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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进程，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主题背景下，张爱玲以其独特的文学立场为现代文学史留下别具一格而又浓墨重彩的一笔。通过对张爱玲作品叙事视角、叙事体式的分析，可以显示出其文学艺术的审美现代性追求。
关键词：张爱玲；叙事视角；日常生活叙事；审美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04-02
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所带来的理性化、工具化和实用主义等现象日益突显，并与文化或审美诉求层面之间形成矛盾关系，而审美现代性则强调在现代性进程中审美应承担必不可少的角色，“面对理性的扩张而导致的文化危机，除了批判和反思，人们通常采取一些感性的方式或者通向感性的转向来回应时代的挑战”①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的启蒙精神的引入和吸收，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们面对民族危亡的历史处境，维护国家主权、建构现代化民族国家成为了启蒙现代性的主题，思想启蒙、民族救亡的功利性追求同样表现在文艺领域。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更是明确了“小说救国论”，文学功利性的要求成为了时代的主潮。而以审美创造和探索人性为文学创作立足点，坚持文学本体论及自身规律的一类文学群体，如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废名、张爱玲等所谓的“第三种人”、“自由人”创作出一系列具有高度的文学审美价值与艺术水准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语境中具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文学场域的审美现代性追求与关注政治变革宏大历史等主题的启蒙现代性不同，以个体生命经验作为立足点，肯定人的感性、本能意识与情感需求，探求个体的理想生命状态与生存形式， 周作人建构的“人的文学”；沈从文构筑的人性的“希腊神庙”；废名书写的“梦”真实与美；张爱玲笔下人性驳杂的都市洋场，“中国的审美现代性有一个核心题旨，即以审美领域的思想质素、精神资源来解决社会现代化过程突显出的诸多问题”②张爱玲曾坦言，“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作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③假若将左翼主流文学所体现的激进、变革、暴力等质素理解为人生中“飞扬”的一面，那么，张爱玲的作品则以人性的复杂性、独特性彰显出具有启示意义的“安稳”的追求，超越时代主流文学叙事的审美观念使她的作品具备了穿透时间的生命力，成就了别具一格的张氏经典。叙事策略作为传达作家主体精神的形式媒介，表现了作家对于社会历史、现实人生的个性化观点、看法与审美风格，从文学艺术性、表现形式层面分析张爱玲作品中的审美意识与审美精神，挖掘《传奇》文本背后的审美现代性追求是本文论述的核心。
一
张爱玲曾在20世纪80年代评价自己小说创作叙事视角使提到：“我一向沿用旧小说的全知观点羼用在场人物观点”④。这里的在场人物观点可以理解为在场人物视角，即第三人称限制視角叙事。张爱玲熟练而巧妙的运用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相互转化，摒弃了传统叙事模式中缺少对人物复杂微妙心理的挖掘的弊病，强化了心理开掘和心理分析的力度，通过深入作品中人物的真实内心和潜意识，在感性世界中来展现人性的复杂性。
在作者创造的极端的环境中，由于多个叙述者的存在，可以实现对作品中的人事多侧面、多层次的表现与剖析，使小说的叙述更加立体化，更具有真实性。如《金锁记》中长安与童世舫的恋情遭曹七巧的暗中破坏，在长安看来“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此时，叙述视角切换到童世舫，这一场无疾而终的恋情对于童世舫来说，“态度始终是坦然的”， “他对于她多少也有点惋惜”，在留过洋的新派人物童世舫眼里“大丈夫何患无妻”，随着叙述视角的不断切换，使读者了解作品中人物不同的思想情感， 多元视角的相互补充，形成一种张力叙述，从而在叙事效果上造成二者人生轨迹、思想价值与命运的对比，并显露出叙事文本背后作者隐含的道德判断和情感倾向。
多元视角的转换，以无所不在的全知视角为背景，展现不同人物在同一事件中的心理活动，以局部的限制视角合成全局的全知视角，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作者运用了全知视角和在场人物的限制视角相互转化来讲述花花公子乔琪在与葛薇龙约会后，被薇龙发现与睨儿亲热这件事，作者首先用全知视角展开故事情节“香港有一句流行的英文俗谚：‘香港的天气，香港的女孩子。’两般两列，因为那海岛上的女孩子，与那阴霾炎毒的气候一样地反复无常……”接下来视角转换到乔琪：“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去纱大裤。……不是睨儿是谁呢。”后直接切入了薇龙的视角“忽然阳台底下一阵脚步响，走来了一个人。薇龙想道：‘这花匠好勤快， 天没亮就起来了。’”之后便是全知视角讲述薇龙发现事实真相打睨儿的过程：“她那时候心情轻快，完全和孩子似的顽皮，便伸出一只手来指着那个人……” 运用全知视角讲述了梁太太和乔琪的密谋，而葛薇龙和乔琪之间发生的事，在梁太太看来乔琪占了大便宜，“这乔琪乔真是她命宫里的魔星……乔琪又来坐享其成。这还不甘心，同时又顺手牵羊吊上了睨儿。”⑤
“限知视角所表达的乃是一种世界感觉的方式，由全知到限知，意味着人们感知世界时能够把表象和实质分离。因而限知视角的出现，反映人们审美的感知世界的层面变得深邃和丰富了。”⑥多元叙事视角转换更迭与越界审视，使作家能够从容驾驭叙述对象，最大程度地展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传达叙述意图，表现出区别于主流文学宏大叙事的对个体生命体验的描摹与思考，带来不一样的感性审美体验。张爱玲对多元视角的选择，不仅有效地传达了作家的叙述意图与思想观念而且还体现了对文学本体论层面的深入探索与挖掘。
二
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面世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正处于时代的变迁、民族矛盾最为激烈的时候，而在“传奇”世界中，一群不关注政治、没有远大人生理想的市民，仍然生活如故。张爱玲不书写英雄，在她的笔下是“一些不彻底的人物”，既没有太高的精神追求，也不至于道德堕落。“传奇”的世界打破了英雄为主角、革命为主题的叙事格局，将笔触深入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 ，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审视人性，书写大时代背景下边缘人物个体生命的沉浮。而张爱玲的作品中有意地模糊、淡化了政治、阶级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张爱玲在《论写作》中说，“比较天才更为要紧的是普通人”， “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张爱玲以人生戏剧的鉴赏者眼光，审视都市洋场中饮食男女的爱恨纠缠，渗透着对上海市民世俗生活的深入理解，对人性主题的深切关注。以太平洋战争为背景的《倾城之恋》中，作者有意淡化对战争硝烟的描写，将叙述的重心放在白柳苏、范柳原世俗爱情的描摹上，张爱玲的日常生活叙事总是游离于历史宏大叙事之外，即使是惊天动地的战争也只是作为作家建构小说的背景材料，演绎白柳苏、范柳原两个世俗男女的爱恨情仇。张爱玲写作中小人物平淡、庸常的生活， “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对于作家（知识者）自我的‘平凡性’，对于‘软弱的凡人’的历史价值，对于人的日常平凡生活的重新发现与肯定，都构成了对在新文学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传统的一个历史的反拨，并且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追求”⑦作家从具体、琐碎的世俗生活入手，还原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的人际交往、生活常态，日常生活叙事同样能够展现人类生存本质性的重大母题并启发读者的思考，并且突显着“文学即是人学”的审美意识。
在现代中国启蒙文化背景下，宏大叙事体式作为启蒙现代性的文本诉求，以启蒙、救亡等社会、时代主题占据中国现代文学史主流，而另外一些沦陷区文学等“非主流”文学话语则专注于超功利的审美创造、执著于人性审美的特质。在叙事策略层面则表现出不同于主流文学叙事的审美样态，张爱玲以边缘性的叙述立场将文学从政治、时代话语中突围，回到一种突出感性自由的审美个人主义，强调对于现实人生的个性化生命体验与感悟性的写作立场。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无论是叙事视角的多元化策略，还是相对个人主义的日常生活叙事，其与时代主流文学的根本性差异在于开辟了一种个人性的审美主义话语，体现出一种超功利的审美现代性追求，文学艺术本身是自足的，是对文学本体论价值的推崇。
注释：
①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1页。
②同上。
③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④张爱玲：《续集》，花城出版社， 1997年版，第45页。
⑤张爱玲：《张爱玲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 年 10 月，第 214-215 页。
⑥杨义：《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页。
⑦钱理群：《"言"与"不言"之间（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2]杨义：《中国叙事學》，《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张爱玲：《张爱玲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
[4]刘川鄂：《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
[5]张爱玲：《流言》，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
[6]张爱玲：《续集》，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7年版。
作者介绍：周明媛，湖北大学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张爱玲；叙事视角；日常生活叙事；审美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04-02
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所带来的理性化、工具化和实用主义等现象日益突显，并与文化或审美诉求层面之间形成矛盾关系，而审美现代性则强调在现代性进程中审美应承担必不可少的角色，“面对理性的扩张而导致的文化危机，除了批判和反思，人们通常采取一些感性的方式或者通向感性的转向来回应时代的挑战”①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的启蒙精神的引入和吸收，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们面对民族危亡的历史处境，维护国家主权、建构现代化民族国家成为了启蒙现代性的主题，思想启蒙、民族救亡的功利性追求同样表现在文艺领域。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更是明确了“小说救国论”，文学功利性的要求成为了时代的主潮。而以审美创造和探索人性为文学创作立足点，坚持文学本体论及自身规律的一类文学群体，如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废名、张爱玲等所谓的“第三种人”、“自由人”创作出一系列具有高度的文学审美价值与艺术水准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语境中具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文学场域的审美现代性追求与关注政治变革宏大历史等主题的启蒙现代性不同，以个体生命经验作为立足点，肯定人的感性、本能意识与情感需求，探求个体的理想生命状态与生存形式， 周作人建构的“人的文学”；沈从文构筑的人性的“希腊神庙”；废名书写的“梦”真实与美；张爱玲笔下人性驳杂的都市洋场，“中国的审美现代性有一个核心题旨，即以审美领域的思想质素、精神资源来解决社会现代化过程突显出的诸多问题”②张爱玲曾坦言，“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作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③假若将左翼主流文学所体现的激进、变革、暴力等质素理解为人生中“飞扬”的一面，那么，张爱玲的作品则以人性的复杂性、独特性彰显出具有启示意义的“安稳”的追求，超越时代主流文学叙事的审美观念使她的作品具备了穿透时间的生命力，成就了别具一格的张氏经典。叙事策略作为传达作家主体精神的形式媒介，表现了作家对于社会历史、现实人生的个性化观点、看法与审美风格，从文学艺术性、表现形式层面分析张爱玲作品中的审美意识与审美精神，挖掘《传奇》文本背后的审美现代性追求是本文论述的核心。
一
张爱玲曾在20世纪80年代评价自己小说创作叙事视角使提到：“我一向沿用旧小说的全知观点羼用在场人物观点”④。这里的在场人物观点可以理解为在场人物视角，即第三人称限制視角叙事。张爱玲熟练而巧妙的运用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相互转化，摒弃了传统叙事模式中缺少对人物复杂微妙心理的挖掘的弊病，强化了心理开掘和心理分析的力度，通过深入作品中人物的真实内心和潜意识，在感性世界中来展现人性的复杂性。
在作者创造的极端的环境中，由于多个叙述者的存在，可以实现对作品中的人事多侧面、多层次的表现与剖析，使小说的叙述更加立体化，更具有真实性。如《金锁记》中长安与童世舫的恋情遭曹七巧的暗中破坏，在长安看来“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此时，叙述视角切换到童世舫，这一场无疾而终的恋情对于童世舫来说，“态度始终是坦然的”， “他对于她多少也有点惋惜”，在留过洋的新派人物童世舫眼里“大丈夫何患无妻”，随着叙述视角的不断切换，使读者了解作品中人物不同的思想情感， 多元视角的相互补充，形成一种张力叙述，从而在叙事效果上造成二者人生轨迹、思想价值与命运的对比，并显露出叙事文本背后作者隐含的道德判断和情感倾向。
多元视角的转换，以无所不在的全知视角为背景，展现不同人物在同一事件中的心理活动，以局部的限制视角合成全局的全知视角，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作者运用了全知视角和在场人物的限制视角相互转化来讲述花花公子乔琪在与葛薇龙约会后，被薇龙发现与睨儿亲热这件事，作者首先用全知视角展开故事情节“香港有一句流行的英文俗谚：‘香港的天气，香港的女孩子。’两般两列，因为那海岛上的女孩子，与那阴霾炎毒的气候一样地反复无常……”接下来视角转换到乔琪：“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去纱大裤。……不是睨儿是谁呢。”后直接切入了薇龙的视角“忽然阳台底下一阵脚步响，走来了一个人。薇龙想道：‘这花匠好勤快， 天没亮就起来了。’”之后便是全知视角讲述薇龙发现事实真相打睨儿的过程：“她那时候心情轻快，完全和孩子似的顽皮，便伸出一只手来指着那个人……” 运用全知视角讲述了梁太太和乔琪的密谋，而葛薇龙和乔琪之间发生的事，在梁太太看来乔琪占了大便宜，“这乔琪乔真是她命宫里的魔星……乔琪又来坐享其成。这还不甘心，同时又顺手牵羊吊上了睨儿。”⑤
“限知视角所表达的乃是一种世界感觉的方式，由全知到限知，意味着人们感知世界时能够把表象和实质分离。因而限知视角的出现，反映人们审美的感知世界的层面变得深邃和丰富了。”⑥多元叙事视角转换更迭与越界审视，使作家能够从容驾驭叙述对象，最大程度地展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传达叙述意图，表现出区别于主流文学宏大叙事的对个体生命体验的描摹与思考，带来不一样的感性审美体验。张爱玲对多元视角的选择，不仅有效地传达了作家的叙述意图与思想观念而且还体现了对文学本体论层面的深入探索与挖掘。
二
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面世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正处于时代的变迁、民族矛盾最为激烈的时候，而在“传奇”世界中，一群不关注政治、没有远大人生理想的市民，仍然生活如故。张爱玲不书写英雄，在她的笔下是“一些不彻底的人物”，既没有太高的精神追求，也不至于道德堕落。“传奇”的世界打破了英雄为主角、革命为主题的叙事格局，将笔触深入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 ，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审视人性，书写大时代背景下边缘人物个体生命的沉浮。而张爱玲的作品中有意地模糊、淡化了政治、阶级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张爱玲在《论写作》中说，“比较天才更为要紧的是普通人”， “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张爱玲以人生戏剧的鉴赏者眼光，审视都市洋场中饮食男女的爱恨纠缠，渗透着对上海市民世俗生活的深入理解，对人性主题的深切关注。以太平洋战争为背景的《倾城之恋》中，作者有意淡化对战争硝烟的描写，将叙述的重心放在白柳苏、范柳原世俗爱情的描摹上，张爱玲的日常生活叙事总是游离于历史宏大叙事之外，即使是惊天动地的战争也只是作为作家建构小说的背景材料，演绎白柳苏、范柳原两个世俗男女的爱恨情仇。张爱玲写作中小人物平淡、庸常的生活， “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对于作家（知识者）自我的‘平凡性’，对于‘软弱的凡人’的历史价值，对于人的日常平凡生活的重新发现与肯定，都构成了对在新文学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传统的一个历史的反拨，并且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追求”⑦作家从具体、琐碎的世俗生活入手，还原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的人际交往、生活常态，日常生活叙事同样能够展现人类生存本质性的重大母题并启发读者的思考，并且突显着“文学即是人学”的审美意识。
在现代中国启蒙文化背景下，宏大叙事体式作为启蒙现代性的文本诉求，以启蒙、救亡等社会、时代主题占据中国现代文学史主流，而另外一些沦陷区文学等“非主流”文学话语则专注于超功利的审美创造、执著于人性审美的特质。在叙事策略层面则表现出不同于主流文学叙事的审美样态，张爱玲以边缘性的叙述立场将文学从政治、时代话语中突围，回到一种突出感性自由的审美个人主义，强调对于现实人生的个性化生命体验与感悟性的写作立场。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无论是叙事视角的多元化策略，还是相对个人主义的日常生活叙事，其与时代主流文学的根本性差异在于开辟了一种个人性的审美主义话语，体现出一种超功利的审美现代性追求，文学艺术本身是自足的，是对文学本体论价值的推崇。
注释：
①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1页。
②同上。
③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④张爱玲：《续集》，花城出版社， 1997年版，第45页。
⑤张爱玲：《张爱玲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 年 10 月，第 214-215 页。
⑥杨义：《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页。
⑦钱理群：《"言"与"不言"之间（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2]杨义：《中国叙事學》，《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张爱玲：《张爱玲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
[4]刘川鄂：《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
[5]张爱玲：《流言》，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
[6]张爱玲：《续集》，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7年版。
作者介绍：周明媛，湖北大学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