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rfield Greenwich Group（FGG）成立于1983年，是一个知名的对冲基金。到2005年10月为止，FGG旗下管理着超过90亿美元的资产。它是一个员工持股公司，拥有75名员工，其中13名为股东。FGG是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注册的投资顾问和经纪人公司，它还在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登记注册。
　　杰弗瑞·特科尔1969年获得布鲁克林法学院博士学位，并在1970年开始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执行部工作，现为FGG创始合伙人和CEO。
　　2006年1月13日，本刊记者在上海专访了杰弗瑞.特科尔先生。
　　《经济》：FGG是合伙人制，但在中国的基金不是这样，基金经理的决策和责任承担不一样，这是否影响基金经理的判断和表达？
　　杰弗瑞·特科尔：我们采取合伙人制的原因是，FGG共有13个合伙人，他们分别位于FGG 5个不同地点的办事处。合伙人制可以很好的管理这些人。但是我们与下属的基金经理多采用合资公司的形式，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我个人认为公司的组织形式对对冲基金的表现并无决定影响，因为对冲基金流动性很强，股东可以根据各基金的赎回条款撤出，通常在有一定提前通知的前提下，每个月都可以赎回。
　　《经济》：FGG基金的主要流向是什么？
　　杰弗瑞·特科尔：我们50%的投资用来做市场中心性投资，20％-25%用来做多空头操作，一小部分用于“不幸事件”、兼并套利和固定套利。最近我们在欧洲用一部分资金进行地产投资。
　　《经济》：您对中国的地产投资怎么看？
　　杰弗瑞·特科尔：中国的房地产投资机会是非常吸引人的，但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来操作。等我们具备了相关专业知识以后，我们希望能有机会投资中国地产。
　　《经济》：1998年俄罗斯债券危机中，俄政府发现苗头不对就停止了交易，导致对冲基金既无法做多也无法做空。人们认为，对冲基金面对的最大风险是政府突然改变游戏规则，是这样吗？
　　杰弗瑞·特科尔：俄罗斯政府的操作显然是1998年危机的核心，甚至使人们担心资本市场在遭遇灾难之后有被关闭的危险，很多公司可能会因此而倒闭。我们特别关注新兴市场的外部风险的，但是这一事件仍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我们刚进入中国时，投资组合的数额可能会比较小。尽管1998年危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从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尽管“9·11”时市场遇到了很大困难，但表现仍是不错，尤其是市场流动性依然良好。我们关心的是绝对回报，如果回报的波动性比较大，投资人就必须就是否终止投资、继续投资或加大投资作出决策。我们宁愿牺牲一些回报率，换取较低的波动性，以使大家晚上都能睡得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