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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罗·利科是当代享誉全球，继海德格尔之后，与伽达默尔比肩而立的二十世纪“现象学的阐释学”三大代表人物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知识界对他的承认一直搀杂着误解。不少人认为他是一个折衷主义者，认为他的哲学思想缺乏“原创性”，认为他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本文力求深入到利科哲学思考的核心，对这些误解予以纠偏。
〔关键词〕利科；思想风格；辩证法；对话；胡塞尔；海德格尔
〔中图分类号〕B565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2－0136－07
〔作者简介〕伏飞雄，宜宾学院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四川宜宾644000。
利科的哲学世界是一个大迷宫，进入其中，很容易迷路。迷路主要缘于其哲学思考的风格。因为迷路，我们常常误解后者。一般而言，此种迷路，多是善于哲学致思路径探险的思想者对世人心智结构的砺练，如此误解，也基本成为他们的探险的天生伴侣。然而，问题在于：对于这类思想探险者，我们往往只愿承认他们让人“迷路”的一面，而不愿承认我们对其误解的一面，并坚称是他们的思想风格出了问题。在当代西方哲学史上，利科无疑是一个哲学致思路径的探险者。他的探险，主要表现在他对西方哲学史长期以来所遗忘的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的重拾，表现在他跨不同哲学传统、跨不同思想流派、跨学科的对话上（此两者有内在逻辑关联，见下文）。对他来说，人们的这种“迷路而误解”之中搀杂了不少偏见。于是，“迷路与偏见”的误解，就是我们不少人理解利科哲学思想的常态。
具体说来，人们对利科的误解主要表现在：认为他是一个折衷主义者，认为他的哲学思想缺乏“原创性”，认为他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那么，利科哲学思想的本来面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此，笔者拟从他的哲学思考风格，他与现象学奠基者胡塞尔，与“解释现象学”开启者海德格尔的差异这些方面，予以正面澄清。
一、折衷主义还是辩证法
利科的传记作者之一，法国学者O.蒙甘（Olivier Mongin)在《利科传》（1994）一书中写道：
60年代末与整个70年代期间，利科被排斥在法国知识界生活之外，但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他受到公众的承认……但这种承认带有误解的色彩。〔1〕
这种“带着承认的误解”，并非限于法国。L·多尼契（L.Dornisch）在《利科著作中的信仰与哲学》（1990）一书“导言”中这样写到：
利科被认为是一个折衷主义者（eclectic）。因为他的探索与论题范围异常广泛，并且，还牵涉到与二十世纪及以前众多思想家的对话。〔2〕
不错，一些欧美学者对利科提出的最严厉，也是最多的批评，就是他的“折衷主义”。然而，这里给出的理由却实在委婉。其潜台词似乎是：利科论题太广而致不专不深，崇尚跨学科对话、或与不同思想家或学派对话却没有凸显自己。根据人们对“折衷主义”的一般理解，实际则是：利科是一个缺乏独立见解与固定立场，只喜欢无原则、机械拼凑各种不同思潮、理论的大学“匠人”。
然而，利科哲学思想的独创性，早在1962年就由著名现象学史家斯皮尔伯格作出了权威分析与评价。在其颇具影响的《现象学运动》一书中，他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就是：“利科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对于现象学的独创性研究”；而他在随后具体论述过程中所说的话，就更值得重视：
比批判的解释者利科更重要的是独创的现象学研究者利科。〔3〕
应该说，这种评价极具代表性。因为，无论利科20世纪60年代以后哲学思考的实绩，还是自那以后世界思想界不断出现的对这一点的充分肯定，都说明这种置疑不值一辨。
其实，“eclectic”这个词放在利科身上，实在“意味深长”。因为，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思想风格、方法等的“兼收并蓄”。于是，上文所引多尼契的话，似乎就可以完全以肯定利科的方式，重新说一遍。换言之，我们可以完全逆着众人的批评，说利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思想大家。事实上，多尼契在上半句转述了一些欧美学者的流行看法后，下半句就表述了他自己的观点：
然而，我们与其说他是一个折衷主义者，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具有辨证思想的思想家。
这实在耐人寻味。问题在于，利科这种跨不同哲学传统（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跨思想学派、跨学科的兼收并蓄的对话的思想风格，何以会被认为“缺乏立场与创见”，而被帖上“折衷主义”的标签呢？众所周知，他的这种寻求各种方式对话的治学方式或致思之道，自上个世纪以来，就备受学界重视，也异常流行。
蒙甘探讨了利科在法国遭受误解的原因，有三点尤其值得重视。其一是说，由于“时髦与激情”，法国知识界立场反复变化：“时髦与激情可以瞬息从一种态度转向另一种态度，从一种立场滑向其反面是易如反掌的事”。其二，与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相比，利科著作存在内在的难点：“不易做出协调一致的解释，几乎不易达到一种如在列维纳斯的著作中那样的总体看法”。其三，许多哲学工作者不能“狡诈地在利科著作中看到某种隐蔽的神学”。
的确，利科著作存在不少“内在难点”。W.J.Lowe在《易犯错误的人类》一书“导言”中这样说其难点所在：“利科的哲学由于结构丰富、领域广阔、探索不倦而不利于整理概括”〔4〕。无疑，这种“丰富的结构”与利科哲学思考的跨哲学传统、跨学科与问题探索的“迂回、小径、长程”密切相关，它们都非常强调渊博的专业基础。它们一起致使利科著作整体的繁难与艰涩，导致一般读者容易轻率下结论。如果说，这种由于专业性的内在难点不易受到法国读者认同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其他两点就颇值得我们玩味了。第一点的结果是，科科“不能随时防范人们仓促的阅读”。第三点则导致学者们对利科的横加指责。他们认为：
利科是一个释读者，而不是一个新颖概念的创造者。〔5〕
不錯，时髦、激情或激进、新概念，这些“学术时尚标签”完全拼贴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风格的招贴画。它们无疑充满偏见。或许，它们才是利科被冠以“折衷主义者”之名的重要原因。
然而，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利科本人坚决反对“折衷主义”。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对历史学科之“折衷主义”认识方式的批评。他认为，那种认为“历史是一个模糊的学科，一半文学，一半科学，历史的认识论仅能够后悔式地记录事件的状态”之容易的解决方法，就是一种折衷主义〔6〕。在论述W.B.加利（W.B.Gallie）的相关探讨时，他就批评了其解决办法的折衷主义：
因此，远非他的叙述主义与唯名论结盟，加利努力寻求唯实论命题暗示的认识论与唯名论命题暗示的基础个人主义的本体论的联合。这样，专业历史学家的实践在决定作品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公正表现。这种折衷主义是一种脆弱的解决办法。〔7〕
其实，找出利科直接反对折衷主义的实例并非完全抓住要领。根本还在于他主动避免与出击折衷主义所采取的思想方式。他说道：“折衷主义总是辩证法的敌人”〔8〕。如此看来，多尼契对利科“辩证”思想风格的判断并非偶然。的确，在当代西方哲学史上，利科对辩证法的一贯强调与运用，少有人能比。蒙甘说道：
正逢当代思想（康德派、黑格尔派、尼采派）挥动概念（或普遍的规范）以反对感性、史实性并突出以doxa（信念）、意见为一方，以认识、知识为另一方的对立时，利科制定的是“未完成的辩证法”的措辞，重视介于“doxa”（信念）与épistémé（认识）、介于“短暂而偶然的感觉与稳定必要的科学之间”的中间空间。 〔9〕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第373-374页；另参见张守夫《被遗忘的亚里士多德辩证法》，载《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这种“未完成的辩证法”，是利科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发现”的，即“发现”了西方哲学长期以来对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的遗忘或抛弃。蒙甘认为，这是利科“哲学旅程主要的一个独创性。”
不错，利科完全是一个以博学著称的学者型哲学家。他习惯于在与众多思想大家、众多学科的对话中，提炼自己的思想。他不尚时髦，不喜激进，更不喜欢过分追求新概念的创造。这一切，都使他与那种善于概念与体系“原创”的思想家不同。这也难怪，在与当代众多颇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如拉康、阿尔都塞、德里达、列维-斯特劳斯、哈贝马斯等的对话中，有人把他指责为“迂夫子”、“大学学究”。
二、利科哲学思考的主要风格
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已在事实上触及到利科哲学研究中两个最为基本的思考风格：辩证法与对话。
先说辩证法。在评价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五种著作时，黑格尔在其“正位篇”（论“场所”）中谈到亚里士多德对以下方法的重视：在考察一个对象、命题或问题时，提出可能被采取的各种观点。黑格尔认为这就是一种辩证术，但却圄于自己的辩证法偏见不予重视，认为它只是对培养演说家和养成谈话能力很有帮助①。在有限的阅读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利科直接就“未完成的辩证法”发表专门、深入的看法，倒是处处感受到它。W.J.Lowe在“导言”中这样评价利科的思考方式：
事实上，阅读利科没有确定的规则，只是观察、领会、理解他根据一个明显的冲突所选择的调解问题的方式。这个冲突是两个对比性的方面，在保持富于创造力的张力与辨证时，他抽取集中对比性的方面。……有敏锐的评论者根据这种“通过冲突的同源关系”的辩证法，翻译利科的作品。
另外，Linda Fisher也这样谈到，“利科思想普遍具有典型的辩证法与综合的趋向，他的规划即使不是不同主题或话语的婚配，也常常表现为对高度复杂的相互作用之认识”〔10〕。简言之，利科非常善于在冲突、矛盾的各种见解的碰撞中发现与提炼富于创造性的见解。这种新见解并非是一种折衷，而是在更高的层次对问题本身的认识与阐释。
最明显不过的例子，是利科对时间哲学的思考。奥古斯丁的主观论“心灵时间”与亚里士多德的客观论“宇宙时间”，在一般人看来绝对对立。但是，利科则通过“对质”（confrontation）而绝非简单对立的方式（它实质上就是利科辩证法的特征之一），首先使时间问题之“疑难”（aporitic）本性凸显出来。同时，使各自视野的局限性（“单单心灵的延展不是能产生时间的延伸；单单运动的动力机制也不能导致三重现在的辩证法”）、它们相互潜在蕴含对方一些“基因”的特性，也充分呈现出来。他们之间的对质，为即将出场、更为典型的时间主观论与客观论的胡塞尔与康德之间的对质作了铺垫（胡塞尔描述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特征的雄心，即通过一种恰当的方式，使时间自身显现出来，从而使每个疑难的现象学释放出来的雄心，意外遭遇到康德本质上属于“客观时间”的“看不见的时间”的命题）。通过后两者的对质，利科企图让人们看到“广义现象学”时间之思已经把时间疑难激化到什么程度，从而为自己的时间之“叙述阐释”学说的出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简单说来就是，直接表达鲜活时间经验的努力，反而随着分析工具愈来愈精确而疑难倍增，即“时间性不能在直接的现象学话语中谈论，而要求间接的叙述话语的中介”〔11〕。
实际上，利科的辩证法往往通过“对话”这种途径来完成。对话已成为他哲学研究中极为基本的致思之道。其实质就是避免两种观点，即使是矛盾的两种观点，完全非此即彼的简单对抗，而是寻求一种真正建设性的对话——这已经就是一种辩证法（这尤其体现在他所参与的20世纪几次大的论战中。但由于时代主流思想风格的影响，许多人误解了他）。利科极为崇尚思想对话，对之有着独特的理解：
一次爱恋的搏斗，多亏这种搏斗我依仗我的对手更好地理解我自身。我本人是冲突的所在地，我的书并非是向别人做出解释，而是别人所装扮的所占有的我做出解释。〔12〕
那么，谁在他搭建的思想对话舞台上亮相了呢？他们是“人文科学领域或分析思想领域的作者”：
利科所召集的人文科学领域或分析性思想领域的作者，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当代作者——没有一部语言学的、符号学的、叙事学的、词义学的或实用主义的当代作品逃出他的视线。
利科寻求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的对话，在西方哲学界已经传为佳话。但这里的“跨越”已经逸出了哲学学科。这是内在于他的哲学态度的迂回之道的，即在与非哲学范畴的知识与方法的不断对话中，寻求迂回式的突破。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学界，很少有哲学家愿意这样做。迂回无疑导致思考的长程与小径，它们最终又都是为了寻求对话。参与对话的，从来都不是小人物，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黑格尔、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列维-斯特劳斯、哈贝马斯、阿瑟·丹图、普罗普、A.J.格雷马斯、伽达默尔、海登·怀特、热拉尔·热奈特等赫然在列。他的绝大部分著作或论文，都是与方方面面的大师对话的结果。不言而喻，著名的《时间的叙事》“三大卷”就是“法国反思哲学、德国哲学以及英国哲学之间的三角对话”的成果之一。〔13〕
利科的“迂回”策略，无疑受到了胡塞尔“返问”（Rückfrage）方法的影响。这种“返问”在利科那里，就是不断继续、回溯同样的问题，从而使论述呈螺旋形渐进。应该说，这也是利科习惯于把问题一直推到最后僵局才提供自己答案的原因。公车先生在《恶的象征》的“译者前言”中道出了这种“迂回”之哲学本身的原因：“由于現象学构成的最终基点是主观性的，所以它无法澄清主观所体验和描述的意义的客观真理问题。……不言而喻，‘迂回方式’已显然不同于强调内在性与自明性的现象学方法。”〔14〕
这种“迂回”策略，又启示与促成了利科哲学思考中异常突出的“中介原则”的建立：
借助胡塞尔的“返问”方法，我们表明了：经由恰当的中介术语，这些叙述合理地回溯到第一卷第一部分所描述的塑形形式法则。〔15〕
这种“中介原则”，是利科在建构其“现象阐释学”过程中赋予语言关键性作用的最终成果，并逐渐体现、完善在他的一系列论说中，比如“意志哲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再阐释、文本理论、叙述理论、隐喻理论、象征理论、行动理论、“迂回存在论阐释学”等等伽达默尔的语言思想对利科颇有影响。在他看来，人类经验具有普遍的语言性（sprachlichkeit）。但是，他反对把符号世界归结为可供我们任意使用的工具。参见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d.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J. B. 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62.。以“迂回存在论阐释学”为例。出于对海德格尔建构直接存在论的质疑，利科的阐释学始于语言学、语义学的考量。考量的结果，就是其“三重中介”，即符号、象征及文本的建立（详见后文）。
本质上说，这种“中介思想”具有基础意义。利科说到，“阐释学必须依靠中介来建立”〔16〕。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他看来，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就是被无数中介“中介化”的过程：人与宇宙、各种社会现象之间，自我与他者等等的关系，都经历了“中介化”过程。反过来，阐释学最终要完成对人的存在的阐释，就只有借助这些中介或借助对这些中介的阐释。当然，从语义上说，“中介”一词在利科那里，也常表示为思考或表现的“手段”，意即“中转”、“中间过渡环节或步骤”。比如，他提到“反思”在从语义学到存在论这个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它是介于符号理解与自身理解之间的纽带），比如意识形态是权力、统治的“中介”等等。但是，利科不相信存在“完全中介”，认为中介都是“不完全的”。正因为如此，阐释有循环、有局限。
相关于这里的论题，则是时间疑难的解决必须依靠中介。换言之，时间必须在中介（在制定、叙述及文本）中获得。通过这些中介，“世界与人的意识达到了时间的那一维”〔17〕。当然，这些中介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时间疑难。
说到疑难，也不得不作些交代。蒙甘这样说道：
“疑难式”风格的展现照亮了利科提出的对哲学的构思。这一构思达到双重的澄清：一方面使对历史性的普遍特征的澄清，而另一方面是对哲学从其他类型的话语种区分出来的“剩余意义”的澄清。〔18〕
这已经不只是在思想风格的意义上理解“疑难”了，它已经成为利科哲学思考的出发点。由于它，才有了迂回长程小径的选择，而它本身则内在于“不完全的中介”。无疑，以此来看他对时间疑难的迂回阐释，方可悟出时间的本性，发现那些宣称时间问题完全解决的人的虚妄和傲慢。
三、利科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差异
利科并非只是一位仅有零星独创的哲学家，他有着自己的思想体系李幼蒸先生这样说道：“对我来说，利科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完成了什么理论体系(如果那样，他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而在于他努力、智慧和诚实地将时代各种认识论对立的张力关系聚于一身，并企图对其加以探索和协调。”（见http://www.siwen.org）。本论文认为，与直接建构体系的哲学家不同，利科的体系具有“暗”、“散”的特征，需要整理与阐释。。这个体系就是“现象阐释学”，其建构完全具有“利科式”的特点——其基本表征就是上文所论述的他的思想风格。正是在这种对思考方式的自觉探险中，在自觉与现象学正统胡塞尔，与现象阐释学开启者海德格尔的学说拉开差异的过程中，利科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
（一）与现象学正统胡塞尔的差异
胡塞尔对利科有着终生的影响，他一贯承认自己受益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参见《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答中国学者问》，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11期。。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在胡塞尔的现象学著作中，找到了修正G马塞尔（他对利科的思想也有着比较深的影响）本体论的方法。他认为这种新的方法更严密、更具系统性〔19〕。这种寻求，无疑既开启了他进入现象学的大门，又奠定了他后来所构建的现象阐释学的方法论基础。后来，他多次说到他的“现象阐释学是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发展而来的”，认为现象学为他勾勒出“真正问题的轮廓”〔20〕。即使在对胡塞尔进行批判时，他也“保留了现象学的韧性”。〔21〕
但是，这种表述却并未完全言明現象学与阐释学在利科那儿的真实状况。可以肯定，利科与胡塞尔之间，并非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单向承继关系，他的阐释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之间，也并非限于一种简单的单向发展关系。
按照利科自己的说法，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翻译胡塞尔的《观念》（1950）和撰写《自由与自然》（1950）一书时，就开始了与现象学的争论〔22〕。争论的过程，也就是他自己的现象学、现象阐释学逐渐发展、建立的过程。
首先，作为一名现象学家，利科对现象学事业表现了终生的忠诚：从早期的“意志现象学”到中期的“阐释现象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利科还把“自己最近的学说”叫作“阐释现象学”。见利科为D.Ihde的《阐释现象学：利科的哲学》一书所写的序言（D.Ihde,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1）。，再到晚期有关行动、情感、自我等的现象学。但是，正如斯皮尔伯格所说，利科对现象学的忠诚决不是无条件的，胡塞尔的现象学只是他的出发点，他经常关心“现象学的限度和局限性”〔23〕。正因为如此，他的现象学是在修正、发展胡塞尔现象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他的《自由与自然》（1950）就是在回应“胡塞尔现象学处理意志经验这一问题的明显无能”。因为，“理论性的意识与感觉的特权如此之大，以至于支配了意向分析所开启的描述领域。”〔24〕他的《易犯错误的人类》（1960）、《恶的象征》（1960）以及《论诠释》（1965，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重释），则表明纯粹现象学方法应用于“奥秘”范围，特别是应用于无意识领域的局限性。总之，利科坚决批判胡塞尔的理念主义（“独断的观念论”。胡塞尔有把感觉看作是一种典型的意识行为的倾向），力求把胡塞尔的方法应用于依赖意识生活的那些人类经验领域，从而使之脱离其唯心主义的起源（见下文）；他坚决反对胡塞尔现象学的“非本体论化”：“它从单纯将我们的本体论信念悬搁起来，而不知不觉地陷入到否定这些信念，……以致以一种没有本体论的现象学而告终”〔25〕。他始终认为，“人类有限的本体论仍然是哲学思辨的视域”(利科并不把主体哲学的揭露与哲学本身的研究相混淆，也拒绝人文科学支配了哲学的思考)。〔26〕
其次，作为一名现象阐释学家，他努力寻求阐释学与现象学的互证互释。阐释学奠基于现象学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象学的建构离不开阐释学的先决条件”〔27〕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事实上，现象学在他那里，已经经过了阐释学的“改造”（尽管他认为现象学不可能由一种阐释学所穷尽，两种思想方案会各自发展）。“改造”主要针对胡塞尔对现象学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在《现象学与阐释学》一文中，他首先简要列出了胡塞尔唯心主义论题的纲要，并把它们与他自己的阐释学观念进行了对照式的阐述：胡塞尔唯心主义解释的科学性理想，在理解的本体论条件中遭遇到它的基本界限；退回到直觉的要求，与所有理解都须以解释为中介的要求相对立；由于“我思”易于受到现象学的决定性批判，作为最终基点的主观性，不容置疑的内在性（所有超然存在应受质疑）反过来大有疑问。他也列数并阐释了“现象学的解释学先决条件”。比如他说到，现象学最基本的阐释学先决条件是存在的意义问题。〔28〕
这一切，在利科哲学发展过程中都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恶的象征》“标志着对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转折”〔29〕。在书中，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与解释问题相伴而生。它们已经作为中心问题出现。因为，丰富的经验不能直接理解错误的现实性，而只能通过表达经验的语言。从此，这些问题基本上成了利科接下来多数著作关注的焦点，或者说成了他解决其他问题的“视角”。比如，《论诠释》（1965）、《阐释的冲突》（1969）、《活的的隐喻》（1975）、《诠释学与人文科学：关于语言、行为与诠释的论文集》（1981）、《时间与叙述》（1983-1985）等等。可以这样说，利科现象学发展的过程，就是解释、符号（语言）、文本、象征、中介、间距化等等这些概念/观念相继出现、不断发展的过程。它们在其哲学建构中，具有“根基意义”这当然是从利科阐释学的角度来说的。从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的奠基顺序来说，则是意义理论与语言（符号）分析只能占第二性的位置，因为“胡塞尔把认识成就的第一形式归属于感性的感知。而与意义相关的是语言陈述和判断，它是奠 基于感知、想象等等直观行为之上的意向活动，具体地说，它是非直观的符号行为。”（倪梁康：《现象学如何理解符号与含义》系列论文，载《现代哲学》2003年第3期，第4期）。
也许，正因为如此，利科有时把自己的学说叫“阐释现象学”。但是，我们必须指出两点。第一，按照上文的论述，我们倒更愿意把“这个改造过程中”利科的学说称为“现象阐释学”。应该说，这也是他与胡塞尔的基本差异。第二，利科也非常注意阐释学的现象学先决条件。但是，他所侧重的还是现象学中“阐释”：
从根本上说，阐释学的先决条件意味着：现象学必须把其方法设想为一种“阐释”、注解、说明、解释。〔30〕
简言之，现象学必须以阐释学的方法为基础。他阐述了对胡塞尔《逻辑研究》、《笛卡尔沉思录》中“阐释”的求助。而“阐释”在利科那里又是与“意义”问题的探求连在一起的。他认为，现象学与阐释学的首要问题就是“意义”问题〔31〕。应该说，这是他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最大差异之一。
（二）与“现象阐释学”开启者海德格尔的差异
一般认为，西方现代阐释学真正以现象学作为方法论基础，是在“海德格尔阐释学转向”之后。作为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继承了这位大师伟大的现象学艺术”〔32〕，“把他的工作建立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象性研究的基础上，因为这种意向性研究意味着依次决定性的突破，它根本不是像狄尔泰当时所认为的那种极端的柏拉图主义”。〔33〕
从阐释学学科发展的角度，利科本人也对海德格尔的“阐释学的存在论转向”（与伽达默尔共同实现的）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具有“思想革命”的意义〔34〕。并且，他还吸收了海德格尔的不少思想。但是，他也明确表达了这个确信：继续追随他（包括伽达默尔，甚至胡塞尔）进行哲学研究是很危险的〔35〕。“危险”就包括这个“阐释学的存在论转向”。
在论述“阐释学如何嫁接在现象学上”这一问题时，利科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阐释学”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尤其指出了它的缺陷。正是在这种论述中，突显了他们之间一些最主要的差异。利科认为，阐释学嫁接到现象学上有“短程”与“长程”两种方式。海德格尔的“理解的存在论”属于短程。因为，“为了不再把理解恢复为一种认识的模式，而是一种存在的模式，它与所有关于方法的讨论决裂，使自己直接处于一种有限存在的存在论层次”〔36〕。利科自己走的是艰难的迂回长程，即通过遵循语义学和反思的相继要求，渐进地把反思提升到存在论的层次上。
利科完全承认理解与存在关系的整个逆转，即以理解的存在论取代解释的认识论的颠覆性逆转，但对“直接的存在论”一开始就摆脱任何方法论要求，因而也摆脱了解释的循环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简言之，对构建一种“直接存在论”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在他看来，海德格尔激进的询问方式会使一些根本的问题悬而未决，甚至消失。比如，如何为文本的理解提供一种方法，如何创立与自然科学相抗衡的历史科学，如何协调各种不协调甚至相互对立的解释方法等等。海德格尔也没有思考有关某个或某个正进行的存在的特有问题，这使他不能领会派生的问题。他想要使历史认识从属于存在论的理解——如同派生形式从属于源初形式，但他又并未提供任何方法去表明：在什么意义上，历史理解派生自这种源初的理解。利科由此说到：
既然如此，从理解的派生形式开始，并在理解中表明它们的衍生符号，难道不是更好些吗？这意味着，出发点在理解运行的层面，即语言的层面。〔37〕
进一步的推论，涉及到认识方式的理解过渡到存在方式的理解的困难：理解作为在此分析的结果，正好是那样一种理解，通过它，存在自我理解为存在。这再一次把我们引向语言本身。因为，只有在语言本身之中，我们才能寻求到“理解就是存在”这样的征象。换言之，在利科看来，一种新的存在论，只能始于、基于所有阐释学科所共有的解释概念的语义学澄清。圍绕多重语义或象征含义分析的语义学，最终在其多义的表达式的理解就是对于自身的理解的证明中，接近了存在。但是，这种证明需要反思，不断返回到语言中的反思。因为，“反思仅仅在自身不作为反思时，才能抵达理解的存在论根基”。〔38〕
事实上，一直以来，利科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及其解构思想的傲慢与粗暴有着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海德格尔把哲学（史）缩减为存在的形而上学。对此，蒙甘进行了这样的归纳：
是否能将哲学归入在场的独一的形而上学传统？这不是无视存在一词的多义性吗？因为存在本身指的是本体论的一种多义的概念。这不也是将一种使哲学传统变得贫乏的看法强加于人吗？〔39〕
总之，利科认为，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存在论）是碎裂的，独裁的。他则主张经过符号阐释（包括对多义、对符号显现方式的阐释）、经过反思中介而达的复数而内含的本体论，辩证的本体论，与人类学发生关系的本体论。甚至，他还将存在作为行为（实践）本身来思考。
利科已仙逝，但其思想致思路径的探险，终其一生所建构的现象阐释学，已然留给后人无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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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5〕〔美〕赫伯特·斯皮尔伯格.现象学运动〔M〕.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800、808，809、10,801-802.
〔4〕 Paul Ricoeur,Fallible Man,Revised translation by Charles A. Kelble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86.
〔6〕 〔7〕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 Vol. Ⅰ, Trans. K. Mclaughlin and 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91,pp.153-154.
〔8〕 Paul Ricoeur,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Essays in Hermeneutics,Trans. Don Ihd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19.
〔10〕Paul Ricoeur and Narrative,ed. M.Joy,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1997, p.207.
〔11〕〔15〕Paul R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 Ⅲ, Trans. K. Mclaughlin and 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241,pp.241-242,
〔14〕 利科.恶的象征，“译者前言”〔M〕.公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
〔16〕〔34〕〔36〕〔37〕〔38〕Paul Ricoeur,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Essays in Hermeneutics,Trans. Don Ihd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92, p.7, p.6, p.10. p.11.
〔19〕〔22〕〔24〕〔26〕〔27〕〔28〕〔29〕〔30〕〔31〕〔35〕Paul Ricoeur,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ed.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J. B. 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 p.35, p.32, p.27, p.101, p.104, p33, p.120, p.114, p.101.
〔32〕〔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39.
〔33〕〔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M〕.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15.
（责任编辑：颜冲）
〔关键词〕利科；思想风格；辩证法；对话；胡塞尔；海德格尔
〔中图分类号〕B565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2－0136－07
〔作者简介〕伏飞雄，宜宾学院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四川宜宾644000。
利科的哲学世界是一个大迷宫，进入其中，很容易迷路。迷路主要缘于其哲学思考的风格。因为迷路，我们常常误解后者。一般而言，此种迷路，多是善于哲学致思路径探险的思想者对世人心智结构的砺练，如此误解，也基本成为他们的探险的天生伴侣。然而，问题在于：对于这类思想探险者，我们往往只愿承认他们让人“迷路”的一面，而不愿承认我们对其误解的一面，并坚称是他们的思想风格出了问题。在当代西方哲学史上，利科无疑是一个哲学致思路径的探险者。他的探险，主要表现在他对西方哲学史长期以来所遗忘的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的重拾，表现在他跨不同哲学传统、跨不同思想流派、跨学科的对话上（此两者有内在逻辑关联，见下文）。对他来说，人们的这种“迷路而误解”之中搀杂了不少偏见。于是，“迷路与偏见”的误解，就是我们不少人理解利科哲学思想的常态。
具体说来，人们对利科的误解主要表现在：认为他是一个折衷主义者，认为他的哲学思想缺乏“原创性”，认为他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那么，利科哲学思想的本来面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此，笔者拟从他的哲学思考风格，他与现象学奠基者胡塞尔，与“解释现象学”开启者海德格尔的差异这些方面，予以正面澄清。
一、折衷主义还是辩证法
利科的传记作者之一，法国学者O.蒙甘（Olivier Mongin)在《利科传》（1994）一书中写道：
60年代末与整个70年代期间，利科被排斥在法国知识界生活之外，但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他受到公众的承认……但这种承认带有误解的色彩。〔1〕
这种“带着承认的误解”，并非限于法国。L·多尼契（L.Dornisch）在《利科著作中的信仰与哲学》（1990）一书“导言”中这样写到：
利科被认为是一个折衷主义者（eclectic）。因为他的探索与论题范围异常广泛，并且，还牵涉到与二十世纪及以前众多思想家的对话。〔2〕
不错，一些欧美学者对利科提出的最严厉，也是最多的批评，就是他的“折衷主义”。然而，这里给出的理由却实在委婉。其潜台词似乎是：利科论题太广而致不专不深，崇尚跨学科对话、或与不同思想家或学派对话却没有凸显自己。根据人们对“折衷主义”的一般理解，实际则是：利科是一个缺乏独立见解与固定立场，只喜欢无原则、机械拼凑各种不同思潮、理论的大学“匠人”。
然而，利科哲学思想的独创性，早在1962年就由著名现象学史家斯皮尔伯格作出了权威分析与评价。在其颇具影响的《现象学运动》一书中，他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就是：“利科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对于现象学的独创性研究”；而他在随后具体论述过程中所说的话，就更值得重视：
比批判的解释者利科更重要的是独创的现象学研究者利科。〔3〕
应该说，这种评价极具代表性。因为，无论利科20世纪60年代以后哲学思考的实绩，还是自那以后世界思想界不断出现的对这一点的充分肯定，都说明这种置疑不值一辨。
其实，“eclectic”这个词放在利科身上，实在“意味深长”。因为，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思想风格、方法等的“兼收并蓄”。于是，上文所引多尼契的话，似乎就可以完全以肯定利科的方式，重新说一遍。换言之，我们可以完全逆着众人的批评，说利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思想大家。事实上，多尼契在上半句转述了一些欧美学者的流行看法后，下半句就表述了他自己的观点：
然而，我们与其说他是一个折衷主义者，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具有辨证思想的思想家。
这实在耐人寻味。问题在于，利科这种跨不同哲学传统（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跨思想学派、跨学科的兼收并蓄的对话的思想风格，何以会被认为“缺乏立场与创见”，而被帖上“折衷主义”的标签呢？众所周知，他的这种寻求各种方式对话的治学方式或致思之道，自上个世纪以来，就备受学界重视，也异常流行。
蒙甘探讨了利科在法国遭受误解的原因，有三点尤其值得重视。其一是说，由于“时髦与激情”，法国知识界立场反复变化：“时髦与激情可以瞬息从一种态度转向另一种态度，从一种立场滑向其反面是易如反掌的事”。其二，与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相比，利科著作存在内在的难点：“不易做出协调一致的解释，几乎不易达到一种如在列维纳斯的著作中那样的总体看法”。其三，许多哲学工作者不能“狡诈地在利科著作中看到某种隐蔽的神学”。
的确，利科著作存在不少“内在难点”。W.J.Lowe在《易犯错误的人类》一书“导言”中这样说其难点所在：“利科的哲学由于结构丰富、领域广阔、探索不倦而不利于整理概括”〔4〕。无疑，这种“丰富的结构”与利科哲学思考的跨哲学传统、跨学科与问题探索的“迂回、小径、长程”密切相关，它们都非常强调渊博的专业基础。它们一起致使利科著作整体的繁难与艰涩，导致一般读者容易轻率下结论。如果说，这种由于专业性的内在难点不易受到法国读者认同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其他两点就颇值得我们玩味了。第一点的结果是，科科“不能随时防范人们仓促的阅读”。第三点则导致学者们对利科的横加指责。他们认为：
利科是一个释读者，而不是一个新颖概念的创造者。〔5〕
不錯，时髦、激情或激进、新概念，这些“学术时尚标签”完全拼贴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风格的招贴画。它们无疑充满偏见。或许，它们才是利科被冠以“折衷主义者”之名的重要原因。
然而，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利科本人坚决反对“折衷主义”。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对历史学科之“折衷主义”认识方式的批评。他认为，那种认为“历史是一个模糊的学科，一半文学，一半科学，历史的认识论仅能够后悔式地记录事件的状态”之容易的解决方法，就是一种折衷主义〔6〕。在论述W.B.加利（W.B.Gallie）的相关探讨时，他就批评了其解决办法的折衷主义：
因此，远非他的叙述主义与唯名论结盟，加利努力寻求唯实论命题暗示的认识论与唯名论命题暗示的基础个人主义的本体论的联合。这样，专业历史学家的实践在决定作品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公正表现。这种折衷主义是一种脆弱的解决办法。〔7〕
其实，找出利科直接反对折衷主义的实例并非完全抓住要领。根本还在于他主动避免与出击折衷主义所采取的思想方式。他说道：“折衷主义总是辩证法的敌人”〔8〕。如此看来，多尼契对利科“辩证”思想风格的判断并非偶然。的确，在当代西方哲学史上，利科对辩证法的一贯强调与运用，少有人能比。蒙甘说道：
正逢当代思想（康德派、黑格尔派、尼采派）挥动概念（或普遍的规范）以反对感性、史实性并突出以doxa（信念）、意见为一方，以认识、知识为另一方的对立时，利科制定的是“未完成的辩证法”的措辞，重视介于“doxa”（信念）与épistémé（认识）、介于“短暂而偶然的感觉与稳定必要的科学之间”的中间空间。 〔9〕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第373-374页；另参见张守夫《被遗忘的亚里士多德辩证法》，载《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这种“未完成的辩证法”，是利科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发现”的，即“发现”了西方哲学长期以来对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的遗忘或抛弃。蒙甘认为，这是利科“哲学旅程主要的一个独创性。”
不错，利科完全是一个以博学著称的学者型哲学家。他习惯于在与众多思想大家、众多学科的对话中，提炼自己的思想。他不尚时髦，不喜激进，更不喜欢过分追求新概念的创造。这一切，都使他与那种善于概念与体系“原创”的思想家不同。这也难怪，在与当代众多颇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如拉康、阿尔都塞、德里达、列维-斯特劳斯、哈贝马斯等的对话中，有人把他指责为“迂夫子”、“大学学究”。
二、利科哲学思考的主要风格
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已在事实上触及到利科哲学研究中两个最为基本的思考风格：辩证法与对话。
先说辩证法。在评价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五种著作时，黑格尔在其“正位篇”（论“场所”）中谈到亚里士多德对以下方法的重视：在考察一个对象、命题或问题时，提出可能被采取的各种观点。黑格尔认为这就是一种辩证术，但却圄于自己的辩证法偏见不予重视，认为它只是对培养演说家和养成谈话能力很有帮助①。在有限的阅读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利科直接就“未完成的辩证法”发表专门、深入的看法，倒是处处感受到它。W.J.Lowe在“导言”中这样评价利科的思考方式：
事实上，阅读利科没有确定的规则，只是观察、领会、理解他根据一个明显的冲突所选择的调解问题的方式。这个冲突是两个对比性的方面，在保持富于创造力的张力与辨证时，他抽取集中对比性的方面。……有敏锐的评论者根据这种“通过冲突的同源关系”的辩证法，翻译利科的作品。
另外，Linda Fisher也这样谈到，“利科思想普遍具有典型的辩证法与综合的趋向，他的规划即使不是不同主题或话语的婚配，也常常表现为对高度复杂的相互作用之认识”〔10〕。简言之，利科非常善于在冲突、矛盾的各种见解的碰撞中发现与提炼富于创造性的见解。这种新见解并非是一种折衷，而是在更高的层次对问题本身的认识与阐释。
最明显不过的例子，是利科对时间哲学的思考。奥古斯丁的主观论“心灵时间”与亚里士多德的客观论“宇宙时间”，在一般人看来绝对对立。但是，利科则通过“对质”（confrontation）而绝非简单对立的方式（它实质上就是利科辩证法的特征之一），首先使时间问题之“疑难”（aporitic）本性凸显出来。同时，使各自视野的局限性（“单单心灵的延展不是能产生时间的延伸；单单运动的动力机制也不能导致三重现在的辩证法”）、它们相互潜在蕴含对方一些“基因”的特性，也充分呈现出来。他们之间的对质，为即将出场、更为典型的时间主观论与客观论的胡塞尔与康德之间的对质作了铺垫（胡塞尔描述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特征的雄心，即通过一种恰当的方式，使时间自身显现出来，从而使每个疑难的现象学释放出来的雄心，意外遭遇到康德本质上属于“客观时间”的“看不见的时间”的命题）。通过后两者的对质，利科企图让人们看到“广义现象学”时间之思已经把时间疑难激化到什么程度，从而为自己的时间之“叙述阐释”学说的出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简单说来就是，直接表达鲜活时间经验的努力，反而随着分析工具愈来愈精确而疑难倍增，即“时间性不能在直接的现象学话语中谈论，而要求间接的叙述话语的中介”〔11〕。
实际上，利科的辩证法往往通过“对话”这种途径来完成。对话已成为他哲学研究中极为基本的致思之道。其实质就是避免两种观点，即使是矛盾的两种观点，完全非此即彼的简单对抗，而是寻求一种真正建设性的对话——这已经就是一种辩证法（这尤其体现在他所参与的20世纪几次大的论战中。但由于时代主流思想风格的影响，许多人误解了他）。利科极为崇尚思想对话，对之有着独特的理解：
一次爱恋的搏斗，多亏这种搏斗我依仗我的对手更好地理解我自身。我本人是冲突的所在地，我的书并非是向别人做出解释，而是别人所装扮的所占有的我做出解释。〔12〕
那么，谁在他搭建的思想对话舞台上亮相了呢？他们是“人文科学领域或分析思想领域的作者”：
利科所召集的人文科学领域或分析性思想领域的作者，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当代作者——没有一部语言学的、符号学的、叙事学的、词义学的或实用主义的当代作品逃出他的视线。
利科寻求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的对话，在西方哲学界已经传为佳话。但这里的“跨越”已经逸出了哲学学科。这是内在于他的哲学态度的迂回之道的，即在与非哲学范畴的知识与方法的不断对话中，寻求迂回式的突破。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学界，很少有哲学家愿意这样做。迂回无疑导致思考的长程与小径，它们最终又都是为了寻求对话。参与对话的，从来都不是小人物，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黑格尔、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列维-斯特劳斯、哈贝马斯、阿瑟·丹图、普罗普、A.J.格雷马斯、伽达默尔、海登·怀特、热拉尔·热奈特等赫然在列。他的绝大部分著作或论文，都是与方方面面的大师对话的结果。不言而喻，著名的《时间的叙事》“三大卷”就是“法国反思哲学、德国哲学以及英国哲学之间的三角对话”的成果之一。〔13〕
利科的“迂回”策略，无疑受到了胡塞尔“返问”（Rückfrage）方法的影响。这种“返问”在利科那里，就是不断继续、回溯同样的问题，从而使论述呈螺旋形渐进。应该说，这也是利科习惯于把问题一直推到最后僵局才提供自己答案的原因。公车先生在《恶的象征》的“译者前言”中道出了这种“迂回”之哲学本身的原因：“由于現象学构成的最终基点是主观性的，所以它无法澄清主观所体验和描述的意义的客观真理问题。……不言而喻，‘迂回方式’已显然不同于强调内在性与自明性的现象学方法。”〔14〕
这种“迂回”策略，又启示与促成了利科哲学思考中异常突出的“中介原则”的建立：
借助胡塞尔的“返问”方法，我们表明了：经由恰当的中介术语，这些叙述合理地回溯到第一卷第一部分所描述的塑形形式法则。〔15〕
这种“中介原则”，是利科在建构其“现象阐释学”过程中赋予语言关键性作用的最终成果，并逐渐体现、完善在他的一系列论说中，比如“意志哲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再阐释、文本理论、叙述理论、隐喻理论、象征理论、行动理论、“迂回存在论阐释学”等等伽达默尔的语言思想对利科颇有影响。在他看来，人类经验具有普遍的语言性（sprachlichkeit）。但是，他反对把符号世界归结为可供我们任意使用的工具。参见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d.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J. B. 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62.。以“迂回存在论阐释学”为例。出于对海德格尔建构直接存在论的质疑，利科的阐释学始于语言学、语义学的考量。考量的结果，就是其“三重中介”，即符号、象征及文本的建立（详见后文）。
本质上说，这种“中介思想”具有基础意义。利科说到，“阐释学必须依靠中介来建立”〔16〕。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他看来，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就是被无数中介“中介化”的过程：人与宇宙、各种社会现象之间，自我与他者等等的关系，都经历了“中介化”过程。反过来，阐释学最终要完成对人的存在的阐释，就只有借助这些中介或借助对这些中介的阐释。当然，从语义上说，“中介”一词在利科那里，也常表示为思考或表现的“手段”，意即“中转”、“中间过渡环节或步骤”。比如，他提到“反思”在从语义学到存在论这个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它是介于符号理解与自身理解之间的纽带），比如意识形态是权力、统治的“中介”等等。但是，利科不相信存在“完全中介”，认为中介都是“不完全的”。正因为如此，阐释有循环、有局限。
相关于这里的论题，则是时间疑难的解决必须依靠中介。换言之，时间必须在中介（在制定、叙述及文本）中获得。通过这些中介，“世界与人的意识达到了时间的那一维”〔17〕。当然，这些中介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时间疑难。
说到疑难，也不得不作些交代。蒙甘这样说道：
“疑难式”风格的展现照亮了利科提出的对哲学的构思。这一构思达到双重的澄清：一方面使对历史性的普遍特征的澄清，而另一方面是对哲学从其他类型的话语种区分出来的“剩余意义”的澄清。〔18〕
这已经不只是在思想风格的意义上理解“疑难”了，它已经成为利科哲学思考的出发点。由于它，才有了迂回长程小径的选择，而它本身则内在于“不完全的中介”。无疑，以此来看他对时间疑难的迂回阐释，方可悟出时间的本性，发现那些宣称时间问题完全解决的人的虚妄和傲慢。
三、利科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差异
利科并非只是一位仅有零星独创的哲学家，他有着自己的思想体系李幼蒸先生这样说道：“对我来说，利科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完成了什么理论体系(如果那样，他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而在于他努力、智慧和诚实地将时代各种认识论对立的张力关系聚于一身，并企图对其加以探索和协调。”（见http://www.siwen.org）。本论文认为，与直接建构体系的哲学家不同，利科的体系具有“暗”、“散”的特征，需要整理与阐释。。这个体系就是“现象阐释学”，其建构完全具有“利科式”的特点——其基本表征就是上文所论述的他的思想风格。正是在这种对思考方式的自觉探险中，在自觉与现象学正统胡塞尔，与现象阐释学开启者海德格尔的学说拉开差异的过程中，利科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
（一）与现象学正统胡塞尔的差异
胡塞尔对利科有着终生的影响，他一贯承认自己受益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参见《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答中国学者问》，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11期。。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在胡塞尔的现象学著作中，找到了修正G马塞尔（他对利科的思想也有着比较深的影响）本体论的方法。他认为这种新的方法更严密、更具系统性〔19〕。这种寻求，无疑既开启了他进入现象学的大门，又奠定了他后来所构建的现象阐释学的方法论基础。后来，他多次说到他的“现象阐释学是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发展而来的”，认为现象学为他勾勒出“真正问题的轮廓”〔20〕。即使在对胡塞尔进行批判时，他也“保留了现象学的韧性”。〔21〕
但是，这种表述却并未完全言明現象学与阐释学在利科那儿的真实状况。可以肯定，利科与胡塞尔之间，并非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单向承继关系，他的阐释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之间，也并非限于一种简单的单向发展关系。
按照利科自己的说法，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翻译胡塞尔的《观念》（1950）和撰写《自由与自然》（1950）一书时，就开始了与现象学的争论〔22〕。争论的过程，也就是他自己的现象学、现象阐释学逐渐发展、建立的过程。
首先，作为一名现象学家，利科对现象学事业表现了终生的忠诚：从早期的“意志现象学”到中期的“阐释现象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利科还把“自己最近的学说”叫作“阐释现象学”。见利科为D.Ihde的《阐释现象学：利科的哲学》一书所写的序言（D.Ihde,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1）。，再到晚期有关行动、情感、自我等的现象学。但是，正如斯皮尔伯格所说，利科对现象学的忠诚决不是无条件的，胡塞尔的现象学只是他的出发点，他经常关心“现象学的限度和局限性”〔23〕。正因为如此，他的现象学是在修正、发展胡塞尔现象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他的《自由与自然》（1950）就是在回应“胡塞尔现象学处理意志经验这一问题的明显无能”。因为，“理论性的意识与感觉的特权如此之大，以至于支配了意向分析所开启的描述领域。”〔24〕他的《易犯错误的人类》（1960）、《恶的象征》（1960）以及《论诠释》（1965，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重释），则表明纯粹现象学方法应用于“奥秘”范围，特别是应用于无意识领域的局限性。总之，利科坚决批判胡塞尔的理念主义（“独断的观念论”。胡塞尔有把感觉看作是一种典型的意识行为的倾向），力求把胡塞尔的方法应用于依赖意识生活的那些人类经验领域，从而使之脱离其唯心主义的起源（见下文）；他坚决反对胡塞尔现象学的“非本体论化”：“它从单纯将我们的本体论信念悬搁起来，而不知不觉地陷入到否定这些信念，……以致以一种没有本体论的现象学而告终”〔25〕。他始终认为，“人类有限的本体论仍然是哲学思辨的视域”(利科并不把主体哲学的揭露与哲学本身的研究相混淆，也拒绝人文科学支配了哲学的思考)。〔26〕
其次，作为一名现象阐释学家，他努力寻求阐释学与现象学的互证互释。阐释学奠基于现象学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象学的建构离不开阐释学的先决条件”〔27〕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事实上，现象学在他那里，已经经过了阐释学的“改造”（尽管他认为现象学不可能由一种阐释学所穷尽，两种思想方案会各自发展）。“改造”主要针对胡塞尔对现象学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在《现象学与阐释学》一文中，他首先简要列出了胡塞尔唯心主义论题的纲要，并把它们与他自己的阐释学观念进行了对照式的阐述：胡塞尔唯心主义解释的科学性理想，在理解的本体论条件中遭遇到它的基本界限；退回到直觉的要求，与所有理解都须以解释为中介的要求相对立；由于“我思”易于受到现象学的决定性批判，作为最终基点的主观性，不容置疑的内在性（所有超然存在应受质疑）反过来大有疑问。他也列数并阐释了“现象学的解释学先决条件”。比如他说到，现象学最基本的阐释学先决条件是存在的意义问题。〔28〕
这一切，在利科哲学发展过程中都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恶的象征》“标志着对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转折”〔29〕。在书中，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与解释问题相伴而生。它们已经作为中心问题出现。因为，丰富的经验不能直接理解错误的现实性，而只能通过表达经验的语言。从此，这些问题基本上成了利科接下来多数著作关注的焦点，或者说成了他解决其他问题的“视角”。比如，《论诠释》（1965）、《阐释的冲突》（1969）、《活的的隐喻》（1975）、《诠释学与人文科学：关于语言、行为与诠释的论文集》（1981）、《时间与叙述》（1983-1985）等等。可以这样说，利科现象学发展的过程，就是解释、符号（语言）、文本、象征、中介、间距化等等这些概念/观念相继出现、不断发展的过程。它们在其哲学建构中，具有“根基意义”这当然是从利科阐释学的角度来说的。从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的奠基顺序来说，则是意义理论与语言（符号）分析只能占第二性的位置，因为“胡塞尔把认识成就的第一形式归属于感性的感知。而与意义相关的是语言陈述和判断，它是奠 基于感知、想象等等直观行为之上的意向活动，具体地说，它是非直观的符号行为。”（倪梁康：《现象学如何理解符号与含义》系列论文，载《现代哲学》2003年第3期，第4期）。
也许，正因为如此，利科有时把自己的学说叫“阐释现象学”。但是，我们必须指出两点。第一，按照上文的论述，我们倒更愿意把“这个改造过程中”利科的学说称为“现象阐释学”。应该说，这也是他与胡塞尔的基本差异。第二，利科也非常注意阐释学的现象学先决条件。但是，他所侧重的还是现象学中“阐释”：
从根本上说，阐释学的先决条件意味着：现象学必须把其方法设想为一种“阐释”、注解、说明、解释。〔30〕
简言之，现象学必须以阐释学的方法为基础。他阐述了对胡塞尔《逻辑研究》、《笛卡尔沉思录》中“阐释”的求助。而“阐释”在利科那里又是与“意义”问题的探求连在一起的。他认为，现象学与阐释学的首要问题就是“意义”问题〔31〕。应该说，这是他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最大差异之一。
（二）与“现象阐释学”开启者海德格尔的差异
一般认为，西方现代阐释学真正以现象学作为方法论基础，是在“海德格尔阐释学转向”之后。作为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继承了这位大师伟大的现象学艺术”〔32〕，“把他的工作建立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象性研究的基础上，因为这种意向性研究意味着依次决定性的突破，它根本不是像狄尔泰当时所认为的那种极端的柏拉图主义”。〔33〕
从阐释学学科发展的角度，利科本人也对海德格尔的“阐释学的存在论转向”（与伽达默尔共同实现的）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具有“思想革命”的意义〔34〕。并且，他还吸收了海德格尔的不少思想。但是，他也明确表达了这个确信：继续追随他（包括伽达默尔，甚至胡塞尔）进行哲学研究是很危险的〔35〕。“危险”就包括这个“阐释学的存在论转向”。
在论述“阐释学如何嫁接在现象学上”这一问题时，利科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阐释学”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尤其指出了它的缺陷。正是在这种论述中，突显了他们之间一些最主要的差异。利科认为，阐释学嫁接到现象学上有“短程”与“长程”两种方式。海德格尔的“理解的存在论”属于短程。因为，“为了不再把理解恢复为一种认识的模式，而是一种存在的模式，它与所有关于方法的讨论决裂，使自己直接处于一种有限存在的存在论层次”〔36〕。利科自己走的是艰难的迂回长程，即通过遵循语义学和反思的相继要求，渐进地把反思提升到存在论的层次上。
利科完全承认理解与存在关系的整个逆转，即以理解的存在论取代解释的认识论的颠覆性逆转，但对“直接的存在论”一开始就摆脱任何方法论要求，因而也摆脱了解释的循环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简言之，对构建一种“直接存在论”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在他看来，海德格尔激进的询问方式会使一些根本的问题悬而未决，甚至消失。比如，如何为文本的理解提供一种方法，如何创立与自然科学相抗衡的历史科学，如何协调各种不协调甚至相互对立的解释方法等等。海德格尔也没有思考有关某个或某个正进行的存在的特有问题，这使他不能领会派生的问题。他想要使历史认识从属于存在论的理解——如同派生形式从属于源初形式，但他又并未提供任何方法去表明：在什么意义上，历史理解派生自这种源初的理解。利科由此说到：
既然如此，从理解的派生形式开始，并在理解中表明它们的衍生符号，难道不是更好些吗？这意味着，出发点在理解运行的层面，即语言的层面。〔37〕
进一步的推论，涉及到认识方式的理解过渡到存在方式的理解的困难：理解作为在此分析的结果，正好是那样一种理解，通过它，存在自我理解为存在。这再一次把我们引向语言本身。因为，只有在语言本身之中，我们才能寻求到“理解就是存在”这样的征象。换言之，在利科看来，一种新的存在论，只能始于、基于所有阐释学科所共有的解释概念的语义学澄清。圍绕多重语义或象征含义分析的语义学，最终在其多义的表达式的理解就是对于自身的理解的证明中，接近了存在。但是，这种证明需要反思，不断返回到语言中的反思。因为，“反思仅仅在自身不作为反思时，才能抵达理解的存在论根基”。〔38〕
事实上，一直以来，利科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及其解构思想的傲慢与粗暴有着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海德格尔把哲学（史）缩减为存在的形而上学。对此，蒙甘进行了这样的归纳：
是否能将哲学归入在场的独一的形而上学传统？这不是无视存在一词的多义性吗？因为存在本身指的是本体论的一种多义的概念。这不也是将一种使哲学传统变得贫乏的看法强加于人吗？〔39〕
总之，利科认为，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存在论）是碎裂的，独裁的。他则主张经过符号阐释（包括对多义、对符号显现方式的阐释）、经过反思中介而达的复数而内含的本体论，辩证的本体论，与人类学发生关系的本体论。甚至，他还将存在作为行为（实践）本身来思考。
利科已仙逝，但其思想致思路径的探险，终其一生所建构的现象阐释学，已然留给后人无尽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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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颜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