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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格林是当代负有盛名的英国小说家，他继承了把小说写成艺术品的优良传统。
他于1904年生于英国中部伯克爱姆斯特德的一个中学校长的家庭，青年时代曾装成一个流浪汉，靠手摇风琴赚些钱，漫游英国各地。1925年他从牛津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在《诺丁汉杂志》社无偿工作，1926年起在伦敦《泰晤士报》社任副编辑四年。1929年第一部小说《内心人》问世后，他就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开始作家生涯。
三十年代，他著述甚多，除为《观察家》杂志写电影评论外，发表了《行动之名》(1930)、《夜幕降临时的谣言》(1931)、《这是个战场》(1934)、《英国造就我》(1935)和《布莱顿岩石》(1938)五部严肃性小说以及三本他称之为“消遣”性的轻松小说：《斯坦布尔列车》(1932)、《一杆出售的枪》(1936)和《密探》(1939)，另外还写了访问利比里亚和墨西哥的旅行记《没有带地图的旅行》(1936)和《不法之路》(1939)。在这时期，格林同奥登和伊雪乌德等左翼作家步调相一致，在作品中反映当时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威胁，如实描绘那充满虐政、暴力和不平静的欧洲情景，并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解决。在艺术手法上，他摒弃了二十年代盛行的唯美主义，在《英国造就我》一书里曾经试验过“意识流”技巧，但未获成功，后来就采取直爽、简洁而通俗的文体，运用惊险侦探小说的形式，不过格调又高于坊间流行的侦探小说。他利用这种形式把一些具有深远意义的道德问题加以戏剧化，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一种独特而不自命高雅的风格，注意情节的安排，通过行动描写人物，有时还采用新闻报导和电影剪辑手法加强效果。格林曾在谈论电影时说，“你如果首先激动观众的心弦，就可以使他们接受你所想要描述的恐怖、苦难和真理。这依然是对的，而且对小说和电影都同样适用。”①他虽在1926年皈依天主教，但由于他青年时代曾有四个星期是英共党员，在创作态度上基本上一直同情贫困的下层社会和思想左倾的主人公，并未象他同辈信仰天主教的知识分子那样倒向政治上的右翼。
1940年，格林根据亲自调查的情况，写成一部描绘墨西哥当局驱逐教会、追捕神甫的小说，引起很大的重视，并获霍桑顿文学奖。二次大战时，他从事外交工作，曾被派往西非、亚洲和拉丁美洲，因此战后他的小说大都转而涉及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1948年发表的《问题的核心》获泰特·布莱克纪念奖，更使他赢得国际声誉，接着1950年写的《事情的结局》又获天主教文学奖。1954年他被聘为《新共和》杂志的驻越南记者，回国后写成一部现在看来颇有远见、反对美国插手越南战争的小说——《沉静的美国人》(1956)。随后发表的小说有《我们在哈瓦那的人》(1958)、《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案例》(1961)、《喜剧演员》(1966)和《随姨母旅行》(1969)。另外，他还写了《起居室》、《第三人》等戏剧和电影剧本。他1962与1963年获剑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和英国皇家文学学会荣誉成员奖章。这一时期，他还先后担任过埃尔与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和鲍德莱·海德出版社的社长。
七十年代，格林写了自传《一种生活》(1971)和两部小说《荣誉领事》(1973)及《人的因素》(1978)。直至目前，他已经发表了三十多种作品，包括小说、戏剧、游记和论文集，其中《问题的核心》、《喜剧演员》等十三部长篇小说和两篇短篇小说已被搬上银幕。格林现在虽已年逾古稀，精力仍很旺盛，密切注视着国际上的重大事件，今年又长途跋涉去拉丁美洲国家访问，为他的下一部小说搜集素材。
综观格林的作品，正如他本人所说，“大多是政治小说”。诸如《密探》涉及西班牙内战；《沉静的美国人》描绘抗法战争时的越南；《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写巴蒂斯塔独裁下的古巴；《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案例》描述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撤退前的刚果；《喜剧演员》揭露海地前总统杜瓦利埃的暴政；而《人的因素》是写国际间谍组织的阴谋活动。格林认为二十世纪充满暴力、恐怖和残酷，因而他的作品里不断出现战争和革命、罪犯和警察、搜捕者和被追捕者，交织着正义和非正义、忠诚和背叛、信任和怀疑。
除去政治小说外，格林至今写过四部探讨宗教问题的小说：《布莱顿岩石》、《权力和荣誉》、《问题的核心》和《事情的结局》。不少西方评论家认为他受了法国天主教徒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影响，但格林对此加以否认，而且不愿意读者把他当作一名天主教徒作家那样看待。他1966年曾对《生活》杂志编辑说，“尽管宗教使我感到兴趣，但我并不是一个虔敬的教徒。”他认为给予他重要影响的作家是福特·马道克·福特、约瑟夫·康拉德和亨利·詹姆斯，但又谦虚地添说道，“若说詹姆斯影响了我，似嫌有点荒谬，正如说一座高山影响了一只耗子一样。”其实，在他的《权力和荣誉》出版后就有许多西方评论家认为他的写作水平已经使他名列当时健在的莫里亚克、马尔洛、海明威和福克纳等优秀小说家的行列中而毫无愧色。
《权力和荣誉》和《问题的核心》是他反映宗教信仰的代表作。前一本小说向世俗心目中对于宗教神圣不可侵犯和神甫庄严身份的概念大胆提出挑战，出版后受到天主教宗教法庭的谴责。格林1948年在同英国作家伊丽莎白·鲍温和V·S·普利契特通讯中谈到“我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承认他为了忠于自己的想像而使他陷入某种程度“不忠”于教会的境地，也就是说他在追求艺术目的时，不能考虑宗教教义的束缚而为教会利益进行宣传。②同年，他在《问题的核心》一书中更进一步找到了表达他那种“不忠”的新方式。
《问题的核心》的故事颇为简单，叙述二次大战时一个英属某西非殖民地③的警察署副专员斯科比，原是个正直、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送精神苦闷的妻子去南非度假，不得不向一名叙利亚奸商借债，从而受到他的威胁利诱；后来他又与一个因所乘船只被敌方潜水艇击沉而流落该地的年轻寡妇海伦通奸，违反了教义，精神苦闷，最后为了解脱而自杀身亡。
这部小说出版后也引起争议。英国评论家佛兰西斯·魏恩达姆认为这是“对人生绝望的研究……是格林的一部杰作，因为他在其中充分发挥了那些贯穿在他所有小说中的主题：怜悯、恐惧、爱情和失望，以及一种对人的精神解脱的探索。”④著名的英国天主教徒作家埃弗林·沃说，“这部小说提出一个十分难以捉摸的问题。它的主人公说教会‘知道一切答案’，但他的生和死却又包含一个仅能在上帝那里得到解答的问题：完善的公正和完美的怜悯取得和谐一致。这部小说只有天主教徒才写得出来，也只有天主教徒才能理解。我的意思是说只有天主教徒才能理解它所提出的问题的性质……对他们来说，这部十分虔诚的书会象是一桩丑闻，因为它不仅把天主教徒描绘得不象正常的人，而且展示他们在经受自己的信仰的折磨。这部小说会成为争论的对象，甚至遭到谴责。成千上万不信教的人会怀着单纯的激动心情阅读它，一点也不会觉察到自己正闯入信仰的最神秘的深处。另有一类人会看出这部书的涵义，却又由于怀疑其中宗教信仰是否得当而感到困惑。”⑤另一名英国知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则认为“小说里那样迷信罪人会洗涤罪孽，似乎显得轻薄而无意义，也许隐藏着对信仰的削弱，因为人们若真相信地狱，就不会在它的边缘那样装腔作势地表现出感恩的态度。更扼要地说，它试图在人性情欲上覆上一层宗教揣测的色彩，从而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荒谬。”⑥
这里不妨就格林本人的创作意图来试行简单剖析一下这部作品。格林在创作上有个独特之处，就是有意识地在每本小说中反复运用一两个关键词汇来表达中心主题思想，例如《密探》里是“信任和怀疑”；《这是个战场》里是“公正”；《权力和荣誉》里是“纵情放任”；《事情的结局》里是“爱和恨”。读者在阅读《问题的核心》时，不难发现关键词汇是“怜悯和责任”。
主人公斯科比在为妻子去南非筹款而为难时，作者对他的心理状态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他无疑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致命的弱点是他对妻子的怜悯和所承担的责任感，一种比爱更强烈的激情促使他向叙利亚奸商借钱，从而受到后者的威胁利诱，逐渐走向犯罪的道路。
正当他送走妻子，如释重负，心情恢复宁静时，他又遇到一批难民，并跟其中的一个年轻寡妇海伦发生了恋情。作者把这也归因于斯科比的悲天悯人和责任感。
他后来与海伦私通。作者描绘道，“怜悯象是他心头上一块溃疡，他永远也不能把它去掉。根据自己的经验他知道热情会泯灭，爱情会消失，但是怜悯却永远停留在那里。无论什么也不能使怜悯消灭。生活的条件培养着它。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不需要怜悯——那就是他自己。”(第243—244页)
斯科比妻子回来后，他内心受到宗教的压力，但是对妻子和情人却又都怀有爱情，对他来说，专爱一个则会给另一个增添痛苦，矛盾重重，无法排解，最后领悟到“他本来认为爱、同情、相互了解是有关系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知道没有谁能够了解另外一个人。爱本是一种想了解别人的愿望，只是因为不断失败，这种愿望很快就死亡了，爱或者也随着死去，或者变成了痛苦的情谊，变成忠贞、怜悯……”(第357页)
后来，斯科比又与奸商共谋杀害了那个知悉他的私情、伺候他十五年的黑仆人，罪恶越来越重，为了解脱自己而进一步犯下教义不可原恕的重罪——自杀，让上帝去怜悯他的妻子、情人和其他的人吧，自己心甘情愿地堕入地狱。
作者反复强调主人公的沉沦是由于“怜悯和责任”感，以突出这部小说的中心思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格林在全书结尾借兰克神甫之口道出了自己对宗教的看法：教会对人生来的堕落也无能为力加以挽救，“教会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一个人心里想的是什么”。
西方评论家对格林这类有关天主教的小说议论纷纭，格林为此作出自己的解释：“我写了一本关于一个人走向地狱的书《布莱顿岩石》，另写了一本关于一个人升向天堂的书《权力和荣誉》，现在只不过又写了一本关于一个人走向炼狱的书(指《问题的核心》)。我不明白这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⑦
确实，格林这类小说里的主人公大都是不检点的天主教徒或酗酒的神甫，在光怪陆离的社会中难免受到诱惑，违背教义而犯罪。格林通过对他们的信仰、罪恶、赎罪和解脱等问题的探讨，主要关心的显然仍是人世间灵与肉、善与恶的斗争。他写上帝，写罪恶，目的之一仍在于揭示西方社会上肮脏和腐败的现象。美国文艺评论家乔治·伍德考克说，“从理论上看，格林或许承认原罪，但是他的作品里，人内在的恶，若与那种由于社会纷乱的活动而引起的外在的恶相比，则总是少一些。他对人性的力量的观察，促使他采取一种革命性态度。”⑧
有的西方读者说，“打开格林的一本小说就会甘冒闻到一股硫磺气味的危险。”⑨挫败善，主人公多半是一些精神萎靡或苦闷的人，徨在爱与恨、善与恶、天堂与地狱之间。这一点格林自己承认是由于受到早期阅读玛乔丽·鲍温的一本历史小说《米兰的毒蛇》的强烈影响，“鲍温使我有了自己的基调——宗教也许会以其他方式向我解释，但是这种基调已经存在——恶在人间畅行无阻，而善却不能再在世间漫步。”⑩
在艺术手法上，格林在《问题的核心》里运用了电影剪辑手法，另外还发挥了他的另一特点，那就是在叙述的段落里经常掺入作者的议论。当代不少西方评论家反对小说中加进作者自己的议论，格林对这种偏见持不同意见，他坚持“一个小说家发发议论，表达自己的见解，是一种传统的、必不可少的权利。”⑾小说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比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运用得更巧妙，更不扎眼。他的方法是，不直接议论，而是从小说人物的思想和处境出发，展开作者的议论或作出生动的隐喻，使得读者几乎觉察不到这种转换，而把这作为表达人物意识的一个环节接受下来。这种加进作者议论的创作方法目前在我国也是个争论点，如何把它运用得当，似可从格林得到启发。
《问题的核心》虽被西方公认为格林的一部佳作，但正如奥威尔所指出来的那样，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小说的背景为什么要选定在非洲？除了那个叙利亚商人外，整个故事情节完全可能发生在伦敦近郊区。非洲人仅作为陪衬偶而出现；斯科比脑子里实际上会闪现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敌对情绪，以及殖民主义者对当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制，但在小说中竟未被提及。故事发生在1942年，斯科比却好象很少关心战争和本职工作，只在忙于一些琐碎事儿，最关心的仿佛只是自己走向地狱的过程。格林对自己这本著作也不尽满意，“我觉得基调太低沉了，情节夸张，斯科比由于宗教原因而感到的忧虑不安也显得太极端了。”⑿
读者读完这部具有古典传统的悲剧性小说后，会觉得作者的人生哲学未免过于悲观失望，但是细心觉察就会发现字里行间还是进发出一些劝人勿作恶的道德火花。
格林的政治小说《沉静的美国人》早在六十年代就已被译成中文，现在再译介他的一部探讨宗教问题的小说，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位知名的英国作家的了解。
1979年12月15日
①见《天主教世界》，1969年8月号，第218页。
②见伊丽莎白·鲍温、格雷厄姆·格林和V.S.普利契特：《我为什么写作？》，波西威尔·马沙尔出版社，1948年。
③西方评论家认为是当时的黄金海岸。
④佛兰西斯·魏恩达姆：《格雷厄姆·格林》，朗曼斯出版社，1958年，第20—21页。
⑤见《公益》杂志，1948年7月16日一期。
⑥见《乔治·奥威尔的论文、报刊文章和书信全集》，赛克尔与瓦尔堡出版社，1968年，第440页。
⑦见《天主教世界》杂志，1969年8月号，第220页。
⑧见4读者指南》第一卷，美国勃克出版公司，1974年，第463页。
⑨见《当代作家》，第15／16卷，加尔研究出版公司，1966年，第182页。
⑩见《巴黎评论》第3期(1953年8月)所载马丁·舒特窝斯和西蒙·拉温：《小说的艺术：格雷厄温·格林》一文。
⑾见大卫·劳吉：《格雷厄姆·格林》，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23页。
⑿见《格雷厄姆·格林的三部小说》前言，斯德哥尔摩，诺斯泰德出版社，1962年，第25页。
他于1904年生于英国中部伯克爱姆斯特德的一个中学校长的家庭，青年时代曾装成一个流浪汉，靠手摇风琴赚些钱，漫游英国各地。1925年他从牛津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在《诺丁汉杂志》社无偿工作，1926年起在伦敦《泰晤士报》社任副编辑四年。1929年第一部小说《内心人》问世后，他就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开始作家生涯。
三十年代，他著述甚多，除为《观察家》杂志写电影评论外，发表了《行动之名》(1930)、《夜幕降临时的谣言》(1931)、《这是个战场》(1934)、《英国造就我》(1935)和《布莱顿岩石》(1938)五部严肃性小说以及三本他称之为“消遣”性的轻松小说：《斯坦布尔列车》(1932)、《一杆出售的枪》(1936)和《密探》(1939)，另外还写了访问利比里亚和墨西哥的旅行记《没有带地图的旅行》(1936)和《不法之路》(1939)。在这时期，格林同奥登和伊雪乌德等左翼作家步调相一致，在作品中反映当时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威胁，如实描绘那充满虐政、暴力和不平静的欧洲情景，并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解决。在艺术手法上，他摒弃了二十年代盛行的唯美主义，在《英国造就我》一书里曾经试验过“意识流”技巧，但未获成功，后来就采取直爽、简洁而通俗的文体，运用惊险侦探小说的形式，不过格调又高于坊间流行的侦探小说。他利用这种形式把一些具有深远意义的道德问题加以戏剧化，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一种独特而不自命高雅的风格，注意情节的安排，通过行动描写人物，有时还采用新闻报导和电影剪辑手法加强效果。格林曾在谈论电影时说，“你如果首先激动观众的心弦，就可以使他们接受你所想要描述的恐怖、苦难和真理。这依然是对的，而且对小说和电影都同样适用。”①他虽在1926年皈依天主教，但由于他青年时代曾有四个星期是英共党员，在创作态度上基本上一直同情贫困的下层社会和思想左倾的主人公，并未象他同辈信仰天主教的知识分子那样倒向政治上的右翼。
1940年，格林根据亲自调查的情况，写成一部描绘墨西哥当局驱逐教会、追捕神甫的小说，引起很大的重视，并获霍桑顿文学奖。二次大战时，他从事外交工作，曾被派往西非、亚洲和拉丁美洲，因此战后他的小说大都转而涉及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1948年发表的《问题的核心》获泰特·布莱克纪念奖，更使他赢得国际声誉，接着1950年写的《事情的结局》又获天主教文学奖。1954年他被聘为《新共和》杂志的驻越南记者，回国后写成一部现在看来颇有远见、反对美国插手越南战争的小说——《沉静的美国人》(1956)。随后发表的小说有《我们在哈瓦那的人》(1958)、《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案例》(1961)、《喜剧演员》(1966)和《随姨母旅行》(1969)。另外，他还写了《起居室》、《第三人》等戏剧和电影剧本。他1962与1963年获剑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和英国皇家文学学会荣誉成员奖章。这一时期，他还先后担任过埃尔与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和鲍德莱·海德出版社的社长。
七十年代，格林写了自传《一种生活》(1971)和两部小说《荣誉领事》(1973)及《人的因素》(1978)。直至目前，他已经发表了三十多种作品，包括小说、戏剧、游记和论文集，其中《问题的核心》、《喜剧演员》等十三部长篇小说和两篇短篇小说已被搬上银幕。格林现在虽已年逾古稀，精力仍很旺盛，密切注视着国际上的重大事件，今年又长途跋涉去拉丁美洲国家访问，为他的下一部小说搜集素材。
综观格林的作品，正如他本人所说，“大多是政治小说”。诸如《密探》涉及西班牙内战；《沉静的美国人》描绘抗法战争时的越南；《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写巴蒂斯塔独裁下的古巴；《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案例》描述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撤退前的刚果；《喜剧演员》揭露海地前总统杜瓦利埃的暴政；而《人的因素》是写国际间谍组织的阴谋活动。格林认为二十世纪充满暴力、恐怖和残酷，因而他的作品里不断出现战争和革命、罪犯和警察、搜捕者和被追捕者，交织着正义和非正义、忠诚和背叛、信任和怀疑。
除去政治小说外，格林至今写过四部探讨宗教问题的小说：《布莱顿岩石》、《权力和荣誉》、《问题的核心》和《事情的结局》。不少西方评论家认为他受了法国天主教徒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影响，但格林对此加以否认，而且不愿意读者把他当作一名天主教徒作家那样看待。他1966年曾对《生活》杂志编辑说，“尽管宗教使我感到兴趣，但我并不是一个虔敬的教徒。”他认为给予他重要影响的作家是福特·马道克·福特、约瑟夫·康拉德和亨利·詹姆斯，但又谦虚地添说道，“若说詹姆斯影响了我，似嫌有点荒谬，正如说一座高山影响了一只耗子一样。”其实，在他的《权力和荣誉》出版后就有许多西方评论家认为他的写作水平已经使他名列当时健在的莫里亚克、马尔洛、海明威和福克纳等优秀小说家的行列中而毫无愧色。
《权力和荣誉》和《问题的核心》是他反映宗教信仰的代表作。前一本小说向世俗心目中对于宗教神圣不可侵犯和神甫庄严身份的概念大胆提出挑战，出版后受到天主教宗教法庭的谴责。格林1948年在同英国作家伊丽莎白·鲍温和V·S·普利契特通讯中谈到“我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承认他为了忠于自己的想像而使他陷入某种程度“不忠”于教会的境地，也就是说他在追求艺术目的时，不能考虑宗教教义的束缚而为教会利益进行宣传。②同年，他在《问题的核心》一书中更进一步找到了表达他那种“不忠”的新方式。
《问题的核心》的故事颇为简单，叙述二次大战时一个英属某西非殖民地③的警察署副专员斯科比，原是个正直、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送精神苦闷的妻子去南非度假，不得不向一名叙利亚奸商借债，从而受到他的威胁利诱；后来他又与一个因所乘船只被敌方潜水艇击沉而流落该地的年轻寡妇海伦通奸，违反了教义，精神苦闷，最后为了解脱而自杀身亡。
这部小说出版后也引起争议。英国评论家佛兰西斯·魏恩达姆认为这是“对人生绝望的研究……是格林的一部杰作，因为他在其中充分发挥了那些贯穿在他所有小说中的主题：怜悯、恐惧、爱情和失望，以及一种对人的精神解脱的探索。”④著名的英国天主教徒作家埃弗林·沃说，“这部小说提出一个十分难以捉摸的问题。它的主人公说教会‘知道一切答案’，但他的生和死却又包含一个仅能在上帝那里得到解答的问题：完善的公正和完美的怜悯取得和谐一致。这部小说只有天主教徒才写得出来，也只有天主教徒才能理解。我的意思是说只有天主教徒才能理解它所提出的问题的性质……对他们来说，这部十分虔诚的书会象是一桩丑闻，因为它不仅把天主教徒描绘得不象正常的人，而且展示他们在经受自己的信仰的折磨。这部小说会成为争论的对象，甚至遭到谴责。成千上万不信教的人会怀着单纯的激动心情阅读它，一点也不会觉察到自己正闯入信仰的最神秘的深处。另有一类人会看出这部书的涵义，却又由于怀疑其中宗教信仰是否得当而感到困惑。”⑤另一名英国知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则认为“小说里那样迷信罪人会洗涤罪孽，似乎显得轻薄而无意义，也许隐藏着对信仰的削弱，因为人们若真相信地狱，就不会在它的边缘那样装腔作势地表现出感恩的态度。更扼要地说，它试图在人性情欲上覆上一层宗教揣测的色彩，从而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荒谬。”⑥
这里不妨就格林本人的创作意图来试行简单剖析一下这部作品。格林在创作上有个独特之处，就是有意识地在每本小说中反复运用一两个关键词汇来表达中心主题思想，例如《密探》里是“信任和怀疑”；《这是个战场》里是“公正”；《权力和荣誉》里是“纵情放任”；《事情的结局》里是“爱和恨”。读者在阅读《问题的核心》时，不难发现关键词汇是“怜悯和责任”。
主人公斯科比在为妻子去南非筹款而为难时，作者对他的心理状态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他无疑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致命的弱点是他对妻子的怜悯和所承担的责任感，一种比爱更强烈的激情促使他向叙利亚奸商借钱，从而受到后者的威胁利诱，逐渐走向犯罪的道路。
正当他送走妻子，如释重负，心情恢复宁静时，他又遇到一批难民，并跟其中的一个年轻寡妇海伦发生了恋情。作者把这也归因于斯科比的悲天悯人和责任感。
他后来与海伦私通。作者描绘道，“怜悯象是他心头上一块溃疡，他永远也不能把它去掉。根据自己的经验他知道热情会泯灭，爱情会消失，但是怜悯却永远停留在那里。无论什么也不能使怜悯消灭。生活的条件培养着它。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不需要怜悯——那就是他自己。”(第243—244页)
斯科比妻子回来后，他内心受到宗教的压力，但是对妻子和情人却又都怀有爱情，对他来说，专爱一个则会给另一个增添痛苦，矛盾重重，无法排解，最后领悟到“他本来认为爱、同情、相互了解是有关系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知道没有谁能够了解另外一个人。爱本是一种想了解别人的愿望，只是因为不断失败，这种愿望很快就死亡了，爱或者也随着死去，或者变成了痛苦的情谊，变成忠贞、怜悯……”(第357页)
后来，斯科比又与奸商共谋杀害了那个知悉他的私情、伺候他十五年的黑仆人，罪恶越来越重，为了解脱自己而进一步犯下教义不可原恕的重罪——自杀，让上帝去怜悯他的妻子、情人和其他的人吧，自己心甘情愿地堕入地狱。
作者反复强调主人公的沉沦是由于“怜悯和责任”感，以突出这部小说的中心思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格林在全书结尾借兰克神甫之口道出了自己对宗教的看法：教会对人生来的堕落也无能为力加以挽救，“教会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一个人心里想的是什么”。
西方评论家对格林这类有关天主教的小说议论纷纭，格林为此作出自己的解释：“我写了一本关于一个人走向地狱的书《布莱顿岩石》，另写了一本关于一个人升向天堂的书《权力和荣誉》，现在只不过又写了一本关于一个人走向炼狱的书(指《问题的核心》)。我不明白这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⑦
确实，格林这类小说里的主人公大都是不检点的天主教徒或酗酒的神甫，在光怪陆离的社会中难免受到诱惑，违背教义而犯罪。格林通过对他们的信仰、罪恶、赎罪和解脱等问题的探讨，主要关心的显然仍是人世间灵与肉、善与恶的斗争。他写上帝，写罪恶，目的之一仍在于揭示西方社会上肮脏和腐败的现象。美国文艺评论家乔治·伍德考克说，“从理论上看，格林或许承认原罪，但是他的作品里，人内在的恶，若与那种由于社会纷乱的活动而引起的外在的恶相比，则总是少一些。他对人性的力量的观察，促使他采取一种革命性态度。”⑧
有的西方读者说，“打开格林的一本小说就会甘冒闻到一股硫磺气味的危险。”⑨挫败善，主人公多半是一些精神萎靡或苦闷的人，
在艺术手法上，格林在《问题的核心》里运用了电影剪辑手法，另外还发挥了他的另一特点，那就是在叙述的段落里经常掺入作者的议论。当代不少西方评论家反对小说中加进作者自己的议论，格林对这种偏见持不同意见，他坚持“一个小说家发发议论，表达自己的见解，是一种传统的、必不可少的权利。”⑾小说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比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运用得更巧妙，更不扎眼。他的方法是，不直接议论，而是从小说人物的思想和处境出发，展开作者的议论或作出生动的隐喻，使得读者几乎觉察不到这种转换，而把这作为表达人物意识的一个环节接受下来。这种加进作者议论的创作方法目前在我国也是个争论点，如何把它运用得当，似可从格林得到启发。
《问题的核心》虽被西方公认为格林的一部佳作，但正如奥威尔所指出来的那样，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小说的背景为什么要选定在非洲？除了那个叙利亚商人外，整个故事情节完全可能发生在伦敦近郊区。非洲人仅作为陪衬偶而出现；斯科比脑子里实际上会闪现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敌对情绪，以及殖民主义者对当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制，但在小说中竟未被提及。故事发生在1942年，斯科比却好象很少关心战争和本职工作，只在忙于一些琐碎事儿，最关心的仿佛只是自己走向地狱的过程。格林对自己这本著作也不尽满意，“我觉得基调太低沉了，情节夸张，斯科比由于宗教原因而感到的忧虑不安也显得太极端了。”⑿
读者读完这部具有古典传统的悲剧性小说后，会觉得作者的人生哲学未免过于悲观失望，但是细心觉察就会发现字里行间还是进发出一些劝人勿作恶的道德火花。
格林的政治小说《沉静的美国人》早在六十年代就已被译成中文，现在再译介他的一部探讨宗教问题的小说，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位知名的英国作家的了解。
1979年12月15日
①见《天主教世界》，1969年8月号，第218页。
②见伊丽莎白·鲍温、格雷厄姆·格林和V.S.普利契特：《我为什么写作？》，波西威尔·马沙尔出版社，1948年。
③西方评论家认为是当时的黄金海岸。
④佛兰西斯·魏恩达姆：《格雷厄姆·格林》，朗曼斯出版社，1958年，第20—21页。
⑤见《公益》杂志，1948年7月16日一期。
⑥见《乔治·奥威尔的论文、报刊文章和书信全集》，赛克尔与瓦尔堡出版社，1968年，第440页。
⑦见《天主教世界》杂志，1969年8月号，第220页。
⑧见4读者指南》第一卷，美国勃克出版公司，1974年，第463页。
⑨见《当代作家》，第15／16卷，加尔研究出版公司，1966年，第182页。
⑩见《巴黎评论》第3期(1953年8月)所载马丁·舒特窝斯和西蒙·拉温：《小说的艺术：格雷厄温·格林》一文。
⑾见大卫·劳吉：《格雷厄姆·格林》，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23页。
⑿见《格雷厄姆·格林的三部小说》前言，斯德哥尔摩，诺斯泰德出版社，1962年，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