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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罗香林是客家研究的创始人，《客家研究导论》是其客家学说的奠基之作。当今客家研究风靡一时，正是以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为发端的。从探讨“新史学”背景下的学术取向及罗香林的资料寻找和田野调查入手，可以具体剖析当时学术环境对罗香林所产生的影响，从源头上加深对罗氏客家学说建构的认识。可以看出，经由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所开创的客家研究局面，并非罗香林个人的孤立学术作为，而是在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建构的环境中发育起来的。
[关键词]罗香林；客家研究；学术建构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6—0162—05
中国客家问题的记录撰述，从19世纪初徐旭曾丰湖讲学、博罗韩生为之笔记就开始了。但真正称得上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著述活动，则以20世纪前期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为发端。罗香林身处客家问题迭相轰动、客家意识急剧膨胀的时期，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通过在大学期间的学术积累，接受西方知识以及近代以来国内学术环境的影响，为17世纪以后才开始具有自我区分意识的客家族群，进行了系列“学术包装”，贴上了许多富有现代“客家观念”色彩的学术标签，建构了一个客家人源自中原，经过五次迁徙，最后于宋代在闽粤赣边形成独立民系的学说体系。笔者认为，作为客家建构的发端的《客家研究导论》，不是罗香林一个人孤立的学术行为，而与当时的学术建构存在着互动关系。具体剖析当时的学术建构环境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可以从源头上加深对于罗氏客家学说建构的认识，相信这对于弄清客家族群是怎样建构起来的问题应该是有所裨益的。
一、“新史学”背景下的学术取向
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第一章“客家问题的发端”中写道：“中国前代的学者，原不喜欢考核各民族民系实在的情形，对于华南各民族或民系，更是只知鄙视而’不知检验考察为何物。他们虽然有时也要提到华南各族各系的情况，然而所喜出口的亦不过‘南蛮缺舌’一类成语罢了；至问其以那些族系源流变革，及其至人群上占何地位的问题，那就不知怎样回答好了。不幸得很，他们从前对于‘客家’，也是抱了这样的态度。”随后，在一系列事件刺激下，“学术言论界”无不介入其中，“于是客家源流问题的讨论，便自是如春潮长怒阻遏不住了”。
《客家研究导论》的这一叙述结构，表达出罗香林建构客家学说的一个基本思路，这就是：从中华民族的构成--与演进人手阐释客家问题，把客家源流作为讨论的重点。他之所以采用这一思路来建构客家问题，不单纯出于写作技术的考量，其背后还有当时学术建构取向因素在起作用。
客家研究是20世纪前期出现的一个新兴学术研究领域，它的存在，脱离不了当时国内整个学术界的生存状况。《客家研究导论》作为一部史学著作，更必然受到当时史学环境的影响。罗香林所处的史学环境，正是“新史学”在国内风起云涌的时期，概括起来，这一时期的重大史学思潮有 ：一是在梁启超号召下的“国族主义”建构活动；另一是在胡适号召下的“整理国故”活动。
早在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梁启超就写下了《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等文，由此挑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在《新史学》一文中，梁启超在对旧史学进行严厉批判的基础上，把史学的研究对象明确规定为民族发展史。后来，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更明确揭示中国史的研究重点在于：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等等。显然，梁启超心目中的历史研究，便是当今学者心目中的“民族史”。
梁启超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来建构国家、民族的历史，决非偶然。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在西方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强势文化的冲击下，逐步放弃天朝中心的世界秩序，转而以西方“国族国家”(nation—state)为典范，着手从事中国“国族”的塑造。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激荡之下，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竞相投入孕育国族的启蒙事业之中，从而为近代中国国族意识的兴起揭开了序幕。梁启超就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登高一呼，许多知识分子望风景从，相率致力于“国族”的建构。于是一时间，“国民”、“民族”、“种族”成为当时史学叙述的套语。中国的过去，被转化为“国族”发展的历史，史学也因此被提升为孕育、捍卫“国族精神”的堡垒。
在这场“国族化”构建历程中，一个远古时代虚无缥缈的传说人物——黄帝被正式界定为“中华民族开国之始祖”，被转化为中国国族认同的历史符号。出于反清的需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无不投身于以“黄帝”为国族起源的集体回忆活动。接着，各派又围绕国家名号、纪年等问题争论不休，众声喧哗。显然，在“结构性失忆”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可供攀附的祖源符号作为认同的对象；这个符号年代越邈远，面貌越模糊，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准此，“黄帝”无疑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标的。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新史学”注入了“科学”、“民主”的内容与反传统的精神活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出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新史学表现出一种“反传统”的学术思想，这种精神被广泛运用于到“整理国故”和“研究古史”的活动中，由此产生了轰动史坛的“古史辨”运动。在科学方法和古史研究上都受胡适影响的顾颉刚，于1923年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代史”，大胆地对旧古史系统发起挑战，其对传统史学所造成的颠覆性作用，无异于“轰炸中国古代史的一个原子弹”。由此引起了新旧史学家的交相攻击，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古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与其说反映的是一部分学者对“古史”的怀疑与否定，勿如说反映的是他们对于“古史”重建的殷切希望。
罗香林所处的史学环境，还是一个现代分类学术观念得到广泛运用，史学研究开始逐步走向专门分科的时代。当时对罗香林客家研究产生影响的，除上述重大史学思潮外，还有史学学科设置上的分类发展趋势。过去，中国传统学术一直是按经、史、子、集“四部”来进行分类的，直到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才开始设立中国史学门，后来“废门改系”，才有了历史系的建置。其后由于受“整理国故”的影响，不少大学相继以“国学”之名。掀起了开办“国学”研究院所的风潮。而当时的“国学”，是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为主体的概念。直到进入20年代以后，方按照现代“学术分科”的视角取代传统学术。这样，分科体制成为了大学设科的主要形态。
罗香林就是在这样的史学思潮背景下，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当客家问题成为一个时代亟待解决的学术课题时，上述史学思潮背景下出现的国 族建构取向，正好为青年学子罗香林提供了锐利的工具和必要的借鉴。
今天，当我们在重新回顾清末民初学者的这场国族建构活动时，发现后来罗香林在客家建构过程中，明显有着前者的影子。只要拿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与当年的国族建构取向相对照，便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表现在：二者的出发点一致，都是从中华民族的构成与演进出发，来建构国族历史的；二者的做法相似，都是强调共同源头的历史记忆，以增强凝聚情感的作用；二者的目的相同，都是借助于一个历史符号，来加强社会群体的血缘认同意识。所不同的是，后者的一些建构元素发生了置换：即由“民族”换成了“民系”，由“国族”换成了“客家”，由“黄帝”换成了“中原仕宦”，由远古延伸到了东晋及其以后。
除此之外，罗香林还在一些策略运用上吸取了国族建构的有益经验。如通过客家源流的讨论，增强对客家的认同，凝聚族群的根基性感情的做法，就与当年前辈们通过对祖源的探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做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又如在文本叙述策略的运用上，二者更是如出一辙。根据“国族史学”的研究成果，一般国族历史的书写。往往是借着一套由特定的“框架、声音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将已逝的历史人物，扯出原有的时空脉络，重行编入一组以“国族”为中心的社会记忆之中。透过这样的语言策略，“国族”遂能把原本杂音充斥、诸流并进的“过去”，“夺占”为整体的国族历史。在晚清关于“中华民族共同祖先”黄帝的传记书写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国族史学论述策略的运用。同样，在《客家研究导论》中，有关客家源自“中原仕宦”的传记书写，不正是这种论述策略的翻版吗?
总之，罗香林的客家建构，与当年的国族建构的取向，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罗香林在构建客家问题过程中的许多思路、做法，都可以在此前的史学思潮、史学主张和史学实践中找到源头。因此，可以说，经由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所开创的客家研究局面，并非他个人的孤立学术作为，而是在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建构环境中发育起来的。
二、“新材料”寻找中的史料征集
在新史学潮流中，为了建构基于共同起源记忆的“中华民族”的国族蓝图，学术界十分重视所谓“新材料”、“新方法”的运用。由于在这个过程中，曾经掀起过一股“疑古”思潮，因此，人们对于中国古史的态度十分严格，要求时时事事都要“拿证据来”。于是，“寻找证据”便成为建构共同祖先的重要前提。与当时考古学依赖地下出土文物、语言学依赖方言调查、民族学依赖田野调查、人类学依赖体质测量这样一些具有实证特点的学科相比较，作为史学分支学科之一的客家研究，又该依靠什么学科知识来支撑?这显然是摆在罗香林建构客家学说面前的一大难题。
由于在现有历史文献中，没有现成的资料，要建构出一个客家人祖先来源于中原地区的学说体系，只有依靠各家的谱牒。对此，罗香林后来有过如下的论断：
客家史料之汇纂，当以客家各氏谱乘所载其上世迁徙源流，与其族裔之分布，为主要部分。
客家研究，自其社会组织、与其人之体质特征言之，自当以至其地为实际调查，与进行其地之人种测验为主要对象。然自其历史发展，与其种性之创演言之，则除为实地调查与测验外，仍须就其各姓谱牒，而为分析归纳。盖不如此，则不足以明其上世迁移转徙之所由与其种性遗传与演进之所在也。
前者发表于1930年冬，后者始见于1965年出版发行的《客家史料汇编》。但当罗香林1926年8月跨进清华大学大门之时，还没有这样的认识。1928年，罗香林出版《粤东之风》一书，曾经引述过他先前撰写的一篇题为《客家》的文章，其基本观点为“他们的祖先本来是河南、湖北的民族”，自东晋以后，经历过“三步的迁徙”，“遂分布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几十县的地方之上”。这些提法早已见诸中外人士的著述之中，罗香林只不过是转述而已。当然，当时罗香林也注意到，在谱牒中也存在着有关客家“祖先”来源的记载线索，其《粤东之风》说：“再从切近些说，客家民族中的谱牒，有许多都记载他的祖先，原籍住在光、黄之间……这些地方，在宋以前，确是歌风极盛的。”很显然，他只是注意到可用其考察“歌谣风格”，不一定认识到谱牒对于建构客家民系的重要价值。
直到1930年夏天，罗香林大学毕业前夕，因撰写了一篇论述客家源流的论文，送给导师陈寅恪审阅时，陈寅恪才在论文第二章文稿上，作了如下一句批示：“家谱内，多有材料，须再考查。”众所周知，陈寅恪是一位精深博大、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治史的一大特点是：精于考据，承继乾嘉考据家法；特别重视史料，主张宁烦勿略；又特别能掌握史料，很少遗漏。在史料搜集和运用上，他还特别主张：“只要有史料价值，足以助我们弄清问题，什么材料都可用，只看我们会不会用，引用前人论著，不必以人废言。”
在当时学界讲究事事“拿证据来”说话的风气下，罗香林的这篇关于客家源流的习作，仅泛泛地引用谱牒资料的做法，肯定是不会让陈寅恪满意的。陈寅恪的这一批示有两点值得强调：一是“家谱内多有材料”，而不是没有或少有材料，在没有在详尽占有资料的情况下，不应该匆匆撰文：另一是对所搜集到的家谱资料，“须再考查”，不是泛泛地引述，既需要“考”，还需要“查”。
那么，陈寅恪根据什么判断“家谱内多有材料”呢?除了深厚的知识积累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也不可忽视，即陈寅恪本人就是一个具有客家血统、纯粹的客家学者。他精于晚清掌故、乡邦文献、家世传闻，从自己家族及乡邻的迁徙历史中，早就洞察到族谱中有反映客家源流的材料值得发掘。根据罗香林事后的回忆，陈寅恪就客家历史的研究问题，还特意为他讲述了自己的家族源流：
陈师的籍贯，是江西义宁县的修水县。他的上代是从福建的上杭(汀州所属)迁去的，本属客家系统。义宁的客家人，多数是在清初从福建的汀州和广东的嘉应州迁去的。我在清华念书的时候，陈师曾对我说：这些从闽粤迁去义宁的客家人，多数以耕读为业，因为生性耐劳，勤于读书，所以考秀才的时候，本地人往往以学额被客家学子多分去了，便出而纷争，后来由封疆大吏请准朝廷，另设“怀远籍”学额，专给客家人应考，与原来的学额无关，这才把纷争平息。陈师一家。自他高祖胜远公，以至他父亲伯严先生(三立)，都是由“怀远籍”入学。以至逐级考获各种高科的……这也是陈师因我研究客家语言和历史，所以特别对我说的。
罗香林接受陈寅恪的指教，决定从族谱人手，扩大史料征集范围。他于1930年冬首次通过广东各大报纸刊登启事，向各地广泛征集族谱。最早刊登在《汕报》上的《征集客家史料启事》中，有这样的文字：
客家史料之汇纂，当以客家各氏谱乘所栽其上世迁徙源流，与其族裔之分布，为主要部分；故冀各地 客属贤达，将其所藏其族新旧谱乘，惠寄研究；其有编卷繁多，不便全寄者，则乞摘要惠寄。惟摘抄时，须将该谱之修撰年代，与主修人名，及所摘页数卷数等，代为注明。云云。
经过一年的征集，再加之后来罗香林亲赴广东各地考察，搜集到不少族谱。在史料征集日渐丰富的情况下，他没有匆忙写成论文，而是按照史学惯例，先把所搜集到的族谱资料，汇编为一部长编性的资料书，题目就叫做《客家史料汇编》。为此，他写信向自己的导师请教，并附上编写提纲，还希望陈寅恪能给这部史料书写一篇序。不久，罗香林收到了陈寅恪的复函：
甚妥，《家谱族牒中客家之源流》，想必极有精彩，急欲一读也。各案件想皆能一一注明年月出处，以便复检。弟若无所心得，则不敢序尊作，若有一得，亦拟写出求教……寅恪匆匆读讫，谨附识数语。
(1932年)五月二十六日
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家谱族牒中客家之源流》一直没有付梓。直到30多年后，罗香林才正式出版了题为《客家史料汇编》的资料书。该书分“序篇”、“本篇”、“附篇”、“图片”四部分，作为主体部分的“本篇”，即名为“族谱中之客家源流”。该篇共搜集了从全国征集来的族谱40部。在“图片”部分的末尾，罗香林还特意把通过报刊“征集客家谱乘”的照片公布出来，以资纪念，足见由这一批语所引发的客家族谱征集活动，对他影响至深。
陈寅恪的这个批语虽然只有寥寥11个字，但却代表了那个时代“新史学”潮流下，对于“新材料”搜寻上的严肃态度；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学术精神正是通过前辈学者的言传身教而代代相承的。由于得益于一代大师的亲自指点，罗香林从此跨进了深层次研究客家问题的大门。40年后，罗香林撰文回忆说：
陈师在我论文上的批语，给我以很大的启示：就是族谱里有很多的材料，可为做历史研究的取证。我从此即发信向广东各前辈和友好征求与客家历史有关的族谱。后来进入清华研究院，虽然以“百越源流与文化”为研究的专题，但课外的特别工作，就是搜集与客家有关的资料，尤其是闯粤赣客家各姓的族谱。
三、“新方法”运用中的实地检探
在20世纪初中国启蒙运动兴起的背景下，西方科学知识大量传人，引起学术领域竞相效仿运用。当时学术界为了寻找国族的“起源”，为了寻找国族与各民族的“边缘”，纷纷把各种“新方法”运用于各个地区。由于分工的不同，不同学科关注的地区略有不同。大体上历史学与考古学在中原地区，民族学和语言学在南方地区。罗香林建构的客家学说，既然是通过对各姓的祖先的界定，把生长在南方的嘉应州方言使用者，与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中原连在一起，因此，他必定要把各种“新方法”运用于中原和华南地区，而这两个地区正好又是当时学界关注的焦点。
1930年冬，罗香林草拟了一篇《编辑客家史料丛刊计划书》，报送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获得立案通过。罗香林搜集客家资料的前期成果，引起了燕京哈佛学社的重视。由于有燕京大学教授洪业的赏识，罗香林于1923年1月，顺利获得燕京哈佛学社奖学金的资助。并接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之托，专程到南方作民族调查。罗香林这次南下调查，正巧与任职北平协和大学解剖学副教授的美国博士史蒂芬生(罗香林《大地胜游记序》别作“许文生”)同道。史蒂芬生多年从事中国人种研究，因受中央研究院之托，也要到华南各地测验人种。于是，洪业遂交给罗香林一个任务：对“客家人种及文化，亦亟须为实地之检探”，要求他与史蒂芬生同时出发。
罗香林与史蒂芬生相偕南下，于1931年3月1日开始进行实地考察，至6月结束，“先后考察凡四个月”。此次考察的路线是：“赴曲江，游南华寺，考察六祖慧能遗迹；更溯浈水，至始兴、南雄，出珠玑巷，登大庾岭，访张文献公种梅故道。比返穗，复东游惠之丰湖。”考察过程中，因为社会秩序不安宁，一直需要军队派士兵或提供专人保护，才能进行下去。
在当时“寻找过去”、“寻找证据”、“寻找动力”的国族主义建构背景下，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便是透过一些“新方法”去调查语言、体质、文化之异同，来探求中国国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各民族间的区分界线何在，并由考古与历史学来说明导致这些民族之存在与区分的历史过程。罗香林与史蒂芬生既受命到南方作民族调查，必然也是围绕语言、体质、文化这三项工作开展。
其中，对于人种的调查，罗香林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曾亲有所见闻。当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专任讲师李济(济之)，就是一位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毕业的博士。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对中国人种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对美国东部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进行过人口测量学调查。在清华大学期间，他还开设过“人体测量”的课程，指导过“中国人种考”的学科研究。罗香林在清华大学期间，由于欲著一篇《客家概述》的论文，曾经登门造访过李济，希望能从他那里“询取”相关资料。李济见罗香林对人种测验感兴趣，就对他说：“近亦颇测验客家人种，惟Data尚不足，不能写为专书”。接着，李济取出一种专门测量人种的工具——人种量度器，对罗香林的头部现场进行测量，很快就得出结论，说罗香林是“客家籍人，一望而知其Physical criteria之不与华北人相同也。”李济还对罗香林讲，陈寅恪“头部的特征，犹与纯粹客人相同”，这也是李济在清华大学亲自“做过测验”的。李济醉心人种测量研究，其最终目的还是进行民族史研究。正如有学者评价说：“李济一生的学术，可以用民族史三字概括，体质人类学只不过是治民族史的工具。”
罗香林与史蒂芬生在广州期间，利用族兄罗策群担任团长的便利条件，每天到燕塘军官学校及罗策群所在的教导师第一团团部。对学员和士兵集中进行测验。此次人种调查的对象，有“客籍”及“广府本地籍”军人百余名。调查的内容第一部分包括：体格、头部、面部、鼻部、手部及各部分之若干细节；第二部分包括：皮肤、毛发、眼部、鼻部、耳部、颚之角度、颌之角度、牙齿等。
在罗香林这次运用“新方法”从事“客家人种及文化”的民族调查过程中，由于当时的民族调查尚处在西方学术传人的初期，民族学与社会学关系密切，很难分开，因此这阶段学术界的民族调查，较多偏重社会学方面，调查的主要方面也是社会学的，而非民族学的。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尚未开始。而在人种调查方面，由于体质人类学也尚处于萌芽阶段，正如李济所说，条件还不成熟，“不能写为专书”。因此，受各种条件的制约，这次南下的调查，并未取得十分满意的结果。这也是罗香林在后来撰写《客家研究导论》时，无法将最终“结果报告世人”的原因。
尽管如此，经由《客家研究导论》所建构的客家认同体系，却不仅正式确立起来了，而且还日益得到广泛的扩散和传播。这一点，恐怕是罗香林本人始料不及的。
[关键词]罗香林；客家研究；学术建构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6—0162—05
中国客家问题的记录撰述，从19世纪初徐旭曾丰湖讲学、博罗韩生为之笔记就开始了。但真正称得上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著述活动，则以20世纪前期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为发端。罗香林身处客家问题迭相轰动、客家意识急剧膨胀的时期，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通过在大学期间的学术积累，接受西方知识以及近代以来国内学术环境的影响，为17世纪以后才开始具有自我区分意识的客家族群，进行了系列“学术包装”，贴上了许多富有现代“客家观念”色彩的学术标签，建构了一个客家人源自中原，经过五次迁徙，最后于宋代在闽粤赣边形成独立民系的学说体系。笔者认为，作为客家建构的发端的《客家研究导论》，不是罗香林一个人孤立的学术行为，而与当时的学术建构存在着互动关系。具体剖析当时的学术建构环境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可以从源头上加深对于罗氏客家学说建构的认识，相信这对于弄清客家族群是怎样建构起来的问题应该是有所裨益的。
一、“新史学”背景下的学术取向
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第一章“客家问题的发端”中写道：“中国前代的学者，原不喜欢考核各民族民系实在的情形，对于华南各民族或民系，更是只知鄙视而’不知检验考察为何物。他们虽然有时也要提到华南各族各系的情况，然而所喜出口的亦不过‘南蛮缺舌’一类成语罢了；至问其以那些族系源流变革，及其至人群上占何地位的问题，那就不知怎样回答好了。不幸得很，他们从前对于‘客家’，也是抱了这样的态度。”随后，在一系列事件刺激下，“学术言论界”无不介入其中，“于是客家源流问题的讨论，便自是如春潮长怒阻遏不住了”。
《客家研究导论》的这一叙述结构，表达出罗香林建构客家学说的一个基本思路，这就是：从中华民族的构成--与演进人手阐释客家问题，把客家源流作为讨论的重点。他之所以采用这一思路来建构客家问题，不单纯出于写作技术的考量，其背后还有当时学术建构取向因素在起作用。
客家研究是20世纪前期出现的一个新兴学术研究领域，它的存在，脱离不了当时国内整个学术界的生存状况。《客家研究导论》作为一部史学著作，更必然受到当时史学环境的影响。罗香林所处的史学环境，正是“新史学”在国内风起云涌的时期，概括起来，这一时期的重大史学思潮有 ：一是在梁启超号召下的“国族主义”建构活动；另一是在胡适号召下的“整理国故”活动。
早在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梁启超就写下了《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等文，由此挑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在《新史学》一文中，梁启超在对旧史学进行严厉批判的基础上，把史学的研究对象明确规定为民族发展史。后来，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更明确揭示中国史的研究重点在于：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等等。显然，梁启超心目中的历史研究，便是当今学者心目中的“民族史”。
梁启超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来建构国家、民族的历史，决非偶然。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在西方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强势文化的冲击下，逐步放弃天朝中心的世界秩序，转而以西方“国族国家”(nation—state)为典范，着手从事中国“国族”的塑造。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激荡之下，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竞相投入孕育国族的启蒙事业之中，从而为近代中国国族意识的兴起揭开了序幕。梁启超就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登高一呼，许多知识分子望风景从，相率致力于“国族”的建构。于是一时间，“国民”、“民族”、“种族”成为当时史学叙述的套语。中国的过去，被转化为“国族”发展的历史，史学也因此被提升为孕育、捍卫“国族精神”的堡垒。
在这场“国族化”构建历程中，一个远古时代虚无缥缈的传说人物——黄帝被正式界定为“中华民族开国之始祖”，被转化为中国国族认同的历史符号。出于反清的需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无不投身于以“黄帝”为国族起源的集体回忆活动。接着，各派又围绕国家名号、纪年等问题争论不休，众声喧哗。显然，在“结构性失忆”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可供攀附的祖源符号作为认同的对象；这个符号年代越邈远，面貌越模糊，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准此，“黄帝”无疑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标的。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新史学”注入了“科学”、“民主”的内容与反传统的精神活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出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新史学表现出一种“反传统”的学术思想，这种精神被广泛运用于到“整理国故”和“研究古史”的活动中，由此产生了轰动史坛的“古史辨”运动。在科学方法和古史研究上都受胡适影响的顾颉刚，于1923年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代史”，大胆地对旧古史系统发起挑战，其对传统史学所造成的颠覆性作用，无异于“轰炸中国古代史的一个原子弹”。由此引起了新旧史学家的交相攻击，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古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与其说反映的是一部分学者对“古史”的怀疑与否定，勿如说反映的是他们对于“古史”重建的殷切希望。
罗香林所处的史学环境，还是一个现代分类学术观念得到广泛运用，史学研究开始逐步走向专门分科的时代。当时对罗香林客家研究产生影响的，除上述重大史学思潮外，还有史学学科设置上的分类发展趋势。过去，中国传统学术一直是按经、史、子、集“四部”来进行分类的，直到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才开始设立中国史学门，后来“废门改系”，才有了历史系的建置。其后由于受“整理国故”的影响，不少大学相继以“国学”之名。掀起了开办“国学”研究院所的风潮。而当时的“国学”，是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为主体的概念。直到进入20年代以后，方按照现代“学术分科”的视角取代传统学术。这样，分科体制成为了大学设科的主要形态。
罗香林就是在这样的史学思潮背景下，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当客家问题成为一个时代亟待解决的学术课题时，上述史学思潮背景下出现的国 族建构取向，正好为青年学子罗香林提供了锐利的工具和必要的借鉴。
今天，当我们在重新回顾清末民初学者的这场国族建构活动时，发现后来罗香林在客家建构过程中，明显有着前者的影子。只要拿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与当年的国族建构取向相对照，便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表现在：二者的出发点一致，都是从中华民族的构成与演进出发，来建构国族历史的；二者的做法相似，都是强调共同源头的历史记忆，以增强凝聚情感的作用；二者的目的相同，都是借助于一个历史符号，来加强社会群体的血缘认同意识。所不同的是，后者的一些建构元素发生了置换：即由“民族”换成了“民系”，由“国族”换成了“客家”，由“黄帝”换成了“中原仕宦”，由远古延伸到了东晋及其以后。
除此之外，罗香林还在一些策略运用上吸取了国族建构的有益经验。如通过客家源流的讨论，增强对客家的认同，凝聚族群的根基性感情的做法，就与当年前辈们通过对祖源的探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做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又如在文本叙述策略的运用上，二者更是如出一辙。根据“国族史学”的研究成果，一般国族历史的书写。往往是借着一套由特定的“框架、声音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将已逝的历史人物，扯出原有的时空脉络，重行编入一组以“国族”为中心的社会记忆之中。透过这样的语言策略，“国族”遂能把原本杂音充斥、诸流并进的“过去”，“夺占”为整体的国族历史。在晚清关于“中华民族共同祖先”黄帝的传记书写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国族史学论述策略的运用。同样，在《客家研究导论》中，有关客家源自“中原仕宦”的传记书写，不正是这种论述策略的翻版吗?
总之，罗香林的客家建构，与当年的国族建构的取向，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罗香林在构建客家问题过程中的许多思路、做法，都可以在此前的史学思潮、史学主张和史学实践中找到源头。因此，可以说，经由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所开创的客家研究局面，并非他个人的孤立学术作为，而是在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建构环境中发育起来的。
二、“新材料”寻找中的史料征集
在新史学潮流中，为了建构基于共同起源记忆的“中华民族”的国族蓝图，学术界十分重视所谓“新材料”、“新方法”的运用。由于在这个过程中，曾经掀起过一股“疑古”思潮，因此，人们对于中国古史的态度十分严格，要求时时事事都要“拿证据来”。于是，“寻找证据”便成为建构共同祖先的重要前提。与当时考古学依赖地下出土文物、语言学依赖方言调查、民族学依赖田野调查、人类学依赖体质测量这样一些具有实证特点的学科相比较，作为史学分支学科之一的客家研究，又该依靠什么学科知识来支撑?这显然是摆在罗香林建构客家学说面前的一大难题。
由于在现有历史文献中，没有现成的资料，要建构出一个客家人祖先来源于中原地区的学说体系，只有依靠各家的谱牒。对此，罗香林后来有过如下的论断：
客家史料之汇纂，当以客家各氏谱乘所载其上世迁徙源流，与其族裔之分布，为主要部分。
客家研究，自其社会组织、与其人之体质特征言之，自当以至其地为实际调查，与进行其地之人种测验为主要对象。然自其历史发展，与其种性之创演言之，则除为实地调查与测验外，仍须就其各姓谱牒，而为分析归纳。盖不如此，则不足以明其上世迁移转徙之所由与其种性遗传与演进之所在也。
前者发表于1930年冬，后者始见于1965年出版发行的《客家史料汇编》。但当罗香林1926年8月跨进清华大学大门之时，还没有这样的认识。1928年，罗香林出版《粤东之风》一书，曾经引述过他先前撰写的一篇题为《客家》的文章，其基本观点为“他们的祖先本来是河南、湖北的民族”，自东晋以后，经历过“三步的迁徙”，“遂分布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几十县的地方之上”。这些提法早已见诸中外人士的著述之中，罗香林只不过是转述而已。当然，当时罗香林也注意到，在谱牒中也存在着有关客家“祖先”来源的记载线索，其《粤东之风》说：“再从切近些说，客家民族中的谱牒，有许多都记载他的祖先，原籍住在光、黄之间……这些地方，在宋以前，确是歌风极盛的。”很显然，他只是注意到可用其考察“歌谣风格”，不一定认识到谱牒对于建构客家民系的重要价值。
直到1930年夏天，罗香林大学毕业前夕，因撰写了一篇论述客家源流的论文，送给导师陈寅恪审阅时，陈寅恪才在论文第二章文稿上，作了如下一句批示：“家谱内，多有材料，须再考查。”众所周知，陈寅恪是一位精深博大、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治史的一大特点是：精于考据，承继乾嘉考据家法；特别重视史料，主张宁烦勿略；又特别能掌握史料，很少遗漏。在史料搜集和运用上，他还特别主张：“只要有史料价值，足以助我们弄清问题，什么材料都可用，只看我们会不会用，引用前人论著，不必以人废言。”
在当时学界讲究事事“拿证据来”说话的风气下，罗香林的这篇关于客家源流的习作，仅泛泛地引用谱牒资料的做法，肯定是不会让陈寅恪满意的。陈寅恪的这一批示有两点值得强调：一是“家谱内多有材料”，而不是没有或少有材料，在没有在详尽占有资料的情况下，不应该匆匆撰文：另一是对所搜集到的家谱资料，“须再考查”，不是泛泛地引述，既需要“考”，还需要“查”。
那么，陈寅恪根据什么判断“家谱内多有材料”呢?除了深厚的知识积累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也不可忽视，即陈寅恪本人就是一个具有客家血统、纯粹的客家学者。他精于晚清掌故、乡邦文献、家世传闻，从自己家族及乡邻的迁徙历史中，早就洞察到族谱中有反映客家源流的材料值得发掘。根据罗香林事后的回忆，陈寅恪就客家历史的研究问题，还特意为他讲述了自己的家族源流：
陈师的籍贯，是江西义宁县的修水县。他的上代是从福建的上杭(汀州所属)迁去的，本属客家系统。义宁的客家人，多数是在清初从福建的汀州和广东的嘉应州迁去的。我在清华念书的时候，陈师曾对我说：这些从闽粤迁去义宁的客家人，多数以耕读为业，因为生性耐劳，勤于读书，所以考秀才的时候，本地人往往以学额被客家学子多分去了，便出而纷争，后来由封疆大吏请准朝廷，另设“怀远籍”学额，专给客家人应考，与原来的学额无关，这才把纷争平息。陈师一家。自他高祖胜远公，以至他父亲伯严先生(三立)，都是由“怀远籍”入学。以至逐级考获各种高科的……这也是陈师因我研究客家语言和历史，所以特别对我说的。
罗香林接受陈寅恪的指教，决定从族谱人手，扩大史料征集范围。他于1930年冬首次通过广东各大报纸刊登启事，向各地广泛征集族谱。最早刊登在《汕报》上的《征集客家史料启事》中，有这样的文字：
客家史料之汇纂，当以客家各氏谱乘所栽其上世迁徙源流，与其族裔之分布，为主要部分；故冀各地 客属贤达，将其所藏其族新旧谱乘，惠寄研究；其有编卷繁多，不便全寄者，则乞摘要惠寄。惟摘抄时，须将该谱之修撰年代，与主修人名，及所摘页数卷数等，代为注明。云云。
经过一年的征集，再加之后来罗香林亲赴广东各地考察，搜集到不少族谱。在史料征集日渐丰富的情况下，他没有匆忙写成论文，而是按照史学惯例，先把所搜集到的族谱资料，汇编为一部长编性的资料书，题目就叫做《客家史料汇编》。为此，他写信向自己的导师请教，并附上编写提纲，还希望陈寅恪能给这部史料书写一篇序。不久，罗香林收到了陈寅恪的复函：
甚妥，《家谱族牒中客家之源流》，想必极有精彩，急欲一读也。各案件想皆能一一注明年月出处，以便复检。弟若无所心得，则不敢序尊作，若有一得，亦拟写出求教……寅恪匆匆读讫，谨附识数语。
(1932年)五月二十六日
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家谱族牒中客家之源流》一直没有付梓。直到30多年后，罗香林才正式出版了题为《客家史料汇编》的资料书。该书分“序篇”、“本篇”、“附篇”、“图片”四部分，作为主体部分的“本篇”，即名为“族谱中之客家源流”。该篇共搜集了从全国征集来的族谱40部。在“图片”部分的末尾，罗香林还特意把通过报刊“征集客家谱乘”的照片公布出来，以资纪念，足见由这一批语所引发的客家族谱征集活动，对他影响至深。
陈寅恪的这个批语虽然只有寥寥11个字，但却代表了那个时代“新史学”潮流下，对于“新材料”搜寻上的严肃态度；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学术精神正是通过前辈学者的言传身教而代代相承的。由于得益于一代大师的亲自指点，罗香林从此跨进了深层次研究客家问题的大门。40年后，罗香林撰文回忆说：
陈师在我论文上的批语，给我以很大的启示：就是族谱里有很多的材料，可为做历史研究的取证。我从此即发信向广东各前辈和友好征求与客家历史有关的族谱。后来进入清华研究院，虽然以“百越源流与文化”为研究的专题，但课外的特别工作，就是搜集与客家有关的资料，尤其是闯粤赣客家各姓的族谱。
三、“新方法”运用中的实地检探
在20世纪初中国启蒙运动兴起的背景下，西方科学知识大量传人，引起学术领域竞相效仿运用。当时学术界为了寻找国族的“起源”，为了寻找国族与各民族的“边缘”，纷纷把各种“新方法”运用于各个地区。由于分工的不同，不同学科关注的地区略有不同。大体上历史学与考古学在中原地区，民族学和语言学在南方地区。罗香林建构的客家学说，既然是通过对各姓的祖先的界定，把生长在南方的嘉应州方言使用者，与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中原连在一起，因此，他必定要把各种“新方法”运用于中原和华南地区，而这两个地区正好又是当时学界关注的焦点。
1930年冬，罗香林草拟了一篇《编辑客家史料丛刊计划书》，报送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获得立案通过。罗香林搜集客家资料的前期成果，引起了燕京哈佛学社的重视。由于有燕京大学教授洪业的赏识，罗香林于1923年1月，顺利获得燕京哈佛学社奖学金的资助。并接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之托，专程到南方作民族调查。罗香林这次南下调查，正巧与任职北平协和大学解剖学副教授的美国博士史蒂芬生(罗香林《大地胜游记序》别作“许文生”)同道。史蒂芬生多年从事中国人种研究，因受中央研究院之托，也要到华南各地测验人种。于是，洪业遂交给罗香林一个任务：对“客家人种及文化，亦亟须为实地之检探”，要求他与史蒂芬生同时出发。
罗香林与史蒂芬生相偕南下，于1931年3月1日开始进行实地考察，至6月结束，“先后考察凡四个月”。此次考察的路线是：“赴曲江，游南华寺，考察六祖慧能遗迹；更溯浈水，至始兴、南雄，出珠玑巷，登大庾岭，访张文献公种梅故道。比返穗，复东游惠之丰湖。”考察过程中，因为社会秩序不安宁，一直需要军队派士兵或提供专人保护，才能进行下去。
在当时“寻找过去”、“寻找证据”、“寻找动力”的国族主义建构背景下，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便是透过一些“新方法”去调查语言、体质、文化之异同，来探求中国国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各民族间的区分界线何在，并由考古与历史学来说明导致这些民族之存在与区分的历史过程。罗香林与史蒂芬生既受命到南方作民族调查，必然也是围绕语言、体质、文化这三项工作开展。
其中，对于人种的调查，罗香林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曾亲有所见闻。当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专任讲师李济(济之)，就是一位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毕业的博士。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对中国人种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对美国东部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进行过人口测量学调查。在清华大学期间，他还开设过“人体测量”的课程，指导过“中国人种考”的学科研究。罗香林在清华大学期间，由于欲著一篇《客家概述》的论文，曾经登门造访过李济，希望能从他那里“询取”相关资料。李济见罗香林对人种测验感兴趣，就对他说：“近亦颇测验客家人种，惟Data尚不足，不能写为专书”。接着，李济取出一种专门测量人种的工具——人种量度器，对罗香林的头部现场进行测量，很快就得出结论，说罗香林是“客家籍人，一望而知其Physical criteria之不与华北人相同也。”李济还对罗香林讲，陈寅恪“头部的特征，犹与纯粹客人相同”，这也是李济在清华大学亲自“做过测验”的。李济醉心人种测量研究，其最终目的还是进行民族史研究。正如有学者评价说：“李济一生的学术，可以用民族史三字概括，体质人类学只不过是治民族史的工具。”
罗香林与史蒂芬生在广州期间，利用族兄罗策群担任团长的便利条件，每天到燕塘军官学校及罗策群所在的教导师第一团团部。对学员和士兵集中进行测验。此次人种调查的对象，有“客籍”及“广府本地籍”军人百余名。调查的内容第一部分包括：体格、头部、面部、鼻部、手部及各部分之若干细节；第二部分包括：皮肤、毛发、眼部、鼻部、耳部、颚之角度、颌之角度、牙齿等。
在罗香林这次运用“新方法”从事“客家人种及文化”的民族调查过程中，由于当时的民族调查尚处在西方学术传人的初期，民族学与社会学关系密切，很难分开，因此这阶段学术界的民族调查，较多偏重社会学方面，调查的主要方面也是社会学的，而非民族学的。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尚未开始。而在人种调查方面，由于体质人类学也尚处于萌芽阶段，正如李济所说，条件还不成熟，“不能写为专书”。因此，受各种条件的制约，这次南下的调查，并未取得十分满意的结果。这也是罗香林在后来撰写《客家研究导论》时，无法将最终“结果报告世人”的原因。
尽管如此，经由《客家研究导论》所建构的客家认同体系，却不仅正式确立起来了，而且还日益得到广泛的扩散和传播。这一点，恐怕是罗香林本人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