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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没有积淀、缺乏厚重的文化，难以传承；不善交互、缺乏灵动的文化，难以出新；忽略人本、缺乏空间的文化，难以包容。文化，在沉淀中固化，在传承中流变，在聚散中融汇，在交互中丰富，在厚积中勃发，于包容中提振。一种具有穿透力的世所公认的文化，不仅悠远、厚重、独特，更在于赋予了超越地域、国界的人性共识与族裔普适。世界级文化城市，作为世界城市文化的发祥地、传播源、引领者，其文化之所以难有出其右者，就在于其文化的全球普适与人所共识。历史已经并仍将证明其不可替代与深远影响。认知其价值、保护其遗风、传承其古韵、领悟其新意，意义非凡。
一、世界文化城市：有，还是没有？这不是个问题！
叶治安：中国有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城市？准确地说，是有没有举世公认的，并在全球产生了足够影响力的世界级文化城市？
这个“足够影响力”不是抽象的，不是形而上的，更不是自诩自封自吹的，而是一种时代象征、或是一个历史符号。比如“音乐之城”维也纳，没人怀疑她在世界音乐领域内的龙头地位；再如“宗教之城”耶路撒冷，因诞生了世界三大宗教而闻名遐迩；又如“欧洲首都”布鲁塞尔，北约、欧盟等数百个国际机构总部在此城安营扎寨，因该城人口的1/4是外籍人士，所以人称布鲁塞尔是“人类博物馆”。我想，这些城市之所以被冠以文化城市之名，那是因为它们对人类社会的文化活动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王震国：按常规思维，这本来不是个问题，因为中国肯定有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城市。在中国，文化有“人文教化”之义，是思想精华、历史积淀、前瞻理念的一种融会、扬弃与出新。中国也有丰富的城市文化，其不仅具有“城”的固化性——一定范围、相对地域、融汇沉淀；也具有“市”的聚散性——多样聚合、多元发散、提振外溢。源于固化，中国曾经有过、现代依然拥有一批历史文化古城，沉淀了当年中华繁盛与当时地域的文化精华。早期具有皇家文化、中原文化、西域文化融合的特点，诸如长安（西安）、汴京（开封）、洛阳等；后期具有皇族文化、南北文化、汉满文化聚合的特点，诸如南京、北京等。源于聚散，中国曾经有过、现代依然拥有一批海派文化都市，它们因市而兴、因聚而盛，多样、交互、包容、出新，是族别文化（异族）、移民文化（异地）、殖民文化（异国）的产物，诸如盛唐的长安（中原与西域、中国与南亚和中亚、西亚互通的枢纽）、明清的扬州（南北交通和商贸的重镇）、近代的广州（中国与东南亚互通的前沿）、当代的上海（中国与世界互通的龙头）等。
正是由于源远流长的城市文化，在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上，在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中国理所当然地拥有了诸多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城市。诚如人们所说的，你要了解一千年前的中国就去西安，要想知晓500年前的中国可去北京，要想认识近代百年的中国则去上海。这个说法不仅揭示了上述诸城特定的时代内涵，也是对其在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史上地位的肯定。
毋容置疑，没有积淀、缺乏厚重的文化，难以传承；不善交互、缺乏灵动的文化，难以出新。经典文化的魅力在于幽深、给人回味；海派文化的夺目在于广博、拓人视野。中国的城市文化是在沉淀中固化，在传承中流变，在聚散中融汇，在交互中丰富，在厚积中勃发，于包容中提振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一定具有了举世公认的、并在全球产生了足够影响力的世界级文化城市。人们常说，作为文化，只有本土的才是世界的，其实这只是强调了文化的差异与稀缺的内在魅力，而文化真正的世界影响力、认同性，不仅在于悠远、厚重、独特，更源于文化内涵的超越地域、国界的人性共识与族裔普适，这才是文化得以影响世界的根本所在。世界级文化城市就是具有这种全球穿透力文化的城市。尽管单以相对时空而论，像欧洲大地上的雅典、罗马、巴黎等城市一样，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名噪一时的长安、汴京、洛阳、金陵、北京等古代都城，它们都曾对当时的地域文化产生过强有力的影响，但却因为语言沟通、信息交互、交通往来等的历史局限，都未能在世界范围产生划时代的文化影响力，至少与维也纳、耶路撒冷、布鲁塞尔这样的城市，还很难比肩。也许以现今中国的北京、上海，以及欧美部分大都市在国际上的综合影响力而论，维也纳、耶路撒冷、布鲁塞尔已很难望其项背，但世界级文化城市比拼的并非综合实力、更非人口与GDP规模。作为世界城市文化的发祥地、传播源、引领者，世界文化城市之所以难有出其右者，比的是其所创文化的全球普适——无我中的真我、无限中的自适、开放中的包容，以及人所共识——人性、人本、自由。这样的文化不仅深深根植于本土悠远的历史，并对本国、本裔、本族的发展有过深刻的影响，更对相邻各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发挥了具有转折、开创、引领意义的作用。世界历史已经并仍将证明，只有这样的文化才更具穿透力、才更不易被替代、才更有深远影响。认知其价值、保护其遗风、传承其古韵、领悟其新意，提振本土文化的世界魅力，意义非凡。
叶治安：是的，讨论世界级文化城市，不以城市规模的大小为标准，而是以城市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厚重度为基点。比如，希腊的雅典、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等，在我们中国的知名度，肯定远在纽约、伦敦、巴黎、柏林之下，但这些城市在文化上的穿透力，绝对不输上述任何一座城市。一般说来，只要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但即便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也不一定知道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是佛罗伦萨。我在意大利旅行时，就碰到这样一件趣事。在前往佛罗伦萨的车上，正在阅览电子版意大利旅游攻略的女生突然推了一下身边的男友，说：你看你看，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男友瞥了一眼，亦略显惊诧地说：真的，但丁、伽利略都曾在那儿住过，看来是不虚此行了。接着他往我这儿凑了凑身，自嘲道：老叶，跟着你们一家，方向路线正确。
这一对恋人都在慕尼黑大学攻读工科博士学位，我们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相识。当他们了解了我们一家的身份后，立即提出要和我们结伴旅行，并一起策划在意大利的行程。当我圈出佛罗伦萨时，那男的还带着狐疑的口气问一句：佛罗伦萨有什么好玩的？当时我没说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只说那是马基雅维利的故乡。他又问马基雅维利是什么人？我说是现代政治学之父，《君主论》的作者。他知道我是中文系科班出身，在人文素养方面，他们两人“当然难以望其项背”（女生语），所以，当时他也就“苟同”了我的安排。
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聚集在佛罗伦萨的名人还有很多，如国人耳熟能详的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以及名声“稍逊”的薄伽丘、提香、彼得拉克等。
王震国：所以，像雅典、佛罗伦萨、威尼斯、巴塞罗那等这样的城市，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文化城市。但以我们有些国人世俗的眼光看，这些城市规模有限，GDP总量更不值一提，因为如果放在中国大陆，不但远远够不上“世界级大城市”的资格，或许连个“省会城市”的名份也勉强，大约也就是个“地级市”的级别。但就是这些仅数十万人口的“中小城市”，（叶治安：佛罗伦萨人口仅40万出头，威尼斯更少，30万。） 人文资源却独步寰宇，城市文化更特色鲜明，其在世界上所享有的声誉，根本不是我们那些自吹自擂的“世界级大城市”或“国际大都市”所能争锋的。
叶治安：谈到建“世界级大城市”、“国际大都市”什么的，说出来真是令人发噱。前几年，中国大陆有好多城市都曾胸怀这一“远大目标”，现在似乎偃旗息鼓了，大概是通过考察后长见识了。像这样的“豪情壮志”，说轻一点是好高骛远，言重一点几近无知荒唐。遗憾的是，这样的愚蠢一度曾举国上下通行。
多年前，我在苏北的高邮采访，一个官员在饭桌上向我炫耀说，过几天该地一个与国际水平接轨的五星级酒店就要落成。我问道：酒店水平与国际接轨，但入住的国际宾客能有几人？他说这不用考虑，造这样标志性的城市建筑，本身就显示了本地国泰民安。我顿时哑然。
高邮因秦王嬴政时筑高台、置邮亭，故名高邮，它是全国2000多个县市中唯一以“邮”命名的城市，这样优渥的文化资源，全国没有出其右者。因为历史积淀厚重，所以高邮人文荟萃，历代名人辈出，而且都是一流的大名人，如果能把这盘文化和自然资源的菜做好，那它的知名度至少能与意大利的维罗纳匹敌。维罗纳是一座小城，因为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而使它享誉全球，可见文化魅力之难以抵挡。尽管人人都知道该城的“朱丽叶阳台”是个假古迹，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还是络绎不绝前往顶礼膜拜，连我都被吸引去了一次。
可惜了，高邮的父母官把“功夫做在了诗外”，我臆测全年入住那个五星级酒店的外国宾客，大概100个都不到。但如果世人知道高邮是北宋婉约派词宗秦少游、一代枭雄吴三桂的故乡，而且还是《沙家浜》作者汪曾祺的故乡，那还不像维罗纳一样，一年四季游人如织？
二、世界文化城市：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
王震国：实际上，从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角度审视，我们中国有很多城市完全具备与世界一线文化名城并列为伍的资本或底蕴。高邮这么一个县级市的文化积淀尚且如此丰厚，何况那些历来就享有盛名的古都名城？但我们很多国人，包括不少政府部门的决策者，缺乏基本的文化素养，他们不懂得，或者说不在意这些资本和底蕴的价值，不仅让民族的宝贵财富随意流失，甚至还担当了毁于一旦的操刀手的角色。
叶治安：这方面的案例不胜枚举，最近北京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旧居被拆除，在社会上招致不少非议。
王震国：我们上海也并非守身如玉。比如，常德路嘉禾里有一座郁达夫和初恋情人王映霞居住过5年的“小屋”（郁达夫在文章中的称呼），但前几年，好像06或07年，因市政建设需要被拆掉了。在最近二十年城市建设的大跃进中，全国戕害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案例数以千计。如果把这样的行为放在一个人类发展史的平台上去审视，不知后世将对如此“城市建设”作何评说？
叶治安：也许郁达夫在“操刀手”的眼中算不上什么名人，至少比不上一个局长。这种对个体文物的毁弃，虽然令人扼腕，但把整座城市“建设”得面目全非，更是令人痛不堪言。50年前，北京城墙被拆，梁思成捶胸痛哭数日，今天回眸往事，不免使人感慨万千。我在威尼斯时，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时我在中学教书，高中语文教材有一篇课文，是朱自清写的《威尼斯》。我在讲授此文时，自然而然地扯上了“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当时有个学生站起来说：老师，苏州城里现在哪有人家尽枕河的景象？跟我们上海差不多的，都是柏油马路和水泥大道。我开玩笑道：杜荀鹤描述的是1000年前的苏州，现在城市要搞现代化建设，沧海都要变桑田，何况河流乎？那学生又突兀地冒出一句：那苏州怎么有资格和威尼斯结为姐妹城市呢？（苏州与威尼斯在1980年结为姐妹城市）我被他问得一时语塞，只好敷衍道：这你要去问那两个城市的市长了。
这次我到威尼斯后，不但深感那个学生问得在理，而且还深为自己当年的“敷衍”内疚，因为，苏州现在的自然风貌的确不配和威尼斯结为姐妹城市。在威尼斯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350座桥连接着118个小岛和177条运河，乘着“贡多拉”在水巷中穿梭，令人深感惬意。威尼斯的“水城”之名，名符其实，而苏州城里，还能见到几处“水港小桥多”的景象？苏州现在仍自称“水城”，但名不符实，它既没有“小桥流水人家”的风韵，更没有威尼斯那种浑然天成的旖旎，即使残存的一点“水城”踪迹，说穿了也就是人造景观，所以早就失去了杜荀鹤诗中原汁原味的姑苏雅韵。
王震国：失去原始风貌的古城古都何止苏州、北京，半个多世纪以来，全国绝大部分城市都“旧貌换了新颜”。当然，我们不否认城市居民享有过现代文明生活的权利，住在小巷、小弄堂、石库门四合院里的城市居民，也需要享用抽水马桶和空调，但城市改造不是让你乱拆一通，不是让你玉石俱焚，更不是让你毁弃精华，兴其糟粕。
叶治安：我们很多城市决策者对糟粕和精华的理解，有自己的标准。
王震国：但这个标准不该由他们说了算，而得多听听专家的意见，应该由广大的市民说了算。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上，我个人觉得堪称典范的是巴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巴黎不再无序扩张，老城基本停止新建建筑，商务、居住另辟新城，这就出现了拉德芳斯中心商务区和居民卫星城。虽然我们国家的一些城市也想习其所长，但食洋不化，弄得有点像邯郸学步。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国外的城市，中心城区的居民少之又少，而我们这儿，不要说上海、北京，就是任何一个省会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都是几倍、几十倍于四周。如此这般，居住压力、交通压力、环保压力，城市怎堪重负？！倒过来说，你不把交通资源、文化资源、医护教育资源向城区四周均衡分布，又怎么能分解中心城区的诸多压力呢？这个悖论长期得不到正确解读，就必然形成恶性循环，使城市积重难返。
有人说，语言的消亡是文化消亡的开始，那么，因随心所欲而致城市不堪重负，从而导致城市文化的毁灭，将意味着城市的一朝终结。文化对于城市之重要，是因为她乃城市的根。根之不存，城将焉附？我们的城市决策者们不是越来越多地都拥有了令人称羡的高学历头衔嘛，该不会连这些妇孺皆知的文化理路都不懂吧。
叶治安：欧洲国家的绝大部分城市，都有一个新城老城的划分。比如，波罗的海三国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首都都有一个保存完好、精心修缮、特色鲜明的老城。以旅游者的身份看，老城的功能主要也就体现在观赏和游览上，但当地的文化学者却不这样认为。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悲惨纪念馆里，一位馆员对我说：保存古城古迹，主要是让人民记住民族光荣和苦难的历史。因为，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不可能有前途的。我想这和温家宝总理在奥斯维辛纪念册上的留言“不懂得历史就没有美好的未来”倒是异曲同工。欧洲人一般注重历史、讲究传统，因为他们有一种观念，觉得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不是原子弹或GDP，也不是尖端科技或意识形态，而是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的传统，这从他们对待古迹文物的态度上可窥一斑。有一次我和一位欧洲朋友谈到国内的旧城改造毁坏了不少古迹，有些竟然还是被当地政府批准的，她有点愤然地说道：这种事在欧洲国家是不会发生的。如果政府中有哪个官员批准拆掉一处古迹，去建造一幢什么新大楼，那他或许不单是引咎辞职的问题，弄得不好要去品尝铁窗风味了。
三、世界文化城市：知，还是不知？但愿不再是问题！
邓伟志：我近来参加了好几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战略讨论，其中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名区”的提法，令我思考再三。
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影响力、知名度，很重要的一点是文化，包括文化资源的多寡、文化氛围的浓淡和文化水平的高低。上海茂名路毛泽东故居在建筑学上有多大价值，恐怕说不上，可是因为毛泽东、蔡和森在那里从事过革命活动，所以能吸引千百万国内外游客前去瞻仰。相反的，有些宏伟建筑比毛泽东故居高大得多，可是，由于没有文化内涵，只能是个居住的场所，除了起居还是起居。
意大利罗马的繁华地段至今还保留着古罗马断瓦颓垣，似乎与繁华很不相称，可是它不仅填补了“繁华的萧条”，而且赋予繁华以文化特色。那断瓦颓垣，是残膏剩馥，更是文化遗产。
文化既是城市的形象，也是城市的灵魂；既是城市的竞争力，也是城市发展的推动力。城市是文化的汇集，文化是城市的载体。我到过提出“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这一响亮口号的巴塞罗纳，他们说得出，也做得到，那里有文化享受，而且是雅文化。重视文化的巴塞罗纳简直是一块文化福地。
现在有些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之所以重楼房而轻文化，是因为文化有很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这个城市的十位公民中有几位大学生是很难看得出的；在这个城市的市民中人均购书费用是多少也是很难看得出来的；在这个城市的市民中人均借书量是多少，更是很难看得出来的。因此，好大喜功者、形式主义者便把文化放在一边，或者是嘴上应付应付，行动上是另一回事。其实，文化也是可以看出来的。不用说，博物馆、图书馆、音乐厅等等一看便知，就是文化程度也能用肉眼看出几分。我曾在莫斯科大学副校长陪同下到俄罗斯的几个城市转过。在一些社会风貌比较好、人的谈吐比较雅的地方，一问就知道这里整体的文化素质高，大学生比例高；在一些社会秩序比较差、也不大讲礼貌的地方，一问就知道那里整体的文化素质低，大学生比例低。
如今，相当多的国家已把图书馆的建设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在市政厅和市图书馆都该大修而只能修一个的时候，往往先修图书馆，后修市政厅。有的城市的市政厅与图书馆毗邻，图书馆比市政厅好。奥地利总理的家就在图书馆的一个楼上。上海静安区图书馆连年被评为特级图书馆，文化馆连年被评为一级文化馆，且名人故居星罗棋布，这说明该区有建设文化名区的基础。同时，上海杨浦区则提出建设“知识大区”，那里有复旦、同济、财大等近20所高等学府，他们试图靠知识支撑地区的整体发展。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国际上在GDP之外，早就用HDI作衡量发展水平的指标了，这就是人均寿命、人均教育和人均收入，很发人深思。
范能船：在欧洲的历史上，罗马帝国的地位，特别是西罗马帝国，有如我们中国的汉唐一样，是历史教科书中的重点部分。
对欧美国家来说，罗马帝国的历史遗产，是取之不尽的文艺创作源泉，比如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小说《斯巴达克斯》、话剧《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叶治安：亦有电影。）、电影《宾虚》、《角斗士》等，其时代背景都取自古罗马帝国时期。所以，亚平宁半岛上丰富无比的历史文化遗产，使意大利的旅游始终位于世界三甲之内。另外，世界各国的游客去意大利，必定要去罗马，因为，古罗马帝国的文化遗产，一大半在罗马，这就像来中国旅游一定要去北京一样，如果错过罗马，就会被人认为没到过意大利。
2008年北京开奥运会，建了水立方和鸟巢，有媒体便说这是北京的地标性建筑，我不敢苟同。我在国外见到过宣传北京旅游的广告，画面上不是长城就是紫禁城。道理很简单，在外国游客心目中，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是长城和紫禁城，绝对不是鸟巢和水立方。人们到罗马和北京旅游，目的是要了解和感受古罗马文化和元明清文化，而不是来看现代高楼大厦的。虽然罗马和北京都不乏最顶级的现代化城市建筑，但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城市形象推广，画面上首先出现的，多半是斗兽场和紫禁城。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文化象征，也是真正的城市地标。
现在旅游业已成为世界第一产业，超过了汽车、石油，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0%以上。喜爱旅行的人，我看目的品位不外乎两种，一是寄情山水，二是钟情文化。前者是大自然的馈赠，后者则是人类社会的结晶。一个地区、一座城市，最宝贵的是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什么要设立《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这是因为它们的不可再生性。所以，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对中国大陆来说，应该是保卫文化和自然遗产。这是一个地区行政长官的天职，如果失职，那是要被世界和历史问罪的。也许今天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蒙混过去了，但这一笔被载于史册中的账，终究是要被清算的。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和愚昧行为的斗争，就是一场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而记载失职、愚昧、野蛮行为，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职责。
叶辛：研究城市的专业学者，在谈论世界级大城市时，给出了诸多外在的量化标准，而世界级文化城市，更有其内在的多元基本要素。虽然这些基本要素的内容异常丰富，但我的同事蒯大申先生概括的三个方面具有相对的代表性：1、文化城市一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风尚和文化精神；2、文化城市一定是思想和艺术的集聚之地，也是世界上一批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集聚之地；3、文化城市一定拥有，至少在某一层面和某一领域内拥有举世无双的人文优势，并以此确立了在世界范围内不可动摇的文化地位。
上海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大都市，我认为也应该在文化上作一番努力。按照上述三大基本要素，未来的上海具有同时成为世界级文化城市的某种可能。首先，上海在上世纪前半叶孕育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海派文化，其中的一些文化样式，比如电影，更是独领风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只听说上海有拍电影的，没见过别的地方有什么像样的制片公司和演员剧团，所有的明星都在上海。后来，由于人所共知的历史原因，海派文化萎靡了。近些年因经济的发展，朝野又重提振兴海派文化，而且也下了不小的功夫，但成效似乎还不尽如人意。其次，上个世纪，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交、军事方面的头面人物都在上海居住、工作和生活过。卢湾区香山路7号是孙中山的故居，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鲁迅、胡适等，都在上海工作过，还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的房子在东平路。这些人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产生过非同寻常的影响。这些人文历史资源值得充分发掘，并为世界所共享。法国巴黎、英国伦敦，作为世界级大都市，有诸多大师、科学家、政治巨头曾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过，其人文方面的影响力你想不承认都不成。第三，现代意义上的上海都市虽然开埠历史仅百多年，而且也没有成一国之都的荣幸，但在这座城市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却不胜枚举。比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端、中国金融业的崛起、中西文化的多元融会等，这些都是上海宝贵的人文资源。
所以，能否成为在世界上具有足够影响力的文化城市，除了自然的馈赠，更重要的是历史的积累和人类自己的作为。
■责任编辑：张炜
一、世界文化城市：有，还是没有？这不是个问题！
叶治安：中国有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城市？准确地说，是有没有举世公认的，并在全球产生了足够影响力的世界级文化城市？
这个“足够影响力”不是抽象的，不是形而上的，更不是自诩自封自吹的，而是一种时代象征、或是一个历史符号。比如“音乐之城”维也纳，没人怀疑她在世界音乐领域内的龙头地位；再如“宗教之城”耶路撒冷，因诞生了世界三大宗教而闻名遐迩；又如“欧洲首都”布鲁塞尔，北约、欧盟等数百个国际机构总部在此城安营扎寨，因该城人口的1/4是外籍人士，所以人称布鲁塞尔是“人类博物馆”。我想，这些城市之所以被冠以文化城市之名，那是因为它们对人类社会的文化活动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王震国：按常规思维，这本来不是个问题，因为中国肯定有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城市。在中国，文化有“人文教化”之义，是思想精华、历史积淀、前瞻理念的一种融会、扬弃与出新。中国也有丰富的城市文化，其不仅具有“城”的固化性——一定范围、相对地域、融汇沉淀；也具有“市”的聚散性——多样聚合、多元发散、提振外溢。源于固化，中国曾经有过、现代依然拥有一批历史文化古城，沉淀了当年中华繁盛与当时地域的文化精华。早期具有皇家文化、中原文化、西域文化融合的特点，诸如长安（西安）、汴京（开封）、洛阳等；后期具有皇族文化、南北文化、汉满文化聚合的特点，诸如南京、北京等。源于聚散，中国曾经有过、现代依然拥有一批海派文化都市，它们因市而兴、因聚而盛，多样、交互、包容、出新，是族别文化（异族）、移民文化（异地）、殖民文化（异国）的产物，诸如盛唐的长安（中原与西域、中国与南亚和中亚、西亚互通的枢纽）、明清的扬州（南北交通和商贸的重镇）、近代的广州（中国与东南亚互通的前沿）、当代的上海（中国与世界互通的龙头）等。
正是由于源远流长的城市文化，在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上，在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中国理所当然地拥有了诸多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城市。诚如人们所说的，你要了解一千年前的中国就去西安，要想知晓500年前的中国可去北京，要想认识近代百年的中国则去上海。这个说法不仅揭示了上述诸城特定的时代内涵，也是对其在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史上地位的肯定。
毋容置疑，没有积淀、缺乏厚重的文化，难以传承；不善交互、缺乏灵动的文化，难以出新。经典文化的魅力在于幽深、给人回味；海派文化的夺目在于广博、拓人视野。中国的城市文化是在沉淀中固化，在传承中流变，在聚散中融汇，在交互中丰富，在厚积中勃发，于包容中提振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一定具有了举世公认的、并在全球产生了足够影响力的世界级文化城市。人们常说，作为文化，只有本土的才是世界的，其实这只是强调了文化的差异与稀缺的内在魅力，而文化真正的世界影响力、认同性，不仅在于悠远、厚重、独特，更源于文化内涵的超越地域、国界的人性共识与族裔普适，这才是文化得以影响世界的根本所在。世界级文化城市就是具有这种全球穿透力文化的城市。尽管单以相对时空而论，像欧洲大地上的雅典、罗马、巴黎等城市一样，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名噪一时的长安、汴京、洛阳、金陵、北京等古代都城，它们都曾对当时的地域文化产生过强有力的影响，但却因为语言沟通、信息交互、交通往来等的历史局限，都未能在世界范围产生划时代的文化影响力，至少与维也纳、耶路撒冷、布鲁塞尔这样的城市，还很难比肩。也许以现今中国的北京、上海，以及欧美部分大都市在国际上的综合影响力而论，维也纳、耶路撒冷、布鲁塞尔已很难望其项背，但世界级文化城市比拼的并非综合实力、更非人口与GDP规模。作为世界城市文化的发祥地、传播源、引领者，世界文化城市之所以难有出其右者，比的是其所创文化的全球普适——无我中的真我、无限中的自适、开放中的包容，以及人所共识——人性、人本、自由。这样的文化不仅深深根植于本土悠远的历史，并对本国、本裔、本族的发展有过深刻的影响，更对相邻各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发挥了具有转折、开创、引领意义的作用。世界历史已经并仍将证明，只有这样的文化才更具穿透力、才更不易被替代、才更有深远影响。认知其价值、保护其遗风、传承其古韵、领悟其新意，提振本土文化的世界魅力，意义非凡。
叶治安：是的，讨论世界级文化城市，不以城市规模的大小为标准，而是以城市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厚重度为基点。比如，希腊的雅典、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等，在我们中国的知名度，肯定远在纽约、伦敦、巴黎、柏林之下，但这些城市在文化上的穿透力，绝对不输上述任何一座城市。一般说来，只要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但即便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也不一定知道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是佛罗伦萨。我在意大利旅行时，就碰到这样一件趣事。在前往佛罗伦萨的车上，正在阅览电子版意大利旅游攻略的女生突然推了一下身边的男友，说：你看你看，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男友瞥了一眼，亦略显惊诧地说：真的，但丁、伽利略都曾在那儿住过，看来是不虚此行了。接着他往我这儿凑了凑身，自嘲道：老叶，跟着你们一家，方向路线正确。
这一对恋人都在慕尼黑大学攻读工科博士学位，我们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相识。当他们了解了我们一家的身份后，立即提出要和我们结伴旅行，并一起策划在意大利的行程。当我圈出佛罗伦萨时，那男的还带着狐疑的口气问一句：佛罗伦萨有什么好玩的？当时我没说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只说那是马基雅维利的故乡。他又问马基雅维利是什么人？我说是现代政治学之父，《君主论》的作者。他知道我是中文系科班出身，在人文素养方面，他们两人“当然难以望其项背”（女生语），所以，当时他也就“苟同”了我的安排。
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聚集在佛罗伦萨的名人还有很多，如国人耳熟能详的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以及名声“稍逊”的薄伽丘、提香、彼得拉克等。
王震国：所以，像雅典、佛罗伦萨、威尼斯、巴塞罗那等这样的城市，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文化城市。但以我们有些国人世俗的眼光看，这些城市规模有限，GDP总量更不值一提，因为如果放在中国大陆，不但远远够不上“世界级大城市”的资格，或许连个“省会城市”的名份也勉强，大约也就是个“地级市”的级别。但就是这些仅数十万人口的“中小城市”，（叶治安：佛罗伦萨人口仅40万出头，威尼斯更少，30万。） 人文资源却独步寰宇，城市文化更特色鲜明，其在世界上所享有的声誉，根本不是我们那些自吹自擂的“世界级大城市”或“国际大都市”所能争锋的。
叶治安：谈到建“世界级大城市”、“国际大都市”什么的，说出来真是令人发噱。前几年，中国大陆有好多城市都曾胸怀这一“远大目标”，现在似乎偃旗息鼓了，大概是通过考察后长见识了。像这样的“豪情壮志”，说轻一点是好高骛远，言重一点几近无知荒唐。遗憾的是，这样的愚蠢一度曾举国上下通行。
多年前，我在苏北的高邮采访，一个官员在饭桌上向我炫耀说，过几天该地一个与国际水平接轨的五星级酒店就要落成。我问道：酒店水平与国际接轨，但入住的国际宾客能有几人？他说这不用考虑，造这样标志性的城市建筑，本身就显示了本地国泰民安。我顿时哑然。
高邮因秦王嬴政时筑高台、置邮亭，故名高邮，它是全国2000多个县市中唯一以“邮”命名的城市，这样优渥的文化资源，全国没有出其右者。因为历史积淀厚重，所以高邮人文荟萃，历代名人辈出，而且都是一流的大名人，如果能把这盘文化和自然资源的菜做好，那它的知名度至少能与意大利的维罗纳匹敌。维罗纳是一座小城，因为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而使它享誉全球，可见文化魅力之难以抵挡。尽管人人都知道该城的“朱丽叶阳台”是个假古迹，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还是络绎不绝前往顶礼膜拜，连我都被吸引去了一次。
可惜了，高邮的父母官把“功夫做在了诗外”，我臆测全年入住那个五星级酒店的外国宾客，大概100个都不到。但如果世人知道高邮是北宋婉约派词宗秦少游、一代枭雄吴三桂的故乡，而且还是《沙家浜》作者汪曾祺的故乡，那还不像维罗纳一样，一年四季游人如织？
二、世界文化城市：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
王震国：实际上，从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角度审视，我们中国有很多城市完全具备与世界一线文化名城并列为伍的资本或底蕴。高邮这么一个县级市的文化积淀尚且如此丰厚，何况那些历来就享有盛名的古都名城？但我们很多国人，包括不少政府部门的决策者，缺乏基本的文化素养，他们不懂得，或者说不在意这些资本和底蕴的价值，不仅让民族的宝贵财富随意流失，甚至还担当了毁于一旦的操刀手的角色。
叶治安：这方面的案例不胜枚举，最近北京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旧居被拆除，在社会上招致不少非议。
王震国：我们上海也并非守身如玉。比如，常德路嘉禾里有一座郁达夫和初恋情人王映霞居住过5年的“小屋”（郁达夫在文章中的称呼），但前几年，好像06或07年，因市政建设需要被拆掉了。在最近二十年城市建设的大跃进中，全国戕害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案例数以千计。如果把这样的行为放在一个人类发展史的平台上去审视，不知后世将对如此“城市建设”作何评说？
叶治安：也许郁达夫在“操刀手”的眼中算不上什么名人，至少比不上一个局长。这种对个体文物的毁弃，虽然令人扼腕，但把整座城市“建设”得面目全非，更是令人痛不堪言。50年前，北京城墙被拆，梁思成捶胸痛哭数日，今天回眸往事，不免使人感慨万千。我在威尼斯时，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时我在中学教书，高中语文教材有一篇课文，是朱自清写的《威尼斯》。我在讲授此文时，自然而然地扯上了“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当时有个学生站起来说：老师，苏州城里现在哪有人家尽枕河的景象？跟我们上海差不多的，都是柏油马路和水泥大道。我开玩笑道：杜荀鹤描述的是1000年前的苏州，现在城市要搞现代化建设，沧海都要变桑田，何况河流乎？那学生又突兀地冒出一句：那苏州怎么有资格和威尼斯结为姐妹城市呢？（苏州与威尼斯在1980年结为姐妹城市）我被他问得一时语塞，只好敷衍道：这你要去问那两个城市的市长了。
这次我到威尼斯后，不但深感那个学生问得在理，而且还深为自己当年的“敷衍”内疚，因为，苏州现在的自然风貌的确不配和威尼斯结为姐妹城市。在威尼斯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350座桥连接着118个小岛和177条运河，乘着“贡多拉”在水巷中穿梭，令人深感惬意。威尼斯的“水城”之名，名符其实，而苏州城里，还能见到几处“水港小桥多”的景象？苏州现在仍自称“水城”，但名不符实，它既没有“小桥流水人家”的风韵，更没有威尼斯那种浑然天成的旖旎，即使残存的一点“水城”踪迹，说穿了也就是人造景观，所以早就失去了杜荀鹤诗中原汁原味的姑苏雅韵。
王震国：失去原始风貌的古城古都何止苏州、北京，半个多世纪以来，全国绝大部分城市都“旧貌换了新颜”。当然，我们不否认城市居民享有过现代文明生活的权利，住在小巷、小弄堂、石库门四合院里的城市居民，也需要享用抽水马桶和空调，但城市改造不是让你乱拆一通，不是让你玉石俱焚，更不是让你毁弃精华，兴其糟粕。
叶治安：我们很多城市决策者对糟粕和精华的理解，有自己的标准。
王震国：但这个标准不该由他们说了算，而得多听听专家的意见，应该由广大的市民说了算。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上，我个人觉得堪称典范的是巴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巴黎不再无序扩张，老城基本停止新建建筑，商务、居住另辟新城，这就出现了拉德芳斯中心商务区和居民卫星城。虽然我们国家的一些城市也想习其所长，但食洋不化，弄得有点像邯郸学步。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国外的城市，中心城区的居民少之又少，而我们这儿，不要说上海、北京，就是任何一个省会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都是几倍、几十倍于四周。如此这般，居住压力、交通压力、环保压力，城市怎堪重负？！倒过来说，你不把交通资源、文化资源、医护教育资源向城区四周均衡分布，又怎么能分解中心城区的诸多压力呢？这个悖论长期得不到正确解读，就必然形成恶性循环，使城市积重难返。
有人说，语言的消亡是文化消亡的开始，那么，因随心所欲而致城市不堪重负，从而导致城市文化的毁灭，将意味着城市的一朝终结。文化对于城市之重要，是因为她乃城市的根。根之不存，城将焉附？我们的城市决策者们不是越来越多地都拥有了令人称羡的高学历头衔嘛，该不会连这些妇孺皆知的文化理路都不懂吧。
叶治安：欧洲国家的绝大部分城市，都有一个新城老城的划分。比如，波罗的海三国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首都都有一个保存完好、精心修缮、特色鲜明的老城。以旅游者的身份看，老城的功能主要也就体现在观赏和游览上，但当地的文化学者却不这样认为。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悲惨纪念馆里，一位馆员对我说：保存古城古迹，主要是让人民记住民族光荣和苦难的历史。因为，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不可能有前途的。我想这和温家宝总理在奥斯维辛纪念册上的留言“不懂得历史就没有美好的未来”倒是异曲同工。欧洲人一般注重历史、讲究传统，因为他们有一种观念，觉得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不是原子弹或GDP，也不是尖端科技或意识形态，而是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的传统，这从他们对待古迹文物的态度上可窥一斑。有一次我和一位欧洲朋友谈到国内的旧城改造毁坏了不少古迹，有些竟然还是被当地政府批准的，她有点愤然地说道：这种事在欧洲国家是不会发生的。如果政府中有哪个官员批准拆掉一处古迹，去建造一幢什么新大楼，那他或许不单是引咎辞职的问题，弄得不好要去品尝铁窗风味了。
三、世界文化城市：知，还是不知？但愿不再是问题！
邓伟志：我近来参加了好几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战略讨论，其中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名区”的提法，令我思考再三。
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影响力、知名度，很重要的一点是文化，包括文化资源的多寡、文化氛围的浓淡和文化水平的高低。上海茂名路毛泽东故居在建筑学上有多大价值，恐怕说不上，可是因为毛泽东、蔡和森在那里从事过革命活动，所以能吸引千百万国内外游客前去瞻仰。相反的，有些宏伟建筑比毛泽东故居高大得多，可是，由于没有文化内涵，只能是个居住的场所，除了起居还是起居。
意大利罗马的繁华地段至今还保留着古罗马断瓦颓垣，似乎与繁华很不相称，可是它不仅填补了“繁华的萧条”，而且赋予繁华以文化特色。那断瓦颓垣，是残膏剩馥，更是文化遗产。
文化既是城市的形象，也是城市的灵魂；既是城市的竞争力，也是城市发展的推动力。城市是文化的汇集，文化是城市的载体。我到过提出“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这一响亮口号的巴塞罗纳，他们说得出，也做得到，那里有文化享受，而且是雅文化。重视文化的巴塞罗纳简直是一块文化福地。
现在有些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之所以重楼房而轻文化，是因为文化有很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这个城市的十位公民中有几位大学生是很难看得出的；在这个城市的市民中人均购书费用是多少也是很难看得出来的；在这个城市的市民中人均借书量是多少，更是很难看得出来的。因此，好大喜功者、形式主义者便把文化放在一边，或者是嘴上应付应付，行动上是另一回事。其实，文化也是可以看出来的。不用说，博物馆、图书馆、音乐厅等等一看便知，就是文化程度也能用肉眼看出几分。我曾在莫斯科大学副校长陪同下到俄罗斯的几个城市转过。在一些社会风貌比较好、人的谈吐比较雅的地方，一问就知道这里整体的文化素质高，大学生比例高；在一些社会秩序比较差、也不大讲礼貌的地方，一问就知道那里整体的文化素质低，大学生比例低。
如今，相当多的国家已把图书馆的建设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在市政厅和市图书馆都该大修而只能修一个的时候，往往先修图书馆，后修市政厅。有的城市的市政厅与图书馆毗邻，图书馆比市政厅好。奥地利总理的家就在图书馆的一个楼上。上海静安区图书馆连年被评为特级图书馆，文化馆连年被评为一级文化馆，且名人故居星罗棋布，这说明该区有建设文化名区的基础。同时，上海杨浦区则提出建设“知识大区”，那里有复旦、同济、财大等近20所高等学府，他们试图靠知识支撑地区的整体发展。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国际上在GDP之外，早就用HDI作衡量发展水平的指标了，这就是人均寿命、人均教育和人均收入，很发人深思。
范能船：在欧洲的历史上，罗马帝国的地位，特别是西罗马帝国，有如我们中国的汉唐一样，是历史教科书中的重点部分。
对欧美国家来说，罗马帝国的历史遗产，是取之不尽的文艺创作源泉，比如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小说《斯巴达克斯》、话剧《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叶治安：亦有电影。）、电影《宾虚》、《角斗士》等，其时代背景都取自古罗马帝国时期。所以，亚平宁半岛上丰富无比的历史文化遗产，使意大利的旅游始终位于世界三甲之内。另外，世界各国的游客去意大利，必定要去罗马，因为，古罗马帝国的文化遗产，一大半在罗马，这就像来中国旅游一定要去北京一样，如果错过罗马，就会被人认为没到过意大利。
2008年北京开奥运会，建了水立方和鸟巢，有媒体便说这是北京的地标性建筑，我不敢苟同。我在国外见到过宣传北京旅游的广告，画面上不是长城就是紫禁城。道理很简单，在外国游客心目中，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是长城和紫禁城，绝对不是鸟巢和水立方。人们到罗马和北京旅游，目的是要了解和感受古罗马文化和元明清文化，而不是来看现代高楼大厦的。虽然罗马和北京都不乏最顶级的现代化城市建筑，但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城市形象推广，画面上首先出现的，多半是斗兽场和紫禁城。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文化象征，也是真正的城市地标。
现在旅游业已成为世界第一产业，超过了汽车、石油，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0%以上。喜爱旅行的人，我看目的品位不外乎两种，一是寄情山水，二是钟情文化。前者是大自然的馈赠，后者则是人类社会的结晶。一个地区、一座城市，最宝贵的是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什么要设立《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这是因为它们的不可再生性。所以，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对中国大陆来说，应该是保卫文化和自然遗产。这是一个地区行政长官的天职，如果失职，那是要被世界和历史问罪的。也许今天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蒙混过去了，但这一笔被载于史册中的账，终究是要被清算的。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和愚昧行为的斗争，就是一场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而记载失职、愚昧、野蛮行为，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职责。
叶辛：研究城市的专业学者，在谈论世界级大城市时，给出了诸多外在的量化标准，而世界级文化城市，更有其内在的多元基本要素。虽然这些基本要素的内容异常丰富，但我的同事蒯大申先生概括的三个方面具有相对的代表性：1、文化城市一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风尚和文化精神；2、文化城市一定是思想和艺术的集聚之地，也是世界上一批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集聚之地；3、文化城市一定拥有，至少在某一层面和某一领域内拥有举世无双的人文优势，并以此确立了在世界范围内不可动摇的文化地位。
上海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大都市，我认为也应该在文化上作一番努力。按照上述三大基本要素，未来的上海具有同时成为世界级文化城市的某种可能。首先，上海在上世纪前半叶孕育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海派文化，其中的一些文化样式，比如电影，更是独领风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只听说上海有拍电影的，没见过别的地方有什么像样的制片公司和演员剧团，所有的明星都在上海。后来，由于人所共知的历史原因，海派文化萎靡了。近些年因经济的发展，朝野又重提振兴海派文化，而且也下了不小的功夫，但成效似乎还不尽如人意。其次，上个世纪，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交、军事方面的头面人物都在上海居住、工作和生活过。卢湾区香山路7号是孙中山的故居，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鲁迅、胡适等，都在上海工作过，还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的房子在东平路。这些人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产生过非同寻常的影响。这些人文历史资源值得充分发掘，并为世界所共享。法国巴黎、英国伦敦，作为世界级大都市，有诸多大师、科学家、政治巨头曾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过，其人文方面的影响力你想不承认都不成。第三，现代意义上的上海都市虽然开埠历史仅百多年，而且也没有成一国之都的荣幸，但在这座城市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却不胜枚举。比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端、中国金融业的崛起、中西文化的多元融会等，这些都是上海宝贵的人文资源。
所以，能否成为在世界上具有足够影响力的文化城市，除了自然的馈赠，更重要的是历史的积累和人类自己的作为。
■责任编辑：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