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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到大学，教过我的几十位老师，都以不同的方式恩泽于我。其中三位班主任，深深影响了我。而今，三位恩师都已驾鹤西去，但他们崇高的师德犹如巍巍丰碑，令我仰之弥高。
崇高师德，是爱与期望
我出生在瑞安梅头乡。当时农村办学条件较差，我小学就是在祠堂里读的。1978年读初中，被分到部队营房改造的临时中学，每天上学放学都要走一个小时。父母怕我路途辛苦，初二时把我转到场桥乡中学。
王田春老师教我语文，当班主任。记得几次作文，我的开头都是套话：“春雷一声振天响，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喜洋洋，在大好形势下……”王老师找我谈话了。他以特有磁性的话，表扬我“作文的风格是讲政治类的，非常了不起”；然后给我看几篇同学的习作，叫我写写不同风格的文章，“你理科这么拔尖，肯定能写出这类文章”。之后，每次作文时，王老师几乎都找我面批。王老师喜欢课堂上读同学们的美文，他好几次对我说，“本来也想读你的，可惜时间不够来不及”。我回想，当时我作文没入门，他是与我结对帮扶，所以总让我感觉“每次作文都让老师惊喜”的特别期望。这种教育艺术的背后，是特别的爱心。
场桥中学到我家要走半小时。读初三时，学校有晚自修，回家的路要经过一个坟地，我有点胆怯。王老师说：“读书人是天子门生，天上有星辰的，不用怕。”我宽慰许多。不久，教物理的费振家老师在他寝室里用布一拉，隔出半个房间，安排我和几位同学入住。我不知王老师有无从中促成，只记得他很兴奋，鼓励我“晚上多看些读书，对得起自己的聪明才智”。
中考时，师范提前招生，我上了线，参加了体验。不久，瑞安中学公布分数线，我也上线。王老师找我谈心，希望我读瑞中。我因家境贫困，听说读师范每月有18元助学金，就坚持已见。王老师急了，“你胆子这么小，根本就不适宜当教师”。王老师还联系我父母要我读瑞中，说我以后肯定能考上清华、北大。在参加瑞中体检的路上，我权衡再三，选择了放弃。我深感对不起王老师。即将赴师范就读时，王老师找到我，说：“胆子小有什么关系，有学问以后会大方起来的。”
读师范期间，王老师常托人叫我去他家玩，鼓励我大胆。师范毕业，我被分配到塘下区小，教五（3）班。这个班出了名的班风不良，问题特别多，我常向王老师请教。一年后，班级明显转变，全校一致推荐我为瑞安县优秀教师，在1985年全国第一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赴县城登台接受县长的表彰。王老师比自己获奖都高兴：“我总担心你性格内向当不了教师，这下放心了，人是会变的，你刚教书就有成绩，以后会成为特级教师的。”
王老师1991年筹建瑞安职业中专，后任校长至退休。我1992年调瑞安县城工作，接触就更多了。在他眼里，我永远是孩子，一直得到充满爱心的鼓励。在我人生的几个十字路口，特别在我工作碰到困境时，他总是给我以期望。
崇高师德，是人格魅力
1984年，我入读平阳师范学校。师范教育重技能，我理科的学习优势被淡化，加上普通话不行，音乐、美术、体育都欠缺，胆子又小，一下子从初中的优秀生变成后进生，心灰意冷。直到二年级碰到姚亦菲老师。
姚老师教我们《文选》，当班主任。教我们时，已60岁。他是作家，深厚的文学功底吸引了我。有一次，我的一篇作文被姚老师看中，他把我叫到家里，讨论了好久。他引导我阅读文学著作。《悲惨世界》、《复活》、《金陵春梦》，雪莱、普希金的诗作，这些略带伤感的文学作品，恰好引发我的共鸣，吸引我成为文学青年。
我更佩服姚老师的，是他面对坎坷人生的坚强意志。他青年时期参加地下党，坐过国民党的“老虎凳”，新中国成立后当中学老师，反右时期被划右派坐了20多年牢。教我们时刚刚平反，本来可以安享晚年，但他坚持再上讲台，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他曾给我们说自己有个心病，逃难时大女儿失散一直没有找到。记得一天课间，他说“我大女儿找到了，在上海工作”，说的时候饱含热泪，我们深受感动。他说，“坐牢时，最高兴的是吃饭，只要有饭吃就有活下去的希望”……这些话比任何课程都重要，给予我们的是一位历经磨难的老人对困难的渺视和对希望的不懈追求。我总觉得他的话句句在理，连低着头走路的深沉的样子，都很能打动我的心，这是岁月沧桑铸就的人格美。
毕业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曾好几次接他到瑞安来，有回还在我家过了一夜。有一次，他见我安排在酒家吃饭，就说：“反正花你钱了，能否叫个人来一起吃？”原来他曾经的逃难路上，南门渡口的牙科医生帮过他。于是，我们到南门渡口找，居然找到了那对医生夫妇。席间，三位老者回首往事，老泪纵横。平时滴酒不沾的姚老师频频敬酒，让我再次感知到感恩之心。
我刚担任瑞安安阳实小校长时，他严肃地告诫我，“一定要对老师好，不然做人都失败的”。一次，我请他给教师讲他的坎坷人生，他欣然应允。到了学校，看到我倡导的“真、善、美、乐”校训，称赞“有文化功底，这四个字值得人一辈子修炼”，并一定要和我在校训前合影。我一直保存着这张珍贵的相片。
2007年初，姚老师突患急性胰腺炎，生命垂危。我获悉后赶到温州医院。等了半天，终于获准进危重病房。姚老师已不会说话，但头脑清醒，见我来了，白色的被子动了一下，我拉他的手，手已冰凉。他笑了，笑得很灿烂。我说“你会好起来的”，他摇摇头，依然笑着。我说“你永远是我们学生的精神导师”，他点点头，依然笑着。遵医嘱，我不能待太久。告别时，他一直笑着看我出门。我感慨不已：一个人可以笑对死亡，需要多少的人格修炼！第二天，姚老师安祥离世，享年86岁。
崇高师德，是毕业后的关怀
1989年，教了五年书后，我考上浙江教育学院教育管理脱产本科班。沈扬教授当班主任，教学校管理学。沈老师北师大毕业，学识渊博。尤其是责任心特强，学生稍有思想波动就知晓。我曾有几次跑到杭州大学旁听法律课，沈老师马上找我谈心，表扬我学法律不错，但希望不要放弃教育。 毕业后，我到新华中学当教导主任。沈老师有一天主动打电话给我。原来，我大学期间曾去北京推销汽车配件，他一直“卡”在心上，怕我弃教从商。他总说我肯定有所作为：“你这样的人做生意了，教育还有什么希望？”直到我调瑞安教育局后，他才放心。
沈老师曾任省学校管理研究会秘书长。1993年，我与几位同学筹建瑞安学校管理研究会，他表扬我“把学校管理作为学问做”，主动要当顾问。在教育局待了几年后，他不时提醒我该去学校了，“校长可以做些学问”。我2001年去瑞安安阳实小当校长，沈老师专程从杭州到瑞安，向我祝贺。
2003年春，我设想在校内为教师办个本科班，既让教师提升学历，又解决工学矛盾。我与沈老师商量可能性。当时沈老师任浙江教育学院教育管理分院副院长，兼任省教育干训中心副主任。他一手帮我策划好方案，亲临开班典礼会场，并当这个本科班的班主任。我很感动，因为以他的身份会有人非议的，但是他不顾忌。这在当时的县城是个大新闻，也助了我大力。
我平时出差去杭州，常住芳草苑宾馆。沈老师家就在宾馆后边。我常到他家吃饭，他也常到宾馆叙旧。一次，我和瑞安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到杭州办事，因时间紧没联系谁，想不到在路上碰到沈老师。听说是我的领导，他晚上专门安排宴会。事后，他批评我说，“越是有外人在，越不能失了面子”。
2005年底，沈老师患病住院，动了大手术。我赶到杭州医院探望，他忘了病痛与我长谈教育。几个月后，我再去杭州探望，他已出院，但身体依然虚弱。当天晚上，他问我可否在杭州多住两天，说要介绍认识一位名人。第二天晚上，我如约去宾馆，与我会面的竟然是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顾先生说沈老师是他学生，反复请他抽空见见我。后来，我与顾先生联系也不多，但沈老师刻意的安排，让我深深感动。
如果说，求学期间老师的关怀更多的是责任，那么，沈老师对我毕业后的关怀，更多地体现为师者父母般的舐犊深情。学校是个小社会，从事教育常常要面对困扰，仅靠学问是不够的，还需教育技巧与人生智慧。感谢沈老师，既给我学问，又给我智慧。怕我迷茫于从商，引导我热爱教育；在我安逸于行政职位时，引导我放弃行政机关走近教育。特别是我初当校长那几年，常因碰到困难而焦虑，他那饱含智慧的话语总是让我顿悟。苏格拉底说，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痴迷于教育几十年，我常常怀想恩师的教诲，是他们那崇高的师德，点燃我教育理想的火把。
责任编辑 余志权
崇高师德，是爱与期望
我出生在瑞安梅头乡。当时农村办学条件较差，我小学就是在祠堂里读的。1978年读初中，被分到部队营房改造的临时中学，每天上学放学都要走一个小时。父母怕我路途辛苦，初二时把我转到场桥乡中学。
王田春老师教我语文，当班主任。记得几次作文，我的开头都是套话：“春雷一声振天响，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喜洋洋，在大好形势下……”王老师找我谈话了。他以特有磁性的话，表扬我“作文的风格是讲政治类的，非常了不起”；然后给我看几篇同学的习作，叫我写写不同风格的文章，“你理科这么拔尖，肯定能写出这类文章”。之后，每次作文时，王老师几乎都找我面批。王老师喜欢课堂上读同学们的美文，他好几次对我说，“本来也想读你的，可惜时间不够来不及”。我回想，当时我作文没入门，他是与我结对帮扶，所以总让我感觉“每次作文都让老师惊喜”的特别期望。这种教育艺术的背后，是特别的爱心。
场桥中学到我家要走半小时。读初三时，学校有晚自修，回家的路要经过一个坟地，我有点胆怯。王老师说：“读书人是天子门生，天上有星辰的，不用怕。”我宽慰许多。不久，教物理的费振家老师在他寝室里用布一拉，隔出半个房间，安排我和几位同学入住。我不知王老师有无从中促成，只记得他很兴奋，鼓励我“晚上多看些读书，对得起自己的聪明才智”。
中考时，师范提前招生，我上了线，参加了体验。不久，瑞安中学公布分数线，我也上线。王老师找我谈心，希望我读瑞中。我因家境贫困，听说读师范每月有18元助学金，就坚持已见。王老师急了，“你胆子这么小，根本就不适宜当教师”。王老师还联系我父母要我读瑞中，说我以后肯定能考上清华、北大。在参加瑞中体检的路上，我权衡再三，选择了放弃。我深感对不起王老师。即将赴师范就读时，王老师找到我，说：“胆子小有什么关系，有学问以后会大方起来的。”
读师范期间，王老师常托人叫我去他家玩，鼓励我大胆。师范毕业，我被分配到塘下区小，教五（3）班。这个班出了名的班风不良，问题特别多，我常向王老师请教。一年后，班级明显转变，全校一致推荐我为瑞安县优秀教师，在1985年全国第一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赴县城登台接受县长的表彰。王老师比自己获奖都高兴：“我总担心你性格内向当不了教师，这下放心了，人是会变的，你刚教书就有成绩，以后会成为特级教师的。”
王老师1991年筹建瑞安职业中专，后任校长至退休。我1992年调瑞安县城工作，接触就更多了。在他眼里，我永远是孩子，一直得到充满爱心的鼓励。在我人生的几个十字路口，特别在我工作碰到困境时，他总是给我以期望。
崇高师德，是人格魅力
1984年，我入读平阳师范学校。师范教育重技能，我理科的学习优势被淡化，加上普通话不行，音乐、美术、体育都欠缺，胆子又小，一下子从初中的优秀生变成后进生，心灰意冷。直到二年级碰到姚亦菲老师。
姚老师教我们《文选》，当班主任。教我们时，已60岁。他是作家，深厚的文学功底吸引了我。有一次，我的一篇作文被姚老师看中，他把我叫到家里，讨论了好久。他引导我阅读文学著作。《悲惨世界》、《复活》、《金陵春梦》，雪莱、普希金的诗作，这些略带伤感的文学作品，恰好引发我的共鸣，吸引我成为文学青年。
我更佩服姚老师的，是他面对坎坷人生的坚强意志。他青年时期参加地下党，坐过国民党的“老虎凳”，新中国成立后当中学老师，反右时期被划右派坐了20多年牢。教我们时刚刚平反，本来可以安享晚年，但他坚持再上讲台，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他曾给我们说自己有个心病，逃难时大女儿失散一直没有找到。记得一天课间，他说“我大女儿找到了，在上海工作”，说的时候饱含热泪，我们深受感动。他说，“坐牢时，最高兴的是吃饭，只要有饭吃就有活下去的希望”……这些话比任何课程都重要，给予我们的是一位历经磨难的老人对困难的渺视和对希望的不懈追求。我总觉得他的话句句在理，连低着头走路的深沉的样子，都很能打动我的心，这是岁月沧桑铸就的人格美。
毕业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曾好几次接他到瑞安来，有回还在我家过了一夜。有一次，他见我安排在酒家吃饭，就说：“反正花你钱了，能否叫个人来一起吃？”原来他曾经的逃难路上，南门渡口的牙科医生帮过他。于是，我们到南门渡口找，居然找到了那对医生夫妇。席间，三位老者回首往事，老泪纵横。平时滴酒不沾的姚老师频频敬酒，让我再次感知到感恩之心。
我刚担任瑞安安阳实小校长时，他严肃地告诫我，“一定要对老师好，不然做人都失败的”。一次，我请他给教师讲他的坎坷人生，他欣然应允。到了学校，看到我倡导的“真、善、美、乐”校训，称赞“有文化功底，这四个字值得人一辈子修炼”，并一定要和我在校训前合影。我一直保存着这张珍贵的相片。
2007年初，姚老师突患急性胰腺炎，生命垂危。我获悉后赶到温州医院。等了半天，终于获准进危重病房。姚老师已不会说话，但头脑清醒，见我来了，白色的被子动了一下，我拉他的手，手已冰凉。他笑了，笑得很灿烂。我说“你会好起来的”，他摇摇头，依然笑着。我说“你永远是我们学生的精神导师”，他点点头，依然笑着。遵医嘱，我不能待太久。告别时，他一直笑着看我出门。我感慨不已：一个人可以笑对死亡，需要多少的人格修炼！第二天，姚老师安祥离世，享年86岁。
崇高师德，是毕业后的关怀
1989年，教了五年书后，我考上浙江教育学院教育管理脱产本科班。沈扬教授当班主任，教学校管理学。沈老师北师大毕业，学识渊博。尤其是责任心特强，学生稍有思想波动就知晓。我曾有几次跑到杭州大学旁听法律课，沈老师马上找我谈心，表扬我学法律不错，但希望不要放弃教育。 毕业后，我到新华中学当教导主任。沈老师有一天主动打电话给我。原来，我大学期间曾去北京推销汽车配件，他一直“卡”在心上，怕我弃教从商。他总说我肯定有所作为：“你这样的人做生意了，教育还有什么希望？”直到我调瑞安教育局后，他才放心。
沈老师曾任省学校管理研究会秘书长。1993年，我与几位同学筹建瑞安学校管理研究会，他表扬我“把学校管理作为学问做”，主动要当顾问。在教育局待了几年后，他不时提醒我该去学校了，“校长可以做些学问”。我2001年去瑞安安阳实小当校长，沈老师专程从杭州到瑞安，向我祝贺。
2003年春，我设想在校内为教师办个本科班，既让教师提升学历，又解决工学矛盾。我与沈老师商量可能性。当时沈老师任浙江教育学院教育管理分院副院长，兼任省教育干训中心副主任。他一手帮我策划好方案，亲临开班典礼会场，并当这个本科班的班主任。我很感动，因为以他的身份会有人非议的，但是他不顾忌。这在当时的县城是个大新闻，也助了我大力。
我平时出差去杭州，常住芳草苑宾馆。沈老师家就在宾馆后边。我常到他家吃饭，他也常到宾馆叙旧。一次，我和瑞安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到杭州办事，因时间紧没联系谁，想不到在路上碰到沈老师。听说是我的领导，他晚上专门安排宴会。事后，他批评我说，“越是有外人在，越不能失了面子”。
2005年底，沈老师患病住院，动了大手术。我赶到杭州医院探望，他忘了病痛与我长谈教育。几个月后，我再去杭州探望，他已出院，但身体依然虚弱。当天晚上，他问我可否在杭州多住两天，说要介绍认识一位名人。第二天晚上，我如约去宾馆，与我会面的竟然是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顾先生说沈老师是他学生，反复请他抽空见见我。后来，我与顾先生联系也不多，但沈老师刻意的安排，让我深深感动。
如果说，求学期间老师的关怀更多的是责任，那么，沈老师对我毕业后的关怀，更多地体现为师者父母般的舐犊深情。学校是个小社会，从事教育常常要面对困扰，仅靠学问是不够的，还需教育技巧与人生智慧。感谢沈老师，既给我学问，又给我智慧。怕我迷茫于从商，引导我热爱教育；在我安逸于行政职位时，引导我放弃行政机关走近教育。特别是我初当校长那几年，常因碰到困难而焦虑，他那饱含智慧的话语总是让我顿悟。苏格拉底说，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痴迷于教育几十年，我常常怀想恩师的教诲，是他们那崇高的师德，点燃我教育理想的火把。
责任编辑 余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