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当前全球经济繁荣的原因,是否作出了错误的解释?
　　
　　最近,我一直在拜读罗伯特·艾伦的大作;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经济史学家,现在是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经济史教授,正在研究当今世界和1870年之间的差别。
　　
　　1870年,有人认为,经济增长将扎根,并席卷全球。不过,这种信念还比较边缘,带有乌托邦色彩,仅为部分理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信仰。即便他们,也并非都对此深信不疑。1871年,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他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写道:
　　
　　“到目前为止,机器的发明是否会将人类从琐屑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还是个问题。它们使更多的人陷入沉闷和监禁般的生活,使更多的制造商或其他什么人来发财。”
　　
　　有人认为,18世纪至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诸多发明,“将人类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什么穆勒会质疑这种看法呢?
　　
　　罗伯特·艾伦给出了答案。18世纪至19世纪关键发明,如蒸汽机、新炼铁方式、火器改进、机械精准度提高和纺织自动化等,都是重大突破。但是,它们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能被有效利用。
　　
　　笨重、低效的蒸汽机只有当煤是免费的时候,用起来才不亏本。原始的纺织机器,也只有在棉花很便宜、非熟练工人相对较贵的时候,使用才合理。熟练手工艺工人的技艺水平,原始机器很难达到。使用非熟练工人的劳动通常比煤更便宜——当时,开采煤很费力。技术进步明显没有将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从全世界整体来看,劳动相对便宜,棉花和煤炭经常较贵。只有大不列颠、比利时、法国东北部、德国西北部和新英格兰等地,才有工业革命发生的条件。这些国家具备三个特征,能得到美洲奴隶种植的廉价棉花、便宜的煤,而且随着全球贸易走向繁荣,他们的劳动力价格亦随之提高。
　　
　　大约从1400年算起,对欧亚大陆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黑死病使欧洲人口降至14世纪中期水平的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更大的农场也使农民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还可以和贵族讨价还价,把地租降低。亚洲也有类似的瘟疫。看上去,欧亚大陆就连非熟练工人也很容易过活。
　　
　　但是,罗伯特·艾伦发现,到1600年,欧亚大陆非熟练工人的真实工资却下降了。全球贸易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从中获益,迅速发展起来。佛罗伦萨、维也纳和北京的非熟练工人的生活却愈发艰辛。相比之下,德里虽然暂时像阿姆斯特丹和伦敦那样从全球贸易中受益,但到了18世纪,德里变得像佛罗伦萨、维也纳和北京一样:在这些地方,穷人想要养家糊口非常困难。
　　
　　17世纪初,旅行者从欧洲西北部来到亚洲。他们惊叹于亚洲各国的辽阔疆域、统治者难以计数的财富,以及经济的繁荣。这些来自欧洲的观察者,更是惊叹亚洲商业繁荣和先进手工业、良好秩序和社会普遍富足。他们将亚洲与自己国家作了鲜明对比,写下评论,带回祖国。但到了19世纪,欧洲旅行者却不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根据当时记录,与从前相比,欧洲统治阶层更加富裕,中下阶层却愈加贫穷,但这种差别仅存在于欧洲西北部。此时,生活水平、贫富差异,以及机械和蒸汽技术的先进程度,在佛罗伦萨等地大体都一样。
　　
　　1871年,穆勒认为,工业大发展只能停留在马尔萨斯时代,那时资源非常有限,人口增长是庞大的包袱。
　　
　　但一个半世纪后,穆勒被证明是错的。世界人口从1870年的12亿增长至目前的63亿。为了供养额外的51亿人,寻找生存空间和提高农业生产力,一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人类并未因此变得如1870年时那样贫穷。每个人都在猜,未来是不是会回到马尔萨斯时代,这取决于我们能否控制全球变暖,使其影响最小化,还要应对好全球变暖给社会、经济和政治带来的混乱和破坏。
　　
　　穆勒之所以是錯的,是因为重要的发明不断出现。后来的事实证明,工业革命并不仅仅是一系列偶然的发明,相反,它使真正崭新的事物得以运行,它本身便是发明创造的原动力。
　　
　　1870年,工业革命成果的扩散戛然而止,成为一个谜题。经济学家对此感到困惑,因为我们倾向于讨论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但是,中国自唐朝末年起就存在发育到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从中世纪末期起也存在于欧洲。这给我们提出一个巨大的疑问:我们对当前全球经济繁荣的原因,是不是作出了错误的解释?■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