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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随着美军无人机越境进入巴基斯坦打死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巴基斯坦加强了对巴阿边境的管控，比如要求每名进入巴基斯坦的阿富汗人必须携带旅行证件。巴方表示，此举旨在遏制利用松散的边境监控进行跨境流动的非法武装分子。此前，居住在巴阿边境附近地区的大量没有护照和签证的阿富汗人存在越境进入巴基斯坦的行为。非法武装分子跨境流动是当前巴阿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一方境内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时，往往指责另一方未能实行严格的边境控制。
在过去20多年里，由于与塔利班的“传统联系”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局势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历史的惯性
某种意义上，巴基斯坦与塔利班的联系甚至早于后者的诞生，如著有《塔利班》一书的著名学者艾哈迈德·拉希德所说，带有“历史的惯性”。
苏联打响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与巴基斯坦都将阿富汗境内各“圣战”武装视作在“亚洲心脏”地带阻击苏联的力量。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及阿拉伯国家支援的数十亿美元正是通过巴基斯坦送到了“圣战”武装手中。在这些“圣战”武装中就有塔利班的创建者奥马尔和他最初的追随者，以及与塔利班极其紧密的“哈卡尼网络”武装。长期以来，塔利班和“哈卡尼网络”对外宣称该“网络”就是塔利班的一部分。
在抗苏“圣战”和巴基斯坦齐亚·哈克政权推进全面伊斯兰化的氛围下，巴阿两国涌现了数以千计的宗教学校，为阿富汗“圣战”武装乃至后来的塔利班提供了精神支撑和“后备力量”。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位于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原称西北边境省）的“哈卡尼亚经学院”，由巴基斯坦宗教政党伊斯兰贤哲会（萨派）领袖萨米·哈克掌管，走出了奥马尔等多名塔利班头目，而萨米·哈克本人更是被称作“塔利班之父”。
长期以来，巴方对阿富汗形势十分关切，主要出于三点考虑：一是“杜兰线”问题。“杜兰线”是1893年英属印度当局与阿富汗之间划定的边界，带有殖民色彩。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阿富汗质疑西北边境省普什图人公投加入巴基斯坦、否认巴方继承“杜兰线”作为巴阿边界，甚至一度对巴国内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聚居地区提出领土要求，并得到了巴国内左翼普什图人支持，引发了两国关系猛烈震荡。二是通往中亚的通道。阿富汗处于中亚与南亚沟通的战略要道，巴方一直渴望通过阿富汗获得进入中亚的贸易运输通道。三是打造“战略纵深”。冷战期间，与印度的三次“热战”使巴基斯坦意识到自身领土狭长、缺乏战略缓冲，难以抵御印军的持续进攻，故而希望在战略部署上向阿富汗方向延伸。这一战略主张本身颇具争议。但无论如何，一个友好而稳定的阿富汗无疑是巴基斯坦西侧战略稳定的基石。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塔利班就是巴基斯坦一手扶持的力量。相反，在塔利班兴起之初，巴基斯坦国内对其疑虑颇深。1989年，苏联撤军阿富汗之后，阿富汗很快陷入新一轮内战，而国际社会则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苏联和东欧正在发生的巨变之中，巴基斯坦多番推动阿国内政治和解无果，对阿国内各派别碎片化和冲突加剧的担忧不断上升。所以，1994年8月塔利班在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悄然兴起，并非在巴方的设计乃至预料之内。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在其自传《在火线上》中也说，塔利班的兴起与巴方无关，而美国倒曾一度欢迎塔利班作为“第三股力量”，认为这有利于阿富汗局势好转。
没有选择的选择
尽管如此，巴方很快与这支新兴力量建立了联系。1994年11月，巴军运营的货运车队在坎大哈附近遭到军阀劫持，为保全车队的物资，巴军的三军情报局与塔利班接触，并在后者介入下成功营救了车队及物资。许多观点认为，正是这件事让塔利班赢得了巴方的好感。
随即，塔利班在阿富汗东南部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而且扫清了地方军阀在阿富汗边境通道上设立的层层关卡，由其统一收取“过路费”并予以保护。此外，塔利班还吸引了避居巴境内的阿富汗难民及宗教学校中的巴基斯坦学生。
异军突起的塔利班展现出的实力和潜能，使其在阿富汗国内各派武装拉锯混战、巴基斯坦对阿政策一筹莫展之际，几乎成为了巴方最后的选择。艾哈迈德·拉希德指出，当时在伊斯兰堡的外国使节和观察家均认为塔利班将成为巴方未来看重的力量。不过，塔利班很快出面否认与巴方的关系，声称自己不是任何人的傀儡；而时任巴基斯坦总理贝娜齐尔·布托也与塔利班划清界限，声明“没有干涉阿富汗内政，没有扶持任何代理人”。
但毫无疑问，巴方从塔利班身上看到了阿富汗稳定的希望，不仅官方对塔利班的疑虑烟消云散，宗教势力对塔利班的支持也走上前台。塔利班的头目和成员多曾就读于德奥班迪派的宗教学校，该派的政党伊斯兰贤哲会成为了塔利班的坚定支持者，并借此在政坛上风头一时无两。贤哲会（法派）领袖法兹鲁尔·拉赫曼出任了议会外务委员会主席；贤哲会（萨派）领袖萨米·哈克也是参议员，在国际上为塔利班牵线搭桥，还不时动员宗教学校学生赴阿支援塔利班。巴方民众虽然并未对塔利班式的统治心向往之，但在宗教势力的渲染下相信其虔诚与简朴是阿富汗和平的预兆。
1996年9月塔利班攻入喀布尔，事实上接管政权，后又以“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建政。巴基斯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成为了唯三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国家。但与此同时，塔利班的血腥杀戮及极端政策逐渐在阿富汗国内外掀起抵制浪潮，而巴方仍更愿意相信塔利班在夺取政权后将逐渐放弃极端政策、转向温和。
天平的反转
如同历史一再上演的那样，外部强权并不能使阿富汗屈服，塔利班也始终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巴基斯坦虽然看好塔利班、希望影响塔利班，但从未真正控制塔利班。相反，塔利班对巴基斯坦的渗透倒是深入到各个方面，用艾哈迈德·拉希德的话说，甚至“可以挑动巴国内不同利益集团进行内斗”。双方关系的主动权逐渐转向塔利班，巴方甚至由此陷入危机之中。
在政治上，塔利班不仅否认“杜兰线”，反而在“圣战”旗帜下大肆鼓动巴境内普什图人的民族情绪。同时，在塔利班对内严厉极端、对外自我孤立的政策下，国际社会对塔利班的厌恶情绪日益高涨，进而对巴方也越发不满。尤其是塔利班庇护“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美国、沙特、阿联酋敦促塔利班交出本·拉登未果后，沙特、阿联酋与之断交，巴方在塔利班问题上更加孤立无援。加之核试验、卡吉尔冲突的影响，美国对巴方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事实上，巴方也曾力劝塔利班交出本·拉登，但塔利班再次显示了其强硬的独立性。 在经济上，塔利班确实保护了商路，但这并未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激活了跨境走私。当地走私团伙与塔利班互相勾结，为塔利班提供战争资金并受其庇护。走私引发地下经济膨胀猖獗，税收减少，几乎摧垮巴基斯坦经济。据巴方统计，走私造成巴经济损失连年上升，到1997至1998财年已经高达300亿卢比（约6.8亿美元）。猖獗的走私活动还引发了边境地区毒品泛滥，催生了政府部门的贪腐。
在战略与安全上，塔利班并未带来一个稳定的阿富汗。塔利班一度控制了阿富汗90%的土地，但是从未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统治。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仍在坚持抵抗，而塔利班政权的极端政策以及对“基地”组织的庇护使塔利班在国内外的支持渐失。更要命的是，动荡和极端化浪潮开始向巴方一侧扩散。极端武装在阿巴边境的部落区活跃，推行塔利班式的极端政策、寻求建立塔利班式的统治，挑战巴军政当局和法律权威，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作“塔利班化”。“塔利班化”彻底消弭了巴阿边界线存在的意义，巴阿边界的动荡共振加剧。
“塔利班化”的包袱
9.11事件后，美国对塔利班忍无可忍，打响了阿富汗战争。但忙于斩除“基地”组织的美军并未彻底打垮塔利班，而“塔利班化”的边境部落区成为了塔利班保存实力的“根据地”。巴方对塔利班的政策再难为继，转而成为“反恐前线”国家，为反恐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沉寂数年的塔利班于2005年前后开始复苏，武装袭击频次增强，而且出现了自杀式袭击等暴恐化倾向，将美军拖入战争泥潭之中。与此同时，阿巴边境地区的“塔利班化”愈演愈烈。塔利班逃往巴基斯坦部落地区之后，来自中亚等地的外国武装分子也趁机涌入。当地武装势力与之勾结，不断挑战巴当局对部落地区的控制，并成功抵制住了巴军的攻势。2004年，部落地区武装与巴军签署“和平协议”，一些“塔利班化”的“平行政府”建立起来，将部落地区变成“法外之地”。2007年，“红色清真寺”事件成为巴国内安全形势的重要转折点，武装势力撕毁了“和平协议”，集结成松散的伞状结构，打出“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旗号，成为巴境内最大暴恐威胁，引发巴国内安全形势不断恶化。所谓“巴基斯坦塔利班”与塔利班虽无隶属关系，但彼此渗透、互相掩护，盘踞在部落地区。
对于这股势力，巴当局时打时谈，政策摇摆不定。一方面，既忌惮其对境内安全的巨大威胁，又担心全面进攻会将巴基斯坦拖入一场像阿富汗一样的内战之中。另一方面，打的时候，缺乏管控的巴阿边界使得武装势力能够越境活动，与巴军在边境线上不断拉锯；谈的时候，双方立场又过于悬殊，在以塔利班式的所谓“沙里亚法”还是以巴基斯坦宪法为政治基础的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
守望和平
直到进入2014年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大限越来越近，情况才发生转变。当年6月，“巴基斯坦塔利班”袭击卡拉奇机场，其与巴政府的和谈再度破裂，巴军随后向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区发动代号为“利剑行动”的军事攻势。同年12月，巴军开办的子弟学校遭到“巴基斯坦塔利班”报复袭击，至少141人遇难，其中大部分是未成年的学生。在举国震怒和悲痛之下，巴军政当局誓言全力、全面肃清部落地区包括“哈卡尼网络”在内的武装势力。翌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确立了以“1 4”经济合作布局，“中巴经济走廊”迈上快车道，为此巴军政当局承诺将全力确保走廊建设安全。
或许巴方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稳定的阿富汗、有效管控的巴阿边界已成为其巩固反恐成果、维护国内安全乃至国家前途的关键。而对于塔利班，巴方一贯以来的基本认识没有改变，即认为塔利班根植于阿富汗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土壤之中，理应是政治重建的一部分。美国在一场长达13年的战争之后，也认识到塔利班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基础，认可其参与和解进程。
故而，敦促塔利班回归和谈成为巴方当前外交政策的“关键一招”。进入2015年之后，阿富汗和平进程一度积极向前，曙光闪现。巴方凭借与塔利班的传统联系，促成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多次非正式会面，并于去年7月在巴境内实现双方代表正式会面。但随后，塔利班确认其领导人奥马尔已死亡，塔利班陷入分裂危机，无暇顾及和谈，而新任头目曼苏尔反而重启武装袭击，希望借此在内部树威立信。此后，和平进程因之停摆。
尽管如此，巴方仍未放弃努力。去年12月，巴方主办的伊斯坦布尔进程第五次外长会在伊斯兰堡如期举行。期间，巴方与中国、阿富汗进行了三边会晤，并在此基础上又举行了有美国加入的“2 2”四方会谈。今年1月，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和美国在伊斯兰堡举行闭门磋商，标志着阿富汗问题四国协调机制正式成型，各方呼吁塔利班立刻与阿富汗政府展开和平对话。至今，四国机制各方已经举行了五轮密集磋商。
除外交上积极行动外，巴方还对塔利班施加了更大压力。巴军持续在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区推进战线，深入地形复杂、武装势力盘踞的沙瓦尔山谷，于今年4月基本肃清该地，从武装势力手中夺回了控制权。同时，据披露，巴方已经向境内的塔利班人员及其家属施压，敦促其回归和谈，否则将遭到驱逐。
5月21日美军无人机定点清除曼苏尔，塔利班或因之再陷内乱。这不仅使重启和谈进程更加困难，还给四国机制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不耐烦和孤立的情绪增长，不免令人担忧历史将重演，但如今谁也无法继续承受战争，各方仍应保持坚韧、抓住机遇，继续支持、推动“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平和解进程，共同守望阿富汗及地区的和平。
在过去20多年里，由于与塔利班的“传统联系”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局势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历史的惯性
某种意义上，巴基斯坦与塔利班的联系甚至早于后者的诞生，如著有《塔利班》一书的著名学者艾哈迈德·拉希德所说，带有“历史的惯性”。
苏联打响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与巴基斯坦都将阿富汗境内各“圣战”武装视作在“亚洲心脏”地带阻击苏联的力量。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及阿拉伯国家支援的数十亿美元正是通过巴基斯坦送到了“圣战”武装手中。在这些“圣战”武装中就有塔利班的创建者奥马尔和他最初的追随者，以及与塔利班极其紧密的“哈卡尼网络”武装。长期以来，塔利班和“哈卡尼网络”对外宣称该“网络”就是塔利班的一部分。
在抗苏“圣战”和巴基斯坦齐亚·哈克政权推进全面伊斯兰化的氛围下，巴阿两国涌现了数以千计的宗教学校，为阿富汗“圣战”武装乃至后来的塔利班提供了精神支撑和“后备力量”。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位于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原称西北边境省）的“哈卡尼亚经学院”，由巴基斯坦宗教政党伊斯兰贤哲会（萨派）领袖萨米·哈克掌管，走出了奥马尔等多名塔利班头目，而萨米·哈克本人更是被称作“塔利班之父”。
长期以来，巴方对阿富汗形势十分关切，主要出于三点考虑：一是“杜兰线”问题。“杜兰线”是1893年英属印度当局与阿富汗之间划定的边界，带有殖民色彩。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阿富汗质疑西北边境省普什图人公投加入巴基斯坦、否认巴方继承“杜兰线”作为巴阿边界，甚至一度对巴国内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聚居地区提出领土要求，并得到了巴国内左翼普什图人支持，引发了两国关系猛烈震荡。二是通往中亚的通道。阿富汗处于中亚与南亚沟通的战略要道，巴方一直渴望通过阿富汗获得进入中亚的贸易运输通道。三是打造“战略纵深”。冷战期间，与印度的三次“热战”使巴基斯坦意识到自身领土狭长、缺乏战略缓冲，难以抵御印军的持续进攻，故而希望在战略部署上向阿富汗方向延伸。这一战略主张本身颇具争议。但无论如何，一个友好而稳定的阿富汗无疑是巴基斯坦西侧战略稳定的基石。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塔利班就是巴基斯坦一手扶持的力量。相反，在塔利班兴起之初，巴基斯坦国内对其疑虑颇深。1989年，苏联撤军阿富汗之后，阿富汗很快陷入新一轮内战，而国际社会则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苏联和东欧正在发生的巨变之中，巴基斯坦多番推动阿国内政治和解无果，对阿国内各派别碎片化和冲突加剧的担忧不断上升。所以，1994年8月塔利班在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悄然兴起，并非在巴方的设计乃至预料之内。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在其自传《在火线上》中也说，塔利班的兴起与巴方无关，而美国倒曾一度欢迎塔利班作为“第三股力量”，认为这有利于阿富汗局势好转。
没有选择的选择
尽管如此，巴方很快与这支新兴力量建立了联系。1994年11月，巴军运营的货运车队在坎大哈附近遭到军阀劫持，为保全车队的物资，巴军的三军情报局与塔利班接触，并在后者介入下成功营救了车队及物资。许多观点认为，正是这件事让塔利班赢得了巴方的好感。
随即，塔利班在阿富汗东南部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而且扫清了地方军阀在阿富汗边境通道上设立的层层关卡，由其统一收取“过路费”并予以保护。此外，塔利班还吸引了避居巴境内的阿富汗难民及宗教学校中的巴基斯坦学生。
异军突起的塔利班展现出的实力和潜能，使其在阿富汗国内各派武装拉锯混战、巴基斯坦对阿政策一筹莫展之际，几乎成为了巴方最后的选择。艾哈迈德·拉希德指出，当时在伊斯兰堡的外国使节和观察家均认为塔利班将成为巴方未来看重的力量。不过，塔利班很快出面否认与巴方的关系，声称自己不是任何人的傀儡；而时任巴基斯坦总理贝娜齐尔·布托也与塔利班划清界限，声明“没有干涉阿富汗内政，没有扶持任何代理人”。
但毫无疑问，巴方从塔利班身上看到了阿富汗稳定的希望，不仅官方对塔利班的疑虑烟消云散，宗教势力对塔利班的支持也走上前台。塔利班的头目和成员多曾就读于德奥班迪派的宗教学校，该派的政党伊斯兰贤哲会成为了塔利班的坚定支持者，并借此在政坛上风头一时无两。贤哲会（法派）领袖法兹鲁尔·拉赫曼出任了议会外务委员会主席；贤哲会（萨派）领袖萨米·哈克也是参议员，在国际上为塔利班牵线搭桥，还不时动员宗教学校学生赴阿支援塔利班。巴方民众虽然并未对塔利班式的统治心向往之，但在宗教势力的渲染下相信其虔诚与简朴是阿富汗和平的预兆。
1996年9月塔利班攻入喀布尔，事实上接管政权，后又以“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建政。巴基斯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成为了唯三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国家。但与此同时，塔利班的血腥杀戮及极端政策逐渐在阿富汗国内外掀起抵制浪潮，而巴方仍更愿意相信塔利班在夺取政权后将逐渐放弃极端政策、转向温和。
天平的反转
如同历史一再上演的那样，外部强权并不能使阿富汗屈服，塔利班也始终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巴基斯坦虽然看好塔利班、希望影响塔利班，但从未真正控制塔利班。相反，塔利班对巴基斯坦的渗透倒是深入到各个方面，用艾哈迈德·拉希德的话说，甚至“可以挑动巴国内不同利益集团进行内斗”。双方关系的主动权逐渐转向塔利班，巴方甚至由此陷入危机之中。
在政治上，塔利班不仅否认“杜兰线”，反而在“圣战”旗帜下大肆鼓动巴境内普什图人的民族情绪。同时，在塔利班对内严厉极端、对外自我孤立的政策下，国际社会对塔利班的厌恶情绪日益高涨，进而对巴方也越发不满。尤其是塔利班庇护“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美国、沙特、阿联酋敦促塔利班交出本·拉登未果后，沙特、阿联酋与之断交，巴方在塔利班问题上更加孤立无援。加之核试验、卡吉尔冲突的影响，美国对巴方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事实上，巴方也曾力劝塔利班交出本·拉登，但塔利班再次显示了其强硬的独立性。 在经济上，塔利班确实保护了商路，但这并未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激活了跨境走私。当地走私团伙与塔利班互相勾结，为塔利班提供战争资金并受其庇护。走私引发地下经济膨胀猖獗，税收减少，几乎摧垮巴基斯坦经济。据巴方统计，走私造成巴经济损失连年上升，到1997至1998财年已经高达300亿卢比（约6.8亿美元）。猖獗的走私活动还引发了边境地区毒品泛滥，催生了政府部门的贪腐。
在战略与安全上，塔利班并未带来一个稳定的阿富汗。塔利班一度控制了阿富汗90%的土地，但是从未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统治。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仍在坚持抵抗，而塔利班政权的极端政策以及对“基地”组织的庇护使塔利班在国内外的支持渐失。更要命的是，动荡和极端化浪潮开始向巴方一侧扩散。极端武装在阿巴边境的部落区活跃，推行塔利班式的极端政策、寻求建立塔利班式的统治，挑战巴军政当局和法律权威，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作“塔利班化”。“塔利班化”彻底消弭了巴阿边界线存在的意义，巴阿边界的动荡共振加剧。
“塔利班化”的包袱
9.11事件后，美国对塔利班忍无可忍，打响了阿富汗战争。但忙于斩除“基地”组织的美军并未彻底打垮塔利班，而“塔利班化”的边境部落区成为了塔利班保存实力的“根据地”。巴方对塔利班的政策再难为继，转而成为“反恐前线”国家，为反恐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沉寂数年的塔利班于2005年前后开始复苏，武装袭击频次增强，而且出现了自杀式袭击等暴恐化倾向，将美军拖入战争泥潭之中。与此同时，阿巴边境地区的“塔利班化”愈演愈烈。塔利班逃往巴基斯坦部落地区之后，来自中亚等地的外国武装分子也趁机涌入。当地武装势力与之勾结，不断挑战巴当局对部落地区的控制，并成功抵制住了巴军的攻势。2004年，部落地区武装与巴军签署“和平协议”，一些“塔利班化”的“平行政府”建立起来，将部落地区变成“法外之地”。2007年，“红色清真寺”事件成为巴国内安全形势的重要转折点，武装势力撕毁了“和平协议”，集结成松散的伞状结构，打出“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旗号，成为巴境内最大暴恐威胁，引发巴国内安全形势不断恶化。所谓“巴基斯坦塔利班”与塔利班虽无隶属关系，但彼此渗透、互相掩护，盘踞在部落地区。
对于这股势力，巴当局时打时谈，政策摇摆不定。一方面，既忌惮其对境内安全的巨大威胁，又担心全面进攻会将巴基斯坦拖入一场像阿富汗一样的内战之中。另一方面，打的时候，缺乏管控的巴阿边界使得武装势力能够越境活动，与巴军在边境线上不断拉锯；谈的时候，双方立场又过于悬殊，在以塔利班式的所谓“沙里亚法”还是以巴基斯坦宪法为政治基础的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
守望和平
直到进入2014年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大限越来越近，情况才发生转变。当年6月，“巴基斯坦塔利班”袭击卡拉奇机场，其与巴政府的和谈再度破裂，巴军随后向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区发动代号为“利剑行动”的军事攻势。同年12月，巴军开办的子弟学校遭到“巴基斯坦塔利班”报复袭击，至少141人遇难，其中大部分是未成年的学生。在举国震怒和悲痛之下，巴军政当局誓言全力、全面肃清部落地区包括“哈卡尼网络”在内的武装势力。翌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确立了以“1 4”经济合作布局，“中巴经济走廊”迈上快车道，为此巴军政当局承诺将全力确保走廊建设安全。
或许巴方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稳定的阿富汗、有效管控的巴阿边界已成为其巩固反恐成果、维护国内安全乃至国家前途的关键。而对于塔利班，巴方一贯以来的基本认识没有改变，即认为塔利班根植于阿富汗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土壤之中，理应是政治重建的一部分。美国在一场长达13年的战争之后，也认识到塔利班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基础，认可其参与和解进程。
故而，敦促塔利班回归和谈成为巴方当前外交政策的“关键一招”。进入2015年之后，阿富汗和平进程一度积极向前，曙光闪现。巴方凭借与塔利班的传统联系，促成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多次非正式会面，并于去年7月在巴境内实现双方代表正式会面。但随后，塔利班确认其领导人奥马尔已死亡，塔利班陷入分裂危机，无暇顾及和谈，而新任头目曼苏尔反而重启武装袭击，希望借此在内部树威立信。此后，和平进程因之停摆。
尽管如此，巴方仍未放弃努力。去年12月，巴方主办的伊斯坦布尔进程第五次外长会在伊斯兰堡如期举行。期间，巴方与中国、阿富汗进行了三边会晤，并在此基础上又举行了有美国加入的“2 2”四方会谈。今年1月，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和美国在伊斯兰堡举行闭门磋商，标志着阿富汗问题四国协调机制正式成型，各方呼吁塔利班立刻与阿富汗政府展开和平对话。至今，四国机制各方已经举行了五轮密集磋商。
除外交上积极行动外，巴方还对塔利班施加了更大压力。巴军持续在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区推进战线，深入地形复杂、武装势力盘踞的沙瓦尔山谷，于今年4月基本肃清该地，从武装势力手中夺回了控制权。同时，据披露，巴方已经向境内的塔利班人员及其家属施压，敦促其回归和谈，否则将遭到驱逐。
5月21日美军无人机定点清除曼苏尔，塔利班或因之再陷内乱。这不仅使重启和谈进程更加困难，还给四国机制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不耐烦和孤立的情绪增长，不免令人担忧历史将重演，但如今谁也无法继续承受战争，各方仍应保持坚韧、抓住机遇，继续支持、推动“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平和解进程，共同守望阿富汗及地区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