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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在亚投行的股权占30.34%，投票权占26.06%，对需要75%赞成票的重大事项而言，实际上暂时有了一票否决的权力，但是随着未来更多国家加入亚投行，中国的股权会被稀释，一票否决自然不复存在。
在行长金立群坚持下，亚投行摒弃了执行董事会这一机构。
在五大洲57个创始成员国（其中域内37国占股75%）的代表见证下，亚投行1月16～1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开业。习近平主席为亚投行标志物“点石成金”揭幕，李克强在亚投行理事会成立大会上称，亚投行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里程碑。
从2013年10月习近平访问东南亚最早提出亚投行倡议，到如今的开张运营，800多天过去了，初具轮廓、并且在世界经济低迷时期启航的亚投行，离建成一个新型的、具有21世纪治理水平的国际多边银行还有多远？
和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一样，亚投行也建立了三层治理架构，即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其中理事会是最高决策层，由创始成员国财长组成（理事会主席为中国财长楼继伟），每个成员国在理事会都有自己的代表。一个由12名成员（9名来自域内，3名来自域外）组成的、无报酬、非常驻的董事会，负责指导银行总体业务，行使理事会赋予的权力，原则上每年召开4次会议。管理层负责银行的日常运营，常驻北京。
与世界银行等现有的多边银行不同的是，在行长金立群坚持下，亚投行摒弃了执行董事会这一机构。执行董事会与董事会权力重叠，职责不清，不利于亚投行高效率运行，并消耗人力、财力等成本。
在决策机制上，为提高办事效率，亚投行总体奉行简单多数制，即投票权的半数以上即可决定;只有选举行长、增加资本金、修改协定、下调域内出资比例等重大事项，才需要超级多数（即理事人数占理事总人数2/3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3/4）批准。
与此同时，为避免重蹈某些多边金融机构运行效率低下之覆辙，亚投行成员国不谋求一票否决权。现行多边金融机构比如IMF，实行一票否决，执行某个项目，往往最后因某个国家的一票否决前功尽弃，影响整个机构运转。在亚投行目前总认缴的股本中，中国股权占30.34%，中国的投票权占26.06%。因为重大事项需要有75%的投票同意，实际上中国暂时有了一票否决的权力，但是随着未来更多国家加入亚投行，股权会被稀释，一票否决自然不复存在。
亚投行资金结构亦力求体现创新，追求效率。除了成员国认缴资金，亚投行还将通过金融市场融资，并创造性地引入私营部门资金，扩大资金规模。由于私营部门对投资回报更为敏感，这样有利于加强项目执行效率和控制投资风险。
追求效率的同时，亚投行治理架构兼顾公平或利益平衡。一个突出体现是投票权的设计。投票权由基本投票权、创始投票权、股份投票权三者组成。基本投票权，即所有成员国都拥有的权利，体现公平;每个创始成员国拥有的600票创始成员投票权，是亚投行吸引各国最早加入的激励举措;股份投票权则是成员国所持的亚投行的股份数，认购的股份多，自然这部分投票权就多，体现了亚投行的公平原则。
高效的治理、决策机制设计与安排，旨在从制度上保证亚投行的顺利运行。
亚投行开业正逢世界经济低迷之际，除了美国经济在2015年一抹亮色，新兴经济体、亚洲经济、欧洲经济均复苏乏力。近日，世界银行又调低对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2.9%。黯淡的前景下，甚至出现担心新的金融危机发生的声音。
世界亟待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世界银行报告曾评价说，基础设施建设即使称不上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也至少可以称为促进其发展的车轮。而亚投行可以做到增加对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投资基建和互联互通，动员更多政府和社会资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从而推动世界经济加快复苏。
2015年世界经济低迷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对大宗商品需求的下滑。中国在铁路、公路、机场、桥梁、隧道等领域，工程施工、基建装备制造、投融资模式设计的能力和经验突出，通过亚投行这个多边平台，能够发挥以往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所不具备的政策协调优势，在帮助对方国家基建的同时，也把国内工业体系的产能输出。比如，推动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高铁、核电设备等高端装备走出去。
亚投行也有助于解决亚洲基建资金缺口问题，引导亚洲私人资本投资。现存的世界银行、亚开行无法满足亚洲基建的融资需求。根据亚开行的数据，维持现有的经济增长，未来5年亚洲国家每年平均须投资8000亿美元。亚洲国家在能源与电力、交通和电信、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供水与污水处理、环境保护、城市发展以及物流等方面，资金缺口很大。亚洲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亚洲经济的复苏，将有力带动世界经济走出颓势。
同时，亚洲基础设施巨大的市场，将给欧洲国家带来新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收益。比如，英国在基础设施、先进工程技术、金融服务和绿色科技等领域都具有领先地位，其投资在亚洲新兴经济体上，相比投在债务重重的南欧国家回报更多。这也是当时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不顾美国阻挠，纷纷加入亚投行成为创始成员国的重要原因。
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投行若顺利运行，在助力世界经济复苏的同时，亦将提高自身在国际经济舞台的地位，对重塑亚洲金融秩序产生积极影响。
在亚洲，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已有50年历史。相比亚投行，老牌的亚开行成员更多。中国加入亚开行也有30年之久，认股份额和投票权都居第三位，2003年金立群曾出任亚开行副行长，主管南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及私营部门相关业务。2015年底，亚开行批准向中国提供一笔3亿美元政策性贷款，帮助中国解决华北空气污染问题，这是亚开行首次向中国提供政策性贷款。但总体来说，要获得世行或亚开行贷款，须在政府透明度、意识形态等方面通过考核，还要满足环保、雇佣、招投标等方面的条件，容易贻误发展时机。
由于规模、影响力等因素，亚投行在世界范围内并非世行和IMF的竞争对手，但假以时日，亚投行或将超越世行对亚洲的重要性，超过亚开行更不在话下。亚投行首任行长来自中国，副行长人数上域内也将多于域外，这有助于确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亚洲的金融地位，进而重塑亚洲金融秩序。
现阶段，亚投行对亚洲基建的投资，主要将用美元结算，发放贷款以美元计价;在国际市场融资时，亚投行也筹集以美元、欧元、人民币以及其他货币计价的资本。但这并未排除未来用人民币结算的可能。原因是，人民币已经加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理论上已是国际货币，并且中国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在美国国会去年底最终放行IMF份额改革方案后，中国在IMF的投票权份额将跃居第三，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率会水涨船高。一旦亚投行项目使用人民币结算，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像当初日本利用“ODA贷款大跃进”推进日元国际化一样。
愿景可期，但亚投行面临的挑战也不小。比如融资问题，由于亚洲基建资金缺口太大，仍有业内人士对亚投行缓解“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流动性枯竭”的能力持谨慎态度。亚投行目前实到资金尚不足200亿美元，规模并不算大。根据2014年10月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目前总认缴股本为981.514亿美元），中国原打算出资50%，现已放弃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另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还面临回报周期长，以及财务、安全等各类风险。目前备受关注的是，亚投行预计2016年中左右批准的首笔贷款的投向。首笔贷款若能成功运作，将更好地吸引至今观望的国家加入亚投行（美高官称，美国或在“某个时刻”加入），反之则会降低亚投行的吸引力。这些都是摆在亚投行面前的考验。
在五大洲57个创始成员国（其中域内37国占股75%）的代表见证下，亚投行1月16～1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开业。习近平主席为亚投行标志物“点石成金”揭幕，李克强在亚投行理事会成立大会上称，亚投行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里程碑。
从2013年10月习近平访问东南亚最早提出亚投行倡议，到如今的开张运营，800多天过去了，初具轮廓、并且在世界经济低迷时期启航的亚投行，离建成一个新型的、具有21世纪治理水平的国际多边银行还有多远？
追求效率与创新
和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一样，亚投行也建立了三层治理架构，即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其中理事会是最高决策层，由创始成员国财长组成（理事会主席为中国财长楼继伟），每个成员国在理事会都有自己的代表。一个由12名成员（9名来自域内，3名来自域外）组成的、无报酬、非常驻的董事会，负责指导银行总体业务，行使理事会赋予的权力，原则上每年召开4次会议。管理层负责银行的日常运营，常驻北京。
与世界银行等现有的多边银行不同的是，在行长金立群坚持下，亚投行摒弃了执行董事会这一机构。执行董事会与董事会权力重叠，职责不清，不利于亚投行高效率运行，并消耗人力、财力等成本。
在决策机制上，为提高办事效率，亚投行总体奉行简单多数制，即投票权的半数以上即可决定;只有选举行长、增加资本金、修改协定、下调域内出资比例等重大事项，才需要超级多数（即理事人数占理事总人数2/3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3/4）批准。
与此同时，为避免重蹈某些多边金融机构运行效率低下之覆辙，亚投行成员国不谋求一票否决权。现行多边金融机构比如IMF，实行一票否决，执行某个项目，往往最后因某个国家的一票否决前功尽弃，影响整个机构运转。在亚投行目前总认缴的股本中，中国股权占30.34%，中国的投票权占26.06%。因为重大事项需要有75%的投票同意，实际上中国暂时有了一票否决的权力，但是随着未来更多国家加入亚投行，股权会被稀释，一票否决自然不复存在。
亚投行资金结构亦力求体现创新，追求效率。除了成员国认缴资金，亚投行还将通过金融市场融资，并创造性地引入私营部门资金，扩大资金规模。由于私营部门对投资回报更为敏感，这样有利于加强项目执行效率和控制投资风险。
追求效率的同时，亚投行治理架构兼顾公平或利益平衡。一个突出体现是投票权的设计。投票权由基本投票权、创始投票权、股份投票权三者组成。基本投票权，即所有成员国都拥有的权利，体现公平;每个创始成员国拥有的600票创始成员投票权，是亚投行吸引各国最早加入的激励举措;股份投票权则是成员国所持的亚投行的股份数，认购的股份多，自然这部分投票权就多，体现了亚投行的公平原则。
高效的治理、决策机制设计与安排，旨在从制度上保证亚投行的顺利运行。
提振世界经济
亚投行开业正逢世界经济低迷之际，除了美国经济在2015年一抹亮色，新兴经济体、亚洲经济、欧洲经济均复苏乏力。近日，世界银行又调低对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2.9%。黯淡的前景下，甚至出现担心新的金融危机发生的声音。
世界亟待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世界银行报告曾评价说，基础设施建设即使称不上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也至少可以称为促进其发展的车轮。而亚投行可以做到增加对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投资基建和互联互通，动员更多政府和社会资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从而推动世界经济加快复苏。
2015年世界经济低迷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对大宗商品需求的下滑。中国在铁路、公路、机场、桥梁、隧道等领域，工程施工、基建装备制造、投融资模式设计的能力和经验突出，通过亚投行这个多边平台，能够发挥以往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所不具备的政策协调优势，在帮助对方国家基建的同时，也把国内工业体系的产能输出。比如，推动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高铁、核电设备等高端装备走出去。
亚投行也有助于解决亚洲基建资金缺口问题，引导亚洲私人资本投资。现存的世界银行、亚开行无法满足亚洲基建的融资需求。根据亚开行的数据，维持现有的经济增长，未来5年亚洲国家每年平均须投资8000亿美元。亚洲国家在能源与电力、交通和电信、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供水与污水处理、环境保护、城市发展以及物流等方面，资金缺口很大。亚洲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亚洲经济的复苏，将有力带动世界经济走出颓势。
同时，亚洲基础设施巨大的市场，将给欧洲国家带来新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收益。比如，英国在基础设施、先进工程技术、金融服务和绿色科技等领域都具有领先地位，其投资在亚洲新兴经济体上，相比投在债务重重的南欧国家回报更多。这也是当时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不顾美国阻挠，纷纷加入亚投行成为创始成员国的重要原因。
重塑亚洲金融秩序
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投行若顺利运行，在助力世界经济复苏的同时，亦将提高自身在国际经济舞台的地位，对重塑亚洲金融秩序产生积极影响。
在亚洲，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已有50年历史。相比亚投行，老牌的亚开行成员更多。中国加入亚开行也有30年之久，认股份额和投票权都居第三位，2003年金立群曾出任亚开行副行长，主管南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及私营部门相关业务。2015年底，亚开行批准向中国提供一笔3亿美元政策性贷款，帮助中国解决华北空气污染问题，这是亚开行首次向中国提供政策性贷款。但总体来说，要获得世行或亚开行贷款，须在政府透明度、意识形态等方面通过考核，还要满足环保、雇佣、招投标等方面的条件，容易贻误发展时机。
由于规模、影响力等因素，亚投行在世界范围内并非世行和IMF的竞争对手，但假以时日，亚投行或将超越世行对亚洲的重要性，超过亚开行更不在话下。亚投行首任行长来自中国，副行长人数上域内也将多于域外，这有助于确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亚洲的金融地位，进而重塑亚洲金融秩序。
现阶段，亚投行对亚洲基建的投资，主要将用美元结算，发放贷款以美元计价;在国际市场融资时，亚投行也筹集以美元、欧元、人民币以及其他货币计价的资本。但这并未排除未来用人民币结算的可能。原因是，人民币已经加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理论上已是国际货币，并且中国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在美国国会去年底最终放行IMF份额改革方案后，中国在IMF的投票权份额将跃居第三，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率会水涨船高。一旦亚投行项目使用人民币结算，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像当初日本利用“ODA贷款大跃进”推进日元国际化一样。
愿景可期，但亚投行面临的挑战也不小。比如融资问题，由于亚洲基建资金缺口太大，仍有业内人士对亚投行缓解“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流动性枯竭”的能力持谨慎态度。亚投行目前实到资金尚不足200亿美元，规模并不算大。根据2014年10月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目前总认缴股本为981.514亿美元），中国原打算出资50%，现已放弃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另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还面临回报周期长，以及财务、安全等各类风险。目前备受关注的是，亚投行预计2016年中左右批准的首笔贷款的投向。首笔贷款若能成功运作，将更好地吸引至今观望的国家加入亚投行（美高官称，美国或在“某个时刻”加入），反之则会降低亚投行的吸引力。这些都是摆在亚投行面前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