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时间：1942年 / 地点：河南 / 人物：王芸生
解说：封锁！这是当时国民党当局对河南大饥荒的态度。但，大公报冲破了封锁！对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作出真实而勇敢的报道。而作为此次报道关键性人物的王芸生，则充分诠释了什么是新闻人的良心。
1941年，河南有100多个县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蚀，早早地为1942年的大饥荒埋下了种子。而到1942年时，全省一春无雨，麦收只有平日一二成；整夏亦无雨，禾苗枯槁。夏秋之际，豫南之大风、豫西之大霜、黄泛区之蝗虫，使得整个河南省无县不灾、无灾不重。粮价随之疯涨，省内各地粮食价格7、8月间均已翻番。到12月，粮价已经有了20多倍的涨幅。民众已从失望转到无望，更多的人又从无望转向绝望。当1942年转向1943年时，饥饿与严寒的双重打击，彻底击垮了饥苦的人们，大批成年男女开始死亡。整个河南陷入了哀鸿遍野、赤地千里的境地。
根据事后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可以知道“全省有39个县灾情严重，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另据1946年，河南省社会处编印的《河南灾情实况》一书，其中《河南省各行政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附注开列，此次旱灾死亡人数达300万。不同于官方，民间相信这次大灾荒死亡人数应为500万，坚持这一数字的包括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和当时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300万抑或500万，这很重要，因为所蕴含的是百万鲜活生命的不同。300万抑或500万，这已很不重要，因为这不过是简单的几个数字，而再多数字的标识，也无法改变大量民众死去的事实。
冲出一片死寂
当大多数的报纸，和国民政府保持一致，对中原大地发生的大饥荒保持静默时，有一个人带领一家主流的报纸冲出了这片死寂，发出了真实的声音。这个人就是鼎鼎大名的《大公报》主笔王芸生，这份报纸就是在近代和申报同样享有盛誉的中文报纸——《大公报》。
王芸生原名德鹏，在天津《商报》做编辑时始用“芸生”为名，取“芸芸众生”之意。自1929年带着热诚投身《大公报》，王芸生便开始了连续37年的耕耘，他将一生的事业全部贡献给了大公报，而大公报也因为他而彰显独特价值。无怪乎有“王芸生就是《大公报》，《大公报》就是王芸生”之言。在那里，他撰写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从1932年开始一直连载达两年半，无一日中断，每日文前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十六字，以确凿的事实告诉国人在鸦片战争后中国所受的欺凌，激发国人奋起救国。
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大公报》没有像申报那样随着上海的沦陷而“沦陷”，依靠对于新闻自由精神的独特理解和坚持，虽几度搬迁，却仍顽强地在重庆坚守着。其时，在王芸生的领导下，《大公报》接二连三地发表有关河南大灾荒的报道社论，及时、准确、全面地将新闻消息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其中较出名的有1942年8月19日《豫灾惨重》、1942年9月30日《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1942年12月28日《河南灾荒目睹记》和《天寒岁暮念灾黎》、1943年2月1日《豫灾实录》、1943年2月2日《看重庆，念中原！》和1943年6月20日《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等。
作为此次报道关键性人物的王芸生，面对这样大的灾荒，以新闻从业者的良心、用新闻评论家的冷静做出了一系列举动。作为《大公报》主政者，他在获悉豫灾后及时派遣记者张高峰前往河南，进行实地采访报道；作为编辑，他客观修改通讯篇名，完整刊发了记者发回的全文报道——《豫灾实录》；作为社评人，他用自己的热忱和独有的思考，撰写配发了感人肺腑和震人心魄的社论——《天寒岁暮念灾黎》和《看重庆，念中原！》。
“早死，少受罪”
1942年的河南，3、4月豫西遭雹灾、黑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麦收之际又有大霜；入夏以来，三月不雨， 全省大旱；8、9月间，临泛各县黄水漫溢、泛滥。全省110个县，除沦陷区无统计外，无县不灾。全省3000万人口中，粮食不足者873182户、4661512口，急待救济的有1485823户、7938967口。1943年，春大旱；夏又遇蝗虫、风、霜等灾。南至武胜关，北至太行山脉，西起荆紫关， 东到淮河流域，全被旱魔笼罩。入夏以后，“蝗虫自泛东掠河而西， 迅速蔓延”，所有秋禾被食殆尽，全省有调查报告的受灾县96个。在严重灾害的打击下，当时的河南到处都是荒芜的田园，暴野的尸骨，呈现出一片悲惨凄凉的景象。
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王芸生领导下的《大公报》，如他自己所言“真实地记出你所见到的事，勇敢地说出你心里的话”。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率先在头版刊载了王工碧的长篇通讯《河南灾荒目睹记》，拉开了正面报道河南大灾的序幕。该文分五个部分对惨不忍睹的河南灾民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并提出了救济之道。文章在报道灾区惨状时写道：“在初秋，卖儿女者尚多，那时一少女或少妇还可以换百余斤粮食。有论斤者，可卖至三元一斤，后来因买者绝少，已变为弃儿或送女……某小饭铺后，一小树上用麻绳缚一三四岁之女孩，现在他们是只图个人捡命，已不复计较离散之苦，甚至希求快离散，这原因有扶沟一流民对我说：‘我们赶快各自走开，我不忍看见他们死，也不愿他们看见我死。’”文章接着写道：“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
“敢说，敢做，敢担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王芸生用自己锐利的笔锋，实践着自己的良言。《河南灾荒目睹记》后配发的社评《天寒岁暮念灾黎》，行文中除了王芸生作为新闻人的良心，更多的是其悲天悯人之心。“天寒岁末，陪都充满了雍容景象……在这时，我们应该有所念：念到各省饥寒交迫的灾黎……而今年最惨烈的灾难，是河南的天灾及浙赣的人祸。”“‘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一类写灾文字的滥调，己不足以形容豫灾的严重……天寒岁末了，中原霜雪，西北寒风，衣单腹饥，那儿千万的灾民将怎样度过呢？”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是对受难同胞的深切关怀之情。“而于抗战大局也特别关系大。豫省关系北方一大片，我们掌握住河南，不特掩护川陕，而且切进的控制着山东与河北。在这时，假使我们因天灾之故，任河南根据地的人民死亡逃散，形成荒废之区，则这一枢纽关系抗战大局，万万不能放松。”这是作者对日益严重灾情的深切忧虑和对抗战战略大势的思索。 “当此岁暮天寒之际，我们愿特别提醒大家顾念到缺衣少食的灾民。我们不但呼吁政府与同胞速给千千万万的灾民以救助，更愿藉此唤出人类最本能的同情心。人不怕有偶然的过失或无心的罪恶，而最可怕的是同情心的汩没。心上挂钩，肚内画圈，都是后天的习染，惟有利他的同情心总是人类最可宝贵的真情。我们这篇短文不敢希望能对灾区同胞有多大的助益，但愿饱食暖衣的人们能为困于冻饿的同胞打一个寒噤，热一下心窝，许多人的良心就得救了。”而这字字有声之文，则更是试图唤醒人们对同胞诚挚的同情之心。
硬汉也哭了
王芸生倡导新闻自由，曾说：新闻自由是“求真的钥匙”，新闻记者的职责可用两字概括：“真”与“勇”。在报道河南大灾荒一事上，他仍旧坚持“真”与“勇”，结果换来国民党中枢震怒，《大公报》停刊三日。不过源于千千万万读者支持的“勇气”，是真正的浩气长存，因为停刊后的《大公报》订户不降反增，从6万份猛增至10万份。体现“真”字的那篇报道是全长6000多字的通讯《豫灾实录》。这篇文章再次将河南遭受灾荒的惨景昭然于天下，文中写道：“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报道不仅详细地记述了水、旱、蝗等天灾给河南百姓带来的痛苦，还揭露了当局征兵、征粮、征夫等人祸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比去年还催得紧，把人带到县政府几天不给饭吃，还要痛打一顿，放回来叫他卖地。肥地一亩可卖五六百元，不值一斗的价钱，坏地根本无人要。灾旱的河南， 吃树皮的人民， 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文章惊叹百姓生活如人间地狱，发出深切的呼吁：“严冬到了， 雪花飘落，灾民无米无柴，无衣无食，冻饿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王芸生曾说：“新闻记者……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烈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干精神，兢兢业业的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于是，我们看到面对实实在在的河南灾情报道，硬汉王芸生落泪，连夜写下的肺腑之言——《看重庆，念中原》。文中有让人为之动容的话，如“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也有引发读者对城市物质生活反省和自责的话，如：“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尽管米珠薪桂，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现时的重庆，正为庆祝平等新约而欢欣，诚然值得欢欣，我们还应该有些戒慎恐惧之情。……但我们重庆人，却必须深切自省，莫太征逐物，在这灯红酒绿百货上市准备过年之时，应该勉抑酒食之，稍节馈赠之资，以移赈河南灾民。如此，还可以稍稍减轻我们的罪戾，略略安慰我们的良心！”
更有无情批驳责问政府所作所为，表述内心愤慨和不满之言，如：“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并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除去以上，王芸生在文章末尾大声疾呼：“读者诸君如欲捐款赈救河南同胞，本报愿尽收转之劳。”该文发表之后的三天内，文字的力量突显，募捐现热潮，收到的豫灾捐款是发表前近一个月所收捐款的三倍之多，在文章发表后的一个月，救济豫灾捐款总额达到50万余元。
王芸生素来正气，常敢言人所不敢言，敢做人所不敢做。1937年12月沪版《大公报》停刊，王便曾留下掷地有声之词，“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他所做的一切，是大公报办报宗旨“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体现，是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良知的体现，亦是其“以文报国”的实践。可惜深爱自己祖国，秉民族大义的人，却因政府的拙政和腐败，而无力改变满是血泪的事实，这是国家的悲哀，亦是时代的悲哀。不过，作为“彻头彻尾的新闻人”，王芸生让当时的人们知道了1942年的河南大灾荒，更让后世的人们永远记得了1942年的河南大灾荒。
链接 “洋鬼子”的三种声音
《大公报》打破了国内媒体之前有意无意的“失声”，掀开了一个口子。而将1942年的河南饥荒扩大为某种程度上的国际性事件的，则是“洋鬼子”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1943年3月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报道“Until the Harvest Is Reaped”（《等收成下来了》，附图1）。
白修德和他的搭档，在河南见到了啃吃人类尸体的野狗，见到了被废弃的村庄外号哭着死去的弃婴，见到了向苟延残喘的饥民们催逼税款的官吏，更在郑州，见到了用来款待他们这些“洋鬼子”的鸡鸭鱼肉。这段经历剧烈冲击了白修德，在他几年后的著作“Thunder Out of China”（《中国惊雷》）中，提及郑州的那餐饭时依旧耿耿：“It was one of the finest and most sickening banquets I ever ate”（这是我吃过的最精致也最令人作呕的一席）。
1942年的河南，震动了“过客”白修德。而通过他的“声音”，河南的凄惨事件让那些和他一样置身事外的人们震惊、愤怒直至抗议。陷入漩涡的国民党政府试图亡羊补牢，一面采取了一些救灾措施；一面据说由宋美龄出面，希望《时代》周刊解雇这位记者…… 白修德和蒋介石之后还有很多故事，但我们今天要说的还是河南，1942年。在白修德萌生前往河南采访的念头之前，甚至在《大公报》报道河南灾情之前，已经有一些“洋鬼子”在媒体上发出了关于河南饥荒的声音——那些“东洋鬼子”们。日占区五花八门的报纸中，有一种北京出版的《东亚新报》。1942年的9月10日，题为《大旱与暴政之下 豫南各地民众奋起反抗》（附图2）的报道，称“持续旱灾，收成比往年减少6成以上。物价腾涨，当地民众无法生活，纷纷揭竿而起。”。12月2日，《物资全无 饥民云集 许昌附近的真实情况》（附图3）。刊登了详细的当地物价，并称物资的严重匮乏，已经波及到军队。
但当时身在北京、天津或者其他地方的读者们，未必会对这些报道加以留心。在同一份报纸上，充斥着“英帝国即将崩溃”，“美国政府支持率跌入谷底，恐遭弹劾”，“重庆、成都物资匮乏，发生骚动”这类耸人听闻的文章。《东亚新报》是一架全力开动的宣传机器的组成部分。河南饥荒不过是它用来“证明”自己胜利在望，敌人即将失败的无数雷同的宣传材料之一。捕风捉影的些许信息被夸张、厚涂成斩钉截铁的事实时，那些原本冲击性的事实变成了某种苍白的虚影，淹没在各色谎言之中。
两种激烈高亢，发表在公开媒体的“声音”——高亢的原因和方式全然不同——之外，关于1942年的河南，还有一些“洋鬼子”，留下了第三种“声音”。
美国豫中信义会的传教医师艾莫瑞·W·卡尔森（Emery W Carlson）和他的夫人在许昌的信义医院工作多年，在这里的生活，虽然也有快乐，但更多的是战争、饥荒、瘟疫……他们留下的信件、日记等等材料，在2005年被编写成“In War and Famine： Missionaries in China's Honan Province in the 1940s”一书（《亲历战争与饥荒：1940年河南省的传教士》，附图4）。书中如是说：“干旱更严重了，不满情绪在蔓延……天气干燥，好多谷物被偷走，反抗的人会被杀死，医院里有不少伤者，麦价48……麦价50，面粉25美分一磅……据说有全家一起自杀的……。”这是来自亲历者低沉、绝望的声音。
暂且不提夸张或者有意虚构的成分，通过这些“洋鬼子的声音”，后人已经能够影影绰绰地看见1942年河南那几百万在饥荒中未曾留下“声音”就死去的同胞们。
（文/徐锦华）
解说：封锁！这是当时国民党当局对河南大饥荒的态度。但，大公报冲破了封锁！对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作出真实而勇敢的报道。而作为此次报道关键性人物的王芸生，则充分诠释了什么是新闻人的良心。
1941年，河南有100多个县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蚀，早早地为1942年的大饥荒埋下了种子。而到1942年时，全省一春无雨，麦收只有平日一二成；整夏亦无雨，禾苗枯槁。夏秋之际，豫南之大风、豫西之大霜、黄泛区之蝗虫，使得整个河南省无县不灾、无灾不重。粮价随之疯涨，省内各地粮食价格7、8月间均已翻番。到12月，粮价已经有了20多倍的涨幅。民众已从失望转到无望，更多的人又从无望转向绝望。当1942年转向1943年时，饥饿与严寒的双重打击，彻底击垮了饥苦的人们，大批成年男女开始死亡。整个河南陷入了哀鸿遍野、赤地千里的境地。
根据事后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可以知道“全省有39个县灾情严重，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另据1946年，河南省社会处编印的《河南灾情实况》一书，其中《河南省各行政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附注开列，此次旱灾死亡人数达300万。不同于官方，民间相信这次大灾荒死亡人数应为500万，坚持这一数字的包括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和当时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300万抑或500万，这很重要，因为所蕴含的是百万鲜活生命的不同。300万抑或500万，这已很不重要，因为这不过是简单的几个数字，而再多数字的标识，也无法改变大量民众死去的事实。
冲出一片死寂
当大多数的报纸，和国民政府保持一致，对中原大地发生的大饥荒保持静默时，有一个人带领一家主流的报纸冲出了这片死寂，发出了真实的声音。这个人就是鼎鼎大名的《大公报》主笔王芸生，这份报纸就是在近代和申报同样享有盛誉的中文报纸——《大公报》。
王芸生原名德鹏，在天津《商报》做编辑时始用“芸生”为名，取“芸芸众生”之意。自1929年带着热诚投身《大公报》，王芸生便开始了连续37年的耕耘，他将一生的事业全部贡献给了大公报，而大公报也因为他而彰显独特价值。无怪乎有“王芸生就是《大公报》，《大公报》就是王芸生”之言。在那里，他撰写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从1932年开始一直连载达两年半，无一日中断，每日文前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十六字，以确凿的事实告诉国人在鸦片战争后中国所受的欺凌，激发国人奋起救国。
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大公报》没有像申报那样随着上海的沦陷而“沦陷”，依靠对于新闻自由精神的独特理解和坚持，虽几度搬迁，却仍顽强地在重庆坚守着。其时，在王芸生的领导下，《大公报》接二连三地发表有关河南大灾荒的报道社论，及时、准确、全面地将新闻消息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其中较出名的有1942年8月19日《豫灾惨重》、1942年9月30日《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1942年12月28日《河南灾荒目睹记》和《天寒岁暮念灾黎》、1943年2月1日《豫灾实录》、1943年2月2日《看重庆，念中原！》和1943年6月20日《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等。
作为此次报道关键性人物的王芸生，面对这样大的灾荒，以新闻从业者的良心、用新闻评论家的冷静做出了一系列举动。作为《大公报》主政者，他在获悉豫灾后及时派遣记者张高峰前往河南，进行实地采访报道；作为编辑，他客观修改通讯篇名，完整刊发了记者发回的全文报道——《豫灾实录》；作为社评人，他用自己的热忱和独有的思考，撰写配发了感人肺腑和震人心魄的社论——《天寒岁暮念灾黎》和《看重庆，念中原！》。
“早死，少受罪”
1942年的河南，3、4月豫西遭雹灾、黑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麦收之际又有大霜；入夏以来，三月不雨， 全省大旱；8、9月间，临泛各县黄水漫溢、泛滥。全省110个县，除沦陷区无统计外，无县不灾。全省3000万人口中，粮食不足者873182户、4661512口，急待救济的有1485823户、7938967口。1943年，春大旱；夏又遇蝗虫、风、霜等灾。南至武胜关，北至太行山脉，西起荆紫关， 东到淮河流域，全被旱魔笼罩。入夏以后，“蝗虫自泛东掠河而西， 迅速蔓延”，所有秋禾被食殆尽，全省有调查报告的受灾县96个。在严重灾害的打击下，当时的河南到处都是荒芜的田园，暴野的尸骨，呈现出一片悲惨凄凉的景象。
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王芸生领导下的《大公报》，如他自己所言“真实地记出你所见到的事，勇敢地说出你心里的话”。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率先在头版刊载了王工碧的长篇通讯《河南灾荒目睹记》，拉开了正面报道河南大灾的序幕。该文分五个部分对惨不忍睹的河南灾民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并提出了救济之道。文章在报道灾区惨状时写道：“在初秋，卖儿女者尚多，那时一少女或少妇还可以换百余斤粮食。有论斤者，可卖至三元一斤，后来因买者绝少，已变为弃儿或送女……某小饭铺后，一小树上用麻绳缚一三四岁之女孩，现在他们是只图个人捡命，已不复计较离散之苦，甚至希求快离散，这原因有扶沟一流民对我说：‘我们赶快各自走开，我不忍看见他们死，也不愿他们看见我死。’”文章接着写道：“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
“敢说，敢做，敢担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王芸生用自己锐利的笔锋，实践着自己的良言。《河南灾荒目睹记》后配发的社评《天寒岁暮念灾黎》，行文中除了王芸生作为新闻人的良心，更多的是其悲天悯人之心。“天寒岁末，陪都充满了雍容景象……在这时，我们应该有所念：念到各省饥寒交迫的灾黎……而今年最惨烈的灾难，是河南的天灾及浙赣的人祸。”“‘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一类写灾文字的滥调，己不足以形容豫灾的严重……天寒岁末了，中原霜雪，西北寒风，衣单腹饥，那儿千万的灾民将怎样度过呢？”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是对受难同胞的深切关怀之情。“而于抗战大局也特别关系大。豫省关系北方一大片，我们掌握住河南，不特掩护川陕，而且切进的控制着山东与河北。在这时，假使我们因天灾之故，任河南根据地的人民死亡逃散，形成荒废之区，则这一枢纽关系抗战大局，万万不能放松。”这是作者对日益严重灾情的深切忧虑和对抗战战略大势的思索。 “当此岁暮天寒之际，我们愿特别提醒大家顾念到缺衣少食的灾民。我们不但呼吁政府与同胞速给千千万万的灾民以救助，更愿藉此唤出人类最本能的同情心。人不怕有偶然的过失或无心的罪恶，而最可怕的是同情心的汩没。心上挂钩，肚内画圈，都是后天的习染，惟有利他的同情心总是人类最可宝贵的真情。我们这篇短文不敢希望能对灾区同胞有多大的助益，但愿饱食暖衣的人们能为困于冻饿的同胞打一个寒噤，热一下心窝，许多人的良心就得救了。”而这字字有声之文，则更是试图唤醒人们对同胞诚挚的同情之心。
硬汉也哭了
王芸生倡导新闻自由，曾说：新闻自由是“求真的钥匙”，新闻记者的职责可用两字概括：“真”与“勇”。在报道河南大灾荒一事上，他仍旧坚持“真”与“勇”，结果换来国民党中枢震怒，《大公报》停刊三日。不过源于千千万万读者支持的“勇气”，是真正的浩气长存，因为停刊后的《大公报》订户不降反增，从6万份猛增至10万份。体现“真”字的那篇报道是全长6000多字的通讯《豫灾实录》。这篇文章再次将河南遭受灾荒的惨景昭然于天下，文中写道：“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报道不仅详细地记述了水、旱、蝗等天灾给河南百姓带来的痛苦，还揭露了当局征兵、征粮、征夫等人祸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比去年还催得紧，把人带到县政府几天不给饭吃，还要痛打一顿，放回来叫他卖地。肥地一亩可卖五六百元，不值一斗的价钱，坏地根本无人要。灾旱的河南， 吃树皮的人民， 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文章惊叹百姓生活如人间地狱，发出深切的呼吁：“严冬到了， 雪花飘落，灾民无米无柴，无衣无食，冻饿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王芸生曾说：“新闻记者……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烈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干精神，兢兢业业的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于是，我们看到面对实实在在的河南灾情报道，硬汉王芸生落泪，连夜写下的肺腑之言——《看重庆，念中原》。文中有让人为之动容的话，如“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也有引发读者对城市物质生活反省和自责的话，如：“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尽管米珠薪桂，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现时的重庆，正为庆祝平等新约而欢欣，诚然值得欢欣，我们还应该有些戒慎恐惧之情。……但我们重庆人，却必须深切自省，莫太征逐物，在这灯红酒绿百货上市准备过年之时，应该勉抑酒食之，稍节馈赠之资，以移赈河南灾民。如此，还可以稍稍减轻我们的罪戾，略略安慰我们的良心！”
更有无情批驳责问政府所作所为，表述内心愤慨和不满之言，如：“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并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除去以上，王芸生在文章末尾大声疾呼：“读者诸君如欲捐款赈救河南同胞，本报愿尽收转之劳。”该文发表之后的三天内，文字的力量突显，募捐现热潮，收到的豫灾捐款是发表前近一个月所收捐款的三倍之多，在文章发表后的一个月，救济豫灾捐款总额达到50万余元。
王芸生素来正气，常敢言人所不敢言，敢做人所不敢做。1937年12月沪版《大公报》停刊，王便曾留下掷地有声之词，“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他所做的一切，是大公报办报宗旨“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体现，是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良知的体现，亦是其“以文报国”的实践。可惜深爱自己祖国，秉民族大义的人，却因政府的拙政和腐败，而无力改变满是血泪的事实，这是国家的悲哀，亦是时代的悲哀。不过，作为“彻头彻尾的新闻人”，王芸生让当时的人们知道了1942年的河南大灾荒，更让后世的人们永远记得了1942年的河南大灾荒。
链接 “洋鬼子”的三种声音
《大公报》打破了国内媒体之前有意无意的“失声”，掀开了一个口子。而将1942年的河南饥荒扩大为某种程度上的国际性事件的，则是“洋鬼子”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1943年3月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报道“Until the Harvest Is Reaped”（《等收成下来了》，附图1）。
白修德和他的搭档，在河南见到了啃吃人类尸体的野狗，见到了被废弃的村庄外号哭着死去的弃婴，见到了向苟延残喘的饥民们催逼税款的官吏，更在郑州，见到了用来款待他们这些“洋鬼子”的鸡鸭鱼肉。这段经历剧烈冲击了白修德，在他几年后的著作“Thunder Out of China”（《中国惊雷》）中，提及郑州的那餐饭时依旧耿耿：“It was one of the finest and most sickening banquets I ever ate”（这是我吃过的最精致也最令人作呕的一席）。
1942年的河南，震动了“过客”白修德。而通过他的“声音”，河南的凄惨事件让那些和他一样置身事外的人们震惊、愤怒直至抗议。陷入漩涡的国民党政府试图亡羊补牢，一面采取了一些救灾措施；一面据说由宋美龄出面，希望《时代》周刊解雇这位记者…… 白修德和蒋介石之后还有很多故事，但我们今天要说的还是河南，1942年。在白修德萌生前往河南采访的念头之前，甚至在《大公报》报道河南灾情之前，已经有一些“洋鬼子”在媒体上发出了关于河南饥荒的声音——那些“东洋鬼子”们。日占区五花八门的报纸中，有一种北京出版的《东亚新报》。1942年的9月10日，题为《大旱与暴政之下 豫南各地民众奋起反抗》（附图2）的报道，称“持续旱灾，收成比往年减少6成以上。物价腾涨，当地民众无法生活，纷纷揭竿而起。”。12月2日，《物资全无 饥民云集 许昌附近的真实情况》（附图3）。刊登了详细的当地物价，并称物资的严重匮乏，已经波及到军队。
但当时身在北京、天津或者其他地方的读者们，未必会对这些报道加以留心。在同一份报纸上，充斥着“英帝国即将崩溃”，“美国政府支持率跌入谷底，恐遭弹劾”，“重庆、成都物资匮乏，发生骚动”这类耸人听闻的文章。《东亚新报》是一架全力开动的宣传机器的组成部分。河南饥荒不过是它用来“证明”自己胜利在望，敌人即将失败的无数雷同的宣传材料之一。捕风捉影的些许信息被夸张、厚涂成斩钉截铁的事实时，那些原本冲击性的事实变成了某种苍白的虚影，淹没在各色谎言之中。
两种激烈高亢，发表在公开媒体的“声音”——高亢的原因和方式全然不同——之外，关于1942年的河南，还有一些“洋鬼子”，留下了第三种“声音”。
美国豫中信义会的传教医师艾莫瑞·W·卡尔森（Emery W Carlson）和他的夫人在许昌的信义医院工作多年，在这里的生活，虽然也有快乐，但更多的是战争、饥荒、瘟疫……他们留下的信件、日记等等材料，在2005年被编写成“In War and Famine： Missionaries in China's Honan Province in the 1940s”一书（《亲历战争与饥荒：1940年河南省的传教士》，附图4）。书中如是说：“干旱更严重了，不满情绪在蔓延……天气干燥，好多谷物被偷走，反抗的人会被杀死，医院里有不少伤者，麦价48……麦价50，面粉25美分一磅……据说有全家一起自杀的……。”这是来自亲历者低沉、绝望的声音。
暂且不提夸张或者有意虚构的成分，通过这些“洋鬼子的声音”，后人已经能够影影绰绰地看见1942年河南那几百万在饥荒中未曾留下“声音”就死去的同胞们。
（文/徐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