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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华为从2万元注册资本起步，成长为中国科技企业的名片，既有其所在行业发展迅速的背景，也有自身独特的机制动因。
华为发布的年报显示，2017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60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净利润为475亿元，同比增长28%。此间，华为在世界500强的排名也上升到第83位，成为首个杀入百强榜的中国科技企业。对比同侪中兴通讯，就会发现华为的独特。中兴通讯也是一家世界级的企业，于1997年和2004年分别在深市A股和香港H股上市，具备通畅的融资便利，但其发布2017年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088亿元，净利润为45.68亿元，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仅仅是华为的1/6与1/10。
华为的区块链思维，主要体现在其虚拟股权这种激励制度上，公司发行虚拟股权、配股制度、治理机制，与当前的区块链经济体的运行很相似。不过，最大的差异是其不具备去分布式的信任机制（账本体系），仍建立在传统中心化的信任机制之上。华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其对传统公司产权制度的改造，创造出一种在市场经济中更具有竞争力的组织形式，这也是上世纪国企改革的探索，在民营企业开花结果的成就之一。
1987年，任正非与五位合伙人共同投资成立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公司前身），注册资本仅2万元。三年后，华为公司即自称实行广泛的“员工持股制度”。也就是从1990年起，华为的员工开始按照每股1元的价格认购公司股权。据了解，华为与各地电信公司、行业客户成立的合资公司也有认购资格，员工认购以后华为会颁发股权证书，并盖上华为资金计划部的公章。当时的背景是，国有企业改革、员工持股正在全国蓬勃开展。
1994年，为了规范各公司各种形式的员工持股计划，深圳市出台《深圳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规定》，华为也在1997年对股权结构进行了改制，对员工持股进行了清理。
2001年，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新的《深圳市政府内部员工持股规定》。借此契机，华为股东会通过了股票期权计划，推出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虚拟股票期权计划暂行管理办法》。推出虚拟受限股之后，华为公司员工所持有的原股票被逐步消化吸收转化成虚拟股，原本就不具实质意义的实体股明确变为虚拟股。
随着总股本的激增，虚拟股的收益和吸引力已大不如前，为控制配股的过快增长，华为实施了与职级相挂钩的“饱和配股制”。经过十多年的增发，虚拟数量激增，网络上曝出的《关于2017年利润分配的决议》中提到，“按照1：1.23的比例拆分，每一股拆分为1.23股，共增加拆分股38亿股。”由此可以推算，华为目前虚拟股总规模已达到惊人的165亿股。
与此同时，在2013年后，华为逐步采用TUP制度来替代虚拟股制度。所谓TUP（Time Unit Plan）是指时间单位计划，即预先授予一个获取收益的权利，包括分红权和增值权，但收益需要在未来N年中逐步兑现（也可以跟业绩挂钩）。同样，TUP与所有权性质的股权没有关系，TUP的权利兑现后自动销毁，以五年为一个周期。
目前，华为员工的分配结构是：工资+奖金+TUP+虚拟股。分配的顺序依次是工资、奖金、TUP分配、虚拟股分红。其中，虚拟股分红是由营业利润-工资-奖金-TUP计算得到，是需要花钱认购的，但永久有效；TUP无需花钱认购，有效期为五年。
华为2017年报显示，公司通过工会实行员工持股计划，截至2017年12月31日参与人数为80，818人，其中任正非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1.4%。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华为也是如此，其员工持股制度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赶上了我国国企产权改革制度创新的顺风车。
华为虚拟股權和目前热门的区块链最为相似，非常类似通证经济。
首先，华为采用的是以人为本、以资本为辅的新的二元产权框架，一种新型的共享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对于这种非资本主导、由人才主导的分配体制，任正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出人才要素和资本要素的配比和激励机制：“华为这些年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是3：1，每年经营增值部分，按资本与劳动的贡献设定一个分配比例，劳动者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如此一来，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避免了企业发展缺乏后劲和吃大锅饭。
对华为这种由职工持股会持有绝大部分股权的所有制形式，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认为，“华为的体制实际上就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的股份合作制，这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的扬弃，它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在区块链思维中，就是淡化所有权的一种理念，在社群范围内实现“共享产权”。
其次，华为采取的虚拟股权制与TUP，与当前的区块链项目发行不同类型的通证相类似。无论是虚拟股权还是TUP都是一种权益，而并非所有权，其持有者没有直接的投票权，华为决策治理是通过持股员工代表会来形成的，目前，华为有持股员工代表49人。在一个区块链经济体中，通证的持有者，并不享有发行通证主体的产权。但两者的区别是，在比特币、以太坊这类早期项目中，通证（比特币、以太币）的价值并不来源系统的分红或回购承诺，而是来自这个区块链体系的经济价值共识：基于稀缺性、供求关系。
再者，华为的动态配股制度，除了创始股份的分配外，其余都是通过增发来实现的，而且跟华为的人力资本规模相适应，并在不停的探索调整中。最初，华为采取是按净资产认购虚拟股，后期采取的是“饱和配股”，即不同工作级别匹配不同的持股量，如果持股已达到其级别持股量的上限，就没有参与配股资格。但从整个机制来看，公司是通过判断员工的职级来进行配股的，同时要求认购虚拟股权的支付一定的资金成本。
在后期，以对外籍员工激励为契机，华为对虚拟股权制度进行了改革，推出了TUP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平衡新老员工参与公司价值分配的办法。 华为的配股制度，类似区块链经济中的通证发行机制，以华为的经济增长为依据，实现人力资本的转化，也就是华为倡导的奖励“有绩效的奋斗者”，形成一种竞争机制，最终华为形成了以级别为参考的配股分配。至于区块链的通证发行机制，以比特币为例，其通过算力竞争（“挖矿”）新生成区块（Block）的打包权，获得打包权的得到系统奖励，最初每打包一个区块奖励50个比特币，并且约每四年奖励减半。当比特币被挖矿全部产生后，这种发行机制就结束，这套系统就成为了一个点对点的支付系统。
华为虚拟股权制度，构建了一个不完美但有效的通证经济。
华为虚拟股，是对公司传统股权架构的一种变革，实现以人为本的分配制度，让华为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崛起，但其虚拟股制度仍存在缺陷，也有一些质疑声音。
首先，华为的虚拟股权增发机制，让华为处于一种不停地增发虚拟股中，给公司产生很大的财务压力，这是被诟病的地方。
其次，虚拟股权是在华为登记，缺乏公开透明，外部对此不信任。例如，《金融时报》在一篇报道中描述，华为虚拟股权登记在一间密室中，其中放着全部近8万员工的持股记录，包括持股员工的姓名、股数以及相应的协议文本，足足有几米厚。华为管理者向媒体展示这些记录的目的，是想反映其虚拟股权的真实性和管理的规范透明。
这些质疑，也在员工的口中得到了印证。员工告诉媒体，华为每年会给公司的“奋斗者”配股，这些“奋斗者”会得到一份虚拟股权的合同，但是这份合同不能被带出办公室，签字完成之后，必须交回公司保管，也没有副本，也不会有持股凭证，员工唯一有的是一个内部账号，登录这个账号可以查询自己的持股数量。
此外，华为没有打通资本市场，无法实现资本的流通，这阻碍了华为以虚拟股权为载体的通证经济发展，也就是其虚拟股权的增值权无法体现。现在的区块链思维，在华为虚拟股权制度上更进一步，是基于互联网和全球化的社区体制，而且产生了通证的流通市场，协作的范围扩大和价值发现成为可能。
重新审视华为虚拟股权制度，实际上是单纯的封闭式通证经济应用。华为通过虚拟股权这种特殊的通证，将人力资本引入现行公司框架，实现人力资本作为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的要素。華为是通过虚拟股权制度，相当于区块链中运用通证，对全体参与者进行激励，实现了整个系统的稳定发展和财富的分享，与此同时，作为创始人的任正非，失去了在产权层面的中心地位。
从根本上来说，华为的产权财富属于“奋斗者”，但华为仅仅开启了产权的去中心化，其信用、资本化及可持续发展均面临挑战。未来如果华为引入区块链技术，将解决信任和流动问题，形成股权+通证的二元结构，有望建立一种更好的公司系统，实现整个社会财富创造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华为发布的年报显示，2017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60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净利润为475亿元，同比增长28%。此间，华为在世界500强的排名也上升到第83位，成为首个杀入百强榜的中国科技企业。对比同侪中兴通讯，就会发现华为的独特。中兴通讯也是一家世界级的企业，于1997年和2004年分别在深市A股和香港H股上市，具备通畅的融资便利，但其发布2017年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088亿元，净利润为45.68亿元，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仅仅是华为的1/6与1/10。
华为的区块链思维，主要体现在其虚拟股权这种激励制度上，公司发行虚拟股权、配股制度、治理机制，与当前的区块链经济体的运行很相似。不过，最大的差异是其不具备去分布式的信任机制（账本体系），仍建立在传统中心化的信任机制之上。华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其对传统公司产权制度的改造，创造出一种在市场经济中更具有竞争力的组织形式，这也是上世纪国企改革的探索，在民营企业开花结果的成就之一。
员工持股：搭上国改顺风车
1987年，任正非与五位合伙人共同投资成立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公司前身），注册资本仅2万元。三年后，华为公司即自称实行广泛的“员工持股制度”。也就是从1990年起，华为的员工开始按照每股1元的价格认购公司股权。据了解，华为与各地电信公司、行业客户成立的合资公司也有认购资格，员工认购以后华为会颁发股权证书，并盖上华为资金计划部的公章。当时的背景是，国有企业改革、员工持股正在全国蓬勃开展。
1994年，为了规范各公司各种形式的员工持股计划，深圳市出台《深圳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规定》，华为也在1997年对股权结构进行了改制，对员工持股进行了清理。
2001年，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新的《深圳市政府内部员工持股规定》。借此契机，华为股东会通过了股票期权计划，推出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虚拟股票期权计划暂行管理办法》。推出虚拟受限股之后，华为公司员工所持有的原股票被逐步消化吸收转化成虚拟股，原本就不具实质意义的实体股明确变为虚拟股。
随着总股本的激增，虚拟股的收益和吸引力已大不如前，为控制配股的过快增长，华为实施了与职级相挂钩的“饱和配股制”。经过十多年的增发，虚拟数量激增，网络上曝出的《关于2017年利润分配的决议》中提到，“按照1：1.23的比例拆分，每一股拆分为1.23股，共增加拆分股38亿股。”由此可以推算，华为目前虚拟股总规模已达到惊人的165亿股。
与此同时，在2013年后，华为逐步采用TUP制度来替代虚拟股制度。所谓TUP（Time Unit Plan）是指时间单位计划，即预先授予一个获取收益的权利，包括分红权和增值权，但收益需要在未来N年中逐步兑现（也可以跟业绩挂钩）。同样，TUP与所有权性质的股权没有关系，TUP的权利兑现后自动销毁，以五年为一个周期。
目前，华为员工的分配结构是：工资+奖金+TUP+虚拟股。分配的顺序依次是工资、奖金、TUP分配、虚拟股分红。其中，虚拟股分红是由营业利润-工资-奖金-TUP计算得到，是需要花钱认购的，但永久有效；TUP无需花钱认购，有效期为五年。
华为2017年报显示，公司通过工会实行员工持股计划，截至2017年12月31日参与人数为80，818人，其中任正非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1.4%。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华为也是如此，其员工持股制度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赶上了我国国企产权改革制度创新的顺风车。
虚拟股权：封闭的通证经济
华为虚拟股權和目前热门的区块链最为相似，非常类似通证经济。
首先，华为采用的是以人为本、以资本为辅的新的二元产权框架，一种新型的共享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对于这种非资本主导、由人才主导的分配体制，任正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出人才要素和资本要素的配比和激励机制：“华为这些年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是3：1，每年经营增值部分，按资本与劳动的贡献设定一个分配比例，劳动者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如此一来，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避免了企业发展缺乏后劲和吃大锅饭。
对华为这种由职工持股会持有绝大部分股权的所有制形式，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认为，“华为的体制实际上就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的股份合作制，这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的扬弃，它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在区块链思维中，就是淡化所有权的一种理念，在社群范围内实现“共享产权”。
其次，华为采取的虚拟股权制与TUP，与当前的区块链项目发行不同类型的通证相类似。无论是虚拟股权还是TUP都是一种权益，而并非所有权，其持有者没有直接的投票权，华为决策治理是通过持股员工代表会来形成的，目前，华为有持股员工代表49人。在一个区块链经济体中，通证的持有者，并不享有发行通证主体的产权。但两者的区别是，在比特币、以太坊这类早期项目中，通证（比特币、以太币）的价值并不来源系统的分红或回购承诺，而是来自这个区块链体系的经济价值共识：基于稀缺性、供求关系。
再者，华为的动态配股制度，除了创始股份的分配外，其余都是通过增发来实现的，而且跟华为的人力资本规模相适应，并在不停的探索调整中。最初，华为采取是按净资产认购虚拟股，后期采取的是“饱和配股”，即不同工作级别匹配不同的持股量，如果持股已达到其级别持股量的上限，就没有参与配股资格。但从整个机制来看，公司是通过判断员工的职级来进行配股的，同时要求认购虚拟股权的支付一定的资金成本。
在后期，以对外籍员工激励为契机，华为对虚拟股权制度进行了改革，推出了TUP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平衡新老员工参与公司价值分配的办法。 华为的配股制度，类似区块链经济中的通证发行机制，以华为的经济增长为依据，实现人力资本的转化，也就是华为倡导的奖励“有绩效的奋斗者”，形成一种竞争机制，最终华为形成了以级别为参考的配股分配。至于区块链的通证发行机制，以比特币为例，其通过算力竞争（“挖矿”）新生成区块（Block）的打包权，获得打包权的得到系统奖励，最初每打包一个区块奖励50个比特币，并且约每四年奖励减半。当比特币被挖矿全部产生后，这种发行机制就结束，这套系统就成为了一个点对点的支付系统。
华为虚拟股权制度，构建了一个不完美但有效的通证经济。
华为未来：或建更好公司系统
华为虚拟股，是对公司传统股权架构的一种变革，实现以人为本的分配制度，让华为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崛起，但其虚拟股制度仍存在缺陷，也有一些质疑声音。
首先，华为的虚拟股权增发机制，让华为处于一种不停地增发虚拟股中，给公司产生很大的财务压力，这是被诟病的地方。
其次，虚拟股权是在华为登记，缺乏公开透明，外部对此不信任。例如，《金融时报》在一篇报道中描述，华为虚拟股权登记在一间密室中，其中放着全部近8万员工的持股记录，包括持股员工的姓名、股数以及相应的协议文本，足足有几米厚。华为管理者向媒体展示这些记录的目的，是想反映其虚拟股权的真实性和管理的规范透明。
这些质疑，也在员工的口中得到了印证。员工告诉媒体，华为每年会给公司的“奋斗者”配股，这些“奋斗者”会得到一份虚拟股权的合同，但是这份合同不能被带出办公室，签字完成之后，必须交回公司保管，也没有副本，也不会有持股凭证，员工唯一有的是一个内部账号，登录这个账号可以查询自己的持股数量。
此外，华为没有打通资本市场，无法实现资本的流通，这阻碍了华为以虚拟股权为载体的通证经济发展，也就是其虚拟股权的增值权无法体现。现在的区块链思维，在华为虚拟股权制度上更进一步，是基于互联网和全球化的社区体制，而且产生了通证的流通市场，协作的范围扩大和价值发现成为可能。
重新审视华为虚拟股权制度，实际上是单纯的封闭式通证经济应用。华为通过虚拟股权这种特殊的通证，将人力资本引入现行公司框架，实现人力资本作为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的要素。華为是通过虚拟股权制度，相当于区块链中运用通证，对全体参与者进行激励，实现了整个系统的稳定发展和财富的分享，与此同时，作为创始人的任正非，失去了在产权层面的中心地位。
从根本上来说，华为的产权财富属于“奋斗者”，但华为仅仅开启了产权的去中心化，其信用、资本化及可持续发展均面临挑战。未来如果华为引入区块链技术，将解决信任和流动问题，形成股权+通证的二元结构，有望建立一种更好的公司系统，实现整个社会财富创造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