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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嵩山地区，有出灵后孝子将放置在院内摆放供品的盘（碗）顶在头上，拄着哀杖一件一件哭送到灵棚中供桌之前的习俗，称为顶供。顶供仪式是嵩山地区丧俗活动中最为隆重的礼节之一，始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在登封以及周边的新密、伊川等地都有此习俗。
《荀子·礼论》认为，“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具善，人道毕矣”。这说明自古以来国人都把丧葬视为人生大事。当然，丧葬也确为人生大事，它是人生仪礼中的四礼之一，又是由晚辈为长辈做的最后一个仪礼。作为丧礼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顶供仪式一直为人所重视。顶供仪式礼仪繁多，规模宏大，规矩也多，并且是在丧礼中相对公开于亲族以外的活动，在娱乐生活不够丰富的年代，附近的村民会跑来围观，观看的同时常常会生出许多议论来。办得好与不好，都会成为十里八村、认识与不认识的乡亲们长期的茶余饭后的谈资。于是，只要是有老人下世，不论其子孙平时是多么的孝顺或不孝顺，家庭经济条件好或者不好，在整个丧葬过程中尤其在顶供的仪式上，丝毫不敢马虎。时间长了，顶供仪式的象征意义逐渐加大，以致相沿成习。
顶供仪式的内容与流程
顶供作为丧葬仪式的一部分，有时间、顶供人、供品、执事等要求。
首先是时间。中原民间有派三、派五与派七入土之别，即在逝者去世之后的第三天、第五天或者第七天下葬。顶供仪式多在下葬前的一天晚上进行。《登封民俗志》（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记载，“一般之人去世后第二天要在大门前搭好灵棚”“埋葬前一天下午要出灵”。“出灵”又称“移灵”，是“把灵柩从家中移至灵棚”的俗称。顶供仪式之前，逝者已经“入殓”且被移出室外，第二天即将入土，所以应该是与儿女共同待在阳世的最后一个晚上，儿女们以此仪式作为临别前的辞行。顶供仪式时间的长短，需要由两个问题决定：一是供品的多少，二是顶供人数的多少。供品越多，来回奔走的趟数就越多，需要的时间就越长;顶供的人越多，替换得越勤，耽误的时间就越多，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再加上孝子的痛哭流涕和步履蹒跚，甚至为了表示自己的悲戚与哀痛，还会故意拖长时间。
其次是顶供人。顶供人一般是孝子或者逝者的女婿;孝子多的按照长幼顺序依次顶供。由于顶供的程式较多，来回行走的距离很长，花费的时间也很长，所以体力消耗较大，如果孝子或者女婿的年龄大或者身体不好，可在晚辈搀扶下进行;如果搀扶着也不能完成整个仪式的话，也可由晚辈代替顶供。
第三是供品。总的说来，供品没有严格的标准或者数量的规定，按照嵩山当地的规矩，一般家庭不会少于“八干八湿四冰盘”，就是八个干果盘（碗）、八个荤素搭配的菜品，还有四个逝者生前最喜欢吃但是又很少能够吃得到的稀罕菜肴。除此之外，需要顶来的还有餐具、酒具、酒水等。
在过去物质匮乏、商品流通不畅的时代，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要为仙逝者摆上一桌像样的供品，需要费尽心思，有时需要到自己村甚至周边村庄的亲戚、朋友家去凑，比如杯盘碗筷，干果点心。这些从别人家凑来的东西，在丧葬仪式结束之后是要还回去的，但是由于是用于丧事，很多人家会认为不吉利，所以除了酒具、餐具以及桌子板凳，其他的东西都不会再要。旧时的规矩，凡是给老人办丧事的东西，一律出钱买。当然出钱是象征性的，一般是几角钱，现在也不过三元五元，包括砍了人家的树枝（一般是柳枝，用于扎花圈），用了邻居的棉花、麻线之类，作用是消除鄰居的不祥心理，也说明办丧事要靠自己的能力。如今不同了，一是物质丰富了，街上转一圈，糕点、水果凑够几十样是没有问题的;二是人富裕了，为了给老人办事，也为了让外人看自己的孝心诚意，所以不管春夏秋冬，也不论干果鲜果、荤菜素菜，往往把能购买到的东西都尽情地搬回家来，让已经不在人世的亲人“享用”。在供品的数量极大地丰富之后，孝子又在追求供品的质量、造型、色彩、搭配，所以设计就显得相当重要。
第四是执事。执事是传统的说法，就是现在的主持人。执事一般由村中或者附近村庄中辈分高且精通礼仪的乡贤充任，俗称“礼仙儿”或者“礼先儿”，他是顶供仪式甚至是整个丧葬仪式的总管。近几年来传统习俗大多受冲击，精通礼仪的“礼仙儿”后继乏人，相对的是城镇中的文化礼仪公司盛行，许多家庭为了省事，就直接聘请了（把整个丧礼承包给了）礼仪公司，“礼仙儿”也由文化公司的主持人充任。由于很多的年轻“礼仙儿”不熟悉传统礼节和仪式规程，往往会喊得丢三落四，再加上片面追求雇主满意，所以传统顶供仪式过程中乡贤的评价意义和教育作用丧失不少;为了让围观的看客满意，“礼仙儿”更是表演意识强烈，把一场极具评价、教育意义的传统仪式，弄得像一场低俗的文艺表演。即便是这样，能够主持顶供仪式的执事在农村也往往很难找到。
第五是程式。这是顶供仪式最核心的部分。嵩山地区的灵堂一般设在院子外相对开阔的地方，而做好的供品又多是摆放在家中屋里至少是院子里，这样从供品的摆放处到停灵的灵棚就有一段距离。这段路正是顶供人需要反复来回路线。
顶供仪式开始前，由唢呐领头的乐队吹奏出撕心裂肺的哀乐，为顶供仪式营造出一个悲伤的氛围，这个前奏还有一个招呼尚未到场的看客抓紧时间到场的作用，如同乡村唱大戏时暖场、催人的开场锣鼓的作用。不过如今这个仪式也已经现代化了，搭灵棚一般都配有音响，音响顶替唢呐播放哀乐甚至是流行歌曲，悲伤的气氛变得戏剧化甚至是闹剧化了。顶供仪式开始，孝子在哀乐声中披麻戴孝、趿拉着鞋子以示失去亲人之后的失魂落魄以及忙于丧事无暇顾及衣着，先来到摆放供品的地方，一手把盛放供品的盘子置放于头上以示对逝去亲人的尊重，一手拉着哀杖，然后声声哭着逝去的亲爹（或亲娘），挪向灵堂。哀杖用柳枝做成，上面环绕着白色的纸条，“柳”“留”同音以示孝子对逝去亲人的不舍之意，拄杖的目的是表示失去亲人之后心情悲戚不能直立前行。灵堂之前，除了跪着不需顶供的孝子贤孙之外，供桌的两端各站一人接供品，俗称“站桌”;“礼仙儿”则站于供桌之前。孝子顶着供品来到灵堂供桌之前，“礼仙儿”会根据他和家人平时对待老人的孝顺程度，来决定喊话的长度和高度，一般会拉着长腔，先喊“跪——”，孝子依言跪下，然后放下哀杖，双手把供品从头顶托起，“礼仙儿”会接一声“接——供——”，“站桌”中的一人双手从孝子手中接过供品置于供桌上，“礼仙儿”再接一声“拜——”，孝子起身，手托哀杖，向灵柩作揖叩拜。这样，一样供品的顶运过程就结束了。孝子回转身去，再哭着顶下一样供品。 如此反复，在众人的围观、评论中，孝子顶着供品行着跪叩大礼，呼天抢地中顶去餐具、酒具，再顶去一件件供品，一趟趟地往来于摆放供品的庭院和院外的灵棚之间，也顶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乃至多重压力。许多孝子会因为悲伤过度、压力巨大晕倒在顶供途中，醒来后由儿孙搀扶着行进，当搀扶着也难以继续顶供仪式时，就由其儿子或者孙子代替。
顶供仪式的作用和意义
为逝者送吃的、喝的和纸钱，“视死如生”，是源自于道家、佛家的生死轮回观念。民间相信，人去世后仍有灵魂存在，和活着时没什么两样，为了让逝去的亲人在去阴间的路上以及落户阴间时少遭罪过，心诚的孝子贤孙们便送东西、送纸钱给他们，以备不时之需，希望他们在西行的道路上顺利，在西天极乐世界生活幸福。顶供仪式也是这种观念与嵩山地区民间风俗结合的产物，目的十分简单，无非是让子女在老人人土之前以活着时也不曾有的尊贵之礼再给老人侍奉一餐茶饭，再尽一次孝道，以表示“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失亲之痛和对生命的敬畏之情。事实上，这时的供品再多、再珍贵，心再诚，又有什么意义呢？逝者自然难以看到，也更难以吃到，但对于“事死如生”、“事之如存”、以孝为先的国人而言，这独特而没有实用价值的礼仪却是十分重要的。以这种方法缓解对逝去亲人的相思之苦，并借助这种方式继续尽着世间没有完成的孝道，聊以自慰。何况这礼仪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进行，关乎世道人心。顶供仪式，无非是想增加日常生活的仪式感，让身为子女的人燃起对父母的热情，在平淡的生活中给老人更多一些温暖、体贴的照顾。
在传统的顶供仪式中，“礼仙儿”、围观者的态度和评价是民间舆论的直接反馈。作为整个顶供仪式的总管，“礼仙儿”是民间舆论领袖，作为长者他会尽最大的努力维护一村的秩序。所以，他的声音、行为都具有主观评价的意义：孝子顶供到供桌前，“礼仙儿”喊话时间的长短、声音的大小是可以变动的。就声音而言，喊“跪——”的腔调拉得越长就越显得柔和，短促就显得威严。“礼仙儿”的态度是根据孝子及其家人平时对待老人的孝顺程度甚至对待周围邻居、村民的态度决定的，孝子平时对待老人孝顺，“礼仙儿”的态度就会柔和，否则就会威严。同时，“跪——”“接——供——”“拜——”的过程拉得越长，孝子顶供的每一个过程就长，整个顶供的时间过程就长;顶供的时间长，事实就是民间惩罚不肖子孙的手段和方法，让不肖子孙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围观者大都是同村跟孝子有着直接交往的邻居，即便是看热闹的外村人，往往也是三五里之内的，他们对孝子的日常为人尤其是对老人的孝顺程度是了如指掌的。围观者评价的内容大概有两种，一是供品摆得如何，二是孝子顶供时的态度（尤其是悲伤程度）如何。供品摆得好不好，比如数量是不是够多，搭配是不是合适，质量是不是够高等，一是说明孝子是不是孝顺、舍不舍得花钱，二是请的厨师手藝的高低（手艺高的自然收费高）。供品摆得如何是一种客观存在，孝子顶供的态度如何就有点复杂了，因为只是一种主观评价，且评价的内容不仅仅是孝子顶供时的表现，还有孝子平时对待老人的态度、家人的孝顺程度甚至孝子及家人对待村民的态度等。如果平时对待老人不孝顺甚至是虐待老人，抑或是对村中的其他老人态度不恭、不理不睬，或者顶供时哭得不痛、顶供的途中昂头挺胸，虽然是在围观者的意料之中但仍然会被笑话、揶揄甚至咒骂;如果孝子顶供时哭天抢地、顶供的途中故意表现但平时待老人不好，围观者则会鄙夷地说：“看多会演戏，平时怎么不这样！”老人活着时，孝子孝顺，家人待老人都好，顶供时悲伤欲绝，围观者就认为是真性情而更加敬重，还会作为教育子孙后代的典范、楷模;平时孝顺但顶供时不悲不伤，也难免被围观者说上几句难听话。
《登封民俗志》记载，20世纪60年代丧事从简，顶供仪式也被当作“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取缔，很快就又恢复了。20世纪末由于经济条件好转，农村的独门独院逐渐被单元楼房所代替，土葬改革使城乡丧葬仪式尤其是乡村丧葬仪式逐渐简单化，再加上传统文化断裂，懂得仪礼的执事后继乏人，城乡殡葬服务一条龙模式的出现等原因，顶供仪式日渐式微。
《荀子·礼论》认为，“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具善，人道毕矣”。这说明自古以来国人都把丧葬视为人生大事。当然，丧葬也确为人生大事，它是人生仪礼中的四礼之一，又是由晚辈为长辈做的最后一个仪礼。作为丧礼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顶供仪式一直为人所重视。顶供仪式礼仪繁多，规模宏大，规矩也多，并且是在丧礼中相对公开于亲族以外的活动，在娱乐生活不够丰富的年代，附近的村民会跑来围观，观看的同时常常会生出许多议论来。办得好与不好，都会成为十里八村、认识与不认识的乡亲们长期的茶余饭后的谈资。于是，只要是有老人下世，不论其子孙平时是多么的孝顺或不孝顺，家庭经济条件好或者不好，在整个丧葬过程中尤其在顶供的仪式上，丝毫不敢马虎。时间长了，顶供仪式的象征意义逐渐加大，以致相沿成习。
顶供仪式的内容与流程
顶供作为丧葬仪式的一部分，有时间、顶供人、供品、执事等要求。
首先是时间。中原民间有派三、派五与派七入土之别，即在逝者去世之后的第三天、第五天或者第七天下葬。顶供仪式多在下葬前的一天晚上进行。《登封民俗志》（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记载，“一般之人去世后第二天要在大门前搭好灵棚”“埋葬前一天下午要出灵”。“出灵”又称“移灵”，是“把灵柩从家中移至灵棚”的俗称。顶供仪式之前，逝者已经“入殓”且被移出室外，第二天即将入土，所以应该是与儿女共同待在阳世的最后一个晚上，儿女们以此仪式作为临别前的辞行。顶供仪式时间的长短，需要由两个问题决定：一是供品的多少，二是顶供人数的多少。供品越多，来回奔走的趟数就越多，需要的时间就越长;顶供的人越多，替换得越勤，耽误的时间就越多，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再加上孝子的痛哭流涕和步履蹒跚，甚至为了表示自己的悲戚与哀痛，还会故意拖长时间。
其次是顶供人。顶供人一般是孝子或者逝者的女婿;孝子多的按照长幼顺序依次顶供。由于顶供的程式较多，来回行走的距离很长，花费的时间也很长，所以体力消耗较大，如果孝子或者女婿的年龄大或者身体不好，可在晚辈搀扶下进行;如果搀扶着也不能完成整个仪式的话，也可由晚辈代替顶供。
第三是供品。总的说来，供品没有严格的标准或者数量的规定，按照嵩山当地的规矩，一般家庭不会少于“八干八湿四冰盘”，就是八个干果盘（碗）、八个荤素搭配的菜品，还有四个逝者生前最喜欢吃但是又很少能够吃得到的稀罕菜肴。除此之外，需要顶来的还有餐具、酒具、酒水等。
在过去物质匮乏、商品流通不畅的时代，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要为仙逝者摆上一桌像样的供品，需要费尽心思，有时需要到自己村甚至周边村庄的亲戚、朋友家去凑，比如杯盘碗筷，干果点心。这些从别人家凑来的东西，在丧葬仪式结束之后是要还回去的，但是由于是用于丧事，很多人家会认为不吉利，所以除了酒具、餐具以及桌子板凳，其他的东西都不会再要。旧时的规矩，凡是给老人办丧事的东西，一律出钱买。当然出钱是象征性的，一般是几角钱，现在也不过三元五元，包括砍了人家的树枝（一般是柳枝，用于扎花圈），用了邻居的棉花、麻线之类，作用是消除鄰居的不祥心理，也说明办丧事要靠自己的能力。如今不同了，一是物质丰富了，街上转一圈，糕点、水果凑够几十样是没有问题的;二是人富裕了，为了给老人办事，也为了让外人看自己的孝心诚意，所以不管春夏秋冬，也不论干果鲜果、荤菜素菜，往往把能购买到的东西都尽情地搬回家来，让已经不在人世的亲人“享用”。在供品的数量极大地丰富之后，孝子又在追求供品的质量、造型、色彩、搭配，所以设计就显得相当重要。
第四是执事。执事是传统的说法，就是现在的主持人。执事一般由村中或者附近村庄中辈分高且精通礼仪的乡贤充任，俗称“礼仙儿”或者“礼先儿”，他是顶供仪式甚至是整个丧葬仪式的总管。近几年来传统习俗大多受冲击，精通礼仪的“礼仙儿”后继乏人，相对的是城镇中的文化礼仪公司盛行，许多家庭为了省事，就直接聘请了（把整个丧礼承包给了）礼仪公司，“礼仙儿”也由文化公司的主持人充任。由于很多的年轻“礼仙儿”不熟悉传统礼节和仪式规程，往往会喊得丢三落四，再加上片面追求雇主满意，所以传统顶供仪式过程中乡贤的评价意义和教育作用丧失不少;为了让围观的看客满意，“礼仙儿”更是表演意识强烈，把一场极具评价、教育意义的传统仪式，弄得像一场低俗的文艺表演。即便是这样，能够主持顶供仪式的执事在农村也往往很难找到。
第五是程式。这是顶供仪式最核心的部分。嵩山地区的灵堂一般设在院子外相对开阔的地方，而做好的供品又多是摆放在家中屋里至少是院子里，这样从供品的摆放处到停灵的灵棚就有一段距离。这段路正是顶供人需要反复来回路线。
顶供仪式开始前，由唢呐领头的乐队吹奏出撕心裂肺的哀乐，为顶供仪式营造出一个悲伤的氛围，这个前奏还有一个招呼尚未到场的看客抓紧时间到场的作用，如同乡村唱大戏时暖场、催人的开场锣鼓的作用。不过如今这个仪式也已经现代化了，搭灵棚一般都配有音响，音响顶替唢呐播放哀乐甚至是流行歌曲，悲伤的气氛变得戏剧化甚至是闹剧化了。顶供仪式开始，孝子在哀乐声中披麻戴孝、趿拉着鞋子以示失去亲人之后的失魂落魄以及忙于丧事无暇顾及衣着，先来到摆放供品的地方，一手把盛放供品的盘子置放于头上以示对逝去亲人的尊重，一手拉着哀杖，然后声声哭着逝去的亲爹（或亲娘），挪向灵堂。哀杖用柳枝做成，上面环绕着白色的纸条，“柳”“留”同音以示孝子对逝去亲人的不舍之意，拄杖的目的是表示失去亲人之后心情悲戚不能直立前行。灵堂之前，除了跪着不需顶供的孝子贤孙之外，供桌的两端各站一人接供品，俗称“站桌”;“礼仙儿”则站于供桌之前。孝子顶着供品来到灵堂供桌之前，“礼仙儿”会根据他和家人平时对待老人的孝顺程度，来决定喊话的长度和高度，一般会拉着长腔，先喊“跪——”，孝子依言跪下，然后放下哀杖，双手把供品从头顶托起，“礼仙儿”会接一声“接——供——”，“站桌”中的一人双手从孝子手中接过供品置于供桌上，“礼仙儿”再接一声“拜——”，孝子起身，手托哀杖，向灵柩作揖叩拜。这样，一样供品的顶运过程就结束了。孝子回转身去，再哭着顶下一样供品。 如此反复，在众人的围观、评论中，孝子顶着供品行着跪叩大礼，呼天抢地中顶去餐具、酒具，再顶去一件件供品，一趟趟地往来于摆放供品的庭院和院外的灵棚之间，也顶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乃至多重压力。许多孝子会因为悲伤过度、压力巨大晕倒在顶供途中，醒来后由儿孙搀扶着行进，当搀扶着也难以继续顶供仪式时，就由其儿子或者孙子代替。
顶供仪式的作用和意义
为逝者送吃的、喝的和纸钱，“视死如生”，是源自于道家、佛家的生死轮回观念。民间相信，人去世后仍有灵魂存在，和活着时没什么两样，为了让逝去的亲人在去阴间的路上以及落户阴间时少遭罪过，心诚的孝子贤孙们便送东西、送纸钱给他们，以备不时之需，希望他们在西行的道路上顺利，在西天极乐世界生活幸福。顶供仪式也是这种观念与嵩山地区民间风俗结合的产物，目的十分简单，无非是让子女在老人人土之前以活着时也不曾有的尊贵之礼再给老人侍奉一餐茶饭，再尽一次孝道，以表示“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失亲之痛和对生命的敬畏之情。事实上，这时的供品再多、再珍贵，心再诚，又有什么意义呢？逝者自然难以看到，也更难以吃到，但对于“事死如生”、“事之如存”、以孝为先的国人而言，这独特而没有实用价值的礼仪却是十分重要的。以这种方法缓解对逝去亲人的相思之苦，并借助这种方式继续尽着世间没有完成的孝道，聊以自慰。何况这礼仪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进行，关乎世道人心。顶供仪式，无非是想增加日常生活的仪式感，让身为子女的人燃起对父母的热情，在平淡的生活中给老人更多一些温暖、体贴的照顾。
在传统的顶供仪式中，“礼仙儿”、围观者的态度和评价是民间舆论的直接反馈。作为整个顶供仪式的总管，“礼仙儿”是民间舆论领袖，作为长者他会尽最大的努力维护一村的秩序。所以，他的声音、行为都具有主观评价的意义：孝子顶供到供桌前，“礼仙儿”喊话时间的长短、声音的大小是可以变动的。就声音而言，喊“跪——”的腔调拉得越长就越显得柔和，短促就显得威严。“礼仙儿”的态度是根据孝子及其家人平时对待老人的孝顺程度甚至对待周围邻居、村民的态度决定的，孝子平时对待老人孝顺，“礼仙儿”的态度就会柔和，否则就会威严。同时，“跪——”“接——供——”“拜——”的过程拉得越长，孝子顶供的每一个过程就长，整个顶供的时间过程就长;顶供的时间长，事实就是民间惩罚不肖子孙的手段和方法，让不肖子孙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围观者大都是同村跟孝子有着直接交往的邻居，即便是看热闹的外村人，往往也是三五里之内的，他们对孝子的日常为人尤其是对老人的孝顺程度是了如指掌的。围观者评价的内容大概有两种，一是供品摆得如何，二是孝子顶供时的态度（尤其是悲伤程度）如何。供品摆得好不好，比如数量是不是够多，搭配是不是合适，质量是不是够高等，一是说明孝子是不是孝顺、舍不舍得花钱，二是请的厨师手藝的高低（手艺高的自然收费高）。供品摆得如何是一种客观存在，孝子顶供的态度如何就有点复杂了，因为只是一种主观评价，且评价的内容不仅仅是孝子顶供时的表现，还有孝子平时对待老人的态度、家人的孝顺程度甚至孝子及家人对待村民的态度等。如果平时对待老人不孝顺甚至是虐待老人，抑或是对村中的其他老人态度不恭、不理不睬，或者顶供时哭得不痛、顶供的途中昂头挺胸，虽然是在围观者的意料之中但仍然会被笑话、揶揄甚至咒骂;如果孝子顶供时哭天抢地、顶供的途中故意表现但平时待老人不好，围观者则会鄙夷地说：“看多会演戏，平时怎么不这样！”老人活着时，孝子孝顺，家人待老人都好，顶供时悲伤欲绝，围观者就认为是真性情而更加敬重，还会作为教育子孙后代的典范、楷模;平时孝顺但顶供时不悲不伤，也难免被围观者说上几句难听话。
《登封民俗志》记载，20世纪60年代丧事从简，顶供仪式也被当作“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取缔，很快就又恢复了。20世纪末由于经济条件好转，农村的独门独院逐渐被单元楼房所代替，土葬改革使城乡丧葬仪式尤其是乡村丧葬仪式逐渐简单化，再加上传统文化断裂，懂得仪礼的执事后继乏人，城乡殡葬服务一条龙模式的出现等原因，顶供仪式日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