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8年5•12之后,公益慈善成了这个社会的热点话题,仁富榜的发布也是应着这样的潮流所做的一个趋势性的判断。因为所拥有的财富,富人首先受到了社会关注,而我愿意更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论这个话题。
　　仁富榜只反映了富人贡献的一个方面。中国社会一个显著的观念转变就是从改革之初的“羡富”变成今天的“仇富”,但是,富人的慈善行为实际上却在增长。为什么富人群体做了更多的捐助却形象下降呢?这是因为,一些反市场的因素,比如通货膨胀、国进民退等,压制了老百姓的致富空间。过去羡富是因为大家都有致富的广阔空间,现在仇富则是因为致富空间变小,很多人直观上把自己的致富空间变小归结为富人的为富不仁,他们希望富人做出更多的贡献。
　　“中国仁富榜”把一些富人的慈善行为和他们的财富增长进行对比,有助于大家更好地了解富人的形象,化解仇富情绪。但是仁富榜反映的只是富人贡献的一个方面,即他们在慈善方面的贡献。实际上,仁富们在积累财富时,就已经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这样说的前提是,那些财富是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
　　仁富是市场自发生长的,而不是靠政府管出来的。仇富情绪让很多人呼吁政府多对富人进行管制,一些官员、学者拿着书本教诲富人说,亚当斯密不仅写了《国富论》,赞扬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写了《道德情操论》,来弥补市场的缺陷。实际上,这些人并没有认真地读这两本书。《道德情操论》写作于《国富论》之前,“看不见的手”已经包含了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在斯密看来,人类天然就有同情心。理性人假设和助人为乐并不矛盾,因为助人为乐本来就是人性的一部分,也可以看成一种交易。而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人类能更好地发挥同情心、帮助他人。慈善心本来就是人类天生就有的,不是官员、学者发明的,如果人类天生没有慈善心,那么政府也不可能管出慈善心来。
　　并不是只有富人才做慈善,穷人一样会做慈善,但是富人做慈善的能力的确要强很多。富人做慈善有两种目的:第一,满足自己的慈善心;第二,满足他人的慈善心。因为人类普遍存在的慈善心,富人会意识到,如果自己多做慈善,会改善自己的形象,赢得或者稳固客户的认可。不管是哪种目的,都是慈善。
　　那些號称要纠正市场缺陷的官员、学者,他们想做的事情会毁掉正在发育的市场慈善机制。他们想的是均贫富、多征税。
　　在对富人管制之下,富人不能根据自己的慈善偏好选择慈善行为,那么慈善就不再是一件发自内心的事,就不能提供心灵的满足,他们的慈善心就会受到压制,这会造成富人阶层乃至全社会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
　　重税均贫富只会造就一大批从政府开支中获取好处的官僚、学者,他们打着为穷人着想的名号,其实只是为自己谋取利益。
　　政府的慈善官员依靠的是拨款,他们只需要征税就能获得款项,因此他们很少考虑纳税人的慈善感受。他们只要做到表面上为穷人服务就行了,庞大的福利官僚机构浪费掉慈善资源的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能到穷人的手里。
　　但是富人做慈善,不管是出自内心的慈善心,还是为了树立形象,都需要真心地替穷人考虑。如果不真心替穷人考虑,他们要么无法满足自己的心灵需求,要么无法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因此,他们的效率比政府效率要高得多,他们比政府更爱穷人。
　　富人一般把善款交给专门的民间基金打理,这些民间基金之间存在着竞争,谁使用善款的效率高,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善款,竞争压力让它们不得不提高效率。并且,由于他们没有特权,因此会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他们用专业的慈善手段取代政府的官僚习气,这是穷人的福气。
　　仁富榜不仅应该以展示富人的慈善形象为己任,还应该理直气壮地为富人呐喊。只有富人的发展环境更好,仁富榜才能越来越辉煌,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才能提升。
　　人与人之间帮扶互助的仁富行为是建立在一种自发基础之上的内心行动的体现,而自然会有一种自发的规律在社会中间起着作用,但其中若是夹杂任何的强制、甚至是政府行为,都会使之变味变质,甚至走向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