初期的档案馆。
馆舍解决了，跟着就是档案装具问题。当时国家还在经济恢复时期，财政比较困难，木材也非常短缺。但为保证国家档案资源不再受到损害，政府办公厅专门发了个文件，责成建材局给做了一部分专门装档案用的木架子，这就是咱们建馆以来的第一批档案装具。
筹建档案馆初期，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跑。陈友生是1958年1月份调过来的，还有政府办公厅档案室的徐淑金、北京日报的王瑞莲也前后脚儿调了过来。记得我们接收的第一批档案是市政府办公厅移交的民国时期国民党旧政府的档案，还有我们解放后部分军管会、财委和撤消機关的档案。当时没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几个人就靠一辆破三轮车，一车一车地往回运，那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大伙儿的工作热情都特别高，连夜就把那一万多卷档案从当时位于长安街2号（西单电报大楼东侧）的市政府机关给运了回来。接着就是分类、编目、上架，做好提供利用服务的准备工作。当时馆藏档案还属保密范围，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征集、收集和妥善保管好档案。尽管工作条件是那么艰苦，但大伙儿的工作热情都非常高，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市委和政府机关服务。
黄玉竹（北京市档案局 原副局长）：当时位于西松树胡同的档案馆原来是个老式民宅，没有暖气，冬天得靠生炉子取暖，大伙就一篮子、一篮子地往院里运煤球，工作条件非常地艰苦、简陋。当时国家经济建设还处在恢复、发展时期，但是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档案工作这块还是非常重视的。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上级领导心里能想着档案工作，给档案部门专门找那么个地方，这在当时已经非常不容易啦！
杨兴民（北京市档案馆 原副巡视员 保卫处处长）：我1971年1月到档案馆报到，在这儿工作37年。今天能够参加档案馆50周年馆庆活动，感到很荣幸。
50年当中，北京市档案馆经历了创建、发展、停顿、恢复、提高和走向辉煌的过程。“文革”之后，1982年开始恢复档案馆，当时连张像样的办公桌都没有。所以我说，这段恢复时期实际也是个二次创业的过程。
自己动手 参建馆舍
王 泓：（北京市档案局 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我1975年到市档案馆工作，当时的办公环境可没这么好。我大不懂档案业务，主要是负责干部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
开始就北边那么一个小楼，到后来建档案库房的时候，也给拆啦。南边那个灰楼倒有，可没现在这么好，东边那个2号楼办公楼跟西头的宿舍楼都是后来建的。那会儿拆房子、建档案库，大伙儿都跟着一块儿干，机械设备、劳保用品什么都没有，全凭一股子工作热情、对档案事业的敬业精神，条件那么艰苦，大伙儿全都任劳任怨地干，没人想什么加班费不加班费的。我身体不好，别的重活儿也干不了，一天就是坐在那儿“喀吃”拆下来的旧砖头，能够再利用上。国家有困难，咱们给自己干事儿，能省点儿就省点儿呗！
赵秋弟：1976年大地震，那可真是地动山摇哇！当时余震还没停，可为保护抢救档案，馆里一个电话，大伙儿全都过来啦！在关键时刻，咱档案员真有股子“视档案为生命，人在档案在”的气势！搭地震棚、整理档案，没日没夜地守在那儿。就怕那些多少年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在咱们手里受到损害。那段日子，大家伙儿就是这么兢兢业业、和和睦睦、亲亲热热地过来的。现在回想起来，真好！
76年以前，我们自己动手翻盖一排小平房。那会儿也没什么起重设备，那一块块的楼板全靠人拉肩扛，手起泡、肩膀磨脱了皮，也没人叫苦，更甭说什么补贴、加班费啦！为什么？当时有的馆领导是11级、12级的老干部，这在当时可不得了，高干！可照样跟我们这些小年轻的有活一块儿干、有苦一起吃，职务不分高低，大家亲亲热热，干不了重活，就坐在现场“喀吃”拆下来的旧砖、挑拣能够再利用的旧砖头 …… 现在想起来，依然是历历在目。可惜的是，那会儿没有照相机，没能把这些拍张照片留存下来。那场景真是感人呐！
郭乔贵（北京市档案馆 原副馆长）：我1976年6月10日到北京市档案馆报到，1978年建档案库，那可费老劲啦！记得那年开全市档案工作会，新楼主体框架连窗户还都没安呐，但为解决远郊区县局馆长们的住宿问题，当时就在里面搭上木版床，从外边租了些被子，大家就这么着凑合了一夜。条件太艰苦啦！
首部档案编研成果获奖
祝力军：（北京市档案馆 原史志办主任）：1981年，档案馆恢复以后，按照国家档案局的要求，开放历史档案、开展档案编研工作。馆领导对档案编研工作也很重视，专门成立了编研处，当时大家都没经验，所以刚开始时，采取边学习、边实践，先易后难的方法开展编研工作。1981-1983年，编研成果主要是内部发行，1984年后编研工作进入专题史料汇编阶段，采取自编与合编相结合的 方法，将编研方向从单纯为中心工作服务，转向既为中心工作服务，同时又为历史研究服务，从局限内部发行，转为公开出版。主要以学习为主，尝试着编些简单的资料。后来人大档案学院、联大文理学院的老师带学生来实习编研工作，当时我们就根据馆藏情况和社会需求进行选题。电车公司、自来水公司是北京的老企业，档案资料也比较完整，就跟两个院校的师生合编，一方面满足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学习。后来《北京市电车公司档案史料汇编》和《北京市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汇编》都获得国家档案局的专项奖。
第一次接待国外学者查档
郭乔贵： 1985年7月22日，北京市档案馆接待了第一位前来查档的外国学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美籍华人黄宗智先生。
当时，我们的档案还没有对国外开放。为慎重起见，专门请示了北京市委和国家档案局，提出我们准备接待的意见，上级批复：可以接待。当时我以北京市档案局副局长、档案馆副馆长的身份接待了他。黄宗智先生在咱们档案馆查阅了四、五天。之后，他又提出想到区县档案馆看看。经联系，他又去了顺义等几个区县档案馆，对我们的接待和服务非常满意。
新档案馆建设及发展
杨复沛（北京市档案馆 原馆长）：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原来在建国门内贡院西街8号的档案馆，无论是库房面积、保护设施、办公环境、服务功能等各方面，都已经跟档案事业发展和社会对档案的利用服务需求不相适应，急需建设一座与首都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相称、符合国家档案馆建设规范、满足拓展档案馆社会服务功能需求的现代化新馆。市委、市政府对建设新档案馆的事情非常关心，也非常重视，很快就批准了我们提出的建设方案。
1984年，开始为新档案馆选址，先后看了几个地方都不理想，最后选中了现在蒲黄榆这个地方。当时的想法是位于三环路之内，便于为市委、市政府部门服务；地处城南交通要道，考虑利用者查阅方便。到1995年新馆落成，这期间有过一些曲折，市政府也先后几次为新馆追加建设资金，才有了现在这座新馆。
现在档案馆各方面的条件都好啦，要教育年轻人不要忘记当年创业的艰难。要发挥好档案馆各方面的服务功能，更好地为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大局服务，为老百姓服好务。
杨兴民：现在回想我们这代人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所做的工作，我还是很自豪的。我们的档案事业能发展到今天，凝聚着老一代档案人的心血和汗水，现在他们有的还健在，有的已经不在了。现在档案馆条件好啦，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把老一代档案工作者艰苦创业，为档案事业兢兢业业、勤奋苦干的敬业精神能够继承和发扬下去，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再立新功。
……
由于时间关系，在北京市档案馆迎来50周年华诞之际，本刊仅走访了上述几位离休、退休的老同志。50年的峥嵘岁月，铸就了档案馆今日的辉煌。这里凝聚着几代档案工作者不懈的努力和辛勤的汗水。他们当年付出的心血、留给档案事业的光荣传统、无私奉献精神，将成为我们这代档案人继续开创档案馆工作新局面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