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挑”本是河务建设的术语，意思是疏浚河道的壅塞，使之畅通。“大挑”制度的本意，也是为落第的举子开辟另一条出路。
　　清朝康熙、雍正以来，由于国力日渐强盛、社会越来越稳定、人口越来越多，考中举人者也越来越多。但从举人到进士的竞争，存在着近90%的淘汰率，年复一年，在民间积压的举人队伍愈发庞大，难免有人心生怨言。
　　雍正帝即位之初，边远省份的一些县令出缺后，部选官员要经过一套复杂漫长的程序。但地方县令又是极为重要的职位，不能长时间空缺，于是当时的例行办法是由督抚选其他吏员署理（代理）。
　　雍正帝认为，这样选官体现的不是朝廷意志，谁能保证督抚们能做到公正无私、不因私废公呢？且每年有那么多的落第举子，既有空缺，何不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于是，雍正帝下令，直接从往科落第的举子中挑选人才去署理缺位，如果工作完成得好，还可以转正。
　　这种做法具有偶然性，一般是缺位较多时，才会集中挑举人，并未形成制度。到乾隆十七年，因举人壅滞的情况越发严重，朝廷便总结了雍正朝的做法，形成了固定的“大挑”制度。
　　乾隆帝起初害怕这个口子一开，对通过正规渠道考中的进士会造成不良影响，还设置了一些限制条件：为避免泛滥化，“大挑”每六年才举行一次;不鼓励举子以“大挑”为正规出路，只有连续参加过最近四次以上会试（累计十二年）不中的人，才能参加“大挑”。至嘉庆朝，“大挑”改为每十二年一次，连续三科未中进士者可参加，此后形成定制。
　　这一次“补选”中，举子既不用写文章，也不考策略实务，只看年龄、面相、身材。为什么如此“以貌取人”呢？其一，举人本身屡经大考，基本水平已经有了，不需再过度考核;其二，基层官员日常与百姓打交道，亲民性强，相貌气质好一些，利于绥抚百姓、安辑地方。
　　“大挑”的具体程序是，由皇帝指派宗室王爷，协同几位大学士、重臣，在内阁进行现场挑选。候选举人每二十人一批，进内阁后，由王爷大臣现场观察决定，且当场就发布最终结果。先点三个举子为一等，实授县令;再点八人，称作“跳八仙”，这八人是被淘汰的，点一个名，那人就要打道回府，被點中者难免心惊肉跳，故有“跳八仙”的戏称;剩下九人不再一一点名，统统定为二等，再由吏部统一选拔，有一定候补期，候任的官缺大多是学政一类教职。
　　虽是“以貌取人”，当然也不能全凭个人喜好。清代“大挑”有一套不成文的八字标准：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同”“田”类似于今人所称“国字脸”，相貌端正、威严，是上等身材相貌;“贯”“日”是中等身材，“贯”指头大身长而直，“日”即身材适中较匀称;“身”“甲”“气”“由”则是下等样貌，分别指整体斜、头大身小、两肩不平和头小身大。
　　一些自知条件不够的人，便会想到行贿。嘉庆皇帝回忆其作皇子时，有一次主持“大挑”，竟有人给他递条子，请挑某某举人为一等。嘉庆帝非常生气，刻意将请托之人淘汰。嘉庆对科场舞弊之事深为痛恨，即位之后回忆起此事，仍愤愤不平。但贪贿之风不是皇帝痛恨一下就能解决的，官员们遇到请托，难保不为其枉法徇私。
　　“大挑”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当时士人萌乱的社会隐患，但这个杯水车薪的小小制度，实行没多久便被腐败之风带到沟里，成了落后制度的一个现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