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河南高校调研时透露，教育部联合多部委制定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异地高考方案已经国务院同意，将适时发布。由此，束缚考生多年的“须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的政策有望改变。政策不会一刀切，会给地方自主空间。
　　异地不能参加高考，这个政策建立在以下判断上：放开户籍对高考资格的限制，将会冲击流入地的福利。潜台词是，流动人口是另外一种次要等级的居民，是一种威胁。因此，对异地高考的严格限制，等于是户籍方面严管迁徙的延伸，是管控在教育上的体现。
　　对于放开这个政策，为异地高考松绑，教育部和地方教育系统抱有过分谨慎的态度，导致在实际推行上步伐缓慢。异地高考的顶层设计无法满足大规模流动人口及其家庭对高考的需求。这种矛盾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没有理由再继续设置障碍。
　　教育行政体系的诸公在考虑异地高考时，一个最大的顾虑是可行性，而对可行性的左右思量，实因各省市区因为户籍制形成的福利悬殊，但这不代表没有路径选择。既然研究生考试可以超越户籍限制，为什么高考就不能？异地高考的方案并非无解，只看决心。
　　一直以来，北京等地的外来人口始终在为子女在本地参加高考呼吁不止，这种呐喊是对平等受教育权的争取。但是，异地高考的决策者理应站在更高的位置上看待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城市教育福利的配置问题，还关系到城市乃至于国家的稳定。
　　家有高考生的家庭，一般都在所在城市生活工作一定时间。他们是从一地进入另一个城市的流动家庭。阻止他们获取当地应得的高等教育资源，阻碍了相当多的国民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高考生在落脚的城市进退不能，付出的是人口循环更新的代价。
　　大多数高考生家长都在落脚的城市纳税，并且参与当地的社会建设，他们的下一代能够通过公平的高考，进入本地或者顺当地考入外地，对城市原住民不仅不是冲击，反而是有益的补充。落脚城市就像生命需要阳光一样，需要流动人口以平等的身份加入。
　　桑德斯的论著对思考异地高考有启示，他在《落脚城市》里说：世界各地许多以移民为基础的城市都面临这种严重的政策问题。落脚城市真正需要的是协助工具，以便其中的居民能够获得资产、教育、保障等机会。但政府却采取种种无益于解决问题的措施。
　　大多数城市都采取优惠政策，想方设法吸引精英人才，另一方面却在阻止流动人口下一代在本地的高考及向上流动。或者，对流动人口放松有限度的福利，竭力利用他们的技术和劳动力，将他们的后代剔除在教育体系之外。这是一种相当奇怪的社会景观。
　　在偶尔泄露的方案设计上，对考生家长在城市的居留资格有硬性规定，似乎也准备在行业上进行限制；也要求考生有连续就学的经历。这些措施固然是防范高考移民，但是对父母的条件设限仍然暴露了政策不准备全然放开，控制异地高考的主导权是新政前提。
　　异地高考的议题从禁止谈论到平和协商，时间漫长，伴随着移民二代的成长，并且还将在上千万流动人口适龄子女那里继续演化。这从侧面证明：你不可能无限期拖延这个问题，在高等教育上采取对流动人口的分化和歧视，限制政策已被证明无法成功。
　　就国民平权而言，异地高考姗姗来迟，而就在这样的政策蹉跎中，许多新移民的后代失去了机会，成为限制政策的牺牲品。从全国方案的规范出台，到各省市区细则的执行，时间又在犹疑中一再浪费。既然异地高考破冰在即，但愿快一点恢复这项不分差别的国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