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必须打破央行在全球经济管理中的独角戏地位，还其本来的职能定位
我
们今天面临的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运行所从未遇到过的多重矛盾集合的复杂时代。“新常态”首倡者、奥巴马经济顾问埃里安在他的《负利率时代》一书中，开篇就给出了一个十分紧迫的信号。纵观全书，作者结合近年来复杂的全球大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货币政策的新视野。
我们正处在一个T字路口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实体经济与金融机构原有的良好关系一直处于难以修复的状态。金融危机发生后，大国的央行都在通过前所未有的试验性举措，努力维系经济的稳定，同时也承受了巨大的风险。但作者说，企图仅仅依靠央行的力量实现增加稳定工作职位、控制通货膨胀、保持金融稳定，央行是力不从心的。在央行备感压力的同时，货币政策企图独立地稳定经济，势必引起人们的巨大质疑。我们已经站在一个T字路口上，一条是通往恢复高包容性增长的道路，另一条路则面临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的高失业和全球经济的不稳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力量正威胁着由央行的货币政策继续抑制市场波动带来的长期低增长均衡的一致性基线，这种配置格局将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并且也将难以维持。
央行究竟应该干什么？各国央行历来都是沉稳和控制从严货币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但全球金融危机后，它们却走上前台，转向了对经济的全面干预，想通过这一过程，把世界从动荡的大萧条中拯救出来。而在经历了这个阶段后，央行拥有了越来越大的自主权，从一个基本隐形的机构，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经济的唯一主导者。在全书的多个环节，作者对此表现出极大的不安。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实行负利率和其他非常规性货币政策，央行的决策行为早早地超出了货币政策所能干预的范围。很明显，任何操作上的错误，其结果必然导致全面的经济波动。其实，在埃里安看来，在最基本的操作面，央行的职责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货币流通的价格和数量。直接控制方式是调整银行利率及其信贷总额，间接控制则是影响整个系统风险偏好和总体金融情况。也就是说，在经济运行中，银行仅仅是也必须是按其稳妥的货币政策防范金融领域所可能出现的风险，或为特定的宏观经济目标管理国家货币以及货币供给。但是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直接通过议会为央行制定宏观目标，随后就放任它们自己去选择工具来实现目标，使央行走上规避经济和政治风险的主导者地位。很明显，这本身就孕育着可能出现的综合调控缺位风险。
埃里安将《负利率时代》的副标题定为“货币为什么买不到增长”，在笔者看来是寓意着要结合更广阔的社会变化大背景，来深刻地分析世界如何成功迈过T字路口。首先作者分析了当前世界普遍面临的十大问题，涉及增长动力不足、失业与不平等、诚信丧失、政治失灵、地缘政治紧张、系统性风险等方面，这是央行职能无论如何也难以去操控的。十大挑战的相互作用可以给经济、社会和政治带来巨大而持久的破坏，增加政策全面瘫痪的风险。怎么办？作者提出了经济学家处理极其复杂问题的“简约型方程式”，拿出了一套可操作变量。
变量之一，认真对待包容性经济增长。针对央行目前的重负，要把拒绝金融工程作为增长战略，回归到经济繁荣的基本组成中；单一的货币买不到增長，但与货币供给紧密相关的结构性改革却是十分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究竟什么创造并维持了经济增长？是给定的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灵活性结构的综合效应，是它们在促进经济复苏，帮助各国在适应长期性技术变化和全球市场力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与中国当前重点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出一辙。
变量之二，解决好供给与消费意愿匹配的问题。这本质上仍然是结构性的问题。不同的是，作者关注针对央行的目前状况，提出用什么样的政策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谈到了财政税收的作用。财政政策在供给结构领域的作用是关键性的，要反思引起过度僵化及紧缩的方法，反思低估财政负乘数效应的规模以及对更大的政策回应的需要，即财政所释放的经济活力导致了总需求量不对等的大规模减少。其次，他站在全球角度谈到区域一体化。他说，希腊的案例使人们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在大区域内的财政转移支付必须具有一系列严格的措施来确保资金是支持而绝非取代结构性改革。
变量之三，有效消除债务负担。这几乎是一个涉及全球化的问题。不处理过度持续的债务，它们就会耗尽生产力能量并阻碍新的投资，当然会阻碍经济的边际增长。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埃里安提出四种方式：一是通过经济高速增长来实现，目前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具备这个条件；二是通过人为低利率来实现，但这会带来很大的间接损害以及非预期的后果，这种策略要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尚需时日；三是单方面的违约，俄罗斯和阿根廷的尝试足以证明这并非灵丹妙药；四是有序债务和减轻偿债负担，即通过对债务的结构性调整重组，使债务人能平衡即期、短期债务，同时也有能力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为未来偿债能力的形成奠定基础和恢复经济发展的能力。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即必须打破央行在全球经济管理中的独角戏地位，还其本来的职能定位。经济增长的动力绝非单一要素的作用，在任何时候，其动力体系都是由包括金融在内的科学的宏观调控、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创新技术的不断繁荣以及劳动力素质提升等因素所构成的。
（作者为经济学者）
我
们今天面临的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运行所从未遇到过的多重矛盾集合的复杂时代。“新常态”首倡者、奥巴马经济顾问埃里安在他的《负利率时代》一书中，开篇就给出了一个十分紧迫的信号。纵观全书，作者结合近年来复杂的全球大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货币政策的新视野。
我们正处在一个T字路口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实体经济与金融机构原有的良好关系一直处于难以修复的状态。金融危机发生后，大国的央行都在通过前所未有的试验性举措，努力维系经济的稳定，同时也承受了巨大的风险。但作者说，企图仅仅依靠央行的力量实现增加稳定工作职位、控制通货膨胀、保持金融稳定，央行是力不从心的。在央行备感压力的同时，货币政策企图独立地稳定经济，势必引起人们的巨大质疑。我们已经站在一个T字路口上，一条是通往恢复高包容性增长的道路，另一条路则面临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的高失业和全球经济的不稳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力量正威胁着由央行的货币政策继续抑制市场波动带来的长期低增长均衡的一致性基线，这种配置格局将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并且也将难以维持。
央行究竟应该干什么？各国央行历来都是沉稳和控制从严货币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但全球金融危机后，它们却走上前台，转向了对经济的全面干预，想通过这一过程，把世界从动荡的大萧条中拯救出来。而在经历了这个阶段后，央行拥有了越来越大的自主权，从一个基本隐形的机构，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经济的唯一主导者。在全书的多个环节，作者对此表现出极大的不安。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实行负利率和其他非常规性货币政策，央行的决策行为早早地超出了货币政策所能干预的范围。很明显，任何操作上的错误，其结果必然导致全面的经济波动。其实，在埃里安看来，在最基本的操作面，央行的职责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货币流通的价格和数量。直接控制方式是调整银行利率及其信贷总额，间接控制则是影响整个系统风险偏好和总体金融情况。也就是说，在经济运行中，银行仅仅是也必须是按其稳妥的货币政策防范金融领域所可能出现的风险，或为特定的宏观经济目标管理国家货币以及货币供给。但是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直接通过议会为央行制定宏观目标，随后就放任它们自己去选择工具来实现目标，使央行走上规避经济和政治风险的主导者地位。很明显，这本身就孕育着可能出现的综合调控缺位风险。
埃里安将《负利率时代》的副标题定为“货币为什么买不到增长”，在笔者看来是寓意着要结合更广阔的社会变化大背景，来深刻地分析世界如何成功迈过T字路口。首先作者分析了当前世界普遍面临的十大问题，涉及增长动力不足、失业与不平等、诚信丧失、政治失灵、地缘政治紧张、系统性风险等方面，这是央行职能无论如何也难以去操控的。十大挑战的相互作用可以给经济、社会和政治带来巨大而持久的破坏，增加政策全面瘫痪的风险。怎么办？作者提出了经济学家处理极其复杂问题的“简约型方程式”，拿出了一套可操作变量。
变量之一，认真对待包容性经济增长。针对央行目前的重负，要把拒绝金融工程作为增长战略，回归到经济繁荣的基本组成中；单一的货币买不到增長，但与货币供给紧密相关的结构性改革却是十分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究竟什么创造并维持了经济增长？是给定的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灵活性结构的综合效应，是它们在促进经济复苏，帮助各国在适应长期性技术变化和全球市场力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与中国当前重点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出一辙。
变量之二，解决好供给与消费意愿匹配的问题。这本质上仍然是结构性的问题。不同的是，作者关注针对央行的目前状况，提出用什么样的政策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谈到了财政税收的作用。财政政策在供给结构领域的作用是关键性的，要反思引起过度僵化及紧缩的方法，反思低估财政负乘数效应的规模以及对更大的政策回应的需要，即财政所释放的经济活力导致了总需求量不对等的大规模减少。其次，他站在全球角度谈到区域一体化。他说，希腊的案例使人们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在大区域内的财政转移支付必须具有一系列严格的措施来确保资金是支持而绝非取代结构性改革。
变量之三，有效消除债务负担。这几乎是一个涉及全球化的问题。不处理过度持续的债务，它们就会耗尽生产力能量并阻碍新的投资，当然会阻碍经济的边际增长。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埃里安提出四种方式：一是通过经济高速增长来实现，目前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具备这个条件；二是通过人为低利率来实现，但这会带来很大的间接损害以及非预期的后果，这种策略要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尚需时日；三是单方面的违约，俄罗斯和阿根廷的尝试足以证明这并非灵丹妙药；四是有序债务和减轻偿债负担，即通过对债务的结构性调整重组，使债务人能平衡即期、短期债务，同时也有能力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为未来偿债能力的形成奠定基础和恢复经济发展的能力。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即必须打破央行在全球经济管理中的独角戏地位，还其本来的职能定位。经济增长的动力绝非单一要素的作用，在任何时候，其动力体系都是由包括金融在内的科学的宏观调控、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创新技术的不断繁荣以及劳动力素质提升等因素所构成的。
（作者为经济学者）